1 教皇保罗二世（1417-1471）

2 教皇约翰·保罗二世（1920-2005）

意大利教士皮埃特罗·巴尔博（1417.2.23-1471.7.26在世）。他是出生于威尼斯的教皇尤金四世的外甥，在庇护二世死后获得宗座继承权，名号保罗二世（1464-1471在位）。因为在罗马建立了美轮美奂的威尼斯宫而留名千古。他是个老好人，与康士坦斯大公会议以后的及与他以前的五位教皇相比，他就显得平庸多了。入主教廷开始就宣布有关高级神职人员候选人操行标准的规定。这个文件对后代教皇有参考价值，但并无约束力。

法兰西国王查理七世，1438年在议会审议巴塞尔会议文件后，发布布尔日国是诏书，又一次认定宗教会议高于教皇。依据此项规定，高卢教派享有若干自由权，教皇的权利应受限制。诏书特别规定高级神职人员缺席，由法兰西国王提出候选人填补。保罗二世对此很有异议，多次发表言论，进行抨击。羽毛丰满的法兰西君主，对他置若罔闻，我行我素，致使致使教廷与后来当政的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一关系恶化。

波希米亚教会与胡四派发生教义争论，保罗二世即予注意，还直接介入斗争。当地罗马派组成邦联，反对同情胡斯派的波希米亚国王乔治。保罗二世支持这个邦联，宣布革除乔治教籍，并予以废黜。保罗二世还敦促匈牙利国王马加什一世向他宣战，到1469年马加什一世已经占领波希米亚广大地区，保罗二世为他加冕称波希米亚国王。

土耳其征服拜占庭帝国后，虎视西方，成了对基督教世界的一大威胁。保罗二世登位，就开始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三世商谈组织十字军进行反击。因为各有打算，尽管接触频繁，愿望强烈，但终究没有变成行动。

从他担任教皇开始，教廷内增加了世俗的气氛，在他以后的承继者任内，这种世俗化的倾化几乎使教廷和整个教会濒临毁灭。他本人对人文运动不太热心，教皇尼古拉五世时的波卡诺事件给他的印象还很深刻。他认为过分地强调古典时代的外教文艺，对基督信仰可能有不利影响，同时，他也看到了过去的历代教皇所引进的学者当中，有些人不仅是思想有问题，连他们的私生活也不尽合乎教会的原则。而实际上，当时的教廷里面和罗马学院里的不少学者，也太嚣张，太不满现实了，这就证实了保罗二世的忧虑不是多余的。学者中的柏拉底那和赖多斯等人，不只崇拜罗马共和时代的文艺，而且还以恢复各种古代的宗教仪式为己任。他们显然想建立一个宗教大综合来代替耶稣基督的宗教。赖多斯甚且还自称为大司祭，同时他们还经常地歌颂罗马的共和政体，当时的罗马人已经经验过像哥拉黎恩吉之类的革命，或者之后的波卡诺事件，对他们来说，这些学者的言论很可能会产生很不良的政治后果。事实也果真如此，柏拉底那和赖多斯也真的正在酝酿政变，企图推翻教皇的政权，达到他们的政治改革目的。

教皇保罗二世先发制人，下令封闭罗马学院，并且把柏拉底那、赖加斯等领袖人物逮捕下狱。虽然后来问题圆满解决，保罗二世却落了一个“反人文运动”的恶名，柏拉底那所写的教皇传，对保罗二世的批评，始终强调保罗二世是一位反人文主义者，一直到近代，史学家才逐渐替教皇洗清了这个恶名。的确，保罗二世并不是一位人文学者，再加上教廷的经济拮据，他也未曾大力支持文艺，不过，他对传播文艺的印刷事业却相当注意。1466年，日耳曼的印刷专家孔拉德薛横汉和亚诺德巴拉兹来到了意大利，在苏比雅谷设立印刷厂，第二年，教皇保罗二世就曾邀请他们到罗马开设第二家印刷厂，又在梵蒂冈添设了出版部。他还对收藏古代的钱币碑刻很感兴趣，对后来的罗马博物院贡献不少。

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原名卡罗尔·沃伊蒂瓦，于1920年5月18日生于波兰克拉科夫市的瓦多维策。二次大战前在雅盖隆大学学习哲学。战时曾在采石场和化工厂做工，并学习神学。战后取得神父教职。1946 - 1948年在罗马学习神学。回国后在雅盖隆大学获神学博士学位。1958年被授予主教职位，任克拉科夫教区的大主教。1967年7月，被提升为红衣主教。1978年10月16日当选为罗马教廷第264任教皇，是457年来第一位非意大利籍教 皇。“不要害怕”（Be Not Afraid）是约翰－保罗二世的标志性口号，是他对于整个天主教徒、全世界人经常反复叮嘱的一句话。

统治历史

20世纪最具有矛盾性的教皇

◎ 统治历史

约翰－保罗二世 (John Paul II)首先对于稳定罗马教廷功不可没。他的前任约翰－保罗一世仅仅就任34天就谢世于自己的睡床，在这之前，保罗六世在其统治最后六年中郁郁寡欢而不问世事。就在罗马教廷的声望岌岌可危之际，约翰－保罗二世就任，为失落中的罗马指明了一个发展方向。只是这是很多美国人不甚同意的一个方向。很多美国人希望罗马教廷能够更灵活和开放，约翰－保罗二世并不愿意屈从于这样的期望，改变自己的主张，而他在教皇宝位上一坐即为27年。

美国的天主教徒人数高达6430万，教徒人数一直有所增长，是美国最大也最富有的宗教团体。约翰－保罗二世带给美国天主教的影响是双重的：他的个人魅力和对“生命文化（Culture of Life）”的信念激发了美国天主教徒的热情，深刻影响了美国天主教徒乃至美国整体主流社会的政治和社会价值观；另一方面，他统治下的罗马教廷保守而僵化，因为他将权力集中于罗马而使得美国的天主教会在最近几年危机四伏。

“不要害怕 (Be Not Afraid)”

这一句“不要害怕”（Be Not Afraid）是约翰－保罗二世的标志性口号，是他对于整个天主教徒、全世界人经常反复叮嘱的一句话。“不要害怕（Be Not Afraid）”也是约翰－保罗二世当选为教皇后所说的第一句话。

“这是他自己生活的一句总结，”美国《宗教和道德新闻周刊》的执行编辑金·劳顿（Kim Lawton）说，“这里是一个出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焦土之中的人，经过纳粹年代，看过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在共产党统治时期成为一名主教和红衣主教，然后成为450年里罗马第一位非意大利裔教皇。这是如此让人惊叹的事情，又是如此的负担。而近年来，他的健康不断恶化，这个强壮而精力充沛的人就在我们眼前变得虚弱不堪。在你眼睁睁地看着他挣扎的时候还在说‘不要害怕’，让这句话添加了一种新的意义。”

约翰－保罗二世在当选为教皇所说的第二句话是“如果我的意大利语讲得不好，请纠正我”。

约翰－保罗二世明显理解美国对于整个世界的巨大影响，因此他竭尽全力在美国，不仅在天主教徒中，也在非天主教徒中传播“生命文化论”这一思想理念。27年中，约翰－保罗二世一直努力在美国宣传其“生命文化论”，不惜在任内旅美七次。他的在1999年访美时一段话最好地解释了这一理念。他在提到美国社会的矛盾时称，这一矛盾是“肯定、珍惜和庆祝生命这一礼物的一群人同寻求宣称没有出生的、患绝症的、残疾人和其他被认为是‘无用’的一群人是在法律保护之外的另一群人”之间的矛盾。

功夫不负有心人，约翰－保罗二世在美国被深深敬仰，他1993年在丹佛市的世界青年日中征服了很多美国青年人的心，在他成为教皇的第二年，美国的《时代》杂志就曾以他的照片为封面，文章冠题以“约翰－保罗超级明星”。

“我认为教皇的性格对于很多国家的人民，不仅是天主教徒，而且非常具有吸引力。美国很多的长老教基督徒（Protestants）都因为教皇牢固的宗教信仰而对他非常敬仰。他们可能对教皇对崇拜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批评不以为然。但是这样一种某位世界领袖从宗教信仰角度出发评论天下万物的概念对美国人来讲非常具有吸引力，”美国公共电视台阿波奈提说。

约翰－保罗二世的“生命文化论”果然逐渐深入人心，在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关于妇女堕胎的问题重新成为竞选政治中的热门话题，波士顿甚至有几位主教走到台前，宣称支持妇女堕胎而信仰天主教的政治家不能接受圣餐。在天主教仪式里，非天主教徒才不能够接受圣餐。

“（美国的）天主教徒拥戴约翰－保罗二世，就象他们拥戴约翰·肯尼迪总统（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天主教总统，编者注）一样。一边同教皇感到个人的接近，一边看教皇用现代的媒介同教徒沟通，美国人忍不住想‘他听到我说的话了。他准备做我告诉他做的。或者他准备听我们的意见，进行改革。’但是事实不是这样，”吉布森说。

◎ 20世纪最具有矛盾性的教皇

当代最有影响的德国天主教神学家之一汉斯·库英克(Hans Küng)的结论－“保罗二世不是最伟大的教皇，而是20世纪最具有矛盾性的教皇”－其实是很中肯的评述。

“约翰－保罗二世 (John Paul II)是当时能跨越东西方的鸿沟的完美教皇人选来。他不仅是第一个非意大利裔的教皇，更重要的是他当时来自冷战‘铁幕’之后的共产党国家，”《即将到来的天主教会（The Coming CatholicChurch）》一书的作者大卫·吉布森（David Gibson）说。

约翰－保罗二世之下的罗马教廷对很多社会问题的立场有非常矛盾的地方。

美国宗教和道德新闻周刊的执行编辑金·劳顿（Kim Lawton）说：“你不能把约翰－保罗二世轻易地放在任何一个盒子里。传统的保守和自由派的划分并不适用于他，因为他的思想框架里兼收并蓄，全是基于他自己深深埋入心里的信仰之根。他反对堕胎和避孕，这是非常传统和非常保守的天主教信仰，但是他也主张给穷国免债，反对死刑……他反对伊拉克战争，特别强烈地反对布什政府……无论如何，他在美国一般人中的受欢迎程度让人猝不及防、难以理解。不过，你总是可以喜欢歌手，而未必喜欢歌手的某首歌。”

很多的美国人认为，目前的罗马教廷背叛了60年代初关于积极适应现代生活和回应普通大众而进行改革的承诺，美国的天主教会也私下里抱怨罗马教廷将各种决定权力集中在罗马，而使得美国的天主教会无法及时响应自己教区内信徒的心声，比如惩罚对儿童进行性虐待的神职人员。

美国神学家查理·克伦（Charles Curran）就因为其对罗马教廷禁止使用避孕手段的批评而被约翰－保罗二世逐出美国天主教大学，失去了教职。

除了近年来性丑闻所引发的信任危机之外，神职人员数目不断下降问题也在逐渐引发天主教在其它领域的重重危机。另外教会缺少一个框架更积极地接纳新移民。美国天主教教徒数目不断增长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外来移民中，尤其是西班牙裔和亚裔移民有不少是天主教徒。然而，缺乏人手而又不够灵活的天主教会对待信仰天主教的外来移民不够积极主动。

“参加弥撒的人数一直在减少，天主教神父和宗教领袖的数量也在逐渐减少。越来越多的普通教徒献身于教会工作，”普渡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吉姆·戴维森（Jim Davidson）说。他认为这一变化虽然是一件好事，但是也会改变传统天主教会的一些特征。

教会是在扩大，但是神父的数目在下降。在美国，天主教会中的修女数量更是锐减，这直接影响了曾经是天主教中坚事业的教育、医疗保健和其它福利机构，这些曾经是修女们主管的天主教扶助机构逐渐因为修女数量不足而逐渐被转移给一般信徒来掌管。

“我认为那些将自己完全奉献给天主教的人同那些只是有专业经验的人在扮演教育家、护士和福利事业工作者的角色上是有一定差距的……我们都拼命去做来缩小那差距，但是毋庸置疑，这是一个巨大的差距，而（美国的）天主教会还没有准备好如何来应付，”福坦莫宗教与文化中心的主任玛格丽特·斯坦菲尔斯（Margaret Steinfels）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