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拉·希特勒（1896年1月21日—1960年6月1日）门铃响了。一个24岁的年轻女子应声去开门，她一头浓密的黑发高高盘在头顶。今天并没有什么访客啊，她暗自奇怪。门打开了，站在她面前的年轻男人留着一小撮 短短的胡须，理着分头，头发剪得很短，发胶水把两边头发压得整整齐齐。这是谁呢？“他站在门口，我却一点没有认出他来。”她日后回忆当时的情景。这个年轻女子的名字叫保拉·希特勒，日历上的年份是1920年，门外的男人便是她的哥哥阿道夫·希特勒，他刚刚从慕尼黑来。

保拉·希特勒

被苛求的女孩

为钱争斗

爱的替代

哥哥的阴影

新的角色

保拉·希特勒

保拉·希特勒还是11岁的小女孩时，哥哥就从她身边消失了。13年来音讯全无。在1910至1911年间，保拉曾好几次写信给维也纳的哥哥，但她从未收到过回信，也没有任何人捎来哥哥的消息。所以，当这位比她大7岁的哥哥突然闯入她的生活，保拉无法控制自己的怨言：“我对他说，假如这些年来，身边有哥哥在的话，我的日子就会好过很多。可是他却回答：我自己也一无所有，拿什么来帮你呢？我之所以从未写信给你，就是因为我帮不了你什么忙。”

阿道夫·希特勒知道该怎么做才能让妹妹平静下来。他对妹妹大献殷勤，揣上钱包，带着妹妹进城去购物。保拉满心欢喜地穿上了哥哥掏钱买的漂亮新衣：“哥哥的这一举动让我难以忘怀。”

1896年1月21日，保拉·希特勒出生在希特勒家的哈费尔德农庄。是克拉拉·希特勒的第六个孩子。在保拉出生前，三个孩子，古斯塔夫、伊达和奥托已经夭亡。保拉4岁时，另一个哥哥埃德蒙也病死了。保拉出世时，58岁的父亲老阿罗伊斯已经退休一年，为了不至于虚度光阴，他开始钻研上了农活。

保拉上了勒沃丁的国民小学。她很用功，但功课一般。7岁时，父亲在酒馆里突然死亡，从此，她可依靠的只有母亲一个人了。其时，姐姐安吉拉已经离开家里，嫁给了林茨的公务员列奥·劳巴尔。所有人都看得出，在这个家里，母亲最宠爱的是保拉的哥哥阿道夫。克拉拉·希特勒偏袒儿子的一切，他的留级、他的懒惰，以及他异想天开要当画家的想法，她都给予原谅和袒护。阿道夫在辍学后也用不着替家里人分担家务，或者挣钱贴补家用。他不是东游西逛，就是在剧院里听歌剧消磨时间。而保拉这个小妹妹却要按母亲的要求，处处尊重这位阿道夫哥哥。

被苛求的女孩

保拉11岁的生日被坏消息笼罩。母亲克拉拉躺在医院里，刚刚经历了一次切除癌肿瘤的胸腔手术，但是体内的癌细胞已经转移。

1907年，希特勒一家离开了林茨那个四楼的寓所，搬到了多瑙河对岸乌尔法的一处住所。保拉眼睁睁地看着母亲的身体一天天衰弱下去。家中虽有“汉妮”姨妈帮忙照料，但母亲已经无法操持日常家务了。家务的重担也落到了小女孩的肩膀上。放学回家后，11岁的保拉得尽力帮着做饭打扫，而她18岁的哥哥阿道夫本应该体谅小妹妹在这个有重病号的家中所要应付的困难，但他满脑子只有自己那些计划。这年的9月初，哥哥阿道夫去了维也纳，那里的艺术学院在召唤他。

现在，兄弟姐妹中只剩下妹妹保拉独自在家，还有个驼背的姨妈相伴。姐姐安吉拉只是定期过来看望。保拉得给病重的母亲喂水，帮她擦干净额头，然后一筹莫展地看着因疼痛而缩成一团的母亲。当阿道夫从维也纳回到家中，克拉拉已经奄奄一息。做哥哥的突然戏剧性地过问起妹妹的教育来。“阿道夫翻了翻妹妹的作业簿，认为小保拉读书不够用功，辜负了母亲的期望。所以他拉过妹妹的手，带她到母亲的病榻前，让保拉把手递给母亲，向母亲郑重许诺，一定要勤奋学习，做一个好学生。”这算是阿道夫为他的小妹妹做的最后一件事。安葬母亲后，阿道夫和监护人约瑟夫·迈尔霍夫处理了遗产。保拉分到了一些家具。姐姐安吉拉把精神恍惚的保拉接到自己家中。然后阿道夫便直奔维也纳而去。

为钱争斗

保拉成了父母双亡的孤儿。她和哥哥阿道夫每月可领取政府50克朗的孤儿津贴，兄妹俩每年共600克朗，这笔钱一直可以领到24周岁。因为领取津贴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年轻的阿道夫便悄悄使诈，他牺牲了妹妹保拉的利益，为自己谋得了一半的津贴。首先，他在写给政府部门的信中做了手脚。他写道：

尊敬的保险储金会负责人！

两名申请人恳请发放属其名下的孤儿津贴金额。申请人的母亲，海关官员的遗孀已于1907年12月21日因病去世，因而申请人已成孤儿，而且双双都未成年，尚无能力养活自己。其中，申请人之一阿道夫·希特勒于1889年4月20日出生在布劳瑙，申请人保拉·希特勒于1898年1月21日出生在上奥地利兰姆巴赫地区的费舍汉姆。监护人是林茨地区勒沃丁的约瑟夫·迈尔霍夫先生。两名申请人均属林茨行政区管理。特此重复申请要求。

阿道夫·希特勒，保拉·希特勒

乌尔法，1908年2月10日

在这封信里，阿道夫隐瞒了妹妹的真实年龄，把保拉的出生年龄推后了两年，也就是说，保拉比实际年龄小了两岁。阿道夫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政府机关相信了这个虚报的出生年龄，那么他们就能多领两年的孤儿津贴。这封申请文件中还有一处弄虚作假的地方：阿道夫伪造了保拉的签名。两个名字明显都出自阿道夫一人之手。最终，政府机关识破了文件中的破绽，要求监护人重新写一份申请，才予以受理。

更为过分的是，阿道夫把孤儿津贴中的一半，也就是25克朗，收入自己囊中。根据奥地利工资法规定，孤儿津贴只发放给还在上学和职业培训期间的未成年人。阿道夫向政府部门和监护人信誓旦旦，表示将去维也纳攻读艺术学院。事实上，他从未被艺术学院录取过，也没有参加过其他职业培训。

这笔孤儿津贴对保拉却很重要，姐姐安吉拉可以用这笔钱来补贴家用。1910年，安吉拉丈夫亡故后，生活重担落在了安吉拉身上。她除了要抚养自己的三个孩子，即格丽、列奥和艾尔弗里德之外，还要照顾妹妹保拉。由于丈夫生前供职年数有限，所以安吉拉领到的寡妇抚恤金也少得可怜。安吉拉和监护人渐渐发现，阿道夫除了没去学手艺或者上艺术学院，其他什么五花八门的事都做了。50克朗的孤儿津贴理应归保拉所有。“25克朗是不够我生活的，”保拉说：“我的监护人发现，阿道夫在维也纳打工。”于是，保拉给维也纳的哥哥写了信。当然，她毫不奇怪没有得到任何回音。

友好的方式不起效果，安吉拉和监护人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他们找到了林茨市一家地区法院。阿道夫抢在法庭判定前主动提出放弃他那份孤儿津贴。法院于1911年5月4日向两兄妹的监护人迈尔霍夫发函，登记号为PV49/3-24，信函中说：“阿道夫·希特勒，居住地址维也纳第20区，梅德曼大街27号，目前以绘画为生。他已经向列奥帕德城区法院提出书面声明，表示他可以供养自己，另外，阿道夫的姨妈约翰娜·波尔兹尔给了他一笔数目可观的钱，用来资助他进修美术专业的计划，总之他比妹妹保拉受到更多的优待。所以从申请人阿道夫·希特勒的情况来看，每年共600克朗的孤儿津贴从现在起可以没有疑义地全部归到保拉·希特勒名下，用作其教育费用。”

保拉上了林茨的一所女子中学，之后又读了个商务培训的文凭，还学会了打字。她的职业目标是当一名秘书。姐姐安吉拉从1915年起在维也纳有了一份女学徒宿舍主管的职位，1920年又换到一家犹太人大学食堂，做厨房主管的美差。保拉也随姐姐来到维也纳，安吉拉帮着妹妹一起寻找工作。1920年，保拉已满24周岁，孤儿津贴停止发放。保拉找到了第一份工作，成了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在维也纳布拉特大街的联邦保险机构任职。这份工作保拉一直做到1930年。

爱的替代

保拉的生活中没有爱情，她一辈子都没有结婚，也从未和某个男友一起露面。

1920年，保拉和哥哥阿道夫重逢。一年后，兄妹俩再次见面。“我们一起去了林茨附近父母的墓地，”保拉说：“这是他的建议。然后我们在林茨告别。他回到慕尼黑，我回到了维也纳。”1923年，保拉第一次出国旅行，她去了慕尼黑看望哥哥。阿道夫·希特勒此时已经是慕尼黑的一个知名人物。他成了德国纳粹党的领袖，大权独揽。他如果在慕尼黑哪家啤酒馆露面，哪里就是一派人头攒动、热闹非凡的景象。纳粹党内活动的大笔开支，还有哥哥乘坐的豪华轿车等等，都让保拉感受到哥哥阿道夫所过的生活很富有。但阿道夫没有想过要把保拉留在慕尼黑，让她在纳粹党的某个办公机构帮忙，或者替他管理家务。保拉自己也没有这个想法。

后来，阿道夫·希特勒策划慕尼黑暴动事件失败，妹妹保拉只是通过奥地利的报纸关注此事。她也没有和姐姐安吉拉一样，去监狱看望阿道夫。兄妹俩只限于偶尔书信来往，或者寄张名信片。直到1929年，情况才有所改变。阿道夫让外甥女格丽代为通知，他要邀请全家人去纽伦堡参加纳粹党的党代会。格丽给家人寄了入场券。于是，所有人都来了：姐姐安吉拉带着她的另外两个孩子列奥和艾尔弗里德，哥哥阿罗伊斯和妻子海特以及儿子威廉·帕特里克，保拉以及老家林区的几位姨妈。这是20年来希特勒一家第一次家庭团聚。

希特勒这个姓氏在她的生命中砸的第一个窟窿是1930年8月2日，保拉被迫辞去了奥地利联邦保险机构的职务：“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了我哥哥是谁。”保拉失业了，没有任何收入。困境中，她不得不又去慕尼黑找阿道夫。“他表示十分理解我的处境，并向我保证，他将来会负责我的生活。”阿道夫用钱来解决问题：他自此每个月给保拉汇250马克生活费。1938年奥地利并入德国后，他每月给保拉的钱增加到了500马克。这笔钱虽然并不特别丰厚，但却超过当时一个普通工人的月收入。

保拉·希特勒的生活这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34岁的她不再有固定的工作。她成了一个没有职业的提前退休者。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她去世。她从维也纳舍恩伯格大街52号搬到了盖斯特豪夫大街26幢3号的一处寓所。她的生活自此完全依靠她的哥哥阿道夫。和从前一样，她还是很少见到他，一般一年见一次面，或者是在她去上萨尔茨山别墅住上一两个星期的时候，或者去慕尼黑和柏林参加庆典活动，去拜罗伊特看瓦格纳歌剧，或者去参加纳粹党的党代会等场合碰到哥哥。

除此之外，保拉只是通过报纸和电台了解阿道夫·希特勒的各种消息。通常，他每年会给她寄一张或两张名信片，写上几句不冷不热的问候，圣诞节的时候，偶尔给她寄一笔钱。曾经有一年圣诞，阿道夫给她寄了3000马克。

1936年，阿道夫·希特勒邀请他妹妹去观看加密什的冬季奥运会。兄妹俩在观看比赛的现场见了面。这年冬奥会在2月6日至16日举行，运动员在滑雪、速滑、花样滑冰、冰球和山坡冰道划撬项目上争夺金银铜牌。德国队拿到了三枚金牌、三枚银牌取得第二名，排在挪威之后。

比赛间隙，兄妹俩进行了私人谈话。希特勒提出了一个神秘的要求。他要保拉放弃希特勒姓氏，说是为了保证她的安全。她将改姓为“沃尔夫”，并且“要过绝对隐居的生活，这对我来说是道强制性的命令。自那以后，我就一直隐姓埋名地生活”，保拉回忆道。“沃尔夫”是20年代初期阿道夫·希特勒在政界奋斗时代使用的假名。还有同党战友送给他的一份礼物——他的第一条牧羊犬，也叫“沃尔夫”。阿道夫轻描淡写的几句话，就剥夺了保拉的姓氏和身份。此后的保拉得一直顶着一个陌生的名字生活，在公开场合她也不能表明自己是希特勒家人的身份。她作为元首妹妹的角色就这样突然中止了。她必须匿名生活，没有人会认识她。这对保拉是个打击。她申请了一本新的护照，上面写着她杜撰的出生日期：1896年11月21日，比她实际年龄要小10个月。

保拉和哥哥阿道夫见面的次数屈指可数：1938年，墨索里尼访问德国，兄妹俩在慕尼黑见面；1939年，在拜伊罗特；1940年，在柏林。之后她就只见过阿道夫一面了。“我最后一次见到我的哥哥阿道夫是1941年3月，在维也纳。”这次见面，保拉向哥哥表达了一个愿望：她只有维也纳的一个小公寓，她想在乡下买一栋房子。为此她需要一笔钱。希特勒给了她8000马克。保拉于是在林区老家附近梅克修道院北边一个叫魏滕的地方买下了一栋复式楼，由两小幢紧挨着的房子组成，还带一个相当大的花园。由她和表弟爱德华·施密特共同居住，产权证明上登记的是爱德华的名字。

二战期间，保拉有时住在维也纳，有时回老家住。哥哥阿道夫给她的钱足够生活。保拉也曾经去维也纳一家野战军医院做过一段文秘工作，希望能在后方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但她不久就放弃了，“因为身体状况而无法坚持”。随着年龄增长，保拉的病越来越多，她患有高血压、风湿痛，视力也严重下降。此外还有严重的情绪波动，直到她患上抑郁症。

现在，保拉和哥哥的联系只限于偶尔打电话或写信。阿道夫·希特勒会在过节时给她寄一些小礼物。写信的语气也都是冷淡客气的。1942年希特勒给保拉写了下面一封短信：

亲爱的保拉！

我生日时收到很多礼物。你可以品尝一下，希望这些食物都合你的胃口。

也许你可以把其中一些食品分送给弗里德的孩子们。那块肉香肠，是西班牙的一个代表处送来的，当地检疫也许不是很严格，所以你吃前最好煮一下或者煎透。

致以衷心的问候。

这就是这位独裁者哥哥给妹妹写的信。他寄给她的礼物实际上是些挑剩下的东西，几乎就是垃圾。没有一样是阿道夫自己挑选或出钱购买的礼物。而且，就这些东西，保拉还得分给姐姐安吉拉的女儿艾尔弗里德的孩子们。保拉不知情的是：希特勒把肉香肠分作了三份，姐姐安吉拉和艾娃·布劳恩的父母各得一份。附给保拉的信和写给他们的毫无二致。希特勒不愿花费时间分别写信问候。姐妹们对他而言无足轻重。

哥哥的阴影

战争快结束之前，阿道夫·希特勒意识到败局已定，末日即将降临。他打算把妹妹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此时，苏联军队步步逼近，已经距离保拉和她的女友——女教师格蕾特·鲍尔居住的魏滕不到100公里的地方。绝望的保拉正把一些私人文件、一台打字机、三袋子衣物藏到魏滕家中的阁楼和屋外的蜂窝里。但后来这些物品还是被苏联士兵发现。

希特勒委托马丁·波尔曼去救保拉。1945年4月中旬，马丁派的两个人坐着梅塞德斯车来到保拉在魏滕的家。“一个司机走进屋里，告诉我，他的任务是把我带到上萨尔茨山。两小时后就得离开这里。我很吃惊，因为我根本没想到会这样。我说，两小时内我无论如何都收拾不完……他们同意了第二天早晨再走。”保拉回忆道。她急急忙忙地整理行装。4月14日，她被带到了贝希特加腾，她的行李被放在了纳粹党内部旅馆“贝希特加腾饭店”里，然后她又被带到附近弗德布兰特的底特里希·艾克哈特府上。1923年，希特勒曾经在这座房子里拜访过他的那位诗人朋友。没有人认出保拉·沃尔夫来。

柏林的阿道夫·希特勒派了他的私人助理绍布前来探望，绍布于1946年4月26日到达贝希特加腾。于是，在“贝希特加腾饭店”有了一次三人会面：绍布，保拉，出人意料的还有从德累斯顿被带来此地的姐姐安吉拉。对保拉来说，还有一个更大的意外：绍布从他行李中取出10万马克现金，交给姐妹俩，这是阿道夫的安排。这笔巨款加上姐妹俩另存在贝希特加腾抵押贴现银行的一笔1万马克的存款，可能在1945年5月初被进入贝希特加腾的美国军队没收了。保拉存放在旅馆的行李也落入了美国兵手中。保拉继续躲藏在海拔1070米的一处山区农家住宅里。“我的一日三餐都在自己的房间里吃，和其他人没有什么接触，我不认识那座宅子里任何一个人。”保拉的身边只留下一个衣箱。美国人发现了保拉的藏身处，审讯了她好几次，但他们没有查出保拉·希特勒个人有什么罪行，她也没有加入过纳粹党，尽管保拉在审讯时坚持说：“关于集中营里发生的罪行，我不相信是我哥哥发布的命令，也许他根本不知道那里发生的罪恶。”美国军队命令保拉必须呆在山上，不能外出，这算是对她的一种较为温和的软禁处罚。1945年，保拉被允许搬到阿尔卑斯山区的弗德布兰特居住。

新的角色

贝希特加腾和周围的山将成为保拉度过人生最后阶段的地方，这片土地也是她哥哥的第二故乡。在这里，保拉给自己的角色赋予了一个新的定义：过去在纳粹年代，她不被允许以希特勒家族成员的身份生活，而现在的她却是阿道夫·希特勒唯一一个活着的至亲，是“元首的妹妹”。

她的经济状况十分窘迫。她靠朋友熟人的接济过活，常常抱怨过去的好时光一去不返。“锦衣美食的年代过去了，遥远得像一个梦。”各种费用让她叫苦不迭：“虽然房间的租金已经打折，但我一听这个价就不愿支付，我更不愿靠赊账过活，这种日子实在没什么意思。”她租了一个小房间，里面有一个柜子、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张床和一个晾衣架。她在1949年3月写给一个熟人的信中说道：“由于情况变化，我从家里带来的衣物如今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件。它们现在看上去又过时、又破旧，让我根本提不起兴致去外面走走。我没钱来重新拾掇自己的外表……从我这最后几行字中您不难看出我抑郁的心情。”1948年，保拉申请国家生活补贴，但被受理法院拒绝。直到很久以后，保拉才得到了一笔生活补助金。

1960年6月1日早上8点半，保拉死于心脏病，也许对生活的长期不满也是导致了她过早去世的原因之一。她生命中最后几个星期是在贝希特加腾附近舍瑙尔她的朋友玛利亚·芮特家度过的，玛丽亚曾是阿道夫·希特勒20年代的女友和情人。给保拉做治疗的医生格尔特·布拉特克回忆说：“她明显早衰。她当时才不到60岁，看上去却像80岁了。”在圣灵降临节的星期六，保拉·希特勒下葬于舍瑙尔的一处新公墓。100个参加葬礼的人当中，没有人发表讲话，也没有神职人员发言。正如保拉·希特勒生前的默默无闻一样，她的离去也是悄无声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