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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名言“朕即国家”（l’etat, c’est moi）。代表这时法国正处于绝对君主时代。

路易十四执政的54年中（1661-1715），把国王的权力发展到了顶峰。在政治上他崇尚王权至上，“朕即国家”，并且用“君权神授”来为王权至上制造理论依据。“朕即国家”的含义有两个：一是皇帝拥有这个国家，皇帝是国家范围内一切财产和权力的最终拥有者，尽管臣民的财产可以买卖，但臣民的财产处分权仅来自皇权的默认和授予，皇帝只要愿意可以任何方式剥夺臣民这一权利，宰相及官僚系统的权力都来自于皇权的授予。二是皇帝代表这个国家，皇帝是整个国家的象征，皇帝的形象代表国家的形象，皇帝的意志代表国家的意志。三是皇帝的家族之命运即国家之命运，皇家灭亡即国家灭亡，皇家富有即国家富有，臣民必须承担保证皇家永远兴旺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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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路易十四甚是自大，自称是“太阳王”。他有句名言，中文一般译为：“朕即国家”。但这句话的翻译却有点“自作多情”：（1）法语似乎没有“朕”这个词。（2）路易十四作为一个“king”是没有资格自称“朕”的，他应该说“寡人即国家”才对，称“朕”的应是拿破仑。（3）有一位翻译家指出，路易十四的法语发音是法国一种较“土”的方言，而不是“巴黎音”，故此话应译作：“饿就是国家”或“俺就是国家”才真切。

但路易十四一定同意“朕即国家”的，什么“饿”呀、“俺”呀，对于一位国王，不是太滑稽了吗？王之威严何在？但这四个字的含义可不简单，微妙的很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和“朕即国家”不是一回事吗？不是的。前者强调的是“王”对于国家的合法占有，是极易使人反感的：凭什么我们的“土”都是“王土”，我们都是“王臣”啊？而后者说“朕”和国家是一回事，换言之，“朕”是个八爪大章鱼，是台超级电脑，，是旗帜、舵手、领袖、主教、董事长、总司令、法官、检察官、警察、学者、艺术家、老师、父亲、兄长的集合体。“朕即国家”强调的是“朕”和国家的高度融合，“朕”对于国家的极端重要性以及“朕”对于国家负有的重大“义务”。

中国与此最为近似的观点表达，首推曹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当时曹丞相外有孙权、刘备捣乱，内有“拥汉派”造他的谣，说他想篡位（他是想篡位，可当时并没想。），于是急忙忙出来辩解，遂有此文。曹操写诗作文，气魄大，有话直说，鲁迅先生和毛主席都喜欢他的文风。此文分两部分，前一部分说，自己不过出来混混，没什么野心，没想到运气好，竟然“遂平天下”（吴、蜀算外国，不在“天下”范围之内。）。自己呢，“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矣。”绝没有“不逊之志“。并且表功到道：“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后一部分大谈自己对于汉朝的感情，明“以小事大“的可能性。那么，把权交给汉献帝不就得了？看着啊，理由来了：“然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归就武平侯国，实不可也。何者？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此所不得为也。”怎么样，“己败则国家倾危”，这不是“朕即国家”的最好注解吗？有人说曹操此文多“英雄欺人之语”，可我以为，曹操实有“朕即国家”的情结，他真就这么想的。不但他，秦皇汉武、康熙爷、乾隆爷，乃至希特勒、裕仁都是这么想的。比如希特勒遇刺受伤后就暴跳如雷，他是真生气：你们不是在谋杀我，你们是在谋杀德意志！

不但帝王、权臣、独裁者有此情结，中国的“士”也有此情结：“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安石须起，要苏天下苍生”，比比皆是。京剧《萧何月下追韩信》也唱道：“将军那！不念萧何念生灵！”仿佛公鸡不叫，太阳就升不起来；没有鸡蛋，就做不成槽子糕；没谁地球就不转了。

吾之民族，亦有此情结。当初毛主席逝世时，多少人哭得像泪人儿似的：“毛主席死了，这以后可怎么办那？”

“朕即国家”：“假公济私”之典范，“强盗逻辑”之极致。路易十四！我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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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即国家”与“国家即朕”是一回事

法国的路易十四说：“朕即国家”。这应该是专制统治者最言简意赅的宣言。想来，路易十四定是中国历代专制统治者的知音。对这一点，中国的专制统治者都不需明言。不仅专制统治者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臣民也心服口服。“朕即国家”的中国式表述就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如果路易十四了解到他的中国同类，肯定会羡慕万分。在传统中国，根本不需要专制统治者自己来对权力进行宣示，自然有一大邦臣民极力维护。遇上正德皇帝这样的主，叵不将自己的江山与权力当回事，就会有忠臣纷纷规谏道，皇帝就要有皇帝的样儿。

所以，“朕即国家”在传统中国是个深入人心的共识。过去，中国人推崇“忠君报国”，就是出于认同“朕即国家”这样一种观念。“报国”必须要以“忠君”为前提，如果不“忠君”，就谈不上报国，因为国家是属于君王的。或许有人要为此辩解，说“忠君”是指忠于明君，而不是忠于昏君与暴君。如孟子所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确实如此，儒家的“忠君”肯定是指忠于明君仁君。不能理解为还包括忠于昏君与暴君。但关键在于，臣民总得忠于一个君，诛此暴君则必立另一仁君，诛彼昏君则必寻另一明君。凡正，中国人不能生活在没有专制统治者的“真空状态”中，不然就会有无止尽的相互残杀。所谓“国不可一日无君”也！

那么，自辛亥革命后的近现代中国人，看起来似乎抛弃了“朕即国家”这样一种政治意识。无论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都宣称国家是属于全体人民的，而不归属于最高统治者一人所有。相应的，“忠君”就转化为忠于国家。但国家是一个庞大的集合体，得有健全的民主机制来保证人民的利益。如果没有的话，国家就必然被盗用，变成“国家即朕”。

波兰学者莱塞克·科拉科夫斯基在对马列主义的批判中认为，正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先锋队的思想并把自己的理论看作是工人阶级意识的表现，与列宁据此提出的“必须把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从外部灌输到自发的工人运动中去”的思想，导致了马列主义认为，党的确比社会更了解社会的愿望，利益和思想。那么，“一旦党的精神依附于某个领导人，我们就获得了一个最高公式：真理=无产阶级意识=马克思主义=党的意识形态=党的领导人的思想=他的决策。”

昔宋有狙公者，对猕猴言：“给你们橡粟，朝三而暮四，足乎？”众猕猴皆怒。转而曰：朝四而暮三，足乎？”众猕猴皆伏而喜。

“朕即国家”与“国家即朕”亦复如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