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年记事

辛亥革命后到20世纪结束，中国可以算一个大师辈出的年代。各个学术领域，各行各业，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从教育到实业，从音乐到绘画，一群闪亮的名字留在中国近代的历史上。他们伴随了中国从衰弱到重新振奋的历史过程，并将国家命运与自己的事业紧紧相伴。然而，随着20世纪的结束，随着21世纪的到来，那个曾经大师辈出的年代似乎离我们远去了。如今的人们似乎只能仰望这100年来如群星般的大师们，看着他们日益远去的身影，对我们身处的今天打下一个问号：大师辈出的年代还会到来吗？

只要稍微翻一下不远的历史，就会看到无数被载入史册的名字：梁启超、蔡元培、王国维、陈寅恪、鲁迅、丰子恺、梁漱溟、马寅初、张元济、徐悲鸿、黎锦晖、胡适、华罗庚、竺可桢、李四光、焦菊隐，等等。在他们这些大师的身上，有什么共同的特征？有什么共同的机缘，促使了这批各行各业的大师，在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潮水般地出现，至今仍然照耀我们的天空？对于今天来说，远去的大师群像留给了我们和未来一些什么秘密？

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大师群体性出现的首要原因，是因为历史的巨变，中国处在一个重大的历史变革期。一个巨大的历史挫败，既是危机也是机遇，给予各行各业的大师们一个从头开始的契机，重建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文化价值和学术传统。因此，大师辈出的年代首先是历史赋予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其次，留驻史册的大师们在这个历史性的巨大变革面前，无一例外地表现出自觉的责任感，他们都把自己的事业与国家命运紧紧结合在一起，都热切希望用自己的知识，尽快改变国家落后的命运。像华罗庚那样一生读书研究不止，成为世界一流数学家的大师，仅仅只有一个初中文凭。华罗庚说：我从来不为文凭读书。

所有的大师们，之所以能够成为大师，除了强烈的使命感和卓越的事业成就外，还有一个共同的突出之处，就是他们崇高的道德感和令人钦佩的人格。这不是巧合，而是一个必然。由于近一百年来历史的风云变幻，上述大师们，几乎个个生活坎坷、命运多舛。但是，他们都不屈不饶，从不放弃对自己的道德自律，自然而然地要求自己成为光明磊落、问心无愧的正人君子。因为，几乎他们每一个人都受到中国传统的影响和熏陶，在他们的血液中，天生遗传了中国传统优雅而高贵的道德力量。这一点，正是今天所缺乏的。大师之所以能成为大师，道德力量永远不可或缺。

此外，所有的大师们都不排斥、不放弃对西方学术文化的学习和借鉴。被称为“国粹”的梅兰芳艺术，也吸收和借鉴了很多西方戏剧艺术的内容。他们中的有些人是在年轻的时候就留学西方，有些是到了四、五十岁才去西方学习。但是，他们在对待西方文化的拿来主义态度上，都注重结合中国的社会现实。虽然他们中的有些人也曾经极端地奉行过全盘西化的方针，但最终都改变了。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先生是一个典型。甲午战争失败后，张伯苓离开北洋水师，开始从事教育。张伯苓对教育的贡献之一是，全面引进了西方的体育。张伯苓先生创办南开大学之初，他要求学校全部用英语教材、用英语教学。后来张伯苓改变了这一做法，转而强调教育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要“知中国，服务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