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莱里，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重要任务，1755年他发表了《自然法典》，因此成为当时最有独到见解的社会思想家。18世纪是一个启蒙的世纪，它无条件的继承了理性的17世纪的思想、文化遗产：一系列科学、思想和研究方法，加上一个“的确存在”的上帝——他是宇宙秩序的制定者和最终保障者。在英国，自然神论者开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胆大包天的世纪”，人们对所有的教条和所有公认的观点提出质疑。这让法国的启蒙注意思想家们在上帝与自然之间游移不定，他们梦寐以求的是发现一个简单法则，即一个归纳概括一切现象的终极真理。《自然法典》便是莫莱里发现的“简单法则”之一。他认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一样，存在着一种永恒不变的“自然法律”，理性的任务在于考察和分析现象本身的过程，从中寻找自然界的规律，并集中整理，使之连贯起来成为法律。

在我们的认识中，社会关系和政治规则已经是复杂而又非常系统的东西，但事情的规则往往比我们苦心编织的理论简单。世界是一张大饭桌，桌上准备了全体进餐者需要的一切，饭桌上的菜肴有时属于所有人，因为大家都在饥饿状态；有时又只属于某几个人，因为其余的人已经吃饱了。因而，任何人都不是世界的绝对主宰者，无人有权要求自己这样做。

最初没有人有观念和倾向。在自己生命的第一刹那，他的意识处在完全空白的状态，对于自身的存在也是如此。中止这种感觉的动力是一种与动物相同的盲目感。自身的需求让人慢慢苏醒，这种需求是他关心自我的发展。他从最初它所关心的事物中获得自己的观念雏形。

在自然界精确设计下，已开始我们的需求和力量的增长相匹配，之后再为我们剩下的生活部分确定需求数量时，他又使需求总是稍微超过能力的限度。

如果人们能够轻而易举的满足自己的需求，那么他在每次获得满足之后就会回复到自己最初的空白状态，而新的需求刺激出现后，他又才会再次摆脱这种状态；如果需求可以轻易得到满足，那么他也就无需有超越动物本能的智慧，这时人的社会性就与动物无异。

但是最高智慧的目的并非如此，它向将人类设计成为一个聪慧的整体，这个整体凭借简单而奇妙的结构自行组建起来；它的各个部分以为组成这个最美的结合体而准备就绪。某些轻微的障碍不但不会妨碍人们的这种趋势，反而会强烈的激发他们结合在一起：当彼此分开后，人们是物理、较弱和敏感的个体，能使他们得到满足的物体，由于距离他们还很遥远而引发的愿望和不安，必然会增加个体间的道德引力。

这就是自然给我们的规律，我们可以同意：自然界已把一切会使我们变得更美好和幸福的事物摆在我们面前，安排在我们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