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秉德，是周恩来侄女，沈钧儒的长孙媳。周秉德是周恩来三弟最大的女儿，自12岁住进中南海，周秉德在周恩来身边生活了十余年。周恩来夫妇无嗣，周秉德因此成为与周恩来关系最密切的晚辈。周秉德曾任中新社副社长、全国政协委员。

中文名：周秉德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哈尔滨

出生日期：1937年

职业：政协委员

信仰：共产主义

主要成就：曾任中新社副社长、全国政协委员

伯父：周恩来

父亲：周恩寿

出生哈尔滨

初进中南海

从小坐公交

最深的记忆

伯父周总理

忆伯父去世

不求名与利

离职老太太

回忆中南海

出生哈尔滨

周秉德，是周恩来之弟周恩寿6个子女中的老大，是周恩来的嫡长侄女，1937年出生在哈尔滨，是周家直系4代人中出生的第一位千金。

周家一直是男丁兴旺，女性稀少。以周恩来这一支而言，祖父亲兄弟5人，没有女性；父辈亲兄弟4人，又没有女性；到了周恩来自己这一辈是亲兄弟3人，还是没有女性。所以，周秉德就是周家直系4代人中出生的第一位千金。因此，她的降生，使整个周家的人都十分高兴。周恩来的四伯母杨氏居住天津，还特意请人帮她写信到哈尔滨，表示对这位孙女降临人间的祝贺；周恩来的二弟周恩溥为这位侄女的出生写下了“吾家添丁，周门大喜”八个字；周恩寿还特意跑到吉林，找时任吉林省教育厅长、也是周恩来南开的同学帮女儿起名字。这位厅长再三考虑，截取了屈原的作品《橘颂》辞里的“秉德无私，参天地兮”中的两个字作为她的名字。可以说，她是当时周家人的掌上明珠。

随着东三省的沦陷，父亲周同宇（周恩寿）带领全家搬到了天津。1949年6月，新中国成立之际，12岁的周秉德随父母来到了首都北京，来到了开国总理、也是她亲伯伯的周恩来身边。

因为新中国刚诞生时，经济上还非常困难，所以，上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下到一般基层行政工作者，他们都是只工作而不拿工资，每月仅发少量的津贴。各位领导人在身边的子女和嫡系亲属都由组织上安排他们的生活。周恩寿是多子女的家庭，津贴不高，他要养活孩子、照管好家庭，有一定的困难。所以，就把周秉德留在了周恩来身边。

初进中南海

周秉德的父亲是周恩来的三弟，解放前在天津做党的外围工作。1949年举家来到北京，正式参加革命工作。周恩来找到弟弟的领导，提出一个“特殊”的要求，弟弟的职位要尽量低，待遇要尽量少。“父亲做的是工会、仓库的一般科员，我家的房子就非常小，两间西晒、不通风的小平房，加起来也就20平米。”周秉德姐弟3人便住进了伯父周恩来的家，一直到1964年结婚成家，她才搬出了中南海。

那是1949年6月她12岁的时候。她还记得，伯父一看到她就高兴地拉着她的说：“来，来，让我看看你像爸爸，还是像妈妈。嗯，都有点像！”把她安顿在中南海丰泽园住下来后，伯父就忙工作去了。她住在伯父旁边的小书屋，也与毛主席一家毗邻而居。

有时候在外边玩，就碰到李敏，那时候李敏还叫娇娇，她们几个“海”里的同龄孩子便常在一起玩。后来，江青和李纳从苏联养病回来，带回两部小自行车，她们都用这两部自行车学着骑，很是热闹。周末春藕斋办舞会，她们这群小姑娘也跟着伯伯、叔叔们一起跳交谊舞。“我跟毛、刘、周、朱都跳过，我伯父跳得绝对是最好的，所以他最忙，很多女孩都排着队地去找他跳，我也参与排队，但每次都跳不了一个整曲，跳一两圈就好了，很快就得换人。”

她们在“海”边玩时捉到小鱼小虾，李敏、李纳说拿回去给我爸做汤吧，一起去“进贡”，毛主席高兴地吩咐拿去做汤。“汤做好以后，我们陪他吃顿饭，桌子上有红烧肉、苦瓜，他一定要我吃苦瓜，我从小没吃过苦瓜，我看着挺鲜绿的，就夹了一块吃，一吃觉得苦就不愿意吃。他说：‘得吃苦瓜，不吃苦瓜不能吃苦，不吃辣椒不懂得干革命。’”至今她还珍藏着“毛伯伯”写给她“好好学习！毛泽东”几个大字。

从小坐公交

周秉德称呼伯母邓颖超“七妈”，因为伯父在大排行里排老七。她在一生没有生育的伯父伯母身边生活了15年，邓颖超曾说：“秉德与我们的感情最深。”但他们姐弟们并没有因此得到娇纵。周秉德平时住在学校，她上的是师大女附中干部子弟班，学校里大家都住在一个大房间的上下铺。“我记得很清楚，一个月七块钱的伙食，吃得肯定很一般，难得有什么肉，经常是炖茄子、炖白菜，有一点油星。穿衣服也都是大棉袄，夏天有时候发条裙子那就是很高兴的事了。”

有时候周六要回家，看到别的同学有车来接，她却得自己坐公交车回去，中间还得倒车。回去后小姑娘心情有点不平衡，就跟伯母说：“你看人家都有车来接……”伯母说：“你记住了，你就是普通学生，将来长大了，你就是普通劳动者。不能因为伯伯是总理，你就有任何的特权思想，你不能有任何的特殊化。”

从小的这种“平民”教育，给他们姐弟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弟弟周秉钧、妹妹周秉建在八一学校读书，平常给他们两毛钱，倒公交车上学。一旦嘴馋吃个冰棍把钱花了，那就得走路去上学。一次期末要放假了，学生们要拆洗被子，他们看见别的孩子家里有车来接，就找老师要了个信纸、信封，给伯母邓颖超写信，信上写道：“七妈，我们放假了，请派车来接，因为有行李。”下午卫士叔叔骑着自行车来了，找到他们后，把被子都驮起来，到校门口找了两辆三轮车拉回家。回去后七妈稍显自责说以后要惦记着去帮他们运回行李，但又教导他们说：“要车的口气还真不小！但车是伯伯工作用的，你们是老百姓。”

有一次，周秉德清早坐在院子里看书，不料，伯父看见后批评她说：“解放军战士在打扫庭院，你怎么能一个人在这里看书？”她一听马上把书摆下来，和叔叔们一块打扫卫生。伯父很少批评她，这是让她记忆犹新的一件事。从此，她便知道，自己虽然是总理的侄女，但跟战士们是平等的，不能有任何特殊。

后来周秉德随夫到贵州，那里的条件非常艰苦。“曾经有人知道我的身份后不相信，他们互相议论起来就说，她不可能是周总理的侄女，周总理的侄女怎么可能跟我们一样受这份罪？如果是什么亲戚，那也是八杆子打不着的，姓周而已。”

最深的记忆

在周秉德的记忆里，伯父总是特别匆忙，走路快，吃饭快，难得能跟她们好好聊天。有时候伯母邓颖超会派“任务”给他们，让他们孩子们到二门去迎他回家，这样他就可以下车和他们一起走上几百米路，活动活动筋骨。

伯母在50年代初的时候身体不好，在医生的建议下，她到颐和园听鹂馆休养。“伯父一般是没有空去游园的，但因为伯母的缘故，他也去颐和园看她，有时我们会在傍晚时陪他去。”周秉德回忆说，“他进园前嘱咐卫士一定要去买票，进园也从来不清场，谁看到他都可以上前握手。走长廊的时候，他还指着上面的画给我们讲故事。那个时候，我才知道长廊的每一幅画都不一样，也都是有故事的。”

伯父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伯母怎么去喊他，他也走不掉，到大清早还不肯休息。周秉德说：“伯母想了个办法，凌晨五六点的时候，把我六岁的妹妹叫起来，扎好小辫子，到伯父办公室，拉拉伯父的衣角，要他一起出去公园看花。因为伯父的办公室大人不可以随便进去，让小孩子去就好办了。对小孩子他也说不明白，只好跟着她一起走。出门一看，车子、卫士都准备好了，一看就是我伯母布置的。他们一起去中山公园看花，和遛鸟的老头聊天。所以他经常上午睡几个小时，他的早饭就是我们的中午饭。”

谈起周总理在万隆会议逃过的一劫时，周秉德说：“参加万隆会议，他其实抱着不一定回得来的思想准备。‘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本来是冲着他去的，刚好缅甸总理临时约他到仰光会面，所以他才没有乘坐这架飞机。”

1976年周总理去世后，周秉德跟伯母要伯父一件最破旧的衣服做纪念。“毛巾睡衣服拿过来，我一看衣服上有几十个补丁，有手绢、毛巾、纱布，补了又补。我看了以后非常震惊和内疚。”

伯父周总理

很多人好奇电影上周总理去世时，邓颖超在他额头亲吻的镜头是否缘自真事。“他们俩好到什么程度？1969年胡志明去世，伯父亲自到河内吊唁，当时还在打越美战争，大家都担心他的安全，都等着他回来。伯母在客厅里等着他，伯父一进门，伯母就说：‘哎呀老头子，你可回来了，我们悬着的心总算落下。

来了。’紧接着又说：‘我在电视上看见你跟那么多年轻的姑娘又是拥抱又是握手，你也要亲亲我，抱抱我。’伯父马上就跑过来搂着亲她了，当着护士、秘书的面。他们关系非常好，所以那样的镜头就不足为奇了。” 周总理在世的时候，也曾跟侄女讲自己的恋爱故事。对她进行婚恋教育的时候，伯父讲到自己在巴黎的恋爱经历，原来与“七妈”结婚之前，他在巴黎曾经有过一个女朋友。“那个女孩子叫张若茗，两个年龄相仿，先后加入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天津的五四运动中，他们一个是男生学生领袖，一个是女生学生领袖，共同组织了觉悟社。那时觉悟社的同志们说，如果今后周恩来放弃独身主义的话，他和张若茗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后来张若茗被组织误解，受不了委屈退出了组织，专心读书。而周恩来立志振兴中华，认为自己的人生伴侣也必须得经得起考验。他对张若茗明确表示，两人的关系到此为止。转而与意志坚定的战友邓颖超频繁通信，还向她求婚。

“他对我说，找终身的伴侣要志同道合，人生目标要一致，这是最重要的，其余都是次要。”周秉德说。

忆伯父去世

随夫在外地生活了9年之后，周秉德于1974年回到北京。5月31日，伯母给她打电话，说伯父约她去中南海吃饭。她还是像往常一样兴冲冲去跑过去，但那天她一见到伯父便觉得他跟往常不一样。平常他都是衣冠楚楚的，但那天却穿着睡衣睡裤。伯父说：“你也看出来了，我现在有点病，明天要住院了。”当时她不知道伯父已经得了癌症，她一听还高兴，说：“您平时那么忙，总是没有时间休养，现在能下决心去住院了，身体调养好，就又能好好工作了。”

这一次，他还送给她两张在大寨的照片，说给你留个纪念吧。那时候，她没听明白这个纪念的含义。“因为他经常送给我东西。上海表刚出来的时候，他给我买了一个坤表，他特别高兴，觉得我们的民族工业能够生产自己的表，‘文革’时给了我很多像章，我结婚的时候他也送了很多东西给我，所以我觉得他送我东西很随便，就没在意。哪里知道伯父自知病重给我留下的念想呀！”

1975年5月20日，终于在中南海西花厅再见到伯父。“他更瘦了，人就像一个衣服架子，但眼睛还很有神。”那一天也是周秉德最后一次见到伯父，至今回忆起来还是令她心酸不已。

“1976年1月8日我刚好在上海出差，早晨从广播听到了伯父去世的噩耗，当即晕倒（在地）。马上买了机票，戴着黑纱回到了西花厅。我以为伯母会在床上躺着哭成个泪人，没想到她是在客厅里，而且站着等我，我抱着她痛哭，她没哭，还对我说：‘别哭，要坚强，化悲痛为力量，化悲痛为力量’！”周秉德说，“我们参加了所有的告别仪式，但伯母特别交代媒体不要报道我们，现在想起来她是在保护我们，因为那个时候‘四人帮’还没倒台，她不想让我们多露面。”

不求名与利

周秉德回忆：多少年来，我们一直过着极为普通的“平民生活”：我的父亲是周恩来的亲弟弟，对父亲的工作安排，伯父曾专门指示他的领导对其工作安排：职务要尽量低，薪水要尽量少。我们的父母先在两间小平房里居住，后改为六十平米的楼房里住到过世，他们多年挤公共汽车上下班。

我们姐弟六个人，我曾离开北京去了三线陕西，在贵州工作了十年。文革前，二弟秉钧、四弟秉华按照伯父的精神、放弃了青年们首选的考大学的机会，都去当了兵。而文革中，总理又支持五弟秉和、六妹秉建去了陕北、内蒙古插队。后来，弟弟妹妹靠自己的努力当了兵，那时青年们最佳出路是当兵，总理知道后，又严令他们俩脱下军装，回到了上山下乡的农村和牧区。秉建在内蒙古生活了二十六年才被调回北京。

周秉德说，伯父要求我们要和全国老百姓一样过简朴日子。我们都是在伯父的教导下，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走过来的。在我们周家兄妹中，我们就是普通老百姓，没有人当大官，没有人经商挣大钱，没有小车子、大宅子。

周秉德说，现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了，中国富强了，人民的生活小康了，我们兄妹六个人的生活也和大家一样生活得很幸福，知足常乐。除六妹外，我们五兄妹都退休了。我退休也闲不住，经常到各地学校、团体奔走呼吁，传承红色传统、宣讲周恩来精神。

我时时在想，那些贪官污吏吃一顿饭一掷万金，受贿数以百万计，他们对得起那些为新中国抛头洒血的烈士吗？对得起伯父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期望吗？

我们做为红色后代，更感到红色传统不能丢，尤其是在当今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泥沙俱下，面对社会风气不正、贪污腐败，我们多么需要有个强大的精神支柱呀！我认为，周恩来精神就是强大的精神支柱----周秉德说。

离职老太太

周秉德曾先后任职北京首饰进出口公司、北京市外贸局、北京国际信托投资公司，1988年到侨办《华

声报》担任副社长，后来到中新社担任副社长，直到1998年离职。

在61岁高龄开始任全国政协第九届、第十届委员。如今，在北京复兴门一个普通红砖楼小区里，周秉德和很多中国老人一样过着含饴弄孙的生活。她育有两子，大儿子下海搞文化，二儿子在温哥华做电脑高工。

现在的周秉德，是一位时髦的老太太，珍珠项链配祖母绿戒指，绿衣云鬓。她已到古稀之年，但步态轻盈，谈笑风生。 她坦言，因为从小受伯父伯母的“平民”教育，她至今出行还坐公交车。

她一生受伯父伯母影响至深，也在不断回忆他们中缅怀他们。退休后的日子仍然很忙，因为一些大学、单位常找她去讲课，讲她所受的人生教育。掐指一算，她说，怎么也得六七十场了！

回忆中南海

红墙大院里的青春

周秉德是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的大女儿。1949年夏天，12岁的周秉德生平第一次见到她鼎鼎大名的伯父周恩来，住进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和邓颖超一生无儿无女，多年来一直把自己对儿女辈的感情全部倾注在一批烈士子女身上。而亲侄女来到身边自然更疼爱万分，他们把这个漂亮的小姑娘俨然当成了自己的女儿。小秉德从此也开始了在这个中国最神秘的红墙大院里长达15年的生活。

回忆起那段红墙之内的童年岁月，周秉德觉得那真是段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当时最让她兴奋的，是早年间只能在照片上见到的毛主席，到了这里竟成为了她的邻居，就住在周家隔壁。

周恩来日理万机，并没有多少时间在家。他总是来去匆匆，走路特别快，卫士比他年轻得多，都得一溜小跑跟着他。秉德和他见面最多的时间是在饭桌上。偶尔有机会和他一起散散步，逛逛公园。工作之余，为了让伯伯散散心，秉德有时候和他一起唱歌，她说周恩来最喜欢唱“洪湖水浪打浪’，还很喜欢海棠花。西花厅后院种了十几棵海棠，每逢春天满院海棠盛开，十分漂亮。

50年代正好逢上留学苏联的热潮。刚初中毕业的周秉德聪颖优秀，本来完全可以选择当时绝大部分干部子女所走的路：高中毕业后赴苏联留学。而初三时看完前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的秉德热血沸腾，当下小做出了一个让周围人都大吃一惊的决定：她要报中等师范专科学校，日后做一个电影中瓦尔瓦娜那样的农村教师。那时的周秉德还只有15岁。“当时老师同学们都很吃惊，劝我好好考虑自己的前程。我回到西花厅向七妈说了自己的想法，她却立即表示支持，在饭桌上不断地鼓励我。伯伯一直埋头吃饭没有吭气只默默地听着她们的对话。七妈问他说你怎么不表态？伯伯说：‘她得有点独立思考。你也说，我也说，不是压力太大了吗？将来她要后悔起来都没办法。’这件事情后来回想起来，别人告诉我伯伯其实心里肯定还是想让我读完高中念大学，或者能留苏也很好，但他又不能明确地跟我说，因为他一发言就会成定论。伯伯其实是也在观察我到底这样做是不是真的经过深思熟虑，但他从来都是要求我要独立思考，自己选择自己的生活。”

师范学校毕业之后，秉德被分配到离城20里外一个小学做老师。但3个月后，区里就把她抽调去搞运动了。五六十年代政治运动无休止，她搞宣传、做文秘，以致几度想再上大学的计划都被完全打乱了。周秉德笑了笑说：“我的青春大好年华，几乎都全部都在运动里度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