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惦裴（1919－1987），四川江津（今属重庆市）人；著名文艺评论家、电影美学理论家；1950年起从事影评活动。在1956年底《文汇报》发起的“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样少”讨论中，以《文艺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著名的《电影的锣鼓》一文，并因此罹难，被错误定为“右派”；1978年之后重返文艺评论界；主要著作有电影论文集《陆沉集》和《起搏书》等。

人物简介

人物生平

人物佚事(开展关于电影问题的讨论 “锣鼓”在两家报纸敲响 “反暴的锣鼓”遭批判)

人物回忆

人物简介

钟惦裴（1919～1987），原名钟永发，四川（今重庆）江津人；著名文艺评论家、电影美学理论家；1937年3月，参加重庆救国会；11月赴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次年转入鲁迅艺术学院，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起从事影评活动。

在1956年底《文汇报》发起的“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样少”讨论中，以《文艺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著名的《电影的锣鼓》一文，并因此罹难，被错误定为“右派”。

1978年之后重返文艺评论界，1988年去世；主要著作有电影论文集《陆沉集》和《起搏书》、《电影策》等。

人物生平

钟惦斐，1919年10月生于四川省江津市（今属重庆市），早在二十年代这里就经常放映外国默片和我国早期的无声影片。钟惦斐在孩提时代就曾接受过电影艺术的熏陶，上学期间他对图画、音乐、手工等课程孜孜不倦，15岁被迫中断学业后，他在文庙里“民众图书馆”里消磨时日，此时他读了大量的中外文学名著，1936年赴成都，学做文章，画广告画和设计刊头之类。

1937年3月，参加重庆救国会；1937年11月他来到延安，1938年他从抗日军政大军毕业后又考进鲁迅艺术学院，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担负美术理论教学工作，1949年随中共中央华北局进入北京，参与筹建文化部艺术局，次年开始从事影评活动，1952年调至中央宣传部，以《<无罪的人>为什么不是消极影片？》引起文艺界及观众注目，从此发表多篇影评。1957年他的文章《电影的锣鼓》名噪一时，这一时期出版文集《陆沉集》。

文革后，1979年钟惦斐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任中国电影家协会常务理事和书记处书记，这一时期这又将大量文章结集成书。撰写100余万字理论、评论和美学论文，培养、扶持影评新人。

钟惦斐虽为电影评论家，但又精通美术，戏剧，文学，音乐等，他从多种艺术规律中注意到比较艺术学，提出电影应该是电影，电影应该和戏剧“离婚”。大力呼吁应熟练掌握电影语言，进一步加强电影的特征。这些都在电影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的文章对作品分析深入开掘旁征博引，从理论的高度进行论述，他已形成了较为完整和系统的文艺观和美学体系。他年逾花甲，重疾在身仍伏案笔耕。

1987年，不幸因病逝世；著名作家阿城为其子。

人物佚事

开展关于电影问题的讨论

1951年，钟惦斐由文化部调到中宣部文艺处，中宣部时正准备成立电影处，江青主动要求当电影处的处长。她架子很大，给她派的人她不要，非得自己点将不可，最后点了三个人，钟惦斐就是其中之一。

1956年11月里的一天，《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一名叫姚芳藻的女记者，鉴于当时国产电影受到观众冷淡的问题，准备发起一场电影界如何贯彻“双百”方针，解放思想，拍出好片争取观众的讨论。于是，她便来找钟惦斐谈谈。

钟惦斐对姚芳藻说，电影界目前的问题非常多，完全值得讨论。并建议，讨论应抓住三个要点：第一，观众为什么不喜欢国产影片？第二，领导的干涉是否太多太过？第三，电影人的创作潜力是否得到了较好的发挥？围绕这三个问题，钟惦斐一口气谈了两三个钟头。

自1949年10月以来，国内几家电影制片厂也曾拍过几部深受观众欢迎的征子，如《白毛女》、《梁山伯与祝英台》、《天仙配》、《平原游击队》等，但绝大多数的国产片，上座率相当差，以当时拍电影力量最强，、观众较多的上海为例，《春风吹到诺敏河》、《闽江橘子红》上座率为23%，《土地》上座率为20%，而《一件提案》的上座纺仅9%

钟惦斐还拿出一组统计数据给姚芳藻看，从1953年到1956年6月，国产片总共发行了100多部，而其中的70%以上的没有收回成本。有的只收回了成本的10%。而有的影片连广告费、宣传费也没有收回来，总而言之，姚芳藻对钟惦斐那一天的谈话以及钟惦斐给她看的材料很感兴趣，她也认为氢这些问题拿到报纸上去讨论，很有价值，很能贯彻“双百”方针的精社，也一不定期会吸引广大读者的注意。当然《文汇报》的影响也能随之扩大。

在姚芳藻的推动下，1956年11月14日。《文汇报》开展了关于电影问题的讨论。这一天的《文汇报》发表了新闻报道《国产片上座率情况不好、不受观众欢迎的事应引起电影制制片厂的重视》，配发了一篇短评《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样少？》还配发了两篇批评国产影片的读者来稿。

在此之前，报纸对新中国成立后拍的新片是一片溢美之声，而《文汇报》敢于集中版面，大张旗鼓态度鲜明地批评国产影片，恰似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各阶层的注意。

此后，《文汇报》继续开展了关于电影问题的讨论。因为实际上起到“引火”作用的那篇报社短评一开始就鲜明地提出一问题：“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样少？”所以，撰文参加讨论有人几乎一致地顺着这一思路展开。当然，这的确也是事实，同时也是他们苦恼着、思考着的问题。

“今天的观众是以主人公的姿态走进戏院里去的，他们不能容忍乏味的、公式化概念化没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作品，我们不能不尊重他们。他们要政治，但不要政治口号。”这是著名导演陈鲤庭的观点。满腹苦衷的作家老舍也写出题为《救救电影》的文章。在文中，老舍尖锐地指出：“似乎人人都有权修改，个个都显示出优越感。一稿到来，大家动手大改特改，经过大拆大卸的修改后，那些好的即被连根拔掉，原来若的四成艺术性，到后来连一成也找不着了。”

“锣鼓”在两家报纸敲响

这样，讨论进行了两个多月，《文汇报》先后发表了50多篇文章。《文汇报》为使这场声震全国的大讨论掀起高潮，决定请钟惦斐写一篇带有总结性的、有分量的文章。

代表《文汇报》来约钟惦斐写稿的，是姚芳藻和副总篇唐海。他们说明来意后，钟惦斐就答应下来，钟惦斐也向他们提出。，因为自己还担任的《文汇报》编委的该报艺术部主任的职务，自己写的文章，给《文汇报》发而不给《文艺报》发，全似乎不太说得过去。姚芳藻和唐海者理解钟惦斐，爽快地说：两家都发。这样，钟惦斐很快写就了《电影的锣鼓》这篇文章。

文章写出后，《文艺报》在1956年12月15日第23期刊出。12月21日，《文汇报》也发表了。

《电影的锣鼓》全文长3000余字。首先，钟惦斐根据他手中的权威统计数字，证实国产影片已经相当不景气，观众冷淡国产影片亦属事实。随即，他尖锐地指出：“这是否就同时暴露了两个问题：第一，电影是一百个愿意为工农兵服务，而观众却很少，这服务的‘工农兵’对象，岂不成了抽象的？第二，电影为工农兵服务，是否就意味着在题材的比重上尽量地描写工农兵，甚至拍所谓的‘工农兵电影’？”“事态的发展迫使我们记住：绝不可以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和影片的观众对立起来；绝不可以把影片的社会价值、艺术价值和影片的票房价值对立起来；绝对不可以把电影为工农兵服务理解为‘工农兵电影’。”

然后，钟惦斐从理论的高度批评了电影领导者们的教条主义做法，认为他们把党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指示僵化了。“领导电影创作最简便的方式，便是作计划，发指示，作决定和开会，而作计划最简便的方式又无过于定题材的比例：工业，10个；农业，15个。解决狼子野心作思想，则是‘决定’最的效，局里的，部里的，或某某负责人说的，不听也得听。一年一度的学习会，再加上一个总结，便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这种以行政方式领导创作的方法，完全可以使事情按部就班地进行着，而且条理井然，请示和报告的制度进行令人欣慰/但是最后被感光在胶片上的东西也如请示，报告、开会一样索然。广大观众不欢迎这类国产影片，岂不是并不需要太高深的理论也可以明了的吗……关心过多，也就往往变成干涉过多。”

接着，钟惦斐强调了领导必须尊重电影创作和生产规律，“列宁在另一地方所说的：‘文学事业最不能机械地平均、标准化、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上绝对必须保证个人创造性，个人爱好的广大空间，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大空间。’”

钟惦斐在文章中还严厉地批评道：“说过去的一股脑儿都对，不会妨碍什么，这也不见得……最重要的，目前有许多经验的电影艺术家不能充分发挥出创作上的潜力，而只能唯唯听命于行政负责人员的指挥，尚未进入创作，已经畏道畏尾，如何谈得到电影艺术的创造？没有创造，如何谈得到电影事业的繁荣！”艺术创作必须保证的最大限度的处布，必须率分尊重艺术家的风格，而不是‘磨平’它……祥林嫂手中的鱼掉不掉？何时掉？这完全是创作人员，首先是导演自己的事，如果这样的事都必须由行政领导决定，还要导党政军干什么？《电影的锣鼓》就这样“敲响”了。

“反暴的锣鼓”遭批判

1957年3月7日，《文汇报》总编徐铸成到钟惦斐家里看望他。徐铸成谈到毛泽东前一天接见了新闻出版界的著名人士，而且特地对徐铸成说的一番话。

毛泽东说：这次对电影的批评，很有益……我看大多数批评文章提出的问题，对于改革我们的电影是很有益处的。现在的电影，我就不喜欢看，当然也有好的，不要否定一切嘛。批评凡是符合实际的。电影局必须接受，否则电影工作不能改进。你们报上发表的文章第一个时期批评的多，第二个时期肯定的多，现在可以组织文章，把它们统一起来，。好的肯定，不好的批评，电影局不理是不对的，这次争论暴露了问题，对电影局和写文章的人都有好处。徐铸成谈到毛泽东的这些意见时，神采飞扬，钟惦斐也十分兴奋。

然而，早在这一年的1月15日，《香港时报》转载了台湾大道通讯社所以的一篇名为《重重压迫束缚下，大陆电影事业心怪不堪言》的通讯。这篇通讯大量引用了《电影的锣鼓》中的材料。还在结尾处写道：“身陷大陆的全体电影工作者，被迫害压抑得太久了，现在居然敲起了反暴的锣鼓。”钟惦斐的《电影的锣鼓》成了“反暴的锣鼓”，这还了得！不久之久，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时，点了钟惦斐的名。

因为受到点名批判，钟惦斐被划为中国电影界的“右派首领”。1957年8月4日至9月27日，在文化部新落成有大礼堂里连续召开了15次对他的批斗会，他被勒令“规规矩矩，老实交代”。

钟惦斐沉默着接受了对了的批斗，全家也从中宣部机关宿舍被赶到振兴巷6号－－一个几户人家合住的破烂的小院里，而他本人则被“安排”到渤海边上的一个农场“劳改”，专司厕所管理。1971年，又被弄到天津一个农场“劳改”，继续发挥他的“专长”，管理厕所。

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后，钟惦斐获平反。他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研究所研究员，继续致力于电影评论，发表了《电影文学断想》等多篇电影美学论文。

人物回忆

本文作者阿城（著名作家，钟惦裴之子）

从60年代初，家里就笼罩在父亲病重的气氛里，记得夏天我们在院子里与邻居喧哗，母亲出来制止，我们还小，还不能随时 将父亲的病重放在心上。

父亲的病是在唐山劳改时染上的肝炎，由急性而慢性而硬化，之后，它将是父亲死亡的原因。在随时准备父亲离开我们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父亲是1957年的右派，是死老虎，批斗，陪斗，交代，劳动是象征主义的，表示侮辱，之后，去干校，一切都是当时的理所当然，但是，父亲在理所当然会死去的时代没有死，居然活到1979年。

这一年，对父亲来说是重要的一年，犹如1957年。我记得春节之前的某日，接到电话，晚上回到父亲家里，父亲背对着桌灯坐着，父亲工作时面向桌灯，累了就转过来，母亲说，组织部来人了，准备在春节前把全国的右派平反的事落实，这当中有你父亲，你怎么看？我只想到，钟惦斐这三个字前将要没有形容词了，但是，我没有这样说，我知道这件事对母亲是非常重要的。

父亲是右派这件事，也对我们很有影响，大哥里满不能上高中，因为我们这样的子弟是不能上大学的，而高中是为上大学做准备的。大哥是读书的人，成绩总是很好，我至今不知道此事对当时十几岁的他在心理上有何影响；但父亲执意要大哥再考高中。我想，这是一种寄托。大哥1978年从插队的地方考上大学，父亲在给我的信中只陈述了这一事实，不知道父亲写信时于灯下还想到什么？

十八岁那年，父亲专门对我说：咱们现在是朋友了，因为这句话，我省出自己已经成人。中国古代的年轻人在辟雍受完成人礼后，大约就是我当时的心情：自信，感激和突然之间心理上的力量，于是在这个晚上，我想以一个朋友的立场，说出一个儿子的看法。

于是我说：如果你今天欣喜若狂，那么这三十年就白过了，作为一个人，你已经肯定了你自己，无须别人再来判断。要是判断的权力在别人手里，今天肯定你，明天还可以否定你，所以我认为平反只是在技术上产生便利，另外，我很感激你在政治上的变故，它使我依靠自己得到了许多对人生的定力，虽然这二十多年对你来说是残酷的。

父亲笑着说，我的党龄现在被确定为四十年，居然有一半时间不在党内，你妈妈今天炖了锅牛肉，你去街上看看还有没有切面卖，我们吃牛肉面。母亲也很高兴，叙说着今天的牛肉是托谁才买到的，父亲就问有没有蒜，牛肉面没有蒜怎么成！

1979年以后，父亲开始大量地写文章，发表在那年的《文学评论》上的《电影文学断想》，使很多人省悟到他还活着，中国电影出版社要将他1957年以前的文章结成集子，父亲于是让我去了，可以查目录。父亲一篇《电影的锣鼓》被毛泽东亲自点名，我当时八岁，回答不出老师的诘问、学舌说爸爸是坏人，不会讲敌人，因为不明白敌人是什么意思。二十多年后，我才亲眼看到这篇文章，复印了拿回去给父亲看、父亲亦有他的感触，出版社怕得罪某某人，将书名定为《陆沉集》，父亲要用《电影的锣鼓》，最后只有妥协。一个搞地震的朋友，险些上当，经我提醒，才没有买去做工具书。

父亲的家里，开始有许多人来了，母亲见到某些面孔，提醒他警惕，父亲明白，感慨门可罗雀和门庭若市的变化，但还是来了请坐，提供所需。父亲认识许多死去的人，他说起50年代去看老舍的《青年突击队》首演，老舍在应酬之间，低声对父亲说：这样的戏你还来看！他讲过不少赵丹的事，但只写了一篇短文《赵丹绝笔》，与赵丹的《管的太具体，文艺没希望》同慨。我曾和父亲议论过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我认为应该是外行领导内行，内行做内行的事，擢其做领导，岂不使之成为外行？岂不浪费？古人说：无能故能使众能，无为故能使众为。父亲又很可惜全国的交代材料都被销毁了，认为应该选出一套“交代文学”来。巴金建议成立文化大革命博物馆，父亲说，其中可以陈列各种交代材料，我附议必须编一本文化大革命词典，否则后人会很难释读这些交代，例如“交代”；而且副词连用“最最最”会让后人认为祖先有一个时期都是结巴，于是给后世的古人类学，考古医学，训诂学的研究都造成困难。父亲大笑。

纽约大雪，美国不大兴送人到门口的，所以夏阳在门外挥手，令我错觉，以为已身处北京，转头便可去医院看父亲，互相说笑话，于是父亲大笑，而且说：洗澡吧。

《红楼梦》结束于大雪，猩红的斗篷，两行脚印一个人，离去时留下的，不似曼哈顿街头如斯散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