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条 | 中立货币 |
释义 | 中立货币的概念,最早是由瑞典经济学家克努特·维克塞尔提出的。他认为如果市场利率与自然利率完全一致,就将排除货币对于经济的影响,使得在货币经济条件下,经济的均衡仍取决于实物因素,这种情况下的货币就具有中立性。因此,货币的中立性是指货币通过自身的均衡,保持对于经济过程的中立性,既不发挥积极作用,也不产生消极影响,使经济在不受货币因素的干扰下,仍由实物因素决定其均衡。 简介保持货币的中立性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必须使市场利率等于自然利率。一般物价水平稳定,经济保持均衡是货币中立的重要标志。金融体系或银行体系的任务就在于使货币供应量随生产的扩大而增加,不断地调整市场利率,使之接近并等于自然利率,从而保持货币中立性,维护物价稳定和经济均衡。因此,克努特·维克塞尔(Knut Wicksell)中立货币概念的实质,是用调节市场利率等于自然利率的办法来保证货币的中立性,阻隔货币对于经济的重大影响,消除货币经济与实物经济的重大差别。 主要内容哈耶克中立货币说的主要内容是:(1)货币与经济的关系是密切的。货币的变动影响经济的变动;(2)货币保持中立时对经济的影响最小,从而对经济的发展最为有利;(3)保持货币中立的首要条件是货币供应的总流量不变;(4)货币是否保持中立的标志是货币供应量是否稳定。 坚持刚性的货币制度,稳定货币数量,是保持货币中立,维护经济均衡的首要条件。货币供应量是否稳定,也就成为检验货币是否中立的主要标志。 货币中立与经济发展的关系1、货币中立与经济均衡 哈耶克认为,货币保持中立对经济的影响最小,从而对经济的发展最为有利。因此,货币中立是经济均衡发展的重要条件。 2、货币失衡与经济失衡 哈耶克认为,在动态经济中,如果变动货币供应量,就将使货币失去中立性而引起经济失衡。 货币中立的条件与意义哈耶克认为,要保持货币在经济过程中的中立性,首要的一条就是保持货币数量固定不变。这就是他所提出的保持货币中立的基本条件,如何做到货币数量不变呢?他认为必须坚持刚性的货币制度,即货币发行有硬约束的货币制度,取消弹性货币制度。但是,要真正做到货币中立,仅有这个基本条件还是不够的,还需有二个条件: 一是自由价格制,所有商品价格都能随供求状况而自动调整; 二是人们用货币签订的长期契约都建立在对未来价格预测比较准确的基础上 哈耶克认为,由于许多商品的价格具有相当程度的刚性,同时,人们在签订货币形式的长期契约时,也很难准确地预测未来的价格波动,致使物价体系很难灵活地适应各种情况的变化,因此,要完全实现货币中立有一定的困难。但是,哈耶克认为,中立货币说的意义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为人们提供一种理论分析的工具,帮助人们在对货币经济中的问题进行研究时,把货币因素对于经济过程所起的作用隔离开来,即货币中立时和货币非中立时的不同情况;二是提供一个政策判断的标准,货币政策应该把货币中立作为目标,使货币在经济中不致于离开中立性太远,判断货币政策实施效果的标准,就是看它使货币接近中立的程度如何。越接近货币中立性,说明货币政策的实际效果越佳。 附:货币的非中立性16世纪和17世纪的货币经济学家成功地清除了关于所谓的货币稳定性的流行错误。老的错误消失了,但是一个新的错误出现了,货币中立性的错觉。 当然了,古典经济学尽其所能揭露这些错误。英国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休谟(David Hume)和古典经济学家的最后一人穆勒(John Stuart Mill)都高屋建瓴地研究过这个问题。我们也不应忘记凯尔恩斯(Cairnes),他在论述贬值过程的一篇文章里为关于货币问题的现实观点铺就了道路。[1] 尽管有这些通向更加正确的认识的前几个步骤,现代经济学家却把货币中立性的错误纳入了他们的思想体系。 现代边际效用经济学的推理始自纯粹易货交易的状态。交换商品和市场交易的机制是在只存在直接交换的前提下得到考察的。经济学家描述了一个纯粹虚构的实体,一个没有间接交换、没有交换媒介、没有货币的市场。毫无疑问这个方法是唯一可能的,去除货币是必要的,没有这个只有直接交换的市场的概念我们无法开展研究。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是一个没有现实对应的虚构概念。实际的市场必然是间接交换的货币交易的市场。 中立货币的错误观念就是从这个没有货币的市场的前提得出的。经济学家十分喜爱这个虚构概念提供的工具,以至于高估其应用范围。他们开始相信所有交换学(catallactics)的问题都能够用这个虚构的概念分析。根据这个观点,他们认为经济分析的主要任务是对直接交换的研究。此后只需要把货币项代入得到的方程里就行了。但是这个工作在他们看来是次要的,因为他们相信引进货币项并不影响他们描述的机制的本质运作。纯粹易货的概念揭示的市场机制的作用并不受到货币因素的影响。 当然,经济学家们知道货币和商品的交换率是变动的。但是他们相信――这正是货币中立性谬误的实质――购买力的这些变化同时发生在整个市场上并且以同样的程度影响所有的商品。这个观点的最显著的表达可以在当前表达价格的“水平”的比喻用法中找到。货币的供应或者需求的变化――其它事物维持不变――使得所有物价和工资同时上涨或者下降。货币单位的购买力变化,但是各商品的价格之间的关系保持不变。 当然,经济学家们一百多年来设计了指数以度量各商品的价格间的关系不断变动的世界上购买力的变化。但是这么做的时候,他们没有放弃这样的前提:货币供应或者需求变动的后果是价格的成比例并且同时发生的变动。指数方法提供给他们手段以区分由于商品的需求或者供应的变化造成的还是由于货币的需求或者供应的变化造成的价格变化。 货币中立性的错误前提是建立所谓的交换方程公式的一切努力的根源。在研究这样的方程的时候,数理经济学家们假定某个事物――方程的一个项――变动,其它项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动。方程的这些项不是个体经济中的项,而是整个经济体系中的项,因此这些变化不仅涉及个人,也涉及整个经济体系,涉及作为整体的社会(Volkswirtschaft)。如此,经济学家无意中就在货币问题的研究中采用了一种完全不同于现代交换学的方法。他们复辟了使得从前的经济学家的工作注定失败的古老的推理方法。在过去的那些日子里,哲学家们在思辨中研究普适的概念,例如人类和其它全称概念。他们问的是:黄金或者铁的价值是什么?也就是说:对于任何时候任何人而言、所有的甚至还没有开采出来的黄金或者铁都具备的一般的价值。他们这样不可能成功;他们发现的只是他们也无法理解的所谓的内省思考(autinomies)。 现代经济学理论的一切成就都应当被归功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学会了采用不同的方法。我们认识到在市场中行动的个人从不面对所有的黄金和所有的铁之间的选择。他们不必决定黄金还是铁对于全人类更有用,而是必须在两个不能同时拥有的有限数量的两者之间作出选择。他们决定这两个可选择项中的哪一个在他们作出选择的条件下和时刻中更加有益。面临可选择项的个体作出的选择行动是在市场上确立的交换律的终极原因。我们必须关注这些选择行动而不是这样的形而上的纯学术的――其实应该说是空洞的――问题:在一个从超验(transcendental)观点看待俗务的超人智慧物的眼里哪类商品更加有用。 货币问题是经济问题,必须以研究所有其它经济问题的同样的方法研究。货币经济学家不必研究全称实体,例如贸易总量即贸易的总额,或者货币总量即在整个经济体系中流通的所有货币。他更没有必要采用模糊不清的“流通速度”的比喻。他必须认识到对货币的需求来自市场社会中个人的偏好。由于每个人都希望拥有一些数量的钱,有时候多些有时候少些,于是有对货币的需求。货币从不仅仅存在于经济体系、人类社会里,货币从不仅仅流通。所有的货币都是被人持有的。每张货币都会在某一天――有时候频繁有时候不经常――从一个人的口袋转移到另一个人的口袋。但是任何时候它都是被某个人拥有的,属于某个人。个人关于现金持有量的决定是购买力形成的终极因素。 货币数量的变化以及货币需求量、货币持有量的变化首先发生于家庭之中,然后表现在作为整体的经济体系中。家庭中的这些变化从来不是同时、以同样程度在所有人身上发生,因此这些变化从不以同样程度同时影响他们的价值判断。正是休谟和穆勒试图构造货币供应的变化以某种方式影响所有个体使得所有商品的价格同时以同样的比例变动的假设情形。他们的尝试的失败提供了一个反证,而且现代经济学在此之上增添了一个正面证明:不同商品的价格不是同时同样程度地受到影响的。根据古老的数量论和当代数理经济学家们的公式,一切价格都按照货币数量增加或者减少的比例上升或者下降,现在这个公式被证伪了。 为了简化并缩短我们的分析,我们只考察通货膨胀。增发的货币量并不首先进入所有个体的口袋;并非每个最先获益的个体都得到同样的数量而且并非每个个体都对同样的增量作出同样的反应。那些最先获益的人――在黄金的情形下是金矿老板,在政府纸币的情形下是财政部――有了更多的现金持有量,他们能够在市场上为他们希望购买的产品和服务支付更多的钱。他们在市场上花费的货币增量使得价格和工资上涨。但是并非所有的价格个工资都上涨,而且那些上涨了的幅度也不一样。如果货币增量被用于军事用途,仅仅某些商品的价格和仅仅某些种类的劳动力的工资会上涨,其它的保持不变甚至可能暂时下降。这些价格可能由于现在在市场上某些群体的人们收入没有上涨但是却被迫对那些最先受益于通货膨胀的人们购买的那些商品付更多的钱。由此可见,通货膨胀引起的价格变化开始只涉及某些商品和服务,然后慢慢地从一群商品和服务扩散到其它。货币增量穷尽其所有价格变化可能性需要时间。但即使到了最后不同的商品也不会同样程度地受到影响。累进贬值过程改变了不同的社会群体的收入和财富。只要贬值仍在继续,只要货币增量还没有穷尽其影响价格的一切可能性,只要还有价格尚未变化或者尚未变化到位,在社会中就有某些群体收益某些群体受损。那些出售价格最先上涨的商品或者服务的人以新的更高价格出售而以原来的未变动价格购买它们想买的商品或者服务。另一方面,那些出售价格一段时间内保持不变的商品或者服务的人以原来的价格出售,然而却已经被迫以新的更高的价格购买。前者得到了收益,他们是受益者,后者遭受了损失,他们是受害者,受益者的额外利益必然来自受害者的口袋。只要通货膨胀持续,就有收入和财富从某些社会群体向其它社会群体的永久的转移。当通货膨胀的所有价格后果都实现的时候,财富的转移也已经发生了。结果是,在经济体系中发生了新的财富和收入分部,而且在这个新的社会秩序中不同个体的需求相对以前得到了不同相对程度的满足。这个新秩序中的价格并不简单地是从前的价格的乘数。 货币购买力变化的社会后果是双重的:首先,由于货币是延期支付的衡量标准,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变化了。第二,由于购买力的变化并不同时同样程度地影响所有价格和工资,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存在财富和收入的转移。一切稳定购买力的主张的错误之一就是没有考虑第二个后果。我们可以说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学理论都没有足够注意这件事。而这么做的时候,它又原则上仅仅考虑一国货币的变化对其对外贸易的影响。但这仅仅是一个范围宽广得多的问题的一个特别应用。 经济学理论的基本主张是,在货币数量的变化和价格变化之间没有恒定关系。货币供应的变化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各种价格和工资。价格水平的比喻性说法是误导的。 与之相反的错误观点建立在一个可以这么表述的考虑之上:我们考察两个绝对独立的静态均衡体系A和B。两者除了A的货币总量(M)和个体现金持有量(m)、B的货币总量Mn和个体现金持有量(mn)不同之外,别的方面都一样。在这些假设基础上,B的所有价格和工资自然是A的n倍。但这正是我们假设的前提如此。可是没有人们和人能够涉及一种方式把体系A转化为体系B。当然了,我们如果要考察动态问题就不能假定永远静态均衡。 撇开关于动态和静态的属于的应用,我要说的是:货币必然是个动态事务,以静态方式研究货币是个错误。 在静态均衡的概念中当然没有货币的位置。在形成静态社会的概念的时候,我们假定没有变化发生。一切都是按照从前的方式进行。今天和昨天一样明天和今天一样。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不会有人需要现金了。只有当个体不知道他在不确定的未来将面对什么情况时才需要持有现金。如果每个人都知道他在什么时候要买什么,他就不需要私人现金持有,他可以把所有的钱放在中央银行,把未来需要支付的数目的钱存到需要用钱的日子。由于每个人都这么做,中央银行不需要每个储备应付现金提取。当然了,它每天付给提款者的总数正好等于存款这存入的总数。如果我们假定在这个静态均衡的世界上,曾经在均衡达到之前只有一种金属货币,比方说黄金,我们就必需假定随着世界逐渐趋向均衡,公民们储蓄越来越多的黄金而银行不需要那么多黄金,于是就出售给珠宝商和其它人用于工业用途。随着均衡的达到,不再有金属货币了,事实上不再有任何货币了,只有一个非实体的清算体系,它不能被认为是普通意义上的货币。这是一个不可实现的甚至不可设想的会计体系,一些经济学家相信理想的货币就应当是这样的记账体系(numeraire)。如果这能够被称为货币,它就是中立货币。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均衡状态是纯粹假设的,这个概念不过是我们的思维的工具。由于不能做实验,社会科学被迫打造这样的工具。但是我们使用它们的时候要非常小心。我们必须明白,静态均衡状态在现实生活中永远无法达到。更重要的是这个事实:在这个假设的状态中,个人不做选择,不行动,不在不可兼得的可能性中决策。这个假设状态中的生活也就失去了根本要素。我们构造这个假设状态仅仅是想通过掌握没有行动发生的状态理解行动的起因,而行动总是带来变化。但是一个没有变化的世界是死寂的世界。我们不仅仅要考察死寂,还要考察生命、行动和变化。在活生生的世界上不存在货币的中立性。 货币当然是个动态要素,因此无法用静态均衡方式讨论。 下面我简要指出从货币非中立性的认识中得出的一些重大结论。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放弃中立货币的错误观念摧毁了数量经济学的拥护者们的最后一根支柱。很久以来,杰出的经济学家们一直相信有可能有一天用定量经济学取代定性经济学。使这些希望落空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在经济数量方面,我们在各个量之间从来没有任何恒定比例。经济学家在研究需求和价格之间的关系时做出的发现与自然科学家在实验室里做实验发现恒定关系――例如不同物质的比重――时的工作不可相提并论。经济学家的发现只有历史价值;他在做统计工作时是历史学家而不是实验员。不幸去世的Henry Schultz的工作[2]是经济史;我们从他的研究中得知的是过去某个有限的时期里美国和加拿大的某些商品的状况。它没有告诉我们别的地方或者别的时期同样的商品的状况,也没有告诉我们未来将发生什么。 但是人们还是认为货币有所不同。例如,我可以引述费雪教授的著作《货币的购买力》,它的基础前提是货币单位的购买力与货币数量成反比。[3] 我认为这个前提是没有根据的、错误的。 我们可以得出的第二个结论是,一切旨在使货币购买力稳定的努力都是不会有结果的。论述稳固货币(sound money)政策的好处和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害处超出了这次简短演说的范围。但是我们不应混淆稳固货币的政治概念和稳定货币(stable money)的理论概念。我不想讨论这个稳定性概念的内在矛盾。从本文主题的观点看,更重要的是强调所有旨在稳定货币购买力的主张,除了其它缺陷外,都是建立在货币的中立性的观念上的。它们都主张抵消已经发生的购买力变化的方法,如果有通货膨胀它们就希望同等程度地通货紧缩,反之亦然。它们都没有认识到这么做非但没有抵消前次变化的社会后果,还增添了一次新变化的社会后果。如果一个人被车撞伤了,让那辆车从相反方向再撞他一次可不是什么治疗 所有这些稳定货币购买力的方案都受到欢迎引起我们的哲学思考。人类精神的一个普遍的弱点是认为静止状态、没有变化比运动状态更加完善。绝对论那个古老的错误的哲学思辨的幻影依然笼罩着我们;它现在的名称是稳定。但是,我们必须重复指出,稳定,也就是没有变化,就是没有生活。 我们能够得出的第三个结论是静态经济学与动态经济学、短期经济学与长期经济学之间的区分是不可能的。我们研究货币变化必须采用的方法给出了最好的证据表明一切正确的经济学思考都必须是动态的,静态概念仅仅是工具性的。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一切正确的经济学理论化都是从短期效应到长期效应的逐步进逼。 但是货币的动态理论的最重要的价值是其对于工商业循环的货币理论的发展的用处。旧的英国货币理论在一个局限的意义上已经是对循环的货币说明了。它在只有一国信用扩张而世界上所有其它都不变的前提下研究了信用扩张的后果。这对于说明19世纪上半叶英国的工商业循环似乎足够了。但是额外外流的说明并没有回答这样的问题:在一个完全封闭的国家或者全世界信用同时扩张时会发生什么?但是只有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在20世纪的状态下才能令人满意。如果我们考虑到通过放开国民经济的国际纽带或者以布列顿森林协议[4]提供的方式使信用扩张国际化来消除循环变化的提议,那么只有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才是重要的。工商业循环的货币理论引以自豪的就是它对这些和其它一些重大问题给出了满意的回答。 我不想占用你们更多的时间了,所以我只想再谈谈一些年轻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我本人不对“中立货币”这个词负责。我发展了一个关于购买力的变化及其社会后果的理论。我表明了货币是动态的而且购买力的变化与货币供需关系中发生的变化成反比(原文如此。似乎应当是“购买力的变化与货币总量的变化成反比”――译者注)的假定是错误的。“中立货币”这个词是后来的作者们发明的。[5] 我不想考虑这是福是祸。但是无论如何我都反对这样的信念: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使货币中立,而经济学家的责任就是决定怎么做到这一点。我希望强调,在活生生的不断变化的世界上,在行动的世界上,不存在中立货币。货币是非中立的,要不它就不存在。 [本文是1938年在巴黎的一次讲演,1945年在纽约市经济学俱乐部又讲演一次,以前未发表—编者注] [1] [David Hume, "On Money," in Writings on Economics, Eugene Rotwein, ed.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Madison, 1970), pp. 33-46; John stuart Mill,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Sir William Ashley, ed. (1909), bk. 3, chap. 8; Hohn E. Cairnes, Essays in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MacMillan, 1873), pp. 1-65—Ed.] [2] [在他的著作Theory and Measurement of Demand (Chicag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8) 中他提出了循环批次理论(crop theory of cycles)—编者注] [3] [Irving Fisher, The Purchasing Power of Money, 2nd ed. (New York: Macmillan, 1920), p. 157. "there is no possible escape from the conclusion that a change in the quantity of money (M0) must normally cause a proportional change in the price level"—Ed.] [4] [1945年的布列顿森林协议(The Bretton Woods agreement)确立了一个国际黄金标准比价,35美元=1盎司黄金。—编者注] [5] [F.A. Hayek, Prices and Production, 2nd.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35), pp. 31 and 129-31—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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