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7月孙中山抵日本横滨，经日本友人的介绍在东京与黄兴首次会晤，相约将斯时分散的国内外革命力量，联合建立成一个有组织的团体，共创革命的大业。经多方的筹备，终于在同年8月30日正式成立中国同盟会，这是中国革命者的一次史无前例的集会，会中并通道同盟会章程，以东京为同盟会本部所在地，并一致推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执行部庶务，协助总理主持本部的执行工作。从此国内外埠机关相继成立，留日革命党人、同志、学生纷纷加盟，斯时人心归附，如水之就下，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标示着民主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成为国内外革命运动中心，亦是中国反清帝制最强的革命组织，它的成立注定了日后满清王朝加速灭亡之命运。

二十五、六年前，笔者有缘在东京认识一位颇负盛名的收藏家，并从他那儿得到了一张由同盟会本部发行的“中华革命军义饷凭单”五圆票券。当时该收藏家曾经跟笔者提及，此五圆券凭单他已收藏了十七、八年，而其原收藏者的先祖是日本一位很有名望的政商，早年面识孙中山，并常支援当时的革命志士，协助革命大业。

多年来笔者一直都在寻求这张当年革命党人在日本东京局筹措革命军需，所发行的义饷凭单之来龙去脉，然史料之稀载，始终沧桑渺迹，如同石沉大海，大失所望。2000年5月，只得提笔求助于收藏孙中山革命大业，资料最丰富的台湾台北国父纪念馆，查询该凭单票券之相关资料，但得到的答复是：“……本馆并无保存与该凭单有关任何资料，经向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查询，获知如下：一. 在《中华民国史画》第一册之第129页，列有一张与先生相同之凭单；二. 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亦保存一份与先生相同之五圆义饷凭单，但无其他面值之相关凭单，亦无该凭单之印刷机构、发行月日及其他任何佐证资料。”2002年马传德、徐渊主编的《辛亥革命时期货币》一书，亦刊载有笔者收藏之“中华革命军义饷凭单”五圆票券，但该书中对此“义饷凭单”的介绍，仍然未能作出具体的结论，只见在文章之末尾写道：“看来，有关该种同盟会本部发行的中华革命军义饷凭单的具体情况，尚有待史学界、钱币收藏界同仁继续大力追寻查找，深入研究探讨。”作为结论，由此可知此“义饷凭单”史料记载资料之罕，可略窥一二。

此由同盟会本部发行之“中华革命军义饷凭单”，目前在国内外仅见2、3枚而已。笔者二十多年来多方之查证结果，于去年年底（2008年12月），始由最后接掌同盟会本部并代理执行庶务的梁龙，在其致上海陈其美等诸公的函札中，确定该凭单为东京中国同盟会本部所发行，而其发行日期应在湖北军政府成立后（10月11日），至东京本部开会议决迁回上海的日期（11月21日）之间。

武昌首义爆发，由于革命党人志士，商会团体的接连相应，新军的起义以及知识分子的觉醒，形成了全国性倒满之民主革命运动，同事各省亦陆续宣布独立。而孙中山所领导的东京同盟会本部，即在武昌首义后立即采取行动，并明确注明：“一.本部为接济各地义军之需起见发行此义饷凭单”、“一. 新政府成立后持有此凭单者可向新政府银行照数取换国币”、“一. 新政府成立后持有此凭单者在本国内无论何处均可适用”等等数则要点。

1905年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以后，至辛亥武昌革命起义为止，短短的六年之内，前后共发动了八次革命，而起义的军需，大部分筹自华侨商贾或会党团体，并采用随捐随写的收条方式，因此以同盟会本部名义发行的筹饷票券，可以说绝无仅有。由于此凭单筹制的时间仓促，加之武昌首义之时，革命士气高扬，民心归附，全国各省的革命政府，势如破竹的迅速地掌握了各省的独立与光复，使得此接济义军之需的此义饷凭单，在当时已无使用之需求，同盟会本部因此中止了它的发行，而成为罕见的未发行试样票券。

辛亥革命是现代中国史的起点，也是中国发展现代国家与民主思想的重要关键。武昌起义的胜利和中华民国的成立，并不是奇迹所造成，也不是神迹所促成，而是中国同盟会党人同志和其他无数革命志士，以血液缔造的历史实绩，以生命换取的光华结晶。人言“有孙（中山）黄（兴）才有同盟会的组织，有同盟会才有中华民国的诞生。”而这张同盟会本部发行的“中华革命军义饷凭单”，就是中华民国建国史上的一份珍贵史料，也是“中国同盟会本部”所存留的唯一最忠实之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