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条 | 中国之欧洲 |
释义 | 《中国之欧洲》是比较文学大师、法国汉学泰斗艾田蒲(René Etiemble)的两卷本著作,曾荣获首届巴尔桑比较学基金奖。中文本由许钧、钱林森合译,1995年曾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2008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重新出版了修订全译本。从西方学术史和比较文学发展史来考量,《中国之欧洲》是20世纪比较文学和西方汉学牵手、搭桥的先驱之作,艾田蒲顺应近代西方学术潮流,为国际比较文学界贡献了这部跨文化、多学科联姻和对话的典型范本。如今,这部大著已经走进中国大学课堂,是无数专攻比较文学和中外文化关系的年轻学子必读的经典著作。 书名:中国之欧洲 作者:[法] 艾田蒲(Réne Etiemble) 原版名称:L'Europe chinoise 译者:许钧、钱林森 ISBN:9787563374694 页数:662页 定价:¥78.00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8年8月1日 装帧:平装 内容简介《中国之欧洲》是饮誉世界的汉学家、比较文学大师艾田蒲教授几十年致力于中国学研究的一部比较文化力作。作者以其深厚的文化素养和开阔的东方意识,从翔实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出发,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哲学思想对西方世界的影响,对中西文化相互碰撞、交融的历史作了十分精当的描述和独到的研究,并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批驳了“欧洲中心论”,有力地论证了中国思想、文化在整个人类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作者简介艾田蒲(René Etiemble,1909-2002),法国当代知名作家、比较文学大师、巴黎索邦大学名誉教授,法国四级荣誉勋位。他是当代西方最杰出的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学者,巴黎大学中西比较文学讲座的主持人,学贯中西的作家与社会学教授,著述宏富,除文学创作外,主要的文学评论有《兰波之神话》、《文学的卫生》、《真正的邪恶》等,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方面的著述有《比较不是理由》、《世界文学论文集》、《中国之欧洲》等。 他研究中国和欧洲关系的两卷集巨著《中国之欧洲》,精辟地论证了中国文化对自罗马帝国至法国大革命间欧洲的影响,为西方人重塑了中国形象,着重阐明了人类文明是一个互相依赖、互为补充的有机体。 译者简介许钧,南京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欧美文学研究中心兼职教授。主要译著包括《追忆似水年华》(卷四)、《名士风流》、《邦斯舅舅》、《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等,主要专著包括《文学翻译批评研究》、《文字·文学·文化——〈红与黑〉汉译研究》、《当代法国翻译理论》、《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翻译论》等,先后十余次获国家或省级优秀成果奖。 钱林森,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曾出版《中国文学在法国》、《法国作家与中国》、《法国作家与中国文化》等专著,发表论文百余篇.主编或参与主编《中国文学在国外》、《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法国文化史》等多种丛书。 书籍目录中国之欧洲:上卷追忆艾田蒲 译序 中文版序 法文版序 前言 欧洲中心论招摇撞骗的杰作:谷登堡为印刷术发明家 第一部 契丹寻踪 第一章 契丹寻踪 第二章 耶稣会传教团之前在中国的犹太教和基督教 第三章 阿拉伯世界发现中国(1) 第四章 阿拉伯世界发现中国(2) 第五章 从阿拉伯人的游记到马可·波罗纪行 第六章 马可·波罗(1) 第七章 马可·波罗(2) 第八章 马可·波罗(3) 第九章 中国艺术与锡耶纳复兴 第十章 中国和佛教对魔鬼和地狱表现的影响 第十一章 佛教的重新发现(1) 第十二章 佛教的重新发现(2) 第二部 欧洲对由传教会从中国传来的消息之最初反应 第十三章 传教士不懂汉语的某些后果或公然传播的谬误 第十四章 游记与“哲学”思想 第十五章 买卖就是宗教 第十六章 传教士与官员 第十七章 从利玛窦到拉莫特·勒瓦耶(1) 第十八章 从利玛窦到拉莫特·勒瓦耶(2) 第十九章 中国礼仪事件(1) 第二十章 中国礼仪事件(2) 第二十一章 中国礼仪事件与培尔的思想 第二十二章 费尔隆与中国 第二十三章 马勒伯朗士的“上帝”概念与朱熹的“理”的概念(1) 第二十四章 马勒伯朗士的“上帝”概念与朱熹的“理”的概念(2) 第二十五章 马勒伯朗士的“上帝”概念与朱熹的“理”的概念(3) 第二十六章 莱布尼兹与中国(1)——宏图大略 第二十七章 莱布尼兹与中国(2)——世界性的中国语言 第二十八章 莱布尼兹与中国(3)——二进制算术与《易经》八卦 第二十九章 莱布尼兹与中国(4)——莱布尼兹与中国思想 第三十章 莱布尼兹与中国(5)——莱布尼兹与中国礼仪事件 上卷结语 中国之欧洲:下卷前言 第一部 罗马教廷否认耶稣会士眼中的中国之欧洲 第一章 图尔侬翠结局不妙 第二章 梅扎巴尔巴在中国与伏尔泰的缄默 第三章 孟德斯鸠的中国 第四章 欧洲仍在中国化 第五章 为欧洲“爱术”所利用的中国1 第六章 为欧洲“爱术”所利用的中国2 第二部 17和18世纪欧洲戏剧中的几个中国侧面 第七章 伊丽莎白戏剧 第八章 司马迁的《中国孤儿》 第九章 纪君祥的《中国孤儿》 第十章 从纪君祥到伏尔泰 第十一章 伏尔泰的《中国孤儿》 第十二章 《中国孤儿》在英国、德国和意大利 第三部 仰慕中国的伏尔泰 第十三章 伏尔泰及其消息来源 第十四章 伏尔泰与中国纪年表(1)——问题是如何提出的 第十五章 伏尔泰与中国纪年表(2)——伏尔泰的答案 第十六章 伏尔泰与孔夫子 第十七章 伏尔泰·中国政治与风俗(1) 第十八章 伏尔泰·中国政治与风俗(2) 第十九章 将无耻之徒击垮在中国之下 第四部 仰慕中国者与排斥中国者 第二十章 德·阿尔让斯侯爵的《中国人信札》 第二十一章 重农主义者与中国 第二十二章 仰慕中国者与排斥中国者 第二十三章 18世纪的一部教材和一部词曲中介绍的中国 第二十四章 这部《词曲》是否完备? 结论 从对中国的仰慕到排斥 译后记 人地名中外文对照表 书刊名中外文对照表 书摘阅读第一章 契丹寻踪(节选) 依蒙田所见,约在16世纪末,一些有识之士就隐隐约约地看到了中国的重要性,然而,却极少予以关注,远不像对另一方的印度,即“西印度”的发现那样关心,事实上,“西印度”的发现对他们来说要更让人震惊得多。不过,一个世纪之后,一切就都变了。只要翻开1700年的圣西门的《回忆录》第51章:“关于中国孔夫子和祖宗的祭礼的争辩开始变得沸沸扬扬……耶稣会会士允许其新教徒举行祭礼,然而外国传教团却严格禁止:前者认为祭礼为纯世俗活动,而后者却认为这是迷信、偶像崇拜活动。他们引出的这场争论后果极为严重,以致后人写下了不少涉及面很广的回忆录,有提问,有事实,录下了整段整段的历史。”确实,1700年标志着欧洲与中国文化关系的关键性一年。此后,一直到法国大革命,在欧洲,到处都谈论中国人,谈论中国圣人,中国杰出的大圣人:孔夫子。差不多到了1800年左右,这一热潮方才降温,而此时,对大革命的热情也同时衰退。 由此看来,任何一个具有严肃头脑的人都应该给自己提这样一个问题:既然“西印度”一被发现,便给蒙田提出了我们今日所接受的哲学意义上的纯“哲学的”问题,那为什么早就被发现的“东方之”东方却丝毫也激发不出如此多的思考?因为说到底,突然使中国被素有文化修养的“西方”所知、留下印象的,远不是“东方印度”的发现者,而是耶稣会士和其他传教士之间的明争暗斗。 此处,我们要抵挡一个社会的偶像:迄今,我们尚被超音速飞机所迷醉,“80天环游地球”在如今看来微不足道,我们大家也都承认,当今的时代,是电信的时代,是同步信息的时代,北京因此而变得近在协和广场,同时,也是国际关系时代。谁要是追问一下,我们就会口气肯定地说大家相互认识还不久。我们不假思索地认为,“护照”就意味着“国际关系”。然而,这一违反本性的玩意儿从来也没有阻止过不法之徒自由来往,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贩毒分子或拐卖妇女分子,或是最寒酸的情报机构中最低微的情报人员,它实际上不过是我们的乡气或奴性的标志。我们常常引以为豪的那些签证不过是表明了今天的人不再有走天下的自由。 然而,从上旧石器时代起,“磨琢的石器便可在远离自然燧石矿脉数百公里的工场找到”;不过,在上旧石器时代,“人们拥有自大不列颠到乌克兰的数量可观的资料,这些资料表明,虽然佩利戈文化、奥瑞科纳文化、索留特累文化、马格德林文化几经更迭、变迁,但却拥有草原和冻原地域的旧石器时代的普遍的同一性。同时,这一同一性也与无限的地区性微小差异相吻合,这些微小差异赋予了地区性命名册一种极为杂乱的性质,然而,却显示出了可与新欧洲地域相比较的一个大区域的轮廓,这个大区域与远东相比而言是统一的,而就地区内部的概貌而言,又是多样化的。在这个存有差异的基础上,一些主要的物器广为流传,如毛边刀,某些刮刀,雕刻刀,索留特累桂叶,这些东西都标志着一个时代,并在相互分隔的地区长期存在”。 此后不久,出现了原始农业社会或农业社会,我们会为这些社会成员的活动能力而惊叹,我们都有些过分,把这些人想象成纯“洞穴人”,然而,他们却可到他们洞穴四周较远的地方活动,去猎野牛,或在多尔多涅河捕鱼。根据我们所能了解到的欧洲大陆的史前史,情况如下:在中国和中欧之间,有一个极为广阔的黑土地带,这一黑土地带“构成了”东西方之间的“长廊”。“小麦在这块土地上渐渐扎下了根,大麦和黑麦也同时发展,它们对北方气候更有抵抗力,所以,很快有了大幅度的发展。开始和羊、牛、山羊、猪以及不久后出现的马,构成了一个农业和畜业的基础,同时向西方和远东扩展。正是通过这条北路,欧洲和北部中国获得了新的技术”(勒鲁瓦·古尔汉)。当你在原始社会地图上,顺着标志着技术的主要运动和最远传播地的箭头去察看时,当你阅读乔治·杜梅齐尔的专著,想象着从相当于多瑙河和伏尔加河口之间的广阔区域的地区出发,不久后抵达爱尔兰和印度的极大冒险时,当你跟随着匈奴人远征,得以认识到当时中国所面临的事件以何等强烈的力量对“西方”历史激起反响时,你最终会放弃极端的乡气,不会为听到在山东发现了一把具有吉尔伽美什特征的剑护手大惊小怪,记得在我20岁时,这听来简直就是个奇迹。 人类自古就在自己的星球上往来:或通过陆路,或通过海路,或走白令海峡,或取道塔斯马尼亚岛和火地岛,太平洋地区的居民最终占据了美洲大陆;然而,这些人却不知车轮和马为何物。我们别对此大惊小怪:被美洲人称为开路者的野牛给美洲大陆开辟了一条条野牛小道,这一条条小道轻易地穿过浅滩,伸向缓缓的坡道,避开深谷和险峰,安全而又可靠地顺势延伸。若要安逸舒适地周游大陆,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时代的印第安人只需顺着他们追猎的野牛的踪迹前行。显而易见,欧亚大陆的情况亦然。 在其研究乌尔商贩及乌尔与东方的海上关系的文章中,奥本海默(A.LOppenheimer)断定,早在3000年前,巴比伦或美索不达米亚的商贩和莫亨朱达罗或哈拉伯文明之间就已存在贸易关系,莫亨朱达罗和哈拉伯即今日的彭加布和俾路支(谈到乌尔人的海上旅行时,作者甚至认为迪尔蒙有可能就是波斯湾的巴林岛)。古森(G,Goussens)也论述了通过波斯湾,把巴比伦帝国和“印度河流域兴旺发达的共同体”联络起来的贸易关系。他还指出,在北部,一条横穿伊朗的大道将“中亚的宝贵原料”源源不断地运向乌尔一尤其是青金石。当阿卡得的萨尔贡(公元前2300年)出于自己的利益,统一了巴比伦,统治着一个西濒地中海,东临波斯湾的帝国时,便开始了与梅吕哈地区的贸易,今日,历史学家们都承认所谓的梅吕哈地区就是今日的印度河流域地区。后来,约在公元前1000年,亚述国王辛那赫里布和亚述纳西拔与亚洲积极通商,从亚洲寻来了辛香作料与香料。 帕西·赛克斯(Percy Sykes)爵士也了解公元前3000年苏美尔和亚洲之间的贸易往来历史,他甚至认为可以比《苏美尔人》一书的作者伍莱(Woolley)更为准确地考证出给乌尔人提供宝石的青金石矿:涉及的不是帕米尔地区,而是巴达赫尚,感谢希罗多德给我们提供了当时联络欧亚大陆的通商大道的材料。他认为这是有关贸易通道的最初材料:“家乡在普罗科纳兹的卡斯特洛布之子阿里斯塔俄斯在其诗中说,因受太阳神腓比斯(Phebus)的诱惑,他一直到了伊塞东人居住的地方,在其上游,居住着只有一只眼睛的阿里斯马普人;更远处,是看守金子的狮身鹰头鹰翼的怪兽;再过去,是极北人,一直伸展至海边。除极北人之外,所有这些民族,首先是阿里斯马普人,都不断地侵占邻人土地。”(这种侵犯的方法虽不甚可取,但却可靠,保准能使各民族之间发生密切的关系,不然,各民族之间就有可能互不知晓,或相互之间的了解至少有可能没有这么深)然而,继其他学者之后,帕西爵士认为可以考证这些民族:历史上的阿里斯马普人,就是蒙古人,即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匈奴,或我们的史学家笔下的“Huns”人,确实,在很长时间内,他们在欧亚大陆和丝绸之路中的作用应该是不可忽视的。至于极北人,依拉丁语原词之义,意思为“比北风还住得更远的人”,而通过希罗多德的诗作,我们得知这些人居住的地方一直“延至海边”,那也许就是我们今日所称的中国,在中世纪时,我们称中国为契丹(今日,俄文中的kitai仍指中国),总而言之,那也许就是罗马人后来所称的“Seres”(丝儿人)。公元前1世纪,斯特拉博写道,巴克特里亚的希腊人“将其帝国一直扩展至丝儿人和帕墨斯人(Phaumes)的边境”。然而,罗马帝国称中国的“丝儿”一词源自何处?中国的“丝”,即为蚕丝,此物品的质地历来为外国人所赞美,有天丝的最美妙的传说,一直在欧亚大陆广为流传。“丝儿”,换言之,即为“丝之人”,他们被外人所了解,确实是多亏了“丝绸之路”,我们今日都知道从中国长城一直通至巴克特里亚的那段路线:从巴克特勒斯到帕米尔,再至塔奇古尔甘,至此,道路一分为二,一方面向北延伸,联结地理学家们所说的伊塞东塞里加(洛浦附近),通过玉门关,通至特洛纳(Throana),我们通过考证,特洛纳就是今E1闻名遐迩的敦煌城。南路也通至此城;而迪纳(Thinai)也可能就是今日的洛阳。即使假设我们的有些考证失误,但我们知道,持续不断的贸易关系将罗马帝国和中国联结在一起。 我对亚历山大只字不提,人们也许会感到奇怪。为什么呢?他比名垂青史的任何一个斗士都把基督前时代的“西方”的野心推得更远,一直深入到东方印度,也许还推进得更远,像他这样一个人,怎么会没有听说过中国人呢?然而,事实似乎如此。帕西·赛克斯爵士甚至断言:“直到公元前140年,中国人对西亚和欧洲一直毫无了解。”可是,倘若相信阿里斯塔俄斯在中亚的商贩中间常听说极北人的话,那么,怎么可能在同一时期,这些中国人就听不到别人提及西方人呢?马塞尔·葛兰言曾在授课中建议,不能先验地排除早在公元前5世纪,中国和欧洲之间,孔夫子思想和苏格拉底思想之间,甚至中国诡辩术和希腊诡辩术之间就存在着相互关系的想法。虽然我们不能像葛兰言那样大胆地提出设想,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一条如此闻名、如此人来车往的道路不可能会使中国人对生活在另一端的人们一直毫无了解。这一意在表明好奇心和学识为欧洲所专有的想法,我思忖是否应该从中再一次看到“白”人的那种法利赛人似的孤傲。就我们所知,中国出使“西方”的第一人是张骞,时间是公元前138年——他抵达了索格狄亚那,即离巴克特勒斯很近——绝不能因为这一点,我们就应该下结论:在此之前,中国人对“西方”毫不了解。倘若确实张骞回朝后向汉朝的武帝禀报,中国之名在费尔干纳,即在锡尔河流域(此河流入咸海)受到人们的崇敬,那么,如果认为当时生活在中亚的民族没有听说过希腊和罗马,那就难以置信了。历史上,汉朝的复辟坚定了汉人帝国的西征步伐,征服了匈奴人,占领了甘肃的西北部,从而重新组建了“丝绸之路”这一条如此闻名的道路的出发地,假如我们承认这一历史时期的年代是可以确定的话,那么,我觉得绝不能从中得出结论:在此之前,中国人对西方的那些帝国毫不了解,而西方的帝国偏偏幸运,听到别人提起过极北人。不管怎么说,在公元前140年-前120年起,中国人和西方人便相互认识了,这是显而易见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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