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亚非学会由于“文化大革命”被迫停止一切活动。1984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批复同意中国亚非学会恢复活动。1985年5月，中国亚非学会在北京召开理事会扩大会议，讨论、修改章程，健全领导机构，登记和发展会员，筹备召开第2届会员代表会议。

大事纪要

恢复活动

而立之年

会议纪要

大事年表

著名大会(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 第五届理事会)

东方学(研究方向 酝酿阶段 确立时期 繁荣时期 新发展 研究内容 中国东方学 发展趋势)

研讨活动

大事纪要

学会由于"文化大革命"被迫停止一切活动。

1984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批复同意中国亚非学会恢复活动。

1985年5月，中国亚非学会在北京召开理事会扩大会议，讨论、修改章程，健全领导机构，登记和发展会员，筹备召开第2届会员代表会议。

1986年3月10-12日，中国亚非学会在北京召开第2届会员代表会议，修改、通过了新的学会章程，提出学会今后的活动内容，选举产生由50人组成的新理事会。

1990年10月24至27日，中国亚非学会在北京举行第3次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讨论会，大会由副会长季羡林主持。著名法学家、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顾问张友渔出席大会。正在我国访问的非洲统一组织秘书长萨利姆?艾哈默德?萨利姆应邀在大会上发表演讲。外交部副部长杨 福昌在大会上作亚非地区形势报告。薛谋洪教授作"来自西太平洋的经济机会和挑战"的报告。学会秘书长柯蒂向大会报告第2届理事会工作。大会选出由60人组成的第3届理事会。

1992年4月20日，中国亚非学会在北京天地大厦召开会议，庆祝中国亚非学会成立30周年。出席庆祝大会的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雷洁琼，外交部部长助理李肇星，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刘述卿，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李慎之，学会顾问张香山、吴廷，学会领导、在京理事和会员，共计150人。

1994年10月28至29日，中国亚非学会在北京举行了第4次会员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会长季羡林，副会长刘春、林华轩、葛佶、何肇发，学会理事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会员代表，共计100多人。大会选出由75人组成的第4届理事会，并推选出新一届领导班子。

1996年亚非学会又举办了两次大型会议，一次是在南京举办"亚非国家转变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经验教训"学术研讨会；另一次是发起举办"第1届中国阿拉伯经济研讨会"，阿拉伯国家驻华使团参加了会议。

自1998年6月开始，中国亚非学会按照国家民政部的要求进行整顿，筹集了10万元注册资金，设立了账户，修改了学会章程，调整了学会领导机构成员，于2000年1月20日重新登记注册。

恢复活动

在隆重纪念亚非会议三十周年的日子里,为了进一步加弥对亚非国家的研究和开展内外学术交流,中国亚非学会于1985年5月7日在北京举行在京理事扩大会议,正式恢复中断了二十年的学会活动。

而立之年

我国最早成立的研究国际问题的学术团体——中国亚非学会迎来了它的“而立”之年。中国亚非学会成立30周年庆祝会于4月20日在北京举行。庆祝会由中国亚非学会副会长林华轩主持。中国亚非学会会长、著名学者季羡林首先在庆祝会上讲话。他回顾了亚非学会的成立、发展及其活动。

会议纪要

中国亚非学会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于2005年4月20-21日在北京华侨大厦会议厅隆重举行。出席此次大会的有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中国交流协会会长李成仁、外交部原副部长杨福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王运泽、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所长杨光。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外交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战略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共中央党校、北京大学、外交学院、西北大学、云南大学、湘潭大学、内蒙古民族大学等国家机关、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和中国亚非学会理事、会员代表共80余人出席了会议。大会主要议题是总结学会第四届理事会工作，选举第五届理事会和新的领导班子，举办“纪念万隆会议召开50周年暨中国与亚非国家关系回顾及前瞻”国际学术研讨会。

大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所长张宏明主持。中国亚非学会常务副会长杨光代表第四届理事会作了《中国亚非学会第四届理事会工作报告》。报告回顾和总结了第四届理事会在全体会员的支持下，充分运用学会所拥有的丰富学术资源和学科优势，紧紧围绕亚非国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和我国民众关注的热点议题举办了一系列学术研讨与交流活动。通过开展这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学术活动，不仅达到了“交流信息、开拓视野、贡献卓识”的目的，而且为国家的建设事业献计献策，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报告介绍了多年来学会广大同仁克服困难，开拓前进，积极探索学术交流活动的新模式和新途径，充分发挥学会的优良传统，为办好这个全国性学术团体积累了有益的经验。该报告还就新时期如何进一步做好学会的工作，开展多种形式的学术研讨活动以及多渠道筹措资金等事项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大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国亚非学会第四届理事会工作报告》，并对第四届理事会所做的各项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按照学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由50名理事组成的第五届理事会，并召开了第五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领导班子，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中国交流协会会长李成仁当选为中国亚非学会第五届会长。理事会还对今后学会的工作设想与安排进行了讨论。强调“立足亚非，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重要性，加强横向联系，密切关注诸如“亚非国家执政党与执政能力建设”、“亚非国家构建和谐社会的经验”、“能源战略与能源外交”、“地区稳定与安全合作”等重大现实问题。提出每年举行1~2次学术研讨活动，同时，通过网络展示学会动态，进一步增强学会服务社会的功能。

新当选的学会会长李成仁同志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指出，在万隆会议50周年之际召开中国亚非学会会员代表大会有着特殊的意义。亚非地区有90多个国家，约占联合国成员国的一半，在国际事务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加强同亚非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一直是我国外交的基石。开展不同层次的交往与合作，有利于增进友谊、加深了解，推动与亚非国家间关系的深入发展。从这个意义上，中国亚非学会肩负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立足亚非，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中国亚非学会的办会宗旨。中国亚非学会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开展学术研究交流的优良传统。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亚非学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在充分发挥学会自身的特点和优势的基础上，可以大有作为，发挥重要的作用。学会应从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出发，更好地结合中国改革开放和国际斗争的需要开展研究工作，在繁荣科学研究的同时，为国家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李成仁会长进一步强调，一个学术团体的生命力就在于开展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活动；研究是生命之源、存在的基础，交流是活力的体现，两者相互促进，不可或缺。因此，只有加强学术研究和交流，学会的生命力才会更强，才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李成仁会长还就“中日民间团体东京集会与中日关系现状”作了专题报告。他介绍了中、日两国60家民间团体于2005年4月12日在东京召开会议，联合发表了《和平与睦邻呼吁书》，强调为推动中日两国政府改善关系创造条件。李会长结合在日本进行实地调研所掌握的第一手材料，分析了当前日本国的政情和民情、日本国民心态、日本各阶层对华态度、日本右翼势力在该国政治生活以及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日本各大主流媒体的基本倾向及其动向等重要问题。他认为，目前的中日关系仍然表现出“经热、政冷”，两国关系正处在十字路口。这种局面的出现有着深层次的原因：第一，日本右翼势力的上升并逐步掌权，损害了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第二，日本惧怕中国的发展，特别是对中国的崛起存在着不平衡心理。第三，美国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日本将日美关系看作是对外关系的基轴，日美之间相互利用，存在着遏制中国的图谋。他指出，从中日关系大局着眼，必须坚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原则，历史问题只能在中日关系发展的大局中逐步解决。同时，应当正确把握和处理好中日关系，本着“友好相处，合作共赢”的精神，做更为细致的工作，开展多层次交流，防止中日关系继续恶化。李成仁先生的专题报告信息量大，分析透彻，切中现实，对认识和把握中日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深受与会专家学者们的好评。4月21日，值“亚非会议（万隆会议）”召开50周年之际，中国亚非学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共同举行了“纪念万隆会议召开50周年暨中国与亚非国家关系回顾及前瞻”国际学术研讨会。出席万隆会议的亚非国家驻华使节和中国亚非学会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的会议代表以及在京的亚非问题专家学者100人出席了研讨会并发言。 会议围绕亚非会议的历史地位、“万隆精神”、中国与亚非国家的关系等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外交部杨福昌大使作了题为“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和作用及中国同它们的关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陆庭恩教授作了“万隆会议——推动国际关系发展的强大动力”、中国战略学会赵国忠研究员作了“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友好合作关系源远流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陈公元教授作了“郑和下‘西洋’与中非友谊”、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杨立华教授作了“发扬万隆精神，加强中非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陆建人教授作了“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及合作”的精彩演讲；印度尼西亚驻华参赞胡祖光、叙利亚驻华大使穆罕默德·海伊尔·瓦迪、埃及驻华大使阿里·侯塞穆丁·希夫尼、乌干达驻华大使菲利浦·伊德罗等也先后在研讨会上作了专题发言。研讨会会场气氛热烈，发言者回顾和总结亚非人民团结求发展的光荣传统和宝贵经验，同时探讨了在新的历史时期亚非人民团结合作，实现共赢，进一步走向繁荣的途径、方式和构想。这使得研讨会既具有学术性，又具有前瞻性和咨政意义，从而取得了圆满成功。

大事年表

1985年5月，中国亚非学会在北京召开理事会扩大会议，讨论、修改章程，健全领导机构，登记和发展会员，筹备召开第2届会员代表会议。

1986年3月10-12日，中国亚非学会在北京召开第2届会员代表会议，修改、通过了新的学会章程，提出学会今后的活动内容，选举产生由50人组成的新理事会。

1990年10月24?27日，中国亚非学会在北京举行第3次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讨论会，大会由副会长季羡林主持。著名法学家、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顾问张友渔出席大会。正在我国访问的非洲统一组织秘书长萨利姆艾哈默德萨利姆应邀在大会上发表演讲。外交部副部长杨 福昌在大会上作亚非地区形势报告。薛谋洪教授作"来自西太平洋的经济机会和挑战"的报告。学会秘书长柯蒂向大会报告第2届理事会工作。大会选出由60人组成的第3届理事会。

1992年4月20日，中国亚非学会在北京天地大厦召开会议，庆祝中国亚非学会成立30周年。出席庆祝大会的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雷洁琼，外交部部长助理李肇星，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刘述卿，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李慎之，学会顾问张香山、吴廷?，学会领导、在京理事和会员，共计150人。

1994年10月28?29日，中国亚非学会在北京举行了第4次会员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会长季羡林，副会长刘春、林华轩、葛佶、何肇发，学会理事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会员代表，共计100多人。大会选出由75人组成的第4届理事会，并推选出新一届领导班子。

1996年亚非学会又举办了两次大型会议，一次是在南京举办"亚非国家转变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经验教训"学术研讨会；另一次是发起举办"第1届中国阿拉伯经济研讨会"，阿拉伯国家驻华使团参加了会议。

1998年6月开始，中国亚非学会按照国家民政部的要求进行整顿，筹集了10万元注册资金，设立了账户，修改了学会章程，调整了学会领导机构成员，于2000年1月20日重新登记注册。

著名大会

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

中国亚非学会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于2005年4月20-21日在北京华侨大厦会议厅隆重举行。出席此次大会的有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中国交流协会会长李成仁、外交部原副部长杨福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王运泽、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所长杨光。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外交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战略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共中央党校、北京大学、外交学院、西北大学、云南大学、湘潭大学、内蒙古民族大学等国家机关、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和中国亚非学会理事、会员代表共80余人出席了会议。

大会主要议题是总结学会第四届理事会工作，选举第五届理事会和新的领导班子，举办“纪念万隆会议召开50周年暨中国与亚非国家关系回顾及前瞻”国际学术研讨会。

大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所长张宏明主持。中国亚非学会常务副会长杨光代表第四届理事会作了《中国亚非学会第四届理事会工作报告》。报告回顾和总结了第四届理事会在全体会员的支持下，充分运用学会所拥有的丰富学术资源和学科优势，紧紧围绕亚非国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和我国民众关注的热点议题举办了一系列学术研讨与交流活动。通过开展这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学术活动，不仅达到了“交流信息、开拓视野、贡献卓识”的目的，而且为国家的建设事业献计献策，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报告介绍了多年来学会广大同仁克服困难，开拓前进，积极探索学术交流活动的新模式和新途径，充分发挥学会的优良传统，为办好这个全国性学术团体积累了有益的经验。该报告还就新时期如何进一步做好学会的工作，开展多种形式的学术研讨活动以及多渠道筹措资金等事项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大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国亚非学会第四届理事会工作报告》，并对第四届理事会所做的各项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按照学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由50名理事组成的第五届理事会，并召开了第五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领导班子，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中国交流协会会长李成仁当选为中国亚非学会第五届会长。理事会还对今后学会的工作设想与安排进行了讨论。强调“立足亚非，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重要性，加强横向联系，密切关注诸如“亚非国家执政党与执政能力建设”、“亚非国家构建和谐社会的经验”、“能源战略与能源外交”、“地区稳定与安全合作”等重大现实问题。提出每年举行1~2次学术研讨活动，同时，通过网络展示学会动态，进一步增强学会服务社会的功能。新当选的学会会长李成仁同志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指出，在万隆会议50周年之际召开中国亚非学会会员代表大会有着特殊的意义。亚非地区有90多个国家，约占联合国成员国的一半，在国际事务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加强同亚非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一直是我国外交的基石。开展不同层次的交往与合作，有利于增进友谊、加深了解，推动与亚非国家间关系的深入发展。从这个意义上，中国亚非学会肩负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立足亚非，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中国亚非学会的办会宗旨。中国亚非学会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开展学术研究交流的优良传统。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亚非学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在充分发挥学会自身的特点和优势的基础上，可以大有作为，发挥重要的作用。学会应从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出发，更好地结合中国改革开放和国际斗争的需要开展研究工作，在繁荣科学研究的同时，为国家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李成仁会长进一步强调，一个学术团体的生命力就在于开展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活动；研究是生命之源、存在的基础，交流是活力的体现，两者相互促进，不可或缺。因此，只有加强学术研究和交流，学会的生命力才会更强，才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李成仁会长还就“中日民间团体东京集会与中日关系现状”作了专题报告。他介绍了中、日两国60家民间团体于2005年4月12日在东京召开会议，联合发表了《和平与睦邻呼吁书》，强调为推动中日两国政府改善关系创造条件。李会长结合在日本进行实地调研所掌握的第一手材料，分析了当前日本国的政情和民情、日本国民心态、日本各阶层对华态度、日本右翼势力在该国政治生活以及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日本各大主流媒体的基本倾向及其动向等重要问题。他认为，目前的中日关系仍然表现出“经热、政冷”，两国关系正处在十字路口。这种局面的出现有着深层次的原因：第一，日本右翼势力的上升并逐步掌权，损害了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第二，日本惧怕中国的发展，特别是对中国的崛起存在着不平衡心理。第三，美国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日本将日美关系看作是对外关系的基轴，日美之间相互利用，存在着遏制中国的图谋。他指出，从中日关系大局着眼，必须坚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原则，历史问题只能在中日关系发展的大局中逐步解决。同时，应当正确把握和处理好中日关系，本着“友好相处，合作共赢”的精神，做更为细致的工作，开展多层次交流，防止中日关系继续恶化。李成仁先生的专题报告信息量大，分析透彻，切中现实，对认识和把握中日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深受与会专家学者们的好评。

第五届理事会

2008年4月21日，值“亚非会议（万隆会议）”召开50周年之际，中国亚非学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共同举行了“纪念万隆会议召开50周年暨中国与亚非国家关系回顾及前瞻”国际学术研讨会。出席万隆会议的亚非国家驻华使节和中国亚非学会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的会议代表以及在京的亚非问题专家学者100人出席了研讨会并发言。 会议围绕亚非会议的历史地位、“万隆精神”、中国与亚非国家的关系等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外交部杨福昌大使作了题为“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和作用及中国同它们的关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陆庭恩教授作了“万隆会议——推动国际关系发展的强大动力”、中国战略学会赵国忠研究员作了“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友好合作关系源远流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陈公元教授作了“郑和下‘西洋’与中非友谊”、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杨立华教授作了“发扬万隆精神，加强中非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陆建人教授作了“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及合作”的精彩演讲；印度尼西亚驻华参赞胡祖光、叙利亚驻华大使穆罕默德·海伊尔·瓦迪、埃及驻华大使阿里·侯塞穆丁·希夫尼、乌干达驻华大使菲利浦·伊德罗等也先后在研讨会上作了专题发言。研讨会会场气氛热烈，发言者回顾和总结亚非人民团结求发展的光荣传统和宝贵经验，同时探讨了在新的历史时期亚非人民团结合作，实现共赢，进一步走向繁荣的途径、方式和构想。这使得研讨会既具有学术性，又具有前瞻性和咨政意义，从而取得了圆满成功。

东方学

研究方向

东方学研究亚洲和非洲（主要是北非）地区的历史、经济、语言、文学、艺术及其他物质、精神文化的综合性学科。

酝酿阶段

东方学产生于近代西方。16 世纪末～18世纪是东方学的酝酿阶段。首先是一些欧洲商人、传教士和其他最初到东方传教、贸易和探险的人员编写的关于东方各国的记载。如门多萨关于中国的记载（1858）、欧利里阿斯关于波斯的记载（1647）等。16世纪末的巴黎大学、17世纪牛津大学都开设近东语言课程。牛津大学首任阿拉伯语教授爱德华·波考克（1604～1691）著《阿拉伯史纲》，开阿拉伯研究先河。17世纪末欧洲一些大学收集了大量东方典籍文稿，出版了一批根据东方资料编成的系统著作。如戴尔倍罗等人编订的《东方文库》等。18世纪东方语言学获得发展，东方经典的准确译本出版：加兰译《 一千零一夜 》 、雷孝思译《易经》、乔治·赛尔译《古兰经》、杜·伯隆译《阿维斯塔》、哈尔赫德译《摩奴法典》。英国学者琼斯开始东方语言的比较研究。西方创办了一些研究东方语言的专门学校，如维也纳东方语言学院、巴黎现代东方语言学校。

确立时期

19世纪是东方学的确立时期。在前一阶段东方语言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东方学研究的众多方面都有突破和发展。系列考古发现和东方古代铭文的解读，是东方学确立的基础之一。格罗特芬德对波斯楔形文字的破译（1802），罗林逊对亚述、巴比伦楔形文字的解读，高波利翁对埃及象形文字的发现（1822）以及多次对埃及、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小亚细亚、印度、中国考古都取得成果。东方语言学发展成熟，大型东方语言辞典、自成系统的语法著作陆续出版。如《英华字典》（6卷）、《梵文字典》(7卷)、《阿英词典》（8 卷）、《 中俄大辞典 》、《梵文文法》、《汉文典》等。东方历史研究也是19世纪东方学颇有成就的领域。在搜集东方史料的基础上撰写东方通史著作的学者有罗林逊、敦克尔、勒诺尔曼、马伯乐等。东方学确立的主要标志是各国东方学研究组织的建立和国际东方学会议的召开。巴黎的亚洲学会、伦敦的皇家亚洲学会、美国的东方协会、莱比锡的德意志东方学会等在19世纪初期相继成立。1873年世界东方学家代表齐集巴黎举行第一届国际东方学会议，以后每隔3～4年召开一次。

繁荣时期

20 世纪，东方国家的一批学者加入东方学的研究队伍，以不同于西方东方学界的民族视野研究东方学，以其材料充实的研究成果而异军突起。一些研究领域呈现出繁荣局面。如敦煌学研究成为国际性的热门。汉学、中东学、日本学由于 20 世纪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与变化，成为显赫之学。沙畹（1865～1918）的汉学著作、戴密微的敦煌学研究成果、汉密尔顿·吉布的《 阿拉伯文学史 》 、瓦特的《穆罕默德：先知和政治家》、陶德的《拉贾斯坦编年史与文物》、温德尼茨的《印度文学史》、谢尔巴茨基的《印度逻辑》等都是东方学的重要论著。

新发展

东方学家的国际性合作研究是20 世纪东方学的新发展。如《伊斯兰百科全书》就是西方各国伊斯兰-阿拉伯学者通力合作的产物。1942年出版了 4 卷本，然后各自根据已取得的学术成果进行专题研究 ， 提供基本书目 。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编写的 3 卷中大部分词条是专门学者撰写的学术论文 。1954年又在英、法、德学者的主持下修订，自1960年陆续出版各卷，汇集了20世纪世界阿拉伯研究的成果。

1993年在香港举行第34届东方学国际会议。世界各国的东方学家聚会香港，就中国踏进21世纪的门槛、珠江三角洲；潜力与机会、亚洲科技史、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东亚公民社会与停滞不前因素、敦煌研究、丝绸之路研究、佛教与佛学研究等课题展开深入讨论。

研究内容

东方学实际上是一个学科群体 。 从学科领域看，有东方历史 、东方语言 、东方文学、东方艺术、东方宗教、东方哲学、东方经济、东方社会等分支学科。从研究区域看，有中国学（汉学）、西夏学、敦煌学、藏学、埃及学、赫梯学、亚述学、伊朗学、阿拉伯学、中东学、日本学、印度学、朝鲜学等分支学科。

中国东方学

中国在同亚非人民长期交往中积累了丰富的史料。唐代玄奘出使印度，著有《大唐西域记》；杜环出使西亚北非，著有《经行记》。二书是研究古代印度和近东的重要资料。元代汪大渊两次游历东南亚和印度洋各地，著《岛夷志略》。明代郑和率领庞大船队七下“西洋”，访问了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的20多个国家，其随员马欢、费信和巩珍分别撰写《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等书，是研究亚非政治、经济、文化的珍贵资料。官修《二十四史》中不乏亚非地区或某一国家的专门记载。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东方学的研究内容由过去的语言、历史、文化、哲学、宗教发展到当代亚非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等问题的全面研究。敦煌学、西藏学的基地在中国，其研究水平处于当代世界的前列。对其他领域的研究，中国的东方学者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以后，国内相继成立了一些专门的东方研究机构。1956年成立的国际关系研究所设西亚、北非组，主要研究当代中东的政治、对外关系、社会状况和经济等问题。1959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筹建亚非研究所。1962年在北京成立全国性的学术团体中国亚非学会。中国亚非学会和亚非研究所合办《亚非译丛》等刊物。1964年北京大学设亚非研究所。80年代以后，有关东方学的各种学会和研究机构纷纷成立。北京大学设有东方文化研究所、伊朗研究中心 、朝鲜研究中心、日本研究中心等。有关期刊有《南亚研究》、《东南亚研究》、《阿拉伯世界》、《西亚·北非》、《日本研究》、《东方丛刊》等。

发展趋势

东方学的发展趋势有几点比较明显 ：① 东、西方学者的真诚合作。②学术中心的逐渐东移。③由古代东方文化的研究转向东方现实问题的研究。④研究视野的拓展，通过东、西方文明比较研究，丰富、深化东方学的内容。东方学虽然已有 400余年的历史，但学科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突出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缺少统摄各分支学科的宏观理论研究和把握；学科研究不平衡，明显重亚洲，轻非洲。

研讨活动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举办“外交学会与中日(亚非拉)关系研讨会”

为纪念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建会60周年,外交学会30日举办了“外交学会与中日(亚非拉)关系研讨会”。

与会者表示,面对建国初期严峻的国际政治环境,外交学会另辟蹊径,通过“人民外交”的方式同包括日本在内的广大亚非拉国家开展友好交往,宣传新中国并增进双方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这段“以民促官”的独特历史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一段佳话。与会者强调,“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式现在仍不过时,而且应当继续发扬光大,特别在两国人民感情出现问题的时候,民间外交有其特殊的意义,这是外交学会等民间外交团体永恒的课题。 此次会议是外交学会建会60周年纪念活动系列研讨会的最后一部分。第一部分“外交学会与中美关系研讨会”和第二部分“外交学会与中欧关系研讨会”已先后于5月12日和6月11日成功举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