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
| 释义 | 李泽厚“救亡压倒启蒙”的学术体系推动了海内外学术界对改良与革命、“告别革命”、辛亥革命及激进主义的讨论，李泽厚对百年中国的“文化解读”为我们提供了一副从不同视角反思百年中国历史的思想图景，体现了其走出“革命崇拜”，祈求改良的发展思路，也促使我们对文化与政治的关系进行深入地思考。 版权信息书 名: 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作 者：李泽厚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 2008 ISBN: 9787108028969 开本： 32 定价: 39.00 元 内容简介《中国现代思想史论》(李泽厚集)记录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 （1）陈独秀1916年提出“最后觉悟之觉悟”，反对传统，呼喊启蒙。个性解放与政治批判携手同行，相互促进，揭开了中国现代史的新页。 （2）五四运动带来了青年一代行为模式的改变，从婚姻自主到工读互助团。一部分人经由无政府主义，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3）救亡又一次压倒启蒙。知识分子在革命战争中也为这场革命所征服。 （4）封建主义并未消除，它在社会主义装束下带来种种祸害，令人重新呼喊五四。重要的是转换性的创造。 记中国现代三次学术论战 （1）二十年代张君劢等人认为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在身心、社会领域，因果律无效，要求回到宋明理学。 （2）丁文江等人强调科学能解决一切问题，要求建立起“科学的人生观”，以作为信仰，指导生活。 （3）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三派，陶希圣等人的“新生命派”和托派《动力》都强调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性质，中国共产党的《新思潮》派则强调中国社会的封建性，前者主张反帝反资，后者主张反帝反封建。 （4）两次论战中的科学性（学术）与意识形态性（政治）的交错纠缠的特点。 （5）四十年代胡风反对向林冰以民间形式为创造文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强调继承五四，以吸取外来为主。 （6）革命战争要求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广大群众和干部“喜闻乐见”的“大众化”成为时代主流，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胡适陈独秀鲁迅 （1）文学的语言形式改革的重要意义，胡适首倡白话文运动而成名。 （2）胡适的第二个贡献是在文史领域开创了近代学术的思想新范式。关于胡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哲学方法论。 （3）陈独秀的主要兴奋点始终是政治。他从政治角度看待文学革新，突破了胡适的“八不主义”。陈反对把孔孟与程朱划开，反对把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与西方近代的民主主义混为一谈。 （4）陈的启蒙主义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对德谟克拉西由提倡到否定再回到肯定。 （5）鲁迅对“死”的形上感受，他超越了启蒙，具有现代性的孤独与悲凉。 青年毛泽东 （1）青年毛以“动力”和“斗争”为宇宙本体和人格本性，这“动”具有体魄性的特点。 （2）以“实现自我”为道德律，以不可穷尽的永恒追求为理想，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的色调。 （3）与“贵我”映对，强调方法上、认识上的“通今”，重视现实经验的概括。 试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1）唯物史观特别是阶级斗争学说，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突出的被接受和被实践的部分。实用理性使中国知识分子乐于接受进化论和唯物史观。它们主要作为一种“科学的”意识形态和理性的信仰被奉行。 （2）李大钊是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代表。他号召“到民间去”和强调“改造精神”的两大特征。 （3）瞿秋白承上启下，介绍、宣传了辩证唯物主义。 （4）中国马克思主义主要成为关于革命的战略学说。毛泽东提出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和游击战争等一系列战略策略。 （5）总结战争经验，军事辩证法提升为哲学世界观，对主观能动性的强调和经验理性的哲学认识论。 （6）思想改造运动，高扬道德主义。刘少奇的自我修养理论。 （7）1949年的胜利带来了独立、统一、平等的新中国。毛反对“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依靠激烈的政治思想斗争提前、超额完成了农业合作化。 （8）毛继续强调“政治挂帅”，强调“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并扩及一切领域，它们经常变成了劳动与剥削、公与私、善与恶的道德判定。 （9）斗争哲学（“以阶级斗争为纲”）、道德主义（“斗私批修”）、民粹主义（“向贫下中农学习”）成为思想特征，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高峰。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在道德主义下的屈从。 （10）新时期的人道主义呐喊，其理论弱点及历史正义性。马克思主义应是建设的哲学。 二十世纪中国（大陆）文艺一瞥 （1）从形象思维世界看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心态。苏曼殊创作中的某种黎明期的清新气息。 （2）五四时期多愁善感的敏感主义特色，对人生、对自我的探索、追求，新鲜性、多样性和朦胧性。冰心的母爱、郁达夫的性爱、郭沫若的力、许地山的哲理…… （3）春天过去，夏日当头，青年成熟，走进社会：三十年代创造具体模式的一代，现实生活的广泛写照，现代文学获得了客观性：茅盾、巴金、老舍、沈从文、曹禺、夏衍。 （4）走向工农兵及其心灵的复杂和痛苦。艾青、路翎和农民作家赵树理。 （5）颂歌（贺敬之）和忏悔（张贤亮）作为解放一代的文学特征。 （6）噩梦苏醒后的彷徨、愤慨、寻求和否定：从舒婷、北岛到刘索拉。 略论现代新儒家 （1）熊十力完成了谭嗣同、章太炎未竟之业，将宋明理学的伦理学翻转为宇宙观和本体论。强调“体用不二”，即运动变化、生生不息的心物感性世界。 （2）梁漱溟从文化立论讲哲学，认为中西文化之分在于对待人生的不同态度和不同道路。情感一直觉重于理知。儒学是世界文化的希望。 （3）冯友兰不同于熊、梁，构造了一个纯粹逻辑的“理世界”的哲学系统．强调要经过“思议”、“了解”后才能达到那“不可思议”、“不可了解”的人生最高境界。 （4）牟宗三认为陆、王才是孔孟正宗，程、朱的“义理之性”乃“存有而不活动”，从而失去道德自律的基础。牟强调“内圣之道”是直觉的体认、证悟，非思议、理知所能了解或达到。 （5）熊、梁——冯——牟，似乎是一个现代新儒家的正反合圆圈全程。儒学的前景问题。 漫说“西体中用” （1）中国近代由“技”而“政”而“教”的改革过程和“中体西用”说的提出。五四凸出了西学与中学的根本差异：个人本位与家庭本位。上述“中学”特点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表现。 （2）在接收、吸取外物同时．常以自己的系统将异物融解同化，使外物失其性能，这才是“中体西用”的要害。 （3）以“太平天国”为例，“中国化”过程中的平均主义、禁欲主义、命令主义和道德主义。 （4）应对“体”、“用”、“中”、“西”重新解释，“体”首先是社会存在的本体。不要把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三个不同历史阶段混为一谈，不同意文化相对主义，但赞成多元化。 编辑推荐李泽厚“救亡压倒启蒙”的学术体系推动了海内外学术界对改良与革命、“告别革命”、辛亥革命及激进主义的讨论，李泽厚对百年中国的“文化解读”为我们提供了一副从不同视角反思百年中国历史的思想图景，体现了其走出“革命崇拜”，祈求改良的发展思路，也促使我们对文化与政治的关系进行深入地思考。 ——李宁 目录内容提要 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 一、启蒙与救亡的相互促进 二、救亡压倒启蒙 三、转换性的创造 记中国现代三次学术论战 一、二十年代科玄论战 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 三、四十年代文艺民族形式论战 胡适 陈独秀 鲁迅 一、提倡白话文与新范式 二、革命战士 三、提倡启蒙超越启蒙 青年毛泽东 一、“动”、“斗”的宇宙一人生观 二、“贵我”的“道德律” 三、“通今”的经验理性 试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一、1918年-1927年 二、1927年-1949年 三、1949年-1976年 四、1976年- 二十世纪中国（大陆）文艺一瞥 一、转换预告 二、开放心灵 三、创造模式 四、走进农村 五、接受模式 六、多元取向 略论现代新儒家 一、熊十分 二、梁漱溟 三、冯友兰 四、牟宗三 漫说“西体中用” 一、“中体西用”的由来和演化 二、历史经验和“西体中用”新释 后记 附录：再说“西体中用” 一、背影来由：回应批评 二、词语问题：突出矛盾 三、历史回溯：三派意见 四、“体”乃新解：衣食住行为根本 五、“用”是关键：转化性的创造 …… 概述五四运动包含两个性质不相同的运动，一个是新文化运动，一个是学生爱国反帝运动①。众多论著常常笼统地歌颂它们，较少注意二者的复杂关系及由此而来的思想发展和历史后果。本文试图对此作些初步探讨。 一 启蒙与救亡的相互促进 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青年》（2卷起改名《新青年》）杂志，在《敬告青年》这实际的发刊辞中，以中西文化对比的方式，抨击了各种传统观念，提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六项主张，鼓吹“科学与人权并重”，这即是不久后提出“赛先生”（科学）与“德先生”（民主）的先声。《新青年》以披荆斩棘之姿，雷霆万钧之势，陆续发表了易白沙、高一涵、胡适、吴虞、刘半农、鲁迅、李大钊、钱玄同、沈尹默、周作人等人的各种论说和白话诗文，第一次全面地、猛烈地、直接地抨击了孔子和传统道德，第一次大规模地、公开地、激烈地反对传统文艺，强调必须以口头语言（白话）来进行创作。以道德革命和文学革命为内容和口号的新文化运动，汹涌澎湃地开展起来。 这在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史上是划时代的。如此激烈否定传统、追求全盘西化，在近现代世界史上也是极为少见的。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运动就其实质说，至少在其发展初期，却又只是上一阶段谭嗣同、严复、梁启超的历史工作的继续。谭嗣同对封建纲常的沉痛攻击，严复于中西文化的尖锐对比，梁启超所大力提倡的“新民”，就都是用“西学”（西方近代文化）反“中学”（中国传统文化）的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与它们并无根本的不同，甚至在形式主张上（例如上述陈独秀提出的六项标准与梁启超的许多论说）也相当接近或相似。那么，为什么新文化运动会有空前的气势、作用和影响呢？ 当然，量变为质。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要求和主张的彻底性和全面性，为谭、严、梁阶段所不可比拟。它以与传统彻底决裂的激烈新姿态和新方式，带来了新的性质。而它之所以能在当时作为一个“运动”而兴起，获得广泛的注意和传播，则又是特定历史环境的具体产物。我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曾认为，“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中心的一环，都有这种为时代所规定的特色所在。……在近代中国，这一环就是关于社会政治问题的讨论：燃眉之急的中国近代紧张的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把注意和力量大都集中投放在当前急迫的社会政治问题的研究讨论和实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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