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的中国历史学，亦可称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学派。产生于中国史学近代化的过程中 1919—1949 年为建立时期，1949 年以后为广泛传播和深入发展时期。

建立时期(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第四阶段：)

广泛传播阶段

经受考验阶段

深入发展阶段

新中国时期

建立时期

建立时期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

1927 年是第一阶段。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了。李大钊是第一位奠基人。他的《史学要论》是中国第一部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并把它跟一些具体的史学工作结合起来的著作，是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辟道路的著作。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是中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写成的社会发展史。

第二阶段：

1927—1937 年是第二阶段。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观察中国历史的进程并同当时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是一个很突出的特点。这10 年中，中国思想界、学术界展开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分期和中国农村性质的“三大论战”。论战初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另一位奠基人郭沫若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是中国史学家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阐述中国历史的第一部著作。此后，他连续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殷契萃编》、《殷周金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金文丛考》、《古代铭刻汇考》等，这些历史文献学方面的卓越成就，都是力图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研究所得到的。吕振羽写出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等著作。

第三阶段：

1937—1945 年是第三阶段。

第四阶段：

1946—1949 年是第四阶段。在这些艰难的战争岁月里，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富有成果的，并在科学水平上超过了前两个阶段。在社会史方面，吕振羽出版了《中国社会史诸问题》，邓初民出版了《社会史简明教程》（后改称《社会进化史纲》）和《中国社会史教程》，侯外庐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史》。在通史方面，吕振羽出版了《简明中国通史》，范文澜出版了《中国通史简编》，翦伯赞出版了《中国史纲》第 1、2 卷。在思想史方面，吕振羽出版了《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下册），侯外庐先后出版了《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中国思想通史》第 1 卷，成为这一时期成就最突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在同种种错误的或反动的学术思潮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

广泛传播阶段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进入了广泛传播和深入发展时期。从 50 年代初开始，中国大量翻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著作，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热潮，这对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广泛传播和创造出新的成绩，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中最重要的成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新中国史学界至少有两三代人是努力按照唯物史观进行思考和研究，从而造就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宏大队伍，成为继承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坚力量。这个时期分为 3 个阶段：

1.1949—1966 年是广泛传播阶段。这个阶段的成就是巨大的。首先是历史学的教学体系、研究体系、专业性学术刊物都经历了根本性的改革；其次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了大规模的历史文献的整理、出版和社会历史调查，以及系列的历史资料的汇集；第三是对重大历史问题的讨论，如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土地制度问题、农民战争问题、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性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等，并出版了有关的论文集，推动了对于问题的深入的认识和理论水平的提高；第四是老一代的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继续推出一批新的研究成果，范文澜修订了《中国通史简编》，郭沫若主编了《中国史稿》，翦伯赞主编了《中国史纲要》，侯外庐完成了《中国思想通史》5 卷 6 册巨著，等等。其间，也存在着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论在理解和运用上不够全面和恰当的地方。

经受考验阶段

2.1966—1976 年是经受考验的阶段。“四人帮”以“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名义，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肆意践踏，“儒法斗争史”和“批儒评法”活动甚嚣尘上，败坏了历史科学的庄严声誉。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艰难中经受着考验，而真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则表现出深刻的史识和高洁的史德，撰写或酝酿着新的著作。

深入发展阶段

3.1976 年以来是深入发展阶段。以“四人帮”的垮台和关于真理标准讨论为发端，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步入深入发展阶段。其主要成就是：第一，通过理论上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水平进一步提高了，理论建设受到更多的重视，涌现出一批研究成果。第二是研究领域更扩大了，各种专史和外国史研究有了相当明显的发展。第三是一些大型的系列史学撰述工程相继问世，有力地展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辉煌成就。第四是对历史教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史学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在这个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但其根基却是不可动摇的，显示了它的坚韧的生命力。

新中国时期

史学救国，是中国近代最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梁启超的名言：“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为国人所熟悉。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救国者们发现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从而证明这个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一个首要课题。我国前驱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大都是革命家，他们根据革命的需要进行史学研究，唯物史观帮助他们弄清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制定出革命的政策与策略；史学著作则是他们用以打击敌人，教育宣传群众的武器。史学为革命服务，这既是中国近代“史学救国”传统的光大，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时代使命。

新中国诞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迎来了自己的盛大节日。翻天覆地的政治变革，把那些原先没有接触马克思主义，按照传统方式治史的学者们“从梦中惊醒”，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感慨地说：“解放后各种新鲜事物天天都在教育着我，我初次看到纪律严明的军队，勤劳朴实的干部，一切为人民利益着想的政党，我感到惊奇，感到佩服……与这同时，我开始学习新的理论书籍。”这些爱国的史家是从对党和革命的由衷敬佩转为对马克思主义的无限崇拜的，他们把在历史研究中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当作跟党干革命的实际行动。这样，整个中国史学界集合到了党和革命的旗帜之下。无论是前驱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还是后来者都把党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性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要求自己首先必须是一个忠于党的革命者，然后才是史学家。唯物史观的科学光芒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巨大逻辑力量给史学园地带来勃勃生机，一块又一块处女地被开垦，一个又一个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学术成果产生了出来。按照革命的最基本理论——阶级斗争理论，中国史研究中的许多传统结论和观点被从根本上颠倒了过来。陈垣先生在谈到自己转变阶级立场之后研究历史的体会时举例说：史料中常见到称颂某地堰塘修成的碑碣文字，过去治史对此给予肯定的评价，现在认识到，为修堰塘，地主霸占了土地，多少农民妻离子散。修堰塘后，收成增多，更是加租加押，无法生活。在这些碑碣的字里行间浸透着农民兄弟的辛酸血泪。可是几千年来剥削阶级操持着文字，培养出为其本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衣食住行，无一事物不是劳动人民供养，他们不但受之无愧，还帮助统治阶级传经卫道，这是极不公平，极不合理的事情。陈先生的这种对地主阶级的批判和自我批判在当时颇具典型性。又如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过去一贯被旧史家诬为贼寇作乱，而革命史家则彻底推翻了旧史观的阶级偏见，把这些前辈造反者敬为人民英雄，充分肯定、高度评价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推动历史发展的进步作用，以这条红线贯穿整个中国通史的撰述，并投入大量研究力量，建立起具有重点学科地位的专门学科。被称为“五朵金花”的古史分期问题研究与讨论、农民战争史问题研究与讨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与讨论、汉民族形成和民族关系问题研究与讨论，就是建国17年来史学研究成果的优秀代表。

由于马克思主义史学进入中国是以救国救民的革命任务为头等大事，且总是必须服从阶级斗争的需要——这关系到革命史家本身的生死存亡。革命胜利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结果，但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认识还比较肤浅，加上革命的激情，以为革命就是科学，革命的观点天然等同于科学的观点。因此在取得辉煌成绩的同时，实用主义、教条主义倾向也存在和发展着。对于这种倾向，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家有所觉悟和抵制，他们强调历史主义的观点，所谓历史主义，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但鉴于当时的客观环境，实用主义、教条主义仍难以克服。上世纪60年代，“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执政党的政治路线后，持正确意见的史家处境越来越困难。1965年，戚本禹发表《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是为“文革史学”的宣言书。“文革史学”的思想特征表现为史学的学术性完全让位于政治性，史学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以历史学家吴晗的剧作《海瑞罢官》酿成大冤案起始，直到“批儒评法”、“批周公”，“影射史学”泛滥的政治闹剧落幕，中国史学界经历了一场大浩劫，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1979年，中国历史进入了新的时期，史学界也开始了一个拨乱反正、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随着对以往经验教训的总结，人们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有着深刻的内涵，而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与掌握还远远不够，许多基本原理都没有弄清楚。依照这样的认识形成的口号是：“回到马克思”。在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真经”研究历史的过程中，在实事求是原则的指导下，许多重大的史学课题获得了新的认识。新时期的中国史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史论关系问题曾经困扰我国史学界几十年。所谓“史”即以史料形式存在的历史事实；所谓“论”即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在教条主义、实用主义猖獗的时候，有一个口号叫做“以论带史”，主张理论第一，史实第二，前者带动后者。这种明显的错误，被人以“论从史出”为理由加以质疑。但“论从史出”的提法在当时又有不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之嫌。于是人们小心翼翼地选择了“史论结合”一词。然而史与论究竟是个什么关系？还是长期不得要领。在新时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路线光芒照耀下，诸如“史论关系”之类积滞多年的“群疑”便涣然冰释。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他们反复强调自己的学说“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脱离这些事实和过程，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马克思主义继承了前人文化遗产中的优秀成果，又积极吸收了当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把这些成果及其理论当作教条，当作终极真理，而是始终把自己的研究植根于社会实践之中，根据实践的检验，来修正和发展理论。正是在这里，马恩与后世许多自称为他们的信徒的人们显出了分明的差距，这些人与其说没有按马克思的某条理论办事，不如说不具有马恩那种崇高的科学道德与良心。

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中国与世界日益融合，人类进入信息时代的21世纪，外国各种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引进，自然科学研究新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启示，以及跨学科研究的开展等，在在使得中国史学及其思想的发展，进入到挑战与机遇同在的复杂环境之中。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发展的科学。史家们意识到自己面临着双重的社会实践任务：创造历史的实践和认识历史的实践；二者紧密相联：认识历史是为了创造历史，创造历史才能够认识历史。他们积极投入改革开放，建设现代化国家的伟大事业，以唯物史观最基本的原则——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实践来检验一切社会科学理论的真理性，从而加深认识和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同时，创造历史的实践又给认识历史的实践注入了生命，提供了条件，使史家得以站在时代的高度，确立史学研究的课题和方向，并不断获得新的理论原则、新的认识手段和方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创造历史和认识历史的社会实践中检验真理，发现真理，发展真理，这正是新时期中国史学繁荣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