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银币赏玩》讲述了：中国银币的历史，上下数千年，历史上铸币问题错综繁多，流通情况也千差万异，同一种银币重量、成色、尺寸也有差别，其种类、版别极为纷杂。中国的银元种类在短短的100多年历史中达600多种。“乱世储黄金，盛世行收藏。”由于银币具有不同的历史背景，富含历史文化内涵，多有纪念意义，更是硬通货，任何时候都具有一般等价物的性质，故而被收藏界视为珍品。现在，银币是中国货币收藏的重要币种之一。希望《中国近代银币赏玩》能够为喜好收藏银币的朋友们带来种官感的认识。

书名：中国近代银币赏玩

作者：李强

ISBN：9787535631114

定价：55.00 元

出版社：湖南美术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年02月

开本：16开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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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作者简介

李强，男，汉族，1952年出生于长沙，致公党员，副教授。香港东方文化艺术中心书院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国际中华收藏学会常务理事。

1979年进入收藏领域，收藏类别繁杂，邮票、钱币、字画、瓷器、铜器、竹木雕刻、杂件等等均有涉猎。

主要研究：科举教育、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史、文物历史学等等，参加多个湖南省级课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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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银币赏玩(3)》讲述了：中国历史源远流长，纵观其多元化文明的开始，银币的发展成就了货币历史文明的进程。

货币是商品交换的产物。在原始社会末期最早出现的是实物货币，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商品经济发展，金属铸币奠定了统治地位。战国时期已确立布币、刀货、蚁鼻钱、环钱四大货币体系。随着人口的大量增加，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商业更加兴盛，官府商业和私人商业都得到了发展。《周易》记载“日中作市……交易而遐，各得其所”、“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于里而不远”（《管子?禁藏》）成为当时商业的盛况。《史记·平准书》记载：“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虞夏之间，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可见，在氏族社会时期就已经有金、银、铜质货币流通。

据《史记·越世家》载，楚国有“三钱”、“三金”之币。所谓“三金”就是指铜质、银质和金质的货币。银质的货币还没有发现实物，金质的货币就是郢爰。先秦时期的经济发展有了很大的提高，诸侯国各自为政，铸行货币。（云梦竹简《金布律》记载）

序言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纵观其多元化文明的开始，银币的发展成就了货币历史文明的进程。

货币是商品交换的产物。在原始社会末期最早出现的是实物货币，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商品经济发展，金属铸币奠定了统治地位。战国时期已确立布币，刀货，蚁鼻钱，环钱四大货币体系。随着人口的大量增加，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商业更加兴盛，官府商业和私人商业都得到了发展。《周易》记载：“日中作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管子？禁藏》）成为当时商业的盛况。《史记·平准书》记载：”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虞夏之间，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可见，在氏族社会时期就已经有金、银、铜质货币流通。

据《史记越世家》载，楚国有“三钱”、“三金”之币。所谓“三金”就是指铜币、银质和金质的货币。银质的货币还没有发现实物，金质的货币就是郢爰。先秦时期的经济发展有了很大的提高，诸侯国各自为政，铸行货币。云梦竹简《金布律》记载：”官府受钱者，干钱一畚，以丞、令印印，钱善不菩，杂实之。……百姓市用钱美恶杂之，勿敢异。”钱币形状各异，轻重不一，并且有优有劣，换算困难，给当时的商品流通造成了极大的困难，金银等贵金属作为“硬通货”长期为人们所欢迎。20世纪60年代中期，湖北江陵楚墓出土了外包金银箔铅饼的殉葬冥币，说明楚国已经使用了圆饼形式的银铸币。1974年在河北战国时中山国遗址发掘出银质贝币4枚。同年在河南省扶沟县古城村出土了18块银布币，其中空首布1块，平苜布17块，均为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的银铸货币实物。

最早见于官方文献的法定银币是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铸造的白金三品。公元10年，王莽进行第三次货币改换，规定实行“五物”、“六品”、“二十八品”。五物是金、银、铜、龟、贝；六品是金货、银货、龟货、布货、泉货、贝货；二十八品是金货品，银货二品，龟货四品，布货十品，泉货六品，贝货五品。

魏晋至隋代，银币已在一定范围内使用，1955年在南京光华门外黄家营5号六朝墓出土有银五铢2枚，是仿照铜钱而制，可以作为历史佐证。

唐到五代，白银已出现正式进八流通的趋向，在岭南交广地区，“买卖皆以银”。1970年在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了银质“开元通宝”421枚。此外还出土了安庸调银饼等。1956年陕西西安大明宫又出土了苗奉倩、杨国忠进奉的五十两大银铤。1962年陕西蓝田县关村庙还发现块“壹铤重贰拾两”的小银铤。

宋代，银币已成为国家法定货币的一种通行全国，也是当时纸币的兑现基金。1955年湖北黄石市石寨山出土了宋代银锭293件。1958年内蒙古昭乌达盟巴林左旗也曾出土了5件宋代银锭。湖南长沙出土的“庆元通宝”银钱及传世的“太平通宝”银钱均属赏赐馈赠及娶亲时的撒帐钱或洗儿钱等。金章宗承安二年（1197）曾铸造“承安宝货”银币，1981和1985在黑龙江省先后发现了5枚金代“承安宝货”银锭。此外，还发现过正隆、大定、奉和年间的银锭。

元代，白银的货币作用日趋发展，发行纸钞的准备金也用白银为本位。这时期白银已经确立了它的货币地位，成为元代民间的通货之一。至元三年（1266）开始将银锭称为“元宝”。元代还曾铸造过“大朝通宝”、“至元通宝”、“元贞通宝”银钱及一种寺庙所造的供养钱等。

明代，白银已体现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这两种基本的货币职能。白银最终排挤了纸币，并取代铜钱，成为流通中的主要货币，形成了以银为主、以铜钱为辅的银、钱并行的货币制度。明代铸有大小不同的银钱，如“永乐通宝”、“万历通宝”、“天启通宝”等。

银元俗称洋钱、大洋，即用银铸成的货币。银元源于9世纪的欧洲。银元作为外来币流八我国，始于明万历年间。16世纪，西班牙在其殖民地墨西哥铸造的“本洋”首先流入我国。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中国海禁渐开，随着外贸日益繁盛，墨西哥、荷兰、葡萄牙、美国、日本等国家的大量银元，乘虚涌进中国市场。据不完全统计，迄止191O年在华使用之外国银元已逾十五种，数量达十一亿元之巨。外商大量输八重七钱二分、成色约百分之九十三的银圆，与重一两、成色百分之九十三点五的中国银两等量交换，套取大量银锭出口，尤以鸦片贸易剧增，巨额白银外流，银价暴涨，危及国计民生，银元已成为西方列强控制中国政治经济与财政金融的重要工具。中国朝野有识之士纷纷提出改革建议，力主中央政府统一铸造银圆，限制洋银流通，阻截白银外流，挽救国家经济。乾隆57年（1792年），清廷令行西藏地方政府，设炉鼓铸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