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堵城简况

严重堵车的城市，简称“堵城”，我国堵城诸多，但我国有三大以堵车为名的城市，分别为北京、上海，成都，但现状已不能说服我们的公民。截止2010年，我国现状目前有六大堵城，分别是北京、上海、成都、深圳、武汉，南昌。堵城政府治堵方法各不同，个别似有相同，相互取经。

北京：采取单双限号通行，错峰上下班，收取堵车费以及加快城市多条地铁建设和城市快速通道。

深圳：深圳机动车目前全国密集度最高，加快城市多条地铁建设，相继取消公务车出行，减轻路面交通负担，呼吁市民遵守交规，让交通更加顺畅。

南昌：采取星期制0~9限号通行，添加建设立体停车库。而地铁施工等重点重大工程建设与道路需求形成明显矛盾。在假期期间实行大中小学场地提供车位供给停车，学习香港，台北及国外发达有丰富经验的城市，加快建设多条城内快速高架环线。

成都、上海，武汉目前也在加强多条地铁建设和路网更完善的规划，并与发达国家交流，以取得先进信息化的道路管理。

中国各大城市的塞车之弊久矣，京沪等城几成癌症，首都成首堵。市民们忍受塞车之苦久矣，每每成心病，一天能出门办成一件事就算庆幸了。而每日花在通勤上的时日，与日俱增，这为上班族们原本就不容易的生活“添堵”。冲红灯者、胡乱鸣警笛者、停靠不熄火者，通通拉去集中培训，并记入个人驾驶记录，以观后效。

当然，治堵药方好开可药难吃。但不吃药就会听任城市瘫痪，因为一些人得病，全城人遭殃。最后，作为长远治堵，一是要大力发展公交系统，把建设经费用在方便上班族上，而非那些华而不实的面子工程上；二是像深圳那样逐步取消公务车，一方面减少公共开支，另一方面为道路减负，须知北欧的一些城市，公务车不过三五辆罢了；三是控制私家车，学习新加坡或纽约。纽约市长布隆博格带头上班乘坐地铁，在他的带领下，纽约市民将汽车锁在库里，周末郊游时才拿出来一用。 京城拥堵的一个原因是家长接送小孩。假如我们的社会和谐安定，不要让幼小的身躯面对社会的凶险，这也是可以省了的。当然，这是一个更大的课题，需要更大范围的辩证诊断、整体施药了。 (执笔肖锋)

汽车也是城市人口，它们毫不客气地霸占着人们的生存空间、活动空间和休闲空间。中国已荣升为这个星球第一大汽车消费市场，而大城市的有车族和无车族均不快乐，这不能不说是莫大的讽刺。

怎么办？如果将中国城市塞车病当作顽症，西医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作法恐难奏效。看来只能借鉴老中医的辩证诊断、整体施药了。

中国的塞车症结之一，首先出在权力资源过分集中，尤其集中在中心城市。加之中国的审批经济模式，办成一件事非要敲满大大小小各类图章方能过关，过程之艰难相信每个企业都有一本苦水账，这其中就有塞车塞在路上的时间和成本。

中国的塞车症结之二，城市规划缺乏前瞻性，拆了旧城造新城，于是不得不摊大饼。欧洲某些城市道路规划仍沿用一百年前的，且欧洲城市是多中心设置，不会“大一统”。中国城市塞车的弊端，一是道路设计过窄、缺乏前瞻性，二是中国“一个中心”的城市格局，恐怕再宽的马路也不够用。

中国的塞车症结之三，开车者的交通意识、公德意识太差，能挤就挤，能加塞就加塞，事故就此发生。车品和车德在中国这个新兴市场是个大问题。中国汽车市场的发展远远超出了驾车者车品和车德的培育。

单就以上症结，中国治堵药方就不得不下猛药，且又要配以长期调理。冲红灯者、胡乱鸣警笛者、停靠不熄火者，通通拉去集中培训，并记入个人驾驶记录，以观后效。 当然，治堵药方好开可药难吃。但不吃药就会听任城市瘫痪，因为一些人得病，全城人遭殃。最后，作为长远治堵，一是要大力发展公交系统，把建设经费用在方便上班族上，而非那些华而不实的面子工程上；二是像深圳那样逐步取消公务车，一方面减少公共开支，另一方面为道路减负，须知北欧的一些城市，公务车不过三五辆罢了；三是控制私家车，学习新加坡或纽约。纽约市长布隆博格带头上班乘坐地铁，在他的带领下，纽约市民将汽车锁在库里，周末郊游时才拿出来一用。 京城拥堵的一个原因是家长接送小孩。假如我们的社会和谐安定，不要让幼小的身躯面对社会的凶险，这也是可以省了的。当然，这是一个更大的课题，需要更大范围的辩证诊断、整体施药了。 (执笔肖锋)

猛药之一是迁都或多都制。迁都并没有确定在哪所城市，但必定是中东部，北京早已在各项资源上超负荷运行，有人建议非迁都不能根治。迁都影响国家大计，断不可轻举妄动。但不迁都而迁某些部委是可以考虑的。比如将中央各部委的一半迁往燕郊等卫星城。事实上，一些城市已将行政中心迁往新城，而这正是五十多年前梁思成给北京城建规划开出的方子。就看城市管理者有无此气魄与决心了。

当然，根治的方子还在于减少以至取消权力经济、审批经济、送礼经济、跑部进京经济及驻京办经济，大幅减少经济运行中的交易过程与交易成本。需要报批，也不必请客吃饭，拉关系、走门子，只需网上审批或备案即可。网络面前，人人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