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治政论 |
| 释义 | 百科名片《治政论》是新华出版社于2004年出版的一本具有较高学术水准的政治学专著，是近年来政治文明研究领域具有开创性的力作。治政论作者为青年学者皮钧、高波。 《治政论》人类政治文明史出现了哪三个执政尺度？ 当代民心向背调节的“根本矛盾”是什么？ 为什么权力结构调整与经济结构调整同样重要？ 为什么权力和财富可以传承，民心向背却不能传承？ 执政党的四大政治危机是什么？ 政党自朽的三大信号是什么？ 新华出版社2004年9月15日出版的新书《治政论――制度化执政党建设核心问题研究》(作者皮钧、高波)一书完整地回答了上述问题。该书以全新的治政概念为基础，提示出政治文明是“物质-精神”文明双轮之主轴，分析了现代社会中，执政党成为主导“三个文明”建设核心力量的路径，系统阐述了当代人最为关注的若干前沿问题“文明主轴”、“治政尺度”、“民心向背”、“天下分合”，“交往关系”、“第三尺度”、“天下传媒”、“传媒治政”，“新三分法”、“序变模式”、“公民志本”、“分合拐点”，“治政结构”、“治政功能”、“结构性腐败”、“结构性反腐败”，“平天下指数”、“全交往指数”。 该书鲜明地提出体制改革“先经济，再社会，后政治”的顺序，是极富有前瞻性的。 《治政论》内容提要1．“治政”概念的提出 作者将执政分为两个互为联系、不可分割的方面：治政和行政。从宏观上提出执政能力建设包括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资源和执政环境等，从操作上提出执政能力包括治政能力与行政能力两个方面。作者认为，执政党建设的核心问题是治政。行政问题不是该书的研究范围。 2．政治文明主轴 政治文明不会独立地产生于单独的物质文明或单独的精神文明之上，而是二者相结合的产物。 3．制度化时期 所谓制度化是指群体和组织的社会生活从特殊的、不固定的方式向被普遍认可的稳定化模式的转化过程。制度化是群体与组织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也是整个社会生活规范化、有序化的变迁过程。而制度化时期便是这个过程形成的典型时期。这个制度化包含国家的政党制度架构和政党本身的制度化建设。本书的重点在于执政党本身的制度化建设。 《治政论》摘录一、目录 前 言 导 论 执政党建设核心问题是什么 第一章 现代政治文明 一、政治文明是“物质—精神”文明双轮的主轴 （一）从“生产关系”向“交往关系”倾斜 （二）政治文明史上“执政尺度”的三次转移 （三）“以人为本”就是赢得民心、志愿参与、平治天下 （四）“公民志愿”成为全球化社会中人与人的最重要的交往尺度 二、现代政治文明执政主体与其环境的关系 （一）组织主体的必要性：政党尤其是执政党 （二）一屋与天下：环境变化决定政党制度走向 三、现代执政文明奠基于治政和行政的统一 （一）治政与行政：执政能力之源 （二）治政文明是现代执政文明的灵魂 （三）科学治政决定执政党的生死存亡 第二章 治政的结构与功能 一、治政结构就是执政党对人及组织的配置组合 （一）社会人力资源的配置权和解释权是治政之本 （二）规则&价值&角色：三大治政结构要件 二、治政功能是对人及组织的不同配置组合产生的不同结果 （一）持续有效的制度力是治政功能之源 （二）定规&定位&定向：三大基本治政功能 三、治政的终极目标是制定让人民创造并获得一切“物质—精神”财富的规则 （一）规则就是在时空向度上稳定下来的制度化实践 （二）使民意在所有规则的细节上都体现出来 （三）科学治政的本质就是“给政治定规则” 第三章 治政的内因和外因 一、治政内核分析：民心向背纲要 （一）“民心向背”为什么是政治文明的价值尺度 （二）价值尺度的变化由人们看到的事实多少所决定 （三）自然科学的价值尺度如何转化为社会科学的价值尺度 （四）交往重心从“物”到“人”的转移——回到家庭 （五）价值尺度的来源 （六）社会必要消费时间的引入 （七）从传媒到志愿：社会必要消费时间的凝结物 （八）价值尺度的现实基础与哲学基础 （九）全向度传播是稳定的定盘星 （十）“天下传媒”的凸现 （十一）“公民志愿”成为“价值尺度” （十二）“平天下指数”何以成为“民心向背”的评价体系之本 二、治政外因分析：天下分合通鉴 （一）天下分合“拐点”意味着怎样的历史转型 （二）历史上的政治气候是怎样形成的 （三）历史上传媒形态是如何解决意识形态问题的 （四）历史上传媒形态如何作用于人类社会 （五）家国传媒形态如何形成“一体多元”、“天下和合”的政治气候 （六）宗教传媒形态如何成为政治文明的“反动” （七）政党传媒形态如何终结“史前时代” （八）大众传媒形态应当怎样服务于全球化交往时代的世界政治文明 （九）如何从政治文明的尺度和高度评价已有的各种传媒形态 （十）为什么说世界政治文明必须依托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思想精华 （十一）走向“和合”的天下政治气候终将形成天下传媒形态 （十二）“全交往指数”何以成为“天下分合”的评价体系之本 第四章 中国传统治政实践的历史考察 一、历史传承中的治政结构 （一）“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二）短命的开端与长寿的治政——秦汉与隋唐的治政反思 （三）正确的动作重复一万次，就是功夫 二、治政反思：中国传统治政实践的组织缺位 （一）“修身齐家”和“治国平天下”之间缺了什么链条 （二）民众的联合与强大的组织 （三）没有吸纳精英的组织和制度是治政缺位的关键 三、中国当代治政结构的组织创新 （一）“诺斯悖论”与“舟水关系” （二）关于人类社会组织形态的“三分法” （三）一种新的注解：“文革悖论”的提出 （四）一个关于人的比喻 （五）“骨肉圆满”的巨大成就 第五章 治政在政治文明体系中的作用 一、政党政治、国家政治、天下政治 （一）什么是政治文明体系 （二）为什么说政治文明体系是在不断重塑中与时俱进的 （三）历史上形成了怎样的政治文明体系重塑方式 （四）“第二拐点”以来的两大政治文明体系是怎样形成的 （五）为什么“序变”实际上是两大不同体系共同的重塑之本 （六）为什么说“序变型”政治体系的轴心在于“第三尺度” （七）“新相对论”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体系有何意义 （八）政党政治能否或如何实现平治天下 二、亲民政治、为民政治、新民政治 （一）任何人不可能自己诞生 （二）家庭是创造人类的土壤 （三）文化并不决定我们的命运 （四）不要离开国界谈民主 （五）亲民是基于传统治政实践的个人行为 （六）为民是赋予当代治政思想的组织行为 （七）新民是达于未来治政时代的志愿行为 （八）精英新论：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才是精英们关注的问题 第六章 影响执政党地位的三大要素 一、组织性要素 （一）人民群众的志愿忠诚心是执政党的组织化基础 （二）执政党必须是对群众实践进行科学评价的组织化力量 （三）让人民群众的首创实践科学地上升为党的意志 （四）“内化团结原理” 二、结构性要素 （一）决策制度是治政稳定性的试金石 （二）治政须保持政治“输入——输出”的平衡态 （三）“第一志愿原理”&“新生事物原理”&“人才流动原理” 三、时序性要素 （一）执政党的“对手原理”与“伙伴原理” （二）“天下认同原理” （三）西方为什么会“没落” 第七章 执政党面临的四大政治危机 一、危机之一：偏向——组织结构中权力原则对民主集中原则的束缚 （一）通过组织决议的方式发出的个人思想的行为 （二）斩断政党基本力量的来源 （三）权力尺度代替影响力尺度 二、危机之二：断层——组织结构对个人能动性的束缚 （一）从空间上看，是组织内部一个层面与另一个层面接轨 （二）从时间上看，是组织内部最高接班人的权力传承 三、危机之三：他换——组织结构对政党定位的束缚 （一）政党行政化：组织离心力之产生 （二）志愿组织因市场而生，依市场运作 （三）熟悉社会组织游戏规则，让成员在竞合中受益 四、危机之四：自朽——组织结构对效率的束缚 （一）个人力量大于组织力量，是政党自朽的第一个信号 （二）组织权威在民众中丧失，是政党自朽的第二个信号 （三）组织效率的严重低下，是政党自朽的第三个信号 第八章 结构性腐败与结构性反腐败 一、国际反腐败新动向：国际组织的反腐败评价指数 （一）透明国际组织的清廉（CPI）指数和行贿（BPI）指数 （二）世界银行的腐败控制（CC）指数 （三）全球竞争力报告（GCR）指标 （四）商业国际组织（BI）指标 二、我国古代反腐倡廉的基本状况 （一）古代中国的腐败问题 （二）腐败产生的一般规律 （三）中国古代的反腐做法 （四）中国古代反腐的反思 三、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工作 （一）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工作的基本情况 （二）制度反腐：高官落马求解反腐新路 四、反腐新论 （一）调整权力结构：从51：49到50：50 （二）新公共监督法：党内监督条例 （三）反腐战略应做“三大转向” （四）审计风暴 第九章 改革新时期的执政党建设 一、认识论 （一）传统文化为本：学习民心向背与天下分合的大国治理 （二）马列主义为纲：学习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 （三）西方经验为用：学习市场经济和法制建设的技术手段 二、交往观 （一）“共产主义。——交往形式本身的生产” （二）人类历史上的交往关系有哪三大规律 （三）向跨国公司学习什么 （四）人类的交往关系有哪三大基本类型 （五）非营利组织带来了哪些有益的启示 （六）治政创新关系的“双重心”何在 第十章 结论 一、民心向背：亘古不变的大文章 二、天下分合：政治文明的大变局 三、公民志愿：以人为本的新标尺 四、传媒治政：大国责任的新纪元 附录一：执政王牌 附录二：十大治政技术手段 后 记：写一本年轻的书 前 言政治学研究目前正处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 古往今来，凡是在政治学研究中功勋卓著的人，往往都是统治者的政治顾问、理想国的绘制者，多数人担当的是历史的诠释者角色，如西方的亚里士多德、马基雅维里、洛克、孟德斯鸠，中国古代的孔子、贾谊、董仲舒等。孔子甚至说：“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意指自己有德无位，无法成就政治伟业。现实生活中，诸多政治学研究者总认为他们自己设计出了最完美的政治模型，而那些身处政治生活中体会最深的人，却常常感到失望和忧虑——政治生活并未像学者设计的那样运行。 我们认为，人类社会既不会沿着已经发生的轨迹一成不变地走下去，也不会沿着思想家设计的轨道稳定地运转。从人类历史的发展来看，历史恰恰是在这两个力量的合力作用之下前进的。政治文明更是如此。 本书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寻找出人类波澜壮阔的政治实践和伟大的思想家设计的政治原则之间的结合点：前者是在历史长河中慢慢形成的规律性的现实图景，后者是无数人美好愿望与理性思考相结合的理想坐标。 我们的研究方式不是从现存的政治原则出发进行考察，而是从历史的现实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出发，将其固有的交往关系与现成的政治原则加以对比，从中找出差异所在，并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本书的研究采取了一种“精确制导”式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既有对理论视野的广域性穿越，更有对现实目标的定向化开掘，最终寻求理论和实践碰撞后的裂变与升华。 学者往往有一种超然物外的心态，而实践者却要有躬身入局的气概。尤其在政治领域，二者竟然是一对矛盾。好在历史比我们走得更远，全球化时代的政治不需要单纯的诠释者或单纯的实践者，需要二者的结合，既要解释世界，又要改造世界。虽然本书是伏案研究的“精神产品”，但我们更愿意在未来的岁月里，挺膺入局，做一个眼望星空、脚踏大地的历史的践行者。 是为序。 第一章 现代政治文明政治文明既不会独立地产生于单独的物质文明，也不可能自发地产生于单独的精神文明之中，而是这两者相结合的产物。形象地讲，政治文明是人类社会“物质——精神”文明双轮的联动主轴。 总体而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必须遵循“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类共同发展”的本质要求，物质产生和精神生产都必须通过“人”这个主体而发生作用。政治恰正是对作为“各种社会关系总和”的“人”的全面管理。从宏观上讲，可以分为两个互为联系、不可分割的主要方面：治政领域和行政领域。以治政与行政为核心的政治理论及实践的发展和积累，即构成了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文明。 一、政治文明是“物质——精神”文明双轮的主轴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是当今人类文明的两个驱动轮，而政治文明则是其主轴。一般而言，物质文明源于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运用生产资料进行的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其核心是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精神文明源于精神产品的生产，是人类通过实践和交往进行的改造主观世界的活动，其核心是交往的不断扩大。在今天，物质生产的高度发达和全球市场的融合必然带来精神交往的全球化，不仅仅物质文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精神文明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二者辩证统一地构成了我们今天的人类社会。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不是自发实现的，是遵循一定的客观规律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既然是人类发展的共同规律，那么又如何解释历史上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会采取不同的方式发展，而且文明的发展又是如此的不平衡！我们认为，自有人类社会产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以来，人类的能动性体现在连接这两个轮子的主轴——政治文明——之中。一句话：人类社会发展虽然依赖“物质——精神”文明双轮动力，但若不能把个体差异如此巨大的“人”组成充满人类尊严和文明原则的人类社会，并使得每一个人都能够自愿创造和公平获得一切可能的“物质——精神”财富，所有的文明成果都是保不住的，一切人类文明前景都只是空想——这就是政治文明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担当主轴的真正原因。 （一）从“生产关系”向“交往关系”倾斜 政治文明不会独立地产生于单独的物质文明或单独的精神文明之上，而是二者相结合的产物。其原因在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必须遵循人的全面发展的本质要求，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都是通过人这个主体而发生作用。而政治恰恰是对人这个主体——“各种社会关系总和”的管理。 在现代社会中，以治政和行政为核心，形成了政治和执政的总体框架。治政是国家意志的表达，其操作主体是执政党，其目标就是“求是”，即能够制定让人民群众自主创造并公平获得一切“物质——精神”财富的规则和理念；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其操作主体是政府，其目标就是“求实”，即必须保障前述规则能够落到实处、见到实效、取得实绩。治政与行政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和积累，即构成政治文明。应当说，社会形态的差别主要在于政治文明，而由于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政治文明采取的价值尺度的不同，因而出现了完全不同的政治文明。本书的研究重点在于治政领域，即执政党建设的关键环节。 在生产力极不发达、全球市场尚未形成之前，政治文明集中体现在对于生产关系的调节上，即由当时的经济形态、所有制关系、交往形式以及由此产生的意识形态所决定。 迄今为止，政治文明产生了三个最重要的价值尺度，即现实生活中执掌政权者用于维系社会稳定局面的“执政尺度”：一个是以生产资料占有的宗法关系为基础的等级权力，我们称之为第一尺度，由此而产生的等级制度是政治文明的初始形态，对生存空间的争夺是这一政治文明的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一个是以物质生产交换的契约关系为基础的财富权力，我们称之为第二尺度，由此而产生的阶级对立是政治文明的中间形态，对发展机遇的竞争是这一阶段政治文明的主要形式。而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全球化时代，政治文明则开始从生产关系向交往关系倾斜，即随着全球化市场的产生和世界人民频繁交往的出现，由此产生了政治文明的第三尺度：以人的充分沟通与理解为基础的“公民志愿”，并以寻求天下竞和为主要形式。我们认为，在全球化的“初级阶段”，由于生产力发展的不均衡、文化和文明的差异等仍将长期存在，因此“第三尺度”的“初级形态”——传(传播&传承&传统)及传媒，也就是人们之间“公民志愿”的凝结物和等价物仍将长期发挥重要作用。 直到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理想社会，才能够使人类摆脱“物”的控制，把传媒还原为“志愿”，还原为“交往”。可以这样说，在现阶段及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第三尺度”的内在形态就是公民志愿，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民心向背，而“传”及传媒则是其外在形态。今天人类处理国际事务的主流方式是对话与沟通，越来越强调武力征服、财力压服和权力制服之外的平等、自愿协调模式，原因即在于此。而作为人类交往的重要表现形式和现阶段的普遍等价物——传及“传媒”形态——也才能够在全球化的今天大行其道。 （二）政治文明史上“执政尺度”的三次转移 历史上的执政尺度发生了三次重大转移。第一次转移是从“神意”向“君命”的转化，即由听信神的旨意的原始治政转向听从集权君主的等级治政。中国古代的皇帝是通过玩弄“君权神授”、“自称天子”的把戏完成这一次转移的，而西方社会则在很漫长的时代延续政教合一的格局，其本质也是借助所谓神权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进行统治。第二次转移是从“君命”向“资本”的转向，即由听从集权君主的等级治政转向听从掌握资本的富人的资本治政。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西方的金钱选举以及人们深恶痛绝的“黑金政治”，都是资本治政的必然产物。第三次转移是从“资本”向“志本”的转移，即由听从掌握资本的富人转向听从人民志愿的志愿治政时代，政治选票、民意反馈、舆论监督和志愿行动均是其主要表现形式。 （三）“以人为本”就是赢得民心、志愿参与、平治天下 中华民族经过近百年的革命、改革与建设的洗礼，已经基本打碎了等级治政的社会基础。倘若还有人如袁世凯那样复辟称帝，一定会被人们认为是痴人说梦。但是资本治政的思想却充盈其间，“第二尺度”的社会基础却还非常厚实，向往靠钱去统治他人的大有人在。因此，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目标就是要扭转由于生产力不发达、社会财富不能充分涌流而带来的单纯由物质利益所决定的治政尺度，把目光转向人自身的生产，并在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之上主动拓展“交往形式本身”（马克思语）的生产，最终达于“人的解放”，真正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平衡发展。 当今世界虽然发展还很不平衡，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还存在巨大的鸿沟，但作为社会总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社会总财富已经极大的丰富——按照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师史蒂芬·罗奇在2003年预测报告中所说的那样，目前全球年经济总量为32万亿美元，对于61亿的全球人口而言，人均GDP近5000美元，约是我国目前的7倍左右，再加上科学技术的一体化和经济制度的并轨化，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集团、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生产和交往已经发展到了“谁也离不开谁”的地步，因而使得以所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的调整已经不能完全适应今天的形势。转向调整以全球化背景下公民志愿和文化观念为基础的交往关系，这才是摆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尤其是政治家面前最现实的问题，也是未来全球化社会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 （四）“公民志愿”成为全球化社会中人与人的最重要的交往尺度 全新的政治格局不是在竞争的对抗的基础上产生的“争”的格局，而是在竞存的沟通的基础上产生的“和”的格局。靠大棒加金元征服世界的霸权政治旧时代即将过去，靠赢得民心志愿参与平治天下的新纪元即将开始。 民心向背，天下分合，是迄今为止人类政治文明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二者是同义语，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内在本质而言，另一个是就内在本质的必然结果而言。当我们抛开等级和资本决定我们命运的迷障之后，民心所向，天下大同之理想，终于现出其曙光。可以断言，人类文明进入二十一世纪，世界步入“全球公民社会”，对“公民志愿”的科学管理和有效调控已作为最重要的平治天下的方式登上历史舞台。如何认识它，适应它，驾驭它，则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任务。以“公民志愿”为基础的、以人为本的平等对话和自由沟通将成为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全球化社会中人与人的最重要的交往方式，其价值核心将取代“等级权力”和“资本权力”而成为人类政治文明的“第三尺度”，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它将引导人类进入政治文明能够真正顺应“民心向背”与“天下分合”的新时代。 如果说“人的解放”是人类文明的终极关怀，那么，以“公民志愿”为本则是必由之路，以人为本是其必经之途。只有这样，政治文明才能带动整个人类文明达于光明的彼岸——人类历史发展的洪流，才能在“第三尺度”的天平上重铸政治文明。 《治政论》评价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并重 □王瑞璞 皮钧、高波所著《治政论》系统地论述了现代政治文明、政治结构与政治功能、民心向背与天下分合等。 综观世界政治发展的全局和趋势，考察中国治政发展的历史，结合中国执政党的发展壮大，提出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中国是现代中国治政力的发端，“文革”后坚持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是现代中国治政力的发展，今天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未来中国治政力的方向。 《治政论》着重阐述了凡是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真正意愿，则民心向、国运昌、华夏强。共产党人为民族独立、解放、富强抛头颅、洒热血的“前赴后继”不能为一己私利枉国法、失廉耻的“前腐后继”所扭曲。腐败和反腐败关系执政党的生死存亡。个人力量大于组织力量，组织权威在民众中丧失，组织效率严重低下是执政党自朽的三个信号。 《治政论》深刻地阐述了只有真正做到始终把握人类文明、进步和发展的前进方向，才真正称得上政治大国；只有把以公民志愿作为治政价值尺度，使以人为本的原则落实到一切细节，才能真正成为治政强党。《治政论》之基本观点符合最近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大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关系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课题的思想。 《治政论》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阐述问题，有凝重的历史感和鲜明的现实感。基本观点具有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且结构严谨、行文流畅，是近年来少见的佳作。 （王瑞璞，全国政协委员、博士生导师、原中央党校副教育长、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副会长） 来源：人民网 执政力与治政智慧 ———《治政论》读后 吴甘霖 执政力的强弱关系到执政党的生死存亡。一谈强化执政力，许多人脑海中浮现的印象是：狠抓落实、一抓到底、决不松懈等。但是，《治政论》却告诉我们：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要强化执政力，从根本上应该强化的是“治政”。 此书把执政力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治政，一是行政。治政是执政党制定让人民群众自主创造并公平获取一切“物质———精神”财富的规则；行政则是政府受人民和执政党之托，保证前述规则落到实处、见到实效、取得实绩。这样的分析，让人耳目一新。 从某种程度上讲，做正确的事比正确地做事更重要。就像一艘大海里的航船，如果方向不对，任何风对它而言都似逆风一样，缺乏治政的智慧，光有行政方面措施，不仅会有吃力不讨好的情况，而且有时还会将一件好事变为坏事。与此相反，假如党抓好了治政功能，执政力就有了巩固和提高的根本。 牵牛要牵牛鼻子。抓住了“治政”这个核心，不少以往困扰我们的问题，如以党代政、党内民主集中制容易受到破坏等，便找到了解决的钥匙。执政党的治政功能一旦到位，一方面会使党在处理与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时，不至于越位和错位；另一方面，又使党对非行政的治政任务，不至于空位，而当仁不让地抓起来。 此书有个副题———“制度化时期党的核心问题研究”，的确超越了一般政治理念的探究。其中的许多观点，如“执政党的四大政治危机”、“政党自朽的三大信号”、“执政党建设应该完成的三件事情”、“人类政治文明史的第三个执政尺度”、“如何进行结构性反腐败”等等，都是在制度化时期执政党自身建设最重要的问题，不仅观点新颖，而且更提出了许多富有操作性的方法。 这是一本近年难得的政治学新著。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探究了制度化时期党如何提升执政水平的关键。刚刚闭幕的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突出提出如何提升执政力的主题。此书的观点及操作方法，无疑为如何提升执政力，提供了不少富有建设性的思路。 （吴甘霖，世界青年成功学会副会长、甘霖智慧国际培训机构理事长、中华生命教育网CEO） 来源：《京华时报》(2004年9月27日第A21版) 大国意识的复兴，政治学研究全新的视野 新华出版社2004年9月出版的新书《治政论－－制度化时期执政党建设核心问题研究》，是一本令人激动的政治学著作，这种激动是多年未有的感觉了。书的作者是两个年轻人，但所表现出来的意识中蕴藏在中国人心中的伟大的复兴精神。 本书从人类文明的高度出发，以全新的治政概念为基础，深刻指出了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之间的关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必须遵循人的全面发展的本质要求，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都是通过人这个主体而发生作用。而政治恰恰是对人这个主体——各种社会关系总和的管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是当今人类文明的两个驱动轮，而政治文明则是其主轴。”本书科学地回答了物质文明高度趋同、市场经济逐步一体化的条件下，各国政治文明千差万别的根源：“自有人类社会产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以来，人类的能动性体现在连接这两个轮子的主轴——政治文明之中。一句话：人类社会发展虽然依赖‘物质—精神’文明双轮动力，但若不能把个体差异如此巨大的‘人’组成充满人类尊严和文明原则的人类社会，并使得每一个人都能够自愿创造和公平获得一切可能的“物质--精神”财富，所有的文明成果都是保不住的，一切人类文明前景都只是空想—这就是政治文明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担当主轴的真正原因。”本书还从三个方面对中国的政治文明进行了定位：“传统文化为本，学习民心向背与天下分合的在国治理；马列主义为纲，学习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西方经验为用，学习市场经济和法制建设的技术手段。”从科学的角度将这三方面进行了定位。 在纵贯古今、横跨东西的坐标解构人与社会的关系，是本书的一个重要贡献。本书抓住了政党尤其是执政党这一现代组织的风范代表，阐明了政党与个人的关系，并深刻指出了执政党面临的四大政治危机：偏向、断层、他换、自朽。提出了政党自朽的三个信号：个人力量大于组织力量，组织权威在民众中丧失，组织效率的严重低下。发人深思。 历史是一部充满正确与谬误的教科书。当人们试图看清历史的时候，有的时候缺少的不仅仅是事实，还缺少合适的尺度。本书在精确解构历史方面提供了不少有益的工具，为政治学研究带来了全新的视野。 应当说，中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文明传承不绝且日益焕发青春的大国，不仅仅有丰富的政治思想，更有波澜壮阔的政治实践。与美国这样先有模型后有国家的设计方式不同，中国的政治文明财富太丰富了，最关键的工作就是如何去继承与光大。 值此全球化狂扫一切，市场经济席卷天下之际，《治政论》的作者能以冷静的心态、科学的方式研究政治文明与执政党建设，正是中国民族伟大复兴意识的体现，这才是最值得重视的事情。（洞村） 来源：中青网 治政论图书信息作 者：皮钧，高波著 出 版 社：新华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4-9-1 · 版 次：1页 数：404字 数：300000 · 印刷时间：2004-9-1开 本：纸 张：胶版纸 · 印 次：I S B N：9787501167760包 装：平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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