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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译文

但凡治国的方法，必定要先使人民富裕，人民富裕就容易治理，人民贫穷就难以治理。凭什么知道是这样的呢？人民富裕就安于乡居而爱惜家园，安乡爱家就不敢怠慢皇上而畏惧刑罚，尊敬皇上、畏惧刑罚就容易治理了。人民贫穷就不安于乡居而轻视家园，不安于乡居而轻家就敢冒犯皇上违犯法令，抗上犯禁就难以治理了。所以，治理得好的国家长久富裕，乱国必然是穷的。因此，善于主持国家的君主，一定要先使人民富裕起来，然后再加以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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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短文为了讲清“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的道理从两个方面进行论述。一方面讲“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紧接着从另一方面讲“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则难治也”。从这两个方面作了鲜明的对比后进行总结“治国常富，乱国常贫”进而得出“必先富民，然后治之”的道理。

为了实现 “富民”目标，管仲认为发展农业生产最为重要。为了发展农业，必须首先“劈田畴，制坛宅，修树艺，劝市民，勉稼樯，修墙屋”，以实现“五谷粟米，民之司命也”，“粟者，王者之本事，主之大务也”，“地僻举则民留”的经济政治主张。在古代，民经济非常单一，农业生产一直是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历来为一切有为的统治者和思想家所重视，而管种比其他绝大多数思想家更高明、更睿智的地方在于，他不仅重视农业生产，而且，也十分重视工商业。他认为，农、工、商各业必须同时兼顾，他说：“无市，则民乏矣”，“无末利则本业何出？”、“务本饬末则富”。因此，他根据齐临近东海盛产鱼、盐的优势，而发展渔、盐业，并设立渔、盐、铁官职进行行业管理，特别是鼓励渔、盐市易，以适应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用太史公司马迁之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来表述当时们求财的现实愿望自然十分妥贴。

管仲的经济改革思想还明显体现在赋税改革方面。他实行“相地而衰征”的土地实物税政策，次地轻征，增产多得，“与民分货”，目的在于提高种田的生产积极，促使他们增加产量，增加社会物质财富，自然，政府所得赋税收入也随之增加。同时，在主张征收土地实物税的前提下，对增加税、房屋税、牲畜税、户税、关税和市税等各种工商杂税来鼓励工商业发展，以分配和协调社会财富，维护工商业利益，来达到“民富则易治也” 的政治目的。他还对重税盘剥，主张取于民有度。他说：“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虽大必危。”鉴于当时地力、民力都有限，他主张：对土地每两年征税一次，税率从白分之十到三十不等。年十取三，中年十取二，下年十取一，饥年不征。为了规范市场，打击富垄断者，控制他们与民争利，管仲还采取了向富者征收消费税的经济手段。

此外，管仲在对外贸易、货币、价格、粮食生产与流通等许多方面都有深刻而精彩的论述，并进行了许多功的实践与探索。

管仲之所以有如此高明的见解，原因大概有二：在他从政之前，曾经营商业多年，因而积累了丰富的感知识和实践经验，而主要原因在于，他施展才干的政治舞台不是地偏僻的西部内陆地区[如秦]，而是面临大海、经济比较发达的东部齐鲁大地。辽阔浩瀚的大海拓展了这位思想家的怀和眼光，丰富的实践经验更熔铸他那深刻、睿智的思想。

在那个时代，人们还无法掌握科学的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管仲也不例外，但他的“富民”论却充分体现了经济基础决定层建筑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他那套系统的经济管理思想，在中古代历史是空前绝后的，他早于他同时代的许多思想家、改革家，如李悝、申不害、吴起、商鞅等，但更高于他们。他相齐时间长达40余年，纵横自如，举重若轻，最终功名就。既是学识渊博的思想家，又是政绩斐然的实干政治家和经济改革家，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于一，他为中历史第一功的典范。即使在今天，管仲的经济改革思想也大有借鉴意义。为了实现 “富民”目标，管仲认为发展农业生产最为重要。为了发展农业，必须首先“劈田畴，制坛宅，修树艺，劝市民，勉稼樯，修墙屋”，以实现“五谷粟米，民之司命也”，“粟者，王者之本事，主之大务也”，“地僻举则民留”的经济政治主张。在古代，民经济非常单一，农业生产一直是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历来为一切有为的统治者和思想家所重视，而管种比其他绝大多数思想家更高明、更睿智的地方在于，他不仅重视农业生产，而且，也十分重视工商业。他认为，农、工、商各业必须同时兼顾，他说：“无市，则民乏矣”，“无末利则本业何出？”、“务本饬末则富”。因此，他根据齐临近东海盛产鱼、盐的优势，而发展渔、盐业，并设立渔、盐、铁官职进行行业管理，特别是鼓励渔、盐市易，以适应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用太史公司马迁之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来表述当时们求财的现实愿望自然十分妥贴。 管仲的经济改革思想还明显体现在赋税改革方面。他实行“相地而衰征”的土地实物税政策，次地轻征，增产多得，“与民分货”，目的在于提高种田的生产积极，促使他们增加产量，增加社会物质财富，自然，政府所得赋税收入也随之增加。同时，在主张征收土地实物税的前提下，对增加税、房屋税、牲畜税、户税、关税和市税等各种工商杂税来鼓励工商业发展，以分配和协调社会财富，维护工商业利益，来达到“民富则易治也” 的政治目的。他还对重税盘剥，主张取于民有度。他说：“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虽大必危。”鉴于当时地力、民力都有限，他主张：对土地每两年征税一次，税率从白分之十到三十不等。年十取三，中年十取二，下年十取一，饥年不征。为了规范市场，打击富垄断者，控制他们与民争利，管仲还采取了向富者征收消费税的经济手段。 此外，管仲在对外贸易、货币、价格、粮食生产与流通等许多方面都有深刻而精彩的论述，并进行了许多功的实践与探索。 管仲之所以有如此高明的见解，原因大概有二：在他从政之前，曾经营商业多年，因而积累了丰富的感知识和实践经验，而主要原因在于，他施展才干的政治舞台不是地偏僻的西部内陆地区[如秦]，而是面临大海、经济比较发达的东部齐鲁大地。辽阔浩瀚的大海拓展了这位思想家的怀和眼光，丰富的实践经验更熔铸他那深刻、睿智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