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体系永远是有漏洞的，所以我们的制度一直在不断的完善；人性是复杂的，所以我们这个以人类为主体的社会存在善良正义也存在阴谋险恶；在现代科技的推动下世界变为“地球村”的时候，一国特别是一个经济大国发生危机时，难免会影响许多与他有直接或间接经济往来的国家的经济、金融秩序；现在，证券市场，由于法律法规体系存在缺陷，加之监管力量、监管经验的人为缺陷和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以至各种违法违规行为有机可乘，股市也时常暴涨暴跌，最终产生证券风波。

国内证券风波

国外证券风波

国内证券风波

在1999年7月1日《证券法》出台前，陆续出现了若干重大事件。主要有：

“8.10”深圳股票发售事件

1992年8月9日～11日，深圳以发售认股抽签表的方式发行5亿元新股。从8日起，有超过100万的当地及全国各地的准股民在全市302个发售网点前排起长龙，准备购买百元一张的抽签表。在9日早晨开始发售时尚能维持一定的秩序，但后因一些网点组织工作出现问题，造成秩序混乱，并发生冲突。到8月10日上午，抽签表全部售完。这天傍晚，数千名没有买到抽签表的股民在市内深南中路游行，打出反腐败和要求公正的标语，并形成对市政府和人民银行围攻的局面。

股票认购证

1992年1月，一种叫做“股票认购证”的新鲜玩意走俏上海滩。

5月21日，上交所放开了仅有的15只上市股票的价格限制，引发股市暴涨。由于尚无涨停板限制，沪市一日涨了105%。随后，股指连飚两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中国股能令人一夜暴富。

8月9日(星期天)和8月10日(星期一)。人们盼望已久的深圳新股认购抽签表发行了。各售表网点门前提前三天就有人排队，9日早上已有了100万人的长财富的诱惑龙队伍。上千万张、成捆的身份证，特快邮递至深圳。排队者不分男女老少、已婚未婚，前心贴后背地紧紧拥抱在一起长达10小时。尽管下午4时下了倾盆大雨，但人们“九千个雷霆也难轰”。至8月9日晚9时，500万张新股认购抽签表全部发行完毕。但是，营私舞弊暗中套购认购表的行为被许多群众发现。发售网点前炒卖认购表猖獗，100元一张表已炒到300元至500元。银行此时发布公告，将收购表回收期限延长到8月11日。许多人觉得这里有诈。8月10日晚11时，深圳市长助理出面，见了请愿者，宣布了市政府的五项通告，决定再增发50万张认购表以缓解购买压力。但是人们仍不散去……午夜12时，警察与示威者开始发生冲突。深圳警方拘捕了12名“闹事分子”。8月11日下午2时，新增发的50万张新股认购抽签表兑换券开始发售，次日全部售完，秩序良好。8月11日晚，深圳市市长郑良玉发表电视讲话：“10日晚上有极少数不法分子利用我市发售新股抽签表供不应求和组织工作中的一些缺点，聚众闹事，严重破坏了社会治安，危害了特区的安定团结。……我们每一位市民都要识大体，顾大局，珍惜特区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局面。”……

“8·10”风波中股票舞弊者经历时4个月清查水落石出：全市11个金融单位共设300个发售点，有10个单位共95个发售点受到群众举报；从2900多件(次)群众投诉中筛选出重点线索62件，涉及金融、监察、工商、公安等5个系统20个单位75人，其中处级以上干部22人。到12月10日止，已清查出内部截留私买的抽签表达105399张，涉及金融系统干部、职工4180人。其中，金融系统内部职工私买近6.5万张，执勤、监管人员私买2万多张，给关系户购买近2万张。群众投诉的62条重点线索现已核查57件68人，属实和部分属实的38件，涉及43人。其中，处级干部11人，科级干部22人，一般干部职工10人；党员23人；属金融系统30人，工商系统8人，公安系统4人，企业单位1人。最后被公开处理的“罪大恶极”的9人，其中7人是单位或部门的负责人。

认购证风波启示:"认购证"是中国股市创造的奇迹。有人形容那时的股票市场，根本就是一场"搏傻"行动。股票越炒越高，直到高得没边没沿，看谁最傻接到最后一棒。而就像杨百万曾经说的那样："中国股市的傻子就像田里的韭菜，割了一茬，长一茬。"

第一代股民发财的的确很多，但到今天很多已经销声匿迹。因为第一代股民的金融专业知识大多都不是很高，不少人是跟风而为。一些转行做公司成功发展或保留了部分资产过安逸生活的有一些个案，但绝大多数人都是先一夜暴富，然后渐渐的把钱赔光或用光，现在和普通市民没有多大区别。第一代股民暴富但很快销声匿迹的原因有股民自身和政策、机遇的因素，也有中国当时所处的特殊时代背景的因素，它是一个时代的综合产物。今天看来，这些经历对中国的股市发展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8·10事件”诱发了沪深股市的暴跌。8月10日（周一）当天，沪市一开盘就跌穿1000点，几个月来多方苦苦经营的心理防线崩溃。11日，大盘再急速下跌100点，当日跌幅超过10%。12日，卖盘排山倒海而来，中午休市时指数跌到590点，收在860点。最终上证指数从8月10日的964点暴跌到8月12日的781点，跌幅达19% 。

相应地，8月7日（周五）深圳成份股指数的收盘点数是2814点，8月10日是2883点，11日则是2733点，跌了150点；12日再跌，收盘报2727点；而13日收盘更跌至2644点，前后共跌去239点。 而深圳股指从8月10日的310点猛跌到8月14日的285点，跌幅为8.1%。同时元气大伤，深指从此一直猛跌到11月23日股市价164点才止跌反弹。

刘鸿儒是首任中国证监会主席，2000年末，他是这样回忆股市初创时的情形的。1992年2月后，在国务院的指示下，体改委联合有关部委制定了13项股份制试点配套法规，随后各地股份制公司很快发展起来，出现了新一轮股票热。是年8月11日，深圳发生了“8·10事件”，国务院紧急作出反应，决定成立专门的证券监管机构，由此产生了由13个部委组成的国务院证券委，另成立中国证监会，负责日常监管和决定执行。

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找到刘鸿儒，说出了让其担任证监会主席的决定。10月，刘鸿儒走马上任，开始创建证监会的工作。如果说，是“8·10事件”催生了中国证监会的话，那么就可以说，是广大投资者对致富的强烈向往，促使中国的资本市场走向了成熟和壮大，这里面无疑也饱含了许许多多投资者的心血和汗水，值得我们去好好爱护和珍惜。股市低迷不振，投资者损失累累，绝对不应是一种股市“常态”。

原野停牌事件

深圳原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是深市最早的上市公司之一。由于存在股本投入不实、会计师事务所提供虚假验资证明、管理失控、账目混乱等严重问题。7月7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宣布：原野股票停牌交易。这是中国证券市场首只停牌的股票。9月5日，原野公司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决定更名为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1月3日复牌。

八月救市

1994年7月下旬，上海综指为335点，深圳综指已跌破百点基数，为96点；两市成交金额仅6亿元。7月30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公告，明确年内除已发行未上市的股票外，暂停各种新股的发行和上市。而且，已在报纸上刊登招股说明书公告的企业的发行与上市工作也一律推迟。这一措施推出后，市场反响非常热烈，进入8月以后，沪深股市强劲反弹，八月救市由此而来。

宝延风波

1993年9月30日，深圳宝安(集团)上海公司向中国证监会、上交所等报告并公告，声明已经持有延中实业发行在外的普通股5%以上的股份。这是中国证券市场上的首次收购事例。

“327”国债期货事件

1995年2月23日，受新债发行及保值贴息等因素的刺激，加之万国证券违规联手操作，超限额持仓后，大量抛单打压价格，造成市场极大混乱；在收市前10来分钟，以巨量沽单将价格直线打压，使“327”品种由暴涨3元转为下跌0.71元，但收市后，上交所宣布最后时间交易无效予以取消。中国证监会逐于1995年5月17日发出紧急通知，宣布暂停国债期货交易试点。

长虹事件

1995年8月21日，有投资者发现四川长虹法人股转配部分所送红股可以卖出，更多不知内情的股民因放弃转配资格而蒙受了巨大损失，反应非常强烈。中国证监会立即出面制止转配红股流通，长虹股票停牌。经查，这是一起蓄意损害投资者权益的事件：上交所违规擅自批准长虹转配红股上市；主承销商中经开公司、副主承销商上海财政证券公司大肆抛售包销转配所获红股牟利；长虹公司也有违规行为。经证监会长达两个多月的调查处理后，长虹股票复牌。

琼民源事件

1997年1月22日，琼民源1996年年报率先“闪亮登场”：由垃圾股变成了投资者追捧的“绩优股”，加上10送3的题材，取代深发展成为深市走强的领头羊。其股价如一只断线的风筝，从1996年4月1日的2.08元，涨至1997年1月的26.18元，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升幅高达16倍！琼民源业绩的突变，引起管理层和投资者的疑虑。1998年4月29日，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调查组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调查之后，公布琼民源1996年年报内容严重失实。1998年11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就“琼民源案”做出一审判决：琼民源原任董事长马玉和因犯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公司聘用会计班文昭也以同等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据悉，这是1997年10月实施新刑法后，首次使用证券犯罪条款判处的个案。在查处案件的同时，监管部门着手琼民源重组工作。

红光事件

红光实业于1997年6月6日靠行骗上市，上市后继续行骗：一是编造虚假利润，骗取上市资格；二是少报亏损，欺骗投资者；三是隐瞒重大事项；四是擅自改变募集资金投向而不予披露。对此，中国证监会对原董事长、原总经理、原财务部副部长和红光公司等，以及与此有关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师事务所以及上市推荐人等中介机构及责任人员均进行了处罚，红光事件的主要负责人被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上述重大事件的不断出现，导致证券界内外议论纷纷，有人茫然若失，有人忧心忡忡。特别是“8.10”事件作为中国股市早期发生的重大事件，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8.10”风波以后，国务院立即决定成立专门的证券监管机构。在中国证券市场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1995年12月19日，一直关注中国证券市场成长进程的朱镕基同志，在视察上海证券交易所时发表了深刻影响证券市场未来走向的重要讲话，提出了“法制、监管、自律、规范”的八字方针。“八字方针”成为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指导性方针，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国外证券风波

2007美国次级按揭贷款证券风波剖析

由美国次级按揭贷款证券引发的金融风波正在迅速向全球蔓延。由于次级按揭贷款证券是以次级按揭贷款为基础资产的结构金融产品，因此，此次风波的发生及其演化反映了近些年来美国住房金融市场的变化，而其根源在于全球流动性过剩推动的房地产价格飙涨。

美国的居民按揭贷款有许多种。根据信用质量，可以将这些按揭贷款分为“最优”（prime）贷款、次优或次级贷款（subprime mortgage）、超A贷款（Alt-A）等三类。在这三类贷款中，最优贷款达到或基本达到了美国相关政府支持机构（GSE）规定的严格标准，具有良好的信用品质，引发此次风波的是近些年大量发放的次级贷款，并很可能将波及到超A类贷款。

次级贷款和超A贷款有两个共同特点：贷款标准低、以浮动利率贷款为主。次级贷款的借款人通常没有良好的信用记录，并且，还款额与收入比（PTI）超过了55%，或者贷款总额与房产价值比（LTV）超过了85%。超A贷款的信用质量虽然好于次级，并且大体能够接近最优贷款的标准，但借款人无法提供完整的收入证明。除了贷款标准低以至于信用风险明显高于最优贷款之外，次级和超A贷款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以浮动利率贷款为主，这与固定利率抵押贷款占绝大多数的最优贷款形成了鲜明对比。据估计，在最优贷款、次级贷款和超A贷款中，浮动利率贷款所占的份额分别为20%以下、85%和60%左右。

次级按揭贷款以及超A贷款的这两个特点同近些年来美国房价的飙升和家庭购房的支付能力下降密切相关。随着美国房价的持续上涨，按照传统按揭贷款的要求，越来越多的家庭、尤其是低收入家庭不仅难以支付巨额的首付款，而且，在近些年美联储持续加息的背景下，也难以支付贷款后的月供。次级按揭贷款通过两种方式克服了传统按揭贷款的问题：其一是允许较高的PTI和LTV；其二是灵活的还款方式，为了减轻初期的还款压力，贷款的偿付采用先低后高的方式，即在贷款的头几年只需支付很少的月供。例如，有的次级按揭贷款允许借款人在头两年以低于市场利率水平的固定利率还贷，两年后再转化为利率水平高于市场利率的浮动利率贷款；有的次级按揭贷款允许借款人在开始的阶段只偿还利息，甚至允许出现负的分期摊还（即还款额低于当期需要偿还的借款利息）。随着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房价的逐步攀升，次级按揭贷款和超A贷款受到了越来越大的欢迎。在2003年，次级按揭贷款和超A贷款只占当年美国按揭贷款发放总量的不到15%，到2006年已经达到了46%。在这类贷款的帮助下，美国居民住房的自有率已经从1995年的64%上升到2006年的69%左右。其中，低收入家庭的获益最大。据美联储统计，在1995年至2004年间，低收入家庭的住房自有率上升了6个百分点，而高收入家庭只上升了4个百分点。

然而，次级贷款的创新在提高美国居民住房福利的同时，也埋下了潜在的巨大风险。其突出问题就在于先低后高的还款方式，这使得借款人将会在借款后的两年左右时间突然面临较大的偿付压力。例如，据美国有关学者估计，从2007年开始，在2004至2006年发放的次级贷款和超A贷款中，59%的贷款还款额将会增加25%以上，19%的贷款还款额将会增加50%以上。在还款额大幅度上升的同时，许多家庭的收入并没有相应增加，这尤其体现于以制造业为主的地区——在这些地区，失业率大幅度上升，家庭收入大幅度下降。更加雪上加霜的是，从2006年开始，美国房地产价格的上涨速度逐渐减缓，在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下降。由于抵押品价值的相对下降，对于困难家庭来说，其唯一的选择就是停止还款、放弃房产。除了这些真正的以自住为目的的借款家庭之外，获得次级按揭贷款的还有相当数量的投资购房者，而这些购房者在房价下降的过程中，更是会立刻放弃房产。

在诸多负面冲击的影响下，美国次级按揭贷款的逾期率开始大幅度提升，并且，浮动利率贷款的逾期率远高于固定利率。2006年，浮动利率的次级按揭贷款逾期率达到了近15%，比固定利率次级贷款的逾期率高近5个百分点。同时，浮动利率和固定利率的最优贷款逾期率分别只有3%和2%左右。可以预计，随着越来越多的次级贷款进入还款方式的调整期，未来的逾期率将会进一步上升。

虽然由次级贷款违约造成的金融风波正在逐步扩大，但是，其规模和对美国经济、金融体系的影响将会远远小于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发生的储贷协会危机。这除了同美国经济基本面依然看好以及美联储及时出台的救助政策相关之外，最关键的还是在于90年代以来的资产证券化市场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从而分散了本来由贷款银行承担的金融风险。截至2006年，在美国全部未到期按揭贷款中，存款货币机构直接持有的按揭贷款只占30%左右，而这个比例在上个世纪80年代达到了近60%。因此，尽管少数发放次级按揭贷款的银行（如汇丰银行）会遭受损失，但这种损失不会形成波及银行业乃至整个经济的大危机。

此外，在现有的次级按揭贷款证券中，也并不是所有的证券都会因按揭贷款的违约而发生损失。截至今年1月份，以次级按揭贷款为基础资产的证券规模约为8100亿美元，其中，首先承担本息损失的BBB和BB级证券约占3.6%，即大约290亿美元。据雷曼兄弟预测，只有当未来5年美国房价平均每年下跌4%的时候，这些证券才会全部损失。而根据美国联邦住房机构的统计，2006年底美国的房价上涨速度还达到了5.9%。因此，即使未来次级按揭贷款逾期率继续上升，其对金融市场的影响也会得到控制。

不过，由于目前国际金融市场中日趋复杂的结构金融产品交易，难以准确地估计次级贷款违约所波及的范围，特别是需要关注未来房价下降所带来的巨大冲击。就此次风波对中国的启示而言，有三点似乎非常重要：第一，应该警惕国内住房按揭贷款的潜在信用风险，未来除了要加强对借款人的信用审查之外，对于房价上涨过快的地区、房价过高的楼盘，可以考虑提高按揭贷款的首付比；第二，应该尽快推动住房按揭贷款证券化市场的发展，以化解集中于银行体系的金融风险；第三，鉴于当前绝大部分的住房按揭贷款都是浮动利率贷款，央行在调整利率的过程中需要格外小心，以免造成由货币政策引发的金融风波。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加剧而导致金融危机

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自由竞争与宏观调控，相互补充、缺一不可。市场机制的完全有效性假说在现实中是不可能成立的，美国2008年的次贷危机就是很好的例子；而政府干预的完美无缺同样也仅仅依赖于“理想的政府”，也就是说，市场与政府都不是万能的，都有内在缺陷，关键是寻求到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的最佳结合点。

市场失灵是指市场无法有效率地分配商品、劳务和资源等要素的情况，它是政府干预的一个逻辑起点。政府干预对矫正市场失灵、提高效率、促进平等、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市场失灵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信息失灵。通常所说的信息失灵主要表现为信息不充分、信息不对称以及信息不准确。当信息失灵现象大量出现在某一市场时，该市场必将被扭曲，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盛行，由此导致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低下。(2)竞争失灵。在现实经济运行中，市场往往达不到完全竞争状态，出现完全垄断、垄断竞争和寡头市场。竞争是市场经济中的动力机制，但由于分工的发展使产品之间的差异不断拉大，资本规模扩大和交易成本的增加，阻碍了资本的自由转移和自由竞争，由此产生了垄断。(3)外部负效应问题。外部负效应是指某一主体在生产和消费活动的过程中，对其它主体造成的损害，并不因此而支付必要的成本。外部负效应实际上是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成本外部化，但生产或消费单位为追求更多利润，会放任外部负效应的产生与蔓延，最典型的就是环境污染的问题。(4)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公。这是因为市场机制遵循的是资本与效率的原则，导致马太效应的发生。从市场机制自身作用看，这是属于正常的经济现象，拥有资本越多在竞争中越有利，效率提高的可能性也越大，这就导致收入与财富更多地向资本拥有者手中集中，造成了收入与财富分配差距的进一步拉大。(5)失业问题。失业是市场机制作用的主要后果，一方面，工业化的深入导致机器排斥劳动，当资本为追求规模经营，提高生产效率时，劳动力逐渐被机器所替代；另一方面，市场化的竞争也促使着企业减员增效。(6)区域经济不协调问题。市场机制的作用只会扩大地区之间的不平衡现象，一些地理位置优越，发展起点较高的地区，发展越有利。落后地区会因经济发展所必须的优质要素资源的流失而越发落后，出现要素资源“空心化”的现象，区域经济差距会进一步拉大。(7)公共资源的过度使用。有些生产主要依赖于公共资源，如渔民捕鱼、牧民放牧，他们使用的就是以江湖河流、草场这些公共资源为主要对象，这类资源在技术上和使用过程中不易明晰归属。由于生产者受市场机制追求最大化利润的驱使，往往会对这些公共资源出现掠夺式使用。

作为行为主体的政府在经济运行过程中无疑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政府对市场进行干预的天然合理性有时候也被证明是低效甚至是无效的，这就是政府失灵。政府失灵，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公共政策失误和政府部门的低效率。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导致公共政策失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社会实际上并不存在作为政府决策目标的所谓公共利益；其次即使现实社会中存在着某种意义上的公共利益，而现有的公共决策机制会因其自身的内在缺陷而难以实现这种利益；再次，决策信息的不完全性，不管是选民还是政治家，他们拥有的信息都是不完全的；最后是选民的“短见效应”，政治家为了谋求连任，也会主动迎合选民的短见，制定一些从长远来看弊大于利的政策。政府部门低效率的原因在于：首先，政府部门缺乏竞争压力，由于官僚机构垄断了公共物品的供给，没有竞争对手，就有可能导致政府部门的过分投资；其次，官员花的是纳税人的钱，没有成本约束。最后是监督信息不完备，谁来监督监管者的问题一直没有办法得到较好的解决。二是规制失灵。规制是指具有法律地位并相对独立的行政机构依照一定的规则对企业活动进行限制的行为，政府规制的对象主要是微观经济活动以及参与这些活动的企业、个人或组织机构。与宏观管理职能相对，政府规制主要体现的是政府通过干预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来实现对市场经济生活的比较直接干预。

此次金融危机就是市场和政府双失灵的很好体现。从市场的角度来看，历次危机的爆发看似非常突然，却是市场长期非理性繁荣的产物，这次金融危机也不例外。美国房地产2001年至2005年的长期繁荣和低利率为危机埋下了种子，在这种非理性的繁荣下，导致了抵押贷款的标准的放松，这正是市场追逐利润的本性使然。危机发生前，无论是贷款银行、投资银行还是投资者都认为房地产仍将继续上涨，而且房价的上涨将会超过利率的上涨，这样的预期使得人们相信即便是还不起房贷，房价的上涨也能让他们清偿完贷款后仍有剩余，信用风险在这样的预期下被掩盖，而资产证券化和结构化更是将信用风险通过资本市场向商业银行，基金，保险公司甚至是投资银行自身传递。但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只涨不跌的事情，对于房价是如此，对于利率也是如此，所以当房价下跌，利率上行时，危机就因为当初次级抵押贷款的证券化而逐渐蔓延，并有危及实体经济的危险。此外，市场失灵导致的信息不对称也是危机恶化的另一个原因。

次贷危机的微观传导机制如下：贷款公司和机构发放次贷→房利美及房地美等公司进行担保及证券化，发行MBS→投资银行进行进一步的证券化打包，发行CDO→高级 CDO出售给养老机构、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投资银行通过设立SPV和对冲基金将中级品CDO及普通品CDO分离出去→对冲基金以CDO作为抵押品从银行等机构得到高杠杆的融资，从而更大规模从投行购买CDO产品，同时通过CDS将违约风险转移到保险机构手中。从危机的微观传导机制来看，在次贷发放过程中，对于购房者的还款能力和信用水平，放贷银行与购房者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在收购银行抵押贷款的过程中，对于贷款债权的质量，“两房”与放贷银行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在投资银行进行进一步的证券化打包发行CDO过程中，对于CDO的定价，投资银行与“两房”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在高级CDO的出售过程中，对于CDO的质量，养老机构、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与投资银行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对冲基金购买中级品CDO及普通品CDO后，通过CDS规避风险，这时候又存在着保险机构与对冲基金在资产违约风险上的信息不对称。整个危机传导的微观链条上，存在着多重的信息不对称，以至于最后谁也无法对次贷复杂衍生品进行合理定价，房地产市场危机来临之际，市场信心崩溃，这些次贷衍生品甚至可能因为多重信息不对称而一文不值，这些也加速了危机的恶化。

从政府的角度来看，这次危机再一次证明了政府也不是万能的，而且往往落后于市场的变化而出现规制滞后，最明显就在于政府监管的滞后和缺位。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推进，美国政府的金融监管已经很难跟上市场金融创新的脚步，以至于政府无法对众多复杂的衍生产品进行有效的监管。到底是过度创新还是监管不足，这本身就是硬币的两面。美国的多头监管也使监管出现了真空地带，美国经济学家、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委员爱德华·葛兰里奇在他2007年9月逝世不久前发表的文章里写道，“次级房贷市场就像是狂野的美国西部，超过一半以上的这类贷款由没有任何联邦监管的独立房贷机构所发放”，这充分揭示出美国的金融监管存在着真空与漏洞。美国金融监管部门采用的是多头管理，这种设置存在着专业化的比较优势，各监管机构之间也可以形成权利的制衡。

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金融机构综合化经营的发展以及市场之间产品创新的发展、交叉出售的涌现和风险的快速传递，这样的监管体制也越来越多地暴露出一些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监管标准不一致，监管领域的重叠和空白同时存在，监管对于市场的反应滞后等。在次贷危机中，多头管理的问题暴露无遗，比如对于投资银行过高的杠杆比率，无论是美联储还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都缺乏必要的法规对之进行约束。事实证明，从贷款发放到证券打包销售及再加工的整个循环过程中，没有一个监管机构有足够的法律授权来负责全部监管，因此，在风险蔓延的过程中，也没有任何机构能够对风险进行全方位的覆盖并在必要时提出风险预警，这些也是今后变革的起点。

从本质上看，政府干预并非是一种客观存在，而更是一种制度性安排。政府行为会受到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体制、历史和社会文化的影响。在实行政府干预的过程中，首先政府权力不宜过分集中，应该对政府的权力进行约束和限制，即加强对干预者的规制，规范政府的职能，力图实现制度供给均衡。其次，应该对政府的各职能机构的权力进行科学的设计和分配，专业监管与综合监管相结合。对金融监管而言，在综合经营的背景下，分业监管已不可行，经营模式的转变和金融创新亟须一个覆盖范围更广的综合监管机构的出现。当然，没有最好的制度，只有最适合的制度，这种制度设计是与时俱进的。再次，充分发挥群众和舆论的作用，强化对公权力的监督与制约，使得政府干预在动态过程中寻找到社会总效用最优的路径。最后作为干预主体的政府，在进行经济干预的过程中也应该秉承公正、透明、高效的原则，真正发挥好政府应该发挥的作用。

这次金融危机促使着人们重新反思监管体系的设计，当金融发展到今天，到底怎么样的监管体系才是科学和严密的？由于政府与市场永远存在着信息的不对称，除了政府监管，还应当从公司内部治理的委托代理以及风险控制角度进行重新的制度设计，也应当强化行业自律在监管过程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