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正确”是在近代思想及政策研究中的专业名词。“政治正确”，是指利用政治立场上“正确”或“中立”的字句描述事物，以避免因为使用具有褒贬意义的语句，而侵犯他人合理的权益、伤害弱势群体的利益或尊严。支持者倾向采用“中立语言”(inclusive language)、“文明语”(civility)来形容“政治正确”的词句。反对者认为“政治正确”属贬义词，与假道学、过度敏感、斤斤计较的意义近似。台湾高铁BOT案是一个在政治正确舆论导向下失败的公共建设案例。

解释分析(解释一 解释二 分析)

台湾高铁BOT案(背景资料 案例代表 外界评论)

解释分析

“政治正确”起源于美国19世纪的一个司法概念，主要是指在司法语言中要“政治正确”，即“吻合司法规定”或“符合法律或宪法”。然而这一司法概念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却逐渐演变成为“与占压倒性优势的舆论或习俗相吻合的语言”。也就是说，在日常生活谈话中，凡不符合占压倒性优势的舆论或习俗的话，就被视为“政治不正确”。

解释一

以词语解释的方法来定义，政治正确是指利用中立的字句，以图不侵犯他人，保护弱势社群，但实际执行结果却一直富有争议。在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及其他持反对意见的评论员眼中，“政治正确”一字属贬义词，与假道学的意义相类，而支持者倾向采用“中立语言”(inclusive language)、“文明语”(civility)形容政治正确的语句。

一般语境下的政治正确是指为了避免真实存在的或所谓的不公正的歧视而采用的变换另一种称呼的行为。政治正确的一个目的是用最“中立”的字眼，防止歧视或侵害任何人。例如为了避免出于种族、性别、性取向、身体残障、宗教或政治观点的不同而产生的歧视或不满。支持者认为，政治正确有助于唤醒公众的无意识的偏见，使得他们可以有一个更加正式的、无偏见的语言可以称谓与大众不同的人群，而不伤害他们。政治正确的一个例子包括把“弱智”改称为“智力障碍”，用“精神病”代替“疯子”。

不过，“政治正确”会出现前后颠倒的情况，例如，在美国，原本使用black（黑色）称呼黑人是一种歧视性的做法，于是一度推广使用Negro（尼格罗。在人类分类学上，黑人被称为尼格罗人种）。但是后来随着黑人地位提高、黑人不以自己的肤色为耻辱，Negro反而被认为是歧视性称呼，遭到唾弃，black得到承认和推广。

根据科学研究，萨丕尔（Edward Sapir）和本杰明·李·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最早提出语言影响思维，因此通常用来描述人群的语言是有影响力的。虽然这个论断仍然很有争议，但是政治正确正是基于这个理论，认为言辞可以单方面改变事实。例如政治正确认为，使用具有性别主义的词语会促进性别主义的思想。

举例：

弱智——智力障碍

残废——残障、残疾

疯子——精神病患者

口吃、大舌头——语言障碍

反对派——政治异议者、持不同政见者

土著、蕃人——原住民

解释二

在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存在政治正确的情况。它的基本涵义是：“在涉及意识形态问题的事物中，要符合社会主义政治观念，即做到政治上的正确性。”在这里，“政治”其实是特指政治范畴中的“意识形态”。不过，与一般的“政治正确”相同，不同时期的“正确标准”也不尽相同，同样会出现完全相反的情况。

分析

“政治正确”不仅限于国家政治层面，同样也可以存在于较大的社会机构内部。其以语言影响观念这一认识为基本理论前提，以某一明确的、有确定立场的政治理念为基本准则，直接干预处于该社会群体内的人群的思想观念。

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非社会主义国家，“政治正确”对以下人员来说，都是特别重要的事情：一、官方或者私人所属的宣传机构从业人员（例如，作为德国国家电视二台的从业人员，亲华报道属于“政治不正确”的行为；作为默多克传媒集团的从业人员，反对默多克本人的右派政治倾向、或者对于宣传其右派政治观点不尽力，也是属于“政治不正确”的行为；其他例如负责政府或者党派宣传事务的机构，不能进行正面宣传也属于“政治不正确”）；二、政府官员、议员、政治人物、教师等公共事务参与者、管理者或具有影响力的人士等。

台湾高铁BOT案

背景资料

近二十多年来，台湾由于处在巨变年代下，“政治正确”的事罄行难书。例如过去台湾初中升高中，高中升大学，都采联考制，由于竞争压力大，考试自然需要苦读，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大学申请入学的制度遂成了许多人的憧憬，这也是台湾教育改革会成为“政治正确”的原因，但台湾教改下来情况却显然愈改愈糟。

台湾在20世纪80至90年代，这种“政治正确”的事多不胜数。最独特的当属所谓的公共建设BOT(即建设—经营—转让)，70年代起，西方经济的新自由主义逐渐开始大盛，这组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乃是要非法化政府的职能，因此“政府无能”、“政府无效率”、“政府浪费”这种说法遂成了主流；它们在非法化政府职能的同时，当然也将“私人”(其实是公司或财团)的功能美化。

在这种“政治正确”的引导下，公营企业的私有化，公共建设的民间参与等遂成了政策的主流，所谓的BOT即是其一的一种——它将公共建设的兴建(Build)，一定时间的营运(Operation)，期满移转(Transfer)给政府。关于BOT的成功与失败的例子众多。

关于失败的台湾高铁BOT案，香港《明报》刊出台湾政论家南方朔的文章称，从2009年2月起，马英九团队即已对台湾高铁这个“无底洞”做了讨论，原则上考虑在该公司破产前收归当局所有。让马团队真正下定决心的是8月底达赖访台，台湾高铁董事长殷琪不仅居中牵线还为达赖开专车。达赖到的当天，马团队即已正式决定将提前收回高铁经营权，在政治上也等于拔掉了台湾最大的“绿色资本家”。

案例代表

台湾高铁变成无底洞，亏损负债5000亿台币

这种BOT的观念，在20世纪90年代也盛行于台湾。当时的台湾舆论走向是重财团。让民间企业参与公共建设的BOT，遂成了当时的“政治正确”，许多财团在那个阶段确实获得了许多发展的机会。

台湾的BOT案里，规模最大的乃是台湾高速铁路。就严格的道理而言，高速铁路乃是重大工程，无论工程规模、资金庞大的程度及调度的困难，都不是一般的民营公司所能负荷。但当时由于BOT已成了一种“政治正确”，台湾遂还是决定以BOT方式交给民营。台湾高铁乃是最大的BOT案，也是到了今天已被证明为失败的BOT案。此案当时有两个财团在争取，一个是国民党大掌柜刘泰英的“中华高铁团队”，一个是亲民进党的“台湾高铁团队”，严格而言，这两个团队都不是够资格的团队。但最后还是由台湾女强人殷琪的“台湾高铁团队”得标。它之所以得标，乃是它对高铁的营运做了过分乐观的估计，由于估计乐观，它在财务上也大胆，宣称这个工程所需的一切资金皆可自筹，政府不必出任何钱。

但事实上，台湾高铁成军迄今，却完全不是当时的模样。高铁有五大原始股东，它们其实都无力承担这个台币5000亿的工程，于是成军后，遂迫使政府保证，向公股银行及公营事业出面融资或认购特别股。迄至目前，该公司累计债务已逾台币4000亿。

另外，则是高铁营运的原先估计是每月台币60至70亿，而事实上则只有20亿，这样的业绩，完全不足以应付借贷利息和折旧等，1个月估计要亏损台币10亿或更多。估计到了2009年底，它的剩余现金就会用罄。由于负债庞大，营收不佳，银行团也不可能继续增资。在这种情况下，该公司即难免要宣告破产。它对台湾交通的影响可谓极其严重。

从2009年2月起，马“政府”即已对高铁这个无底洞做了讨论，原则上考虑在该公司破产前收归政府所有——根据原始契约，民营的时间为35年，距今还有25年，担心的就是任由民营下去，25年后这个滥摊子不知会大到什么程度。正因有这样的策略，政府才对高铁想再增资抱持消极态度。

至于让马“政府”真正下定决心的，就是8月底达赖访台，高铁董事长殷琪不仅居中牵线还为达赖开专车，达赖到的当天，马“政府”即已正式决定将提前收回高铁经营权，在政治上也等于拔掉了台湾最大的绿色资本家。只是高铁乃是个失败的BOT，它的借贷、增资、亏掉的资本额，总计亏损及负债的达台币5000亿，这个财务破洞将来不知将如何收拾。

外界评论

过去20年，台湾在西方式“民主化”的过程里，从西方借来太多“政治正确”的事务，包括放任的教改政策、图利资本家的BOT政策，以及为富人减税的租税政策等。它造成的结果乃是台湾教育水平的日益低落，财政快速恶化，以及许多BOT案只不过成了图利公司财团的秘密通道。像高铁这种重大工程，若政府主办，虽然效率不一定更好，但至少还可受到民意监督，权责还会清楚，而民间BOT后，如此重大工程的监督和责任归属都变得暧昧难分。

由台湾的例子，其实已印证了一种说法，在某个时刻“政治正确”的事，并不一定就真正的正确。每个社会为了“政治正确”，通常都会付出难以估计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