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韫如，女，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县人，1940年毕业于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艺委会委员，曾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

人物简介

人物生平

艺术形象

个人作品

人物故事

爱情生活

人物自述：童年的戏剧之缘

人物简介

赵韫如，女，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县人，1940年毕业于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艺委会委员，曾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

人物生平

赵韫如出生在一个农村知识分子的家庭，父亲是位中学英语教师，曾经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作为独女的赵韫如中学毕业后，于1937年进入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是余上沅、曹禺、张骏祥、黄佐临等大家门下的高足。她在学校就演过顾毓琇名作《岳飞》，扮演秦桧的老婆，受到作者的热情赞扬。

1940年，赵韫如到了重庆，在抗战剧坛上很快成为一颗闪亮的新星，是第一个扮演曹禺名作《北京人》里曾思懿的演员，同样也使作者非常满意。她还是杨村彬名作《清宫外史》里慈禧太后的第一个扮演者，虽然本人与角色的距离比较大，但是经过刻苦努力表演得十分出色，被观众誉为“活的老太后”。此外，她在宋之的名作《春寒》、茅盾名作《清明前后》、夏衍名作《芳草天涯》等剧目里都扮演了重要角色，表现不同凡响，被合作的导演洪深、赵丹、金山等人一致认为是个最优秀的演员。然而，她并不满足自己已有的成绩，1946年又远渡太平洋到美国的耶鲁大学进修戏剧和表演。

1950年，赵韫如和老舍先生应周恩来总理之邀从美国回到祖国，投身于新中国的话剧事业。

后来，赵韫如加盟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先后扮演了郭沫若名作《虎符》里的魏太妃、《蔡文姬》里的卞夫人，以及曹禺名作《王昭君》里的孙美人。

20世纪80年代初期，赵韫如离开祖国到美国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蒙特瑞县执教中国语文。然而，她的“戏心”仍然不改，继续在那里参加戏剧活动，组织、导演兼主演了话剧《蝴蝶夫人》，同时还撰写表演艺术的文章结集出书。

艺术形象

在话剧《明朗的天》《雷雨》《虎符》《蔡文姬》《武则天》《王昭君》等剧中，塑造了各种类型的鲜明艺术形象。

在“文革”中，赵韫如被剥夺了十年宝贵的艺术生命。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她才重返舞台，以60岁高龄饰演了曹禺的最后一部剧作《王昭君》中的孙美人，塑造了一个全新的艺术形象，也成为她表演生涯中的压卷之作。

在北京人艺的舞台上，她成功塑造了《明朗的天》中的刘玛丽、《雷雨》中的鲁侍萍、《虎符》中的魏太妃、《蔡文姬》中的卞后、《武则天》中的郑十三娘、《王昭君》中的孙美人等个性鲜明的艺术形象。 1979年在电影《蔡文姬》中扮演卞后。

个人作品

作品评论集《梦飞江南—我的戏剧求索之路》，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2005年。《梦飞江海》可以说是赵韫如一生表演艺术事业的总结，书中详尽描述了她曲折坎坷而又丰富多彩的人生道路，也将她多年的创作经验和研究成果做了真实记录。书中有不少篇幅叙述她学习欧美世界级影星和我国艺术家表演的心得体会。

人物故事

在美国蒙特瑞语言学院里，有一个教美国人学中文的华侨女士，她的名字叫赵韫如。她一面执教，一面继续从事戏剧演出和撰写艺术生活的回忆录，同时积攒一些钱赞助国内的戏剧工作者著书立说……

赵韫如已到耄耋之年，但依旧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1980年，退休后已年逾花甲的赵韫如来到美国，很快就在蒙特瑞的语言学院里找了一份教中文的工作。她在国内中央戏剧学院设立“德艺双馨奖”，鼓励优秀教职员工。在她教华语的时候，自己动手写了两个剧本，让学生们排练演出，既可多练习华语，又能增进对于中国文化的认识，演出节目为生活困难的学生向社会募捐。学生很有兴趣，老师也很满意，为此还得了奖。她先后在两个学院教书，成绩斐然，又被国际研究学院请去给学生排戏……她为中美文化交流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

赵韫如“爱国、爱戏”，她在半个多世纪里，为此鞠躬尽瘁，痴心不改。

爱情生活

赵韫如先后与两个美国友人结合。但也因此在“文革”期间吃尽了苦头。

她的第一个伴侣是在20世纪40年代认识的美国大使馆二等秘书约翰·S·谢伟思；

后来与美国少校韩恩结合，赵韫如与韩恩有个女儿。

因两次与美国人结合，特别是与谢伟思的爱情，因此有了深深的美国情结。

现在，赵韫如在美国住处的家门口有一块小小的花地，最外边的一株花，盛开时有一百朵之多。就是在深秋的时候，仍然有不少花朵含苞，这种花的名字就叫—“含笑”。赵韫如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依旧充满了生机和活力，依旧对祖国的戏剧事业锲而不舍，这不正是在人生的旅途中永远“含笑”不止吗？

人物自述：童年的戏剧之缘

我的家乡在过去江苏常州和宜兴的交界处，叫漕桥镇，现在已经属于武进县了。在我幼年的记忆中，家乡小桥流水，是个鱼米之乡。虽然镇上只有一条街，又短又窄，可是却有三座桥：一座大桥、一座小桥，还有一座就是我家旁边的严家桥。河之北属于常州，孙家是当地的大家族；而河之南属于宜兴，有我们赵家。

我父亲名赵彦堂，字仕美，在同胞三兄弟中行三，人称“三先生”。镇上素来尊重知识，年轻人多半是出去读书的。父亲在北京攻读法学。毕业后，前往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在我5岁时，因为祖父去世，家里催促他赶紧回来。他回来后就没有再去日本，在江苏省立常州中学（“省常中”）教英文，半年后到了吴淞海关。父亲每月的薪金有80块大洋。那时我们家的阿姨的月钱只有3块大洋，已经能养家糊口了，算起来父亲的工资在当时是很高的，所以他花起钱来往往不太在乎，而且非常乐于助人。

父亲又是一个很爱美，很喜欢戏，很重感情的人。他读书时，收集了很多很多唱片，像四大名旦的，须生如言菊朋、余叔岩他们的都有。我记得他最喜欢的是余叔岩、杨小楼和程砚秋。在我们家乡过去有一种摇着船，四处去唱滩簧、京戏讨生活的草台戏班，他们每次到了镇上都要问：“赵家三先生在不在家？”一问三先生在，大家就都上了岸，在空旷的地方搭起戏台来，欢欢喜喜地唱几天；如果不在，他们甚至都不上岸，到别的码头去了。因为但凡出来巡回演出的剧团都比较清苦，而父亲爱戏和慷慨的名声早已远扬，这一带唱戏的人都知道，只要他在家，戏班来了就供给吃、住的费用，因此他们都愿意趁三先生在的时候来。每次虽然只有几天的功夫，但是镇上就会变得非常热闹，像是狂欢的节日。我还记得那时我常常骑在爸爸的脖子上看戏。戏班一般都自带戏装，演员们唱得还是不错的。有个女演员叫董韵秋，曾到我们家来过，她是个女须生，但长得很好看，唱得也不错。

我是家中的独女。因为父亲常年在外面读书、工作，很少时间回来，所以我们见面的时候不多，但他在的时候我总觉得特别幸福。他从来不催促我做功课，也不用各种规矩约束我，还经常把我抱在膝头教我唱京剧。父亲有时还会拉拉胡琴，给我看他在外面演出时的相片，好像有一张是他演《李陵碑》的，还挂着白胡子。客人和朋友到家里来，能看到他5岁的小不点儿唱《平贵回窑》的折子戏的相片，这是令父亲很骄傲的事。父亲教我的戏不少，至今我还记得《搜孤救孤》的唱段。

我的母亲姓谢，名慧中，号秀。她是宜兴第一所女校的第一个学生，进校之前一直在家里念私塾，四书五经都念过，数学也很好，上学之后老跳级。可是没念几年书，就听从家里的安排，退学结婚了。嫁给我父亲的时候，母亲也就十七八岁，比父亲大一岁。1920年2月8日我出生时，父亲还只有18岁。

母亲深受外婆的影响，是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否则像她这样的教育程度，不会那么早就结婚，过着传统的大家庭生活。外公早逝，外婆是二房，因此她们母女俩算是大家庭里的穷户，但还得摆着场面，该怎样就怎样。外婆的针线活做得很好，承担了全家人服装上的开销。母亲也就早早学会了这些手艺，她陪嫁时带来好几箱子自己亲手绣的、织的给全家人的毛衣裤、手套、围巾，都是一套一套的，甚至还包括给未来的“我”的。我小时候没事还经常翻她的箱子玩，想拿出来试试，但母亲不允许，要等到穿的时候才拿出来。结果到后来，有的东西还没有穿过几次，日本鬼子就来了，这些珍贵的东西全都没有留下。

母亲知书达理又能干，为人却很低调。婆婆、公公都很喜欢她，但妯娌们就不大高兴，可她做事却总能稳稳妥妥的，让别人挑不出她的毛病。母亲不但对家里人很好，对外人也很宽厚。邻居们都很喜欢她，家里的佃农们对她也很好，常来给她送些自己种的瓜果。

我们家算得上是小镇上的知识分子家庭。我记得那时家里有一屋子的书，法文的、日文的、英文的，当然最多的还是中文的，还有好多线装书。像那种楼房窗户上有玻璃、有绿纱，又有百叶窗的，当时在镇上可能独有我们家。有一次，母亲把荸荠穿起来挂在窗上风干，外面有个小孩子看见了想吃，就拿小石头丢，想把荸荠砸下来，结果小石头却被绿纱弹了回去。母亲看见笑了，说你不要丢了，我送给你吃。

母亲在周围的人缘是很好的，相比之下，我们家的阿姨李妈似乎就比较“霸道”，每次有人来家里借东西，母亲还没开口，她就说“不借不借！”。别人都说，借东西要趁三师母在家，李妈不在时再来。其实那是因为父亲老不在家，母亲身体也不太好，阿姨就像对自己家一样，尽心地护着这个家，怕母亲心眼太好，东西借出去还不回来。她对我也是很好的。

我常常记得那样的夏夜，等吃完晚饭，做完一天的事后，妈妈就来给我和邻居家的孩子讲故事。风徐徐地吹着，星星亮晶晶的，不时传来远处的蛙鸣。妈妈坐在院子里，周围是一大群孩子。她讲“岳母刺字”、“王祥卧冰”……等我们再大点，就讲《聊斋》、《三国演义》以及《水浒》中的故事。特别是讲《聊斋》的时候，孩子们又想知道下文，又有点怕。妈妈那时抽的是水烟，她一到关键时刻，就先“咕噜噜咕噜噜”抽起烟来，孩子们急得直问：“后来怎么啦？，后来怎么啦？”妈妈这才再讲下去。妈妈的故事，给童年的我带来了那么多的欢娱，那些故事，尤其是“岳母刺字”，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

我名字的由来，是因为母亲姓谢，而东晋有个著名女诗人叫谢道韫，父亲非常喜欢她，就给我起了这个名字，希望我长大了能像她一样。

我没有兄弟姐妹，小时候最喜欢热闹，经常一个人坐在门口，看见路过的就叫人家。碰见年纪大的男人就叫他“老爷”，是年轻女人就叫“阿姨”，要是白头发老太太就喊她“婆婆”。有时候小朋友来家里玩，我总希望人家多玩一会儿，什么东西都可以拿出来给人家吃，什么东西也可以拿出来给人家玩，就是想给自己找个伴儿。小朋友要走的时候，我总是找出各种借口让她留下来，“你要走的话就别再来了”，“你别走了，你就住在这儿”……母亲看到了就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你如果到别人家去不回来，妈妈是会很担心的，那你不让小朋友回家，她的妈妈不也一样担心吗？”我只好不情不愿地放小朋友走。

我6岁上学，功课上一直是语文比较好，唱歌、跳舞都是甲，别的成绩则平平。因为自己的听力比较好，音听得准，嘴巴也跟得快，所以学唱歌时，老师经常说，“怎么赵韫如拍子那么准，你们就不行？”那时候唱的童谣现在大都不记得了，只有一句“小麻雀呀，你的母亲哪里去了？”还唱得出口。

三年级的时候，我有个16岁的女同学喜欢上了某位老师，想给他写封信表达感情。可能她觉得我的字写得比她好，文笔也比她好，就口述让我执笔。没想到一不小心，让父亲发现了这封“情书”。父亲非常痛心，连声说“毁了，我们这个女儿毁了，才多大呀，就知道写情书了。”忙去找母亲。母亲就来问我。我说是那不是我的，是我代别人写的，但她怎么也不相信。没办法，我只得把那个同学供了出来，说她让我写什么我就写什么，我又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母亲这才放下心来。

我记得外婆家有六进的房子，很宽敞。外公死得早，我没有见过，但见过太舅婆。她有六个子女，到做寿的时候真是子孙满堂，大家都来献寿礼。小时候我最喜欢这一天，我们可以去串门儿玩。她家有很大的花园，还有长长的回廊，有很多很多好看的花。小不点的我从大门走到花园要走很久。

父母对我的家教，有一点很好，就是虽然我是独女，但他们从来不娇惯我，对我的要求比较严。有一次家里来了客人在吃饭，我也上桌了。大人们在说话的时候，有时兴起了，就把筷子“啪”地往桌子上一放，我觉得很好玩就也学着那么狠狠地一放。要知道，在我们这样的家庭里，小孩子，尤其是女孩子能上桌和大人们一起吃饭，已经很不得了，而我这样做，打扰了大人们的谈话，父亲认为我很没礼貌，板起脸来教训我，但我小时候性子很犟，不但不听他训，还使性子。父亲叫我认错，我偏不认，其实心里已经知道错了，但嘴巴上就是不服。见我这样，父亲气坏了，把我拿起来就往阁楼上的米房里一放，关上了门，让我想想自己做错了没有。米房里黑漆漆的好吓人，我顿时哇哇大哭，母亲很心疼，就把我给放了出来。还有一次，我有个堂姐，她自己也是小孩儿呢，抱着我，顺手就把鼻涕痂抹到了我衣服上。母亲看见了，虽然不好说什么，但事后她告诫我：“这种事情咱们绝对不做，不应该做任何对不起人的事情。”

母亲虽然是这么贤慧的一个妻子，但父亲常年在外工作，慢慢地，本来很好的夫妻感情开始疏远了，后来，父亲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这些，母亲心里都清楚，但是为了这个家，她什么都没有抱怨，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因此，母亲后来的生活一直比较孤寂。母亲为了守护这个家的房产，不肯离开这个家。一直到了1937年，因为抗战逃难，母亲才不得不从家里逃了出来。战争，虽然给人民带来了种种灾难，但却使母亲得以从那个压抑了她很久的家庭里走了出来，对母亲来说，反而是一种解脱。自然这已是后话了。

我爱戏，爱舞台表演，得益于父亲的影响。父亲爱京戏，自己爱唱，也爱教我。小时候他常带着我去看戏，慢慢地就养成了我这种习惯。等我长大后，每当有戏曲剧团来演出，不管是苏滩还是越剧，只要有时间我都会前去观看。

记得有一次，父亲带着我和母亲去上海看戏，是周信芳先生在天蟾舞台演出的《封神榜》。周先生的艺名叫“麒麟童”，这是从他原来的艺名“七龄童”“七灵童”（意思是7岁就能上台演出的神童）的音变来的。那时我也就四五岁，个头儿只有前排的椅背那么高，经常是钻在两张椅子中间的缝隙那儿看，要么就坐到爸、妈的身上去。我看见麒麟童扮演的“姜太公”挑的担子翻了，里面明明是空的，可就见他在身上拍啊拍的，好像他挑的是面粉，不知为什么我们大家竟然都觉得直呛得慌。姜太公一边喘着气儿，一边抬起头来。这时所有人都听见有鸟叫，可是鸟在哪里呢？突然姜太公“看见”了一只鸟。他的眼睛望着空中，目光随着“鸟几”的飞行移去，不知不觉，我也就追随着他的眼神找鸟去了，从爸爸妈妈的旁边跑到了别人的位置上。妈妈赶紧把我拉回来，直跟别人说对不起。那次的演出到现在我都记忆犹新，印象太深刻了。等我长大学了表演后，再回想当年周先生的眼睛，如此传神，如此真实，使我平生第一次感受到了戏剧的魅力，而且也对我后来的表演有了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