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醒依（1899～1926）

赵醒依，江西南丰县人，中共江西党团组织的主要创始人，南昌市郊农民运动和党团组织活动创始人和组织者。1922年在江苏省立第一师范附设职业补习学校加人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人中国共产党；1922年l】月受上级党团组织委派回江西，在南昌从事创建南昌地方党组织的工作．曾任南昌团地委委员长等职务。1924年2月，他再次受党组织派遣返昌，创建了中共南昌特别支部，任书记。1924年7月，赵醒依深入南昌市郊扬子洲地区开展农民运动，发展党的组织，他先后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南昌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中共南昌特支支部书记和中共江西地方执行委员会组织部长，为创建和发展中共江西地方党的组织、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开展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做出了杰出贡献。他曾四次被捕始终坚强不屈，表现出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和坚定信念。1926年9月16日，赵醒依在南昌被地方军阀杀害，终年27岁。

江西“三杰”在上海

赵醒侬、方志敏、袁玉冰是江西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活动家。他们是江西地方党团组织主要创始人，为江西地方党团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共党史上有“江西三杰”之称誉。上世纪二十年代，他们均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地上海留下了青春岁月艰难跋涉的足迹。

赵醒侬历尽苦难闯荡上海滩，满怀激情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赵醒侬，江西省南丰县人，1899年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乳名细禾，别号性和。1918年，性和抱着渺茫的希望到十里洋场上海谋生。为了生存，他白天到街头卖报，晚上去戏院跑龙套。夜里常常蜷缩在小菜场或商行的屋檐下，如遇上巡捕驱逐，只好在马路上溜达到天明。后来在几个穷朋友的同情帮助下，性和在一家小店里当了伙计，才勉强算有个安身之所。对此，他曾回忆道：“我生在这种万恶社会，从小又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所以我长了20多年就过了20多年的非人生活。”失学，流浪，当学徒，处处受欺压，性和感到很无奈，眼前一片黑暗。

1919年，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了。上海的反帝爱国斗争声势浩大，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纷纷深入到工人中去传播马克思主义，组织进步工人团体。性和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和“五四”浪潮的冲击，思想渐渐觉醒。他毅然改名为“醒依”。

那时，上海出现了许多社会团体，其中“上海工商友谊会”宣称为工商界伙友们的组织。赵醒侬怀着为“伙友谋幸福，谋大团结”的愿望，与他新结识的店员沈资田一起，于1920年9月加入了上海工商友谊会。同年8月，上海已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该小组以《新青年》社的编辑人员出面，帮助工商友谊会创办了店员的刊物《上海伙友》(简称《伙友》)，陈独秀亲自为该刊撰写了“发刊词”，指出上海店员是上悔工人阶级的一大军团。赵醒侬参加了友谊会后有一种归家的感觉，他十分热心地参加该会的各项活动。在10月10日《上海伙友》创刊号上，赵醒侬发表了《为今日问问伙友们》。因为这一天，正是民国国庆纪念日，学生、官僚、老板们都参加了“提灯庆祝”活动，却不见伙友们的身影，为此他在文中感慨道：辛亥革命的胜利，“是我们先烈赴汤蹈火，骨肉横飞，抛头颅，洒热血换得来的”，而今天，“我们伙友还在千钧压力下，想动也动不起来，一盘散沙，没有团结”，他疾呼：“难道我们甘做凉血动物只肯雌伏而不动?”

在江苏省立第二师范附设职业补习学校学习期间，赵醒依阅读到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共产党人办的刊物，开始逐渐确立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不再为已经走向堕落的《上海伙友》撰搞，真正开始为“工人解放’’呐喊和奋斗。1921年5月3日上海《民国日报》《劳动纪念日之上海》一文，记载了他的活动：“上海工商友谊会于5月1日上午10时，在该会开会，举行庆祝劳动节典礼……到会达数十人，由赵醒侬演讲劳动节历史而散。”同年7月下旬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赵醒依和沈资田同时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真正觉醒了的他，断绝了与工商友谊会的关系，开始了他艰难的革命生涯。同年，赵醒侬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三杰”聚首上海，志同道合，十分投缘

1922年7月初，在九江南伟烈学校读书的方志敏，决定弃学“实际地做革命工作”，也漂泊到了上海。方志敏在其狱中著作《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写道： “在南伟烈学校正当精神苦闷的时候，忽接到上海一个朋友寄来一份《先驱》报，《先驱》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简称S.Y.)的机关报。我看过一遍之后，非常佩服它的政治主张。它提出结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在当时确为正确不易的主张。《先驱》的每篇文章，文章中的每句话，我都仔细看过，都觉得说的很对；于是我决心要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我漂流到了上海……”

天遂人愿，方志敏就在上海《先驱》报遇到了赣籍青年赵醒侬。这年夏天，赵常以卖报为掩护，出入于进步报刊社和团体从事革命活动。赵、方两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8月，赵醒侬就介绍方志敏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与此同时，一直与方志敏保持联系的袁玉冰也来到了上海。赵、袁也得以相互结识。袁玉冰于1897年出生于江西泰和县的农村，幼年进乡村私垫，16岁进入高小，品学兼优。1918年袁玉冰考入在南昌的江西省第二中学。在五四运动的浪潮影响下，他在校园里发起组织了江西改造社。不久，方志敏也加入了这个团体。他们俩在后来的学生运动中增进了友谊。赵、方、袁三人聚首上海，志同道合，十分投缘。他们常聚在一起畅谈沪、赣两地的革命形势，共同商议，如何在革命气氛尚不够浓烈的江西迅速转播马列主义，开展革命宣传活动。

袁玉冰赴沪还有个心愿，就是选择大学，准备报考。8月中旬正碰上李大钊赴沪，这是个难得的机遇，经赵醒侬介绍，袁获得拜见李大钊的机会。在交谈中，李大钊对袁玉冰等在南昌创建改造社，以及主编《新江西》等革命活动非常赞赏。当他得知袁玉冰还想继续升学的愿望后，便热心地介绍袁随他去北京大学读书。鉴于此时北大本科招生录取工作已结束，李建议袁报考北大旁听生。再说，袁家境贫寒，也只能选择收费低的旁听生。这时北大教师章廷谦先生正逗留上海即将返京，热心的李大钊便托同行的高君宇将袁玉冰介绍给章先生。于是袁玉冰由章先生陪同赴京，于9月考取了北大，成为该校哲学系的一名旁听生。同年底经李大钊介绍，袁玉冰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初就转入中国共产党。

方志敏走访《民国日报》，结识良师益友邵力子

方志敏在未遇赵醒侬之前，曾投宿江西会馆，后又寄住在“甲工”学校同学罗漫的住处，并随罗漫走访上海《民国日报》。其实，方志敏早在南昌、九江读书时就与《民国日报》结下了不解之缘。

上海《民国日报》是1916年1月为反对袁世凯而创办的，后成为国民党机关报。同年6月，该报总经理邵力子砍除了原先一些庸俗的栏目，开辟“觉悟”副刊，他除了亲自任副刊主编外，还请新文化运动的勇士、我国第一个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先生协助。这样一来，该副刊便颇具革命亮色。所刊文章提倡推翻旧文化、旧文学、旧制度，向新文化进军，号召广大知识青年向旧社会作斗争，主张妇女解放、男女平等。邵力子一度每日亲撰短评、时论以大力宣传马列主义，鼓吹革命。“觉悟”副刊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影响，吸引了许多像方志敏这样的革命青年。

方志敏接触到上海《民国日报》时，正是他思想逐渐成熟，处于由血气方刚的爱国主义者转变为社会主义信仰者的过程中。

这期间，方志敏除了经常在“江西改造社”主办的刊物《新江西》上发表作品外，还常常给《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投稿，并常常有感而发投书报馆，提出问题或申述自己的见解。南于方志敏思想活跃、剖析独到、文笔流畅，引起了邵力子的注意。有一次“觉悟”副刊登载了一篇题为《捉贼》的小说，描写了学生吊打小偷的情景。这在方志敏思想上引起了震动，便投书报馆发表了一番针砭时弊的见解：“小偷是不是算顶坏的?比他坏的，触目皆是。军阀、政客、资本家、地主，哪一个不是操戈矛的大盗?为什么大盗逍遥自在，受人敬礼，而小偷却在此被吊起来打?”邵力子看了方志敏的信，颇有感触。他亲笔复函，赞扬方志敏见解深刻，指出了社会的本质和病根，并希望他常写些诗文，揭露那社会的黑暗，唤起民众。此后，方志敏常将自己的诗文向《民国日报》投寄。

方志敏由罗漫陪同来到《民国日报》报馆拜会邵力子。邵力子对两位青年的来访感到由衷高兴，告诉方志敏：我刚编发你的诗作《呕血》，想不到你又跑到上海来了。说着他便让人取来一份7月11日的报纸，指着“觉悟”栏给他看。方志敏看见自己的《呕血》果然赫然刊登在报上，十分兴奋，说了一些表示感谢的话。邵力子打量着方志敏显得瘦弱而硕长的身子，断定地说，这首诗就是写你自己呵!

罗漫告诉邵先生方志敏确实健康状况不佳。邵力子关切地问长问短，当了解到方志敏在上海举目无亲、临时挤在同学的亭子间栖身时，便热情地说：“一个大学生想在上海谋个小学教员的位置都很难，我看你暂留在我们报馆打杂吧!”方志敏激动地再次表示感谢。承蒙邵力子的器重和热情，方志敏一度落脚《民国日报》报馆，并通过邵力子、恽代英到上海大学旁听。他与罗漫晚上在报馆作校对。白天到学校听讲。他俩还听了邵力子主讲的中文课。邵力子的家住在离报馆不远的南洋桥三益里，邵力子曾留宿方志敏在家中，让方志敏与其在复旦大学就读的儿子邵初刚同室。

几天后，方志敏拿着以刚到上海时找牧师谋职的遭遇为素材写成的小说稿兴冲冲地来到邵力子家，向邵先生请教，并征询给作品定个什么题目为好。邵力子看了很满意，第二天就将稿子带到报馆安排发表。于是7月18日的《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中，这篇小说就以《谋事》为题发表了。邵力子还亲自撰写了“随感录”，对作品作了十分肯定的评价。

第二年(1923年)，方志敏的《谋事》同鲁迅、叶圣陶、郁达夫等享有盛名的作家作品一起被选进上海小说研究所编印的《小说年鉴》里，并有按语赞此作“是拿贫人的血泪涂成的作品”。1922年上海《民国日报》还发表过方志敏的《我的心》和《同情心》等充满革命激情的诗文。

方志敏在上海与赵醒侬、袁玉冰频繁接触，自觉将在江西传播马克思主义，推动江西革命形势的发展为己任。不久，赵醒侬以党组织的名义委派方志敏先行返赣，开展革命活动。1922年8月29日，方志敏与赵醒侬等同志挥手告别，结束了他的第一次上海之行。

赵醒侬、袁玉冰为躲避迫害先后居沪开展革命活动

1923年春节后，赵醒侬与方志敏及寒假回赣的袁玉冰聚首南昌共商江西革命大计，并于1月20日组建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江西地方组织。这年春季，由于南昌革命形势发展迅速，引起北洋军阀江西督理蔡成勋的恐慌。赵醒侬等作为“过激党”的重要人物，早被反动当局盯住。3月下旬袁玉冰被反动当局秘密拘捕。4月中旬，方志敏亦被迫离开南昌到南京。4月下旬，赵醒依逃脱蔡成勋的搜捕，第二次来到上海。这次他化名席伍，住在西门金家坊79号。赵醒依与上海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后，积极参加上海党团工作。他和林伯渠等10名党员为第三党小组。上海邮电系统第一个共产党员蔡炳南，就是赵醒侬在龙门书院补习学校发展并介绍加入组织的。很快，蔡炳南通过积极活动于同年又组建了中共邮局小组。

赵醒侬一边积极参加上海党团组织的各项活动，一边仍在总结和思考江西筹建党团工作以及如何营救袁玉冰等大事，并常常就有关工作向上级领导汇报。他6月份先后两次致信团中央书记部书记施存统，详细汇报江西党团工作情况及江西参加团代会人选等问题。同年8月中旬，赵作为江西代表赴南京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赵根据党团中央指示于9月仍回江西开展建团工作。在返赣前，他在上海已得知中共党的“三大”关于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以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精神。赵醒侬在返赣途经九江时还亲自发展了周一尘、易虚两名店员身份的青年入团，担任江西与上海的联络员。

由于赵醒依、方志敏等人积极开展营救活动，反动当局迫于社会进步舆论的压力，袁玉冰于同年11月8日被保释出狱。同月下旬，由中共党组织安排，袁玉冰也再次赴沪进行革命活动。12月1日，旅沪赣籍青年十余人在上海西门路78号举行集会，欢迎战友袁玉冰到来。袁在欢迎他的会上讲述了他的被捕经过，并表示自己既已决心投身革命，立志改造社会，就早已做好了下监狱、上断头台的准备。到会者也从中受到鼓舞，纷纷发言讲话，赞扬袁玉冰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会后，在上海编印的《新江西半月刊》专门为袁玉冰出狱出了一期专号。

方志敏引荐，赵醒侬介绍，黄维等赣籍青年考入黄埔军校

根据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精神，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1924年初，南昌国民党组织接到国民党召开“一大”的通知，被推选为江西代表之一的赵醒侬于1月9日经上海，次日乘船赴广州，方志敏随同。不料方志敏到上海后肺病复发，只好住进上海南市区的一家医院。根据国民党“一大”会议决议，赵醒依与许多共产党员一样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会后赵醒依返回上海，负责做国共两党合作后的一些工作。为即将建立的黄埔军校秘密招生就是赵醒依的一项重要任务。

1924年3月，病情稍有好转的方志敏回了一趟江西。这时，毕业于江西省立第四师范(铅山县鹅湖书院)的江西贵溪热血青年黄维，在南昌结识方志敏，二人志趣相投。他们畅谈人生理想。黄向方吐露自己想投考黄埔军校的打算。从未跑过外地的黄维十分仰慕方志敏，高兴地随方到了上海。

方引荐黄与赵醒依相识。对于这段难忘的经历，黄维作为国民党战犯于1975年获人民政府特赦后不久，在一篇回忆文字中这样写道：“在由原籍贵溪县经南昌赴上海时，在南昌得识方志敏同行赴上海。抵沪后，是由方志敏介绍由赵醒侬做我报考黄埔军校的介绍人，才符合我报考的手续。”黄还回忆他与赵醒侬见面地点及有关情况：“我和他第一次见面是在环龙路44号国民党办事处。”赵醒侬这次在上海，除介绍黄维外，还介绍罗英等不少赣籍青年报考进了黄埔军校。3月底赵醒侬与方志敏按中共中央指示，返回江西南昌，筹建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并参与筹建国民党省党部。5月江西第一个中共党组织南昌特别支部建立，赵醒依为书记。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同月，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也在上海召开。赵醒依被推选为团代会代表，但因工作繁忙未能亲自出席。可当时上海最重要的舆论传媒《民国日报》仍十分关注赵醒侬在。江西的活动。当时该报记载：“江西国民会议促成会五十余公团组织以来，得中山先生特派宣传委员赵干(即赵醒依)左治其间，进行极猛，凡前未加入之各公团，函请加入者，日必数十起，又忙于应付。”

1925年4月中旬，赵醒依以筹办悼念孙中山宣传品一事为由再一次赴沪。在短暂的数日里，赵醒侬向党团组织汇报了江西的工作。然后他从上海带回了孙中山的遗像、遗嘱、著作和国民党“一大”等宣传品，同时还带了一些共产党的文件材料和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

袁玉冰赴苏前后在上海

出狱后再次来到上海的袁玉冰显得更加活跃。在1924年初国共两党实现合作的良好形势下，他经常往返于南京上海之间，忙于走访战友联络同志，编辑出版《新江西》，还经常为上海《民国日报》及《中国青年》周刊等报刊撰稿，推动革命形势发展。3月6日，袁玉冰又在《中国青年》周刊22期上发表了《手枪和炸弹》，毫不含糊地阐述了革命的目标。接着，他又在该周刊24期上向青年读者推荐开列了关于学习马克思主义的23种书籍，这对青年学习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鉴于袁玉冰的突出才干和表现，党组织决定选派袁玉冰赴苏联学习。

赴苏前，袁玉冰进入上海“外国语学社”培训，学习俄语。这个学社位于霞飞路渔洋里6号，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专为出国勤工俭学人员开办的。当年与袁玉冰一起赴苏的胡越一老人回忆说：“我到上海后，很快遇到了袁玉冰、丁健亚，他们都是我在江西时就认识的……我说来补习法语，要去法国勤工俭学。他们两人则要学习俄语，准备去苏俄学习。袁玉冰说，‘去法国不如去苏俄，苏俄是一个新型的工农作了主人的国家，是列宁领导的赤旗的世界。列宁废除了帝俄政府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去苏俄可以学习革命道理’等等。这样我便接受了他们的建议，改变了要去法国勤工俭学的主意。从此，我们三个江西的青年学生，便在上海外国语学社补习俄文。大约补习了三四个月的时间。”

1924年4月底，袁玉冰、胡越一、丁健亚等人和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3名代表离沪到北京。在北京住北京大学宿舍，十几天后赴苏。

这年冬季，鉴于国内革命形势发展迅速，急需大批干部，袁玉冰等人根据党的指示提前结束了在苏联的学习回到上海。袁玉冰回国后被组织分配在上海地委工作。他先后负责宣传、组织工作，同年12月担任上海共青团地委书记。1926年4月上海团地委改称为团江浙区委，他负责组织工作。当时处于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下的上海环境十分险恶。袁玉冰经常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工人、贫民群众，调查社会情况，为发展团组织壮大革命力量作了大量工作。在这段时间，袁玉冰与关向应、吴振鹏关系密切，配合默契，感情融洽亲如兄弟。他们三人按长幼排序取名：袁年长，日孟冰；关次之，日仲冰；吴最小，日季冰。以后，袁经常以孟冰这个别名发表文章，即使党内文件中，也常用“孟冰”这一别名。

1926年10月，中共领导了上海工人的第一次武装起义。袁玉冰发动和组织青年工人和群众，参加了这次斗争。同月底，他受党组织调遣回到南昌工作，任江西地委宣传部长。

1926年8月，赵醒侬受军阀邓如琢迫害而被捕。同年9月16日，在北伐革命军攻占南昌城的隆隆炮火中，邓悍然下令以“宣传赤化，图谋不轨”枪杀了赵醒依。在上海坚持斗争的袁玉冰闻此噩耗，悲愤难忍，写了《悼赵醒侬同志》一文，痛击了反动军阀凶残嘴脸，沉痛悼念并高度评价赵醒侬，称其为江西民族革命运动的先锋。此文发表在党中央的机关刊物《向导》上。方志敏在其狱中著作《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中也记述了自己与赵醒侬的结识和并肩斗争的情况，称其为“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革命运动的第一个牺牲者”。一年后的8月，袁玉冰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八年后的1935年8月，方志敏也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江西“三杰”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