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樾丞（1883——1961），男，名福荫，以字行，新中国开国大印的制作者，邢台新河人。1881年出生于河北新河县南小寨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在村中读过几年私塾，略通文墨。1961年，张樾丞以80岁高龄走完了他的生命旅程。

中文名：张樾丞

国籍：中国

出生地：河北省邢台市新河县南小寨村

出生日期：1881年12月13日

逝世日期：1961年1月15日

职业：刻印

主要成就：刻制新中国开国大印

代表作品：“宣统御笔”印，“宣统御览之宝”印，“无逸斋精鉴玺”印

人物生平

人物贡献(国印情结 子继父业 不忘家乡)

人物评价

人物生平

1903年，14岁的他徒步跋涉数百里来到北京，在琉璃厂（当时名“留黎厂”）益元斋刻字铺当学徒，除了干店里的杂活，把全部时间都用来钻研篆艺和勤奋读书上，面对前人印谱，朝夕揣摩，大有所得。

1907年，18岁的张樾丞正式出师，在琉璃厂来薰阁琴书处开业治印，自定润格，求印者日多。

1908年，琉璃厂藻玉堂主人王雨请张樾丞为梁启超所书的“龙飞虎卧”刻字，此字刻出，名声大振。孙殿起在《琉璃厂小志》中赞叹：“真银钩铁画也。”张樾丞由此一举成名。

张樾丞用功刻苦，从不谋求捷径，他记忆力极佳，对前人的佳作过目不忘，聪颖过人。自立门户后，他每天手不释《六书通》等印典，每日研习，因为水平高、名声响，字体严整规范，很适合皇家风范。1909年，经宝熙引荐，为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制作“宣统御笔”、“宣统御览之宝”、“无逸斋精鉴玺”等8枚印，尤以“无逸斋精鉴玺”最为精到。溥仪在皇宫中闲来无事，在不少名画上钤盖印章，全是张樾丞所治的这8枚，现在它们也是鉴定清宫藏画的重要依据。

1910年，他移寓明远阁，在治印之余兼刻铜墨盒，学而能熟，熟而能精，很快就以冶铜印为当时一绝，求冶铜印者日多，家道逐渐殷实。这年，他为载涛、载泽、荣臻、宝熙等皇亲贵胄治印，也为当时的内阁协理大臣、后来任过北洋政府总统的徐世昌治印。

1912年，民国肇始，张樾丞此后为历任北洋政府元首和首脑治印多枚，如段祺瑞、朱启矜、陆征祥、唐绍仪、黄郛、吴佩孚、曹汝霖等人，他们走马灯似的换来来去，但都要到琉璃厂来求张樾丞的一方印。后来，张樾丞也为冯玉祥、胡景翼、张宗昌、商震、白崇禧、黄绍翃、王陵基等民国将领治过印。

也是在1912年，张樾丞得到一件当时罕见的汉代铜鼓，于是自立门户，号“同古堂”，“同古”乃“铜鼓”的谐音，那件铜鼓也成为镇店之宝，可惜在“文革”抄家中散失，至今未见天日。同古堂初为一间门脸，在西琉璃厂路南152号（今琉璃厂西街82号），后迁至153号（今琉璃厂西街80号），门脸三间，占地120平米，后面是三间进深的“筒子房”，共有房30来间，乃“前店后场”、“前铺后宅”的传统店铺作坊。同古堂的铺面就是今天的石雅斋，属北京市印章公司所辖，是上世纪80年代在原址原面积重新翻建，与同古堂原貌依其仿佛，得其大概。

解放后，张樾丞还给周恩来、朱德刻过篆字印，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大印也出自他的手笔。当时文人雅士们的活动越来越少，私人印章的需求量日趋降低，同古堂的生意开始惨淡。1953年，政府规定“官印”再不许私人刻制，雇请的师傅们纷纷离店，同古堂终于关门歇业。1954年公私合营后，张樾丞加入了刻字合作社，以治印课徒为生。

雷梦水在《书林琐记》中记录了晚年的张樾丞：“时已七十以外，目力虽差，步履仍健，茶余饭后，恒访旧以谴暇日。偶为友治印，仍检钟鼎汉印诸书，以求结体之精湛，醉心艺术，老而无倦焉。”

1961年1月15日，张樾丞以80高龄走完了他的生命旅程。

人物贡献

1912年张樾丞创办的同古堂以制作、出售铜墨盒为主业，兼营治印和古董买卖。当时他的刻铜技艺在流丽厂屈指可数，铜质性顽，镌刻不易，文人画家多不擅长。而当时的北京画坛领袖如陈师曾、姚华、金北城等人，都喜欢铜墨盒的制作和收藏，张樾丞因此与他们有了较多的交往。陈师曾、姚华、张大千等人常在同古堂的墨盒上作画，然后由张樾丞出来。

自幼文化功底并不厚实的张樾丞，读书甚为刻苦，为人谦和不俗，与许多时常出没琉璃厂的文人墨客为友，真诚求教。旧京时的著名文人严几道、胡璧戈、张伯英、钟刚中、袁寒云、杨千里等，均是他的良师益友。张樾丞为人刻制铜印，认真从容，从不因客为平民有所懈怠，也不会因客为达官而有所媚颜，一心于艺，以艺为本，多方求艺。

张樾丞为人诚笃，又善于交际，他记忆力特好，一面之后，再见就能叫上名字，稍熟一些的，多年不见还能记得年龄、籍贯，因此文人朋友特多，同古堂的客厅里经常是高朋满座，盛友如云。有的书画家专门写了书法小稿送来，有的在茶酣耳热之暇，伙计们把笔墨端出，喊声“请您给写个样儿吧”，就能把字样拿到手。这样，张樾丞所出的铜墨盒，个个出自名家手笔，再加上他行神毕肖的刀法笔意，颇得时人喜爱，成为全国各地文人案头的清供。

当时北京的墨盒店有三四十家，但谁也争不过同古堂。张樾丞率堂弟张寿臣、儿子少丞、幼丞及数位门徒，把刻铜艺术推向顶峰，尤以樾丞、寿臣之作最为时人称道。张樾丞与梁启超、姚华联手，制作了十二铜屏风，梁书姚画张刻，一时传为惊世之作，该铜屏拓片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人民日报海外版》2002年07月22日曾报道过一方铜墨盒，即为20年代陈师曾与姚华合作墨盒画稿，张樾丞镌刻。它在同古堂放了20多年后，1947年冬由成圣昌购买，送给当时著名诗人易大德，1948年易大德去台湾前将其带回家乡宜春市袁州区遶市乡，直到八十年代被乡人作废铜卖给乡废品收购站，收购站两工人将盒盖、盒底分开各得其一，再经历10余年后，始得破璧重圆，如今它已成铜墨盒中空前绝后的精品。

民国初年，物价平低，两块银元可买一袋白面，而张樾丞的润格就是一个字两块大洋，求之者犹趋之若鹜 。但张樾丞从不求快谋糙，他每天只刻三、五方，实在活多件急，宁可拉晚“打夜作”，也不敷衍潦草。由是大获良誉，连鲁迅先生这样的心秀眼刁、执著认真的方家，也在日记中饱予称赞。

1917年，鲁迅因藏碑拓之需请陈师曾代刻二枚木章，师曾不善刻木，交给同古堂张樾丞代刻，即“会稽周氏藏本”和“俟堂石墨”。此后，鲁迅在同古堂索印很多，尤其是木印，如1918年4月11日《鲁迅日记》：“下午同陈师曾往留黎厂同古堂，代季市刻印，又自购木印五枚。”这五枚印分别是：“随喜”、“善”、“伪”、“翻”、“完”，乃是鲁迅校碑鉴别之用。

从1912到1926年，鲁迅去琉璃厂近400次，多去同古堂，张樾丞为其治印几十枚，以木印为多。后来他定居上海，曾两次到京，也去了琉璃厂两次。1932年他到京后将自己拟与郑振铎编印《北京笺谱》的事告知张樾丞，张樾丞倾其所有，将笺纸送给了鲁迅先生。

周作人1917年到北京大学任教后一直居住在北京，他较鲁迅更喜欢印章，特别是看了张樾丞所刻的魏碑体，其中又含有楷书、宋体字的味道的印章，十分喜爱。仅1929年到1933年，周作人就在同古堂刻制了各种材质的印章25枚，此外他还经常代别人到同古堂治印，如废名、羽太信子、川岛等人的印章，均请张樾丞刻制。

有一方“会稽周氏凤凰砖斋藏”印，因刻在1935年，未及收入《士一居印谱》，但为张樾丞为周作人所刻印章中之最上乘。唐弢后来评价说：“金石家中，张樾丞所镌藏书印风格浑厚，我觉得他的（会稽周氏凤凰砖斋藏）一印刻得极好。”20、30年代，张樾丞为康有为、陈师曾、姚华、金城、张大千、溥儒等金石书画名家治印众多，其中为溥儒治的一枚鸟虫印为其常用，为张大千所治“大风堂”印，见其20、30年代众多画作上。罗振玉、傅增湘、于省吾、沈尹默、董康、柯昌泗等金石书法大家，都有许多名章、闲章是张樾丞所治，如为罗振玉治“臣振玉印”、“罗振玉”、“与亚圣同日生”、“先东方曼倩一日生”等多枚；为沈尹默治“双溪沈氏珍藏金石书画之印”、“白发六十岁后所作”等多枚，趣味盎然。

20、30年代，张樾丞还为故宫博物院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章”印；为清华大学刻制“游美清华学生监督之章”、“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藏”等印；为北京大学治“国立北京大学授予学位之章”、“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等印；为北京图书馆治“北京图书馆藏”印，治“国立北平研究院理化部藏书”等印。凡有斯文处，总是少不了同古堂的印章。

同古堂除了治印刻铜外，还兼营古籍文玩字画，蕴藏极丰。1925年，张樾丞出资与董会卿、郭子章、刘子杰合伙经营邃雅斋书铺，此店至今犹存，归中国书店。1930年他又出资设墨因簃碑刻店，此店现亦存，归公。同古堂曾收得山东曲阜孔氏、潍县郭氏两家藏书，旧椠精妙。袁世凯次子袁克文所收真宋本白文八经就是从同古堂购得。解放后，张樾丞将同古堂所藏珍稀文物数千余件捐献国家，当时全国文物只有30万件，其中15万件还是钱币，同古堂所藏之丰，由此可见一斑。10年“文革”浩劫中，同古堂的文物被扫荡一空，今天已所剩无几。

有学者称：“樾丞平生治印数以十万计，当时王公贵人、文儒墨客，得其一印皆以为宝。”1935年，张樾丞编辑了《士一居印谱》刊行天下，新中国成立后曾由成都古籍书店再版。这本书由原故宫博物院马衡院长题写书名，溥儒、傅增湘、章钜、陆和九、伦哲如及美籍汉学家福开森为序。它收录的只是张樾丞平生所治印章的沧海一粟，但翻展开来其牵涉民国年间的政军界要人、知识界名流范围之广，还是不得不令人惊叹！

解放前同古堂享誉四方，财源滚滚，张樾丞与黄伯川、韩少慈并称琉璃厂“三大财主”。但张樾丞却始终保持劳动者的本色不改，烟酒嫖赌的事从来不沾边。同古堂内老板伙计都在一个桌上吃饭，没有三六九等，吃的也完全一样。他生活俭朴，把金钱积攒起来，不断扩大产业规模，同时救济穷人。冬天是穷人难过的日子，张樾丞就去粮店交上一笔款，换回许多"五斤棒子面"一张的粮条，到和平门桥头、城墙根、护城河一带去撒放，周济过不了冬的穷人。张樾丞还出资筹划，和一些店铺老板在琉璃厂办起了一个“孤儿院”，供这些可怜的孩子们读书。

张樾丞交友广泛，当时共产党的一些地下党员、进步人士也与他相交甚厚。解放前，民主同盟的律师林仲易，曾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家中发生了生活困难。林仲易原来就和张樾丞交好，他的妻子多次到同古堂支钱度日，张樾丞有求必应，帮林家渡过难关。解放后，林仲易曾出任《光明日报》社社长。

国印情结

1949年6月，全国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举行，周恩来将办理国印（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之事交给了常务委员会副主任陈叔通，陈叔通指定副秘书长齐燕铭具体经办。齐燕铭在1945年去延安之前，已经与张樾丞熟识，他邀请张樾丞参加设计开国大印的研究探讨工作，同时受邀的还有顿立夫、唐醉石、魏长青等人，但只有张樾丞会刻铜印，所以几个人早就定下由他担当此刻印重任。

张樾丞接受设计任务后，认真画了4张印样，是隶、宋、汉篆、秦篆4种字体，文字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10多天后交给齐燕铭，齐燕铭很快送给中央领导人和政协筹委们审阅。

一星期后，齐燕铭来到同古堂，告诉张樾丞毛主席已经选定了宋体字的印样，政协筹委会正式决定将刻制任务交给张樾丞。张樾丞激动万分，不住地点头，连声说"好极了好极了"。送走齐燕铭后，他对家人说：“毛泽东这个人真了不起，历朝历代的国印都是篆书字体，他却定为宋体。宋体字好哇，老百姓都能看得懂，容易认。共产党的心里果然是念着老百姓的。”印样回来后张樾丞就开了工，先是化铜，浇铸，然后打光，拿大锉锉，再用手工把做细的木炭磨光，儿子张幼丞也参加了这些原料的粗加工。这些做完后，张樾丞才开始画样，写上，拿凿子凿，用刀子修。没两天的工夫，一枚长宽各约11.6厘米的开国大印就做好了。

镌刻这种印玺是有特殊规矩的，刻完了不许打样留底，而且交活时印的4个角都要高出一点儿，不能是平的。要等到正式启用前再磨平，算是启封，所以张樾丞没有留印样。

8月底，中央办公厅监印官员和几名工作人员来同古堂取印时，付高额酬金给张樾丞，张樾丞死活不肯要，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只好把钱带了回去。

建国后，张樾丞还给周恩来、朱德治过篆字印，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大印也出自他的手笔。张樾丞为人低调，从不拿镌刻国印之事炫人，“文革”中，张家数次被红卫兵抄家扫“四旧”，家人深怕节外生枝，在造反派责难之下，对于国印之事更是缄口不言，所以外人知道的很少。

如今，张樾丞先生所治的开国大印属国家一级文物，仍完好地保存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内，让人们见证、感悟中国人民站起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那一历史时刻。

子继父业

在新河县南小寨村，张樾丞及其子孙的事迹一直被群众津津乐道。文革开始后，张樾丞的孙子张国权、张国良、张国栋被下放到家乡，在这里，他们一住就是16年。谈起张樾丞的刻字手艺，除了张樾丞的两个儿子继承外，他的大孙子张国权从北京通州师范学校毕业后也子承父业，在家乡一边种地，一边从事刻字行业。70年代，村里有集体副业时，需要往编织袋上印产品名称字样，都是由张国权刻印的。村里群众都说：“他是俺村的能人呀！”80年代初，他回到了北京，在北京某刻字社工作，把祖辈传下来的手艺进一步发扬光大。张国权的女儿也是一个刻字迷，在治印行业里勤耕不辍，把自己的滴滴心血挥洒到刻字事业中。

不忘家乡

张樾丞的孙子辈也经常从北京回家走一走，看一看，和乡亲父老亲如一家。

村里的群众谈起张樾丞，对他的人格品质无不竖起大拇指。为解决村里群众吃水难题，张樾丞出资为村里打了一眼吃水井。村民们说：“长久以来村里没有水吃，家家户户都到村中央的大坑里担积攒下来的雨水洗衣做饭，在当时生活条件极其艰苦的年代，这就是大家的救命井呀！”

张樾丞花钱为乡亲们买牛的事在村里更是传为佳话，村里穷人买不起牲口，干活都是人扛肩背，张樾丞买了一头牛栓在村子中央，供乡亲们无偿使用，大家都称之为“义牛”。稍上了点年纪的村民都对这些事记忆犹新，他们说：“张樾丞虽然当时在北京是一大富翁，但对家乡人们的支持和关心一点也不吝啬，他不仅是镌刻开国大印的有功之人，也是发展家乡的有功之人呀”！

人物评价

张樾丞 （ 一八八三·十一 · 二十一·——一九六一· 一·十五·），原名福荫，字樾丞，以字行，又作越丞。河北省新河县南小寨村人。

家少贫寒，年十四即失学，自乡间步行至北京谋生，入东琉璃厂一刻字店益元斋为学徒，每日除侍奉主人及诸般劳务外，稍有暇晷，即刻苦读书习字，钻研印艺。一日，顾客以店内印作质劣不取，主人命樾丞赶制以应，得称许，由是满师，专以刻字为事，时十八岁。民国初年，严几道、陈师曾、姚华、金北楼、胡璧城、张伯英、锺刚中、袁寒云、杨千里等诸名公皆居京师，恒留连於琉璃厂文玩之场，樾丞虚心请益，励志研求，且师事於陈师曾，得窥六书三仓之源流、秦汉篆籀之迁变，故笔法章法能守古人矩度，无佻巧诡异之习，技艺日进。寻在琉璃厂各南纸店悬润，鬻艺所得，家境渐丰。年四十，在西琉璃厂自设图章墨盒店，是时适获一汉代铜鼓，极珍之，遂以铜鼓之谐音名曰『同古堂三万。京师为文人渊薮，书画名家，不可胜数，当时所用文具，如镇尺、墨盒，多为铜制。凡讲究之品，皆刻名家书画之属。樾丞擅为名家作品雕镂，各体法书，山水花乌，余与原作不爽毫发，所作梁启超、姚华合作书画铜屏十二幅拓本，今尚存中国历史博物馆，又精自制印泥，为艺林推重。以兼营书画文玩关系，复谙於监古之术。能书，以铁线篆最负时名。偶作北碑之体，亦古朴可观。

其印自先秦两汉人手，兼采吴昌硕、黄牧甫、王福庵诸家体貌，布白严谨，不尚狂野，平生刻印以十万计。尝曰：『自来摹印大家，咸由书出，书法之美溢为篆刻，变化无方，苍浑无际。吾幼倚此衣食，未窥本原，老乃悔之无及矣。所自信者，不敢牛鬼蛇神眩俗欺世耳。』语至谦抑恳切。一九三五年曾辑《士一居印谱》影印行世，马德彝、傅增湘、伦哲如、涂凤、章釭、侯疑始、陆和九等皆撰序或题诗美之。章钰诗云：『不弄官印弄私印，贱子嗜好已成疢。赏心诗句痛心词，亦出坚顽请游刃。沧邻（戴迁）昌硕（吴俊卿）高（时显欣木）金（绍城北楼）王（大炘冰铁），累累荚中完不璺。赤石不夺年复年，老来名姓愁人间。樾丞一见即惠我，小者分计大过寸。其中两作尤超绝（一为『看足柳昏花暝』六字，一为『忘忧佳玩』四字，均朱文），六家骖与西泠靳。海王邨西同古堂，市隐有年霜上鬓。以铁为笔见能事，力追古始排凡近。遥遥竹房留一监，姑以艺传吾不恨。但恨生不汉与唐，云台烟阁镌豪俊。我尝披寻《印人传》，吴越闽皖夸汇进。南累百兮北鲜一，由谁擅举由谁摈。君家乃隶古冀州，金石刻画独孟晋。请将北胜抵南强，写入卷端当唱引。』以樾丞之精能，固足当之。新中国成立，闻中央人民政府之印，即出其手篆。一九五四年，同古堂并人刻字合作社，樾丞以专家备受尊崇，聘以授课，培养後辈。闻晚岁所作，不乏佳制，惜均於动乱中泯灭殆尽。弟寿丞，亦精刻印及刻铜，早卒。子少丞、幼丞，孙效丞，均传其业，以治印世其家。（一九八五年七月六日 马国权）

张樾丞（1883～1961），原名福荫，一作张荫，字樾丞，一作越丞。河北新河人。幼贫失学，後至燕京，习治印，於北平西琉璃厂设同古堂为人刻印，用以维生。复就教於时贤，深究六书之学，所作遂駸駸入秦汉之域，名乃大噪於时，王公贵人与文儒墨客，皆以得其一二印为重。平生治印五十馀年，逾数万方。又兼能刻铜件。存世有《士一居印谱》。

1908年，琉璃厂藻玉堂主人王雨请张樾丞为梁启超所书的"龙飞虎卧"刻字，此字刻出，名声大振。孙殿起在《琉璃厂小志》中赞叹："真银钩铁画也。"张樾丞由此一举成名。

张樾丞用功刻苦，从不谋求捷径，他记忆力极佳，对前人的佳作过目不忘，聪颖过人。自立门户后，他每天手不释《六书通》等印典，每日研习，因为水平高、名声响，字体严整规范，很适合皇家风范。1909年，经宝熙引荐，为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制作"宣统御笔"、"宣统御览之宝"、"无逸斋精鉴玺"等8枚印，尤以"无逸斋精鉴玺"最为精到。溥仪在皇宫中闲来无事，在不少名画上钤盖印章，全是张樾丞所治的这8枚，现在它们也是鉴定清宫藏画的重要依据。

1910年，他移寓明远阁，在治印之余兼刻铜墨盒，学而能熟，熟而能精，很快就以治铜印为当时一绝，求治铜印者日多，家道逐渐殷实。这年，他为载涛、载泽、荣臻、宝熙等皇亲贵胄治印，也为当时的内阁协理大臣、后来任过北洋政府总统的徐世昌治印。

1912年，民国肇始，张樾丞此后为历任北洋政府元首和首脑治印多枚，如段祺瑞、朱启矜、陆征祥、唐绍仪、黄郛、吴佩孚、曹汝霖等人，他们走马灯似的换来来去，但都要到琉璃厂来求张樾丞的一方印。后来，张樾丞也为冯玉祥、胡景翼、张宗昌、商震、白崇禧、黄绍翃、王陵基等民国将领治过印。

也是在1912年，张樾丞得到一件当时罕见的汉代铜鼓，于是自立门户，号"同古堂"，"同古"乃"铜鼓"的谐音，那件铜鼓也成为镇店之宝，可惜在"文革"抄家中散失，至今未见天日。同古堂初为一间门脸，在西琉璃厂路南152号（今琉璃厂西街82号），后迁至153号（今琉璃厂西街80号），门脸三间，占地120平米，后面是三间进深的"筒子房"，共有房30来间，乃"前店后场"、"前铺后宅"的传统店铺作坊。同古堂的铺面就是今天的石雅斋，属北京市印章公司所辖，是上世纪80年代在原址原面积重新翻建，与同古堂原貌依其仿佛，得其大概。

同古堂以制作、出售铜墨盒为主业，兼营治印和古董买卖。当时他的刻铜技艺在流丽厂屈指可数，铜质性顽，镌刻不易，文人画家多不擅长。而当时的北京画坛领袖如陈师曾、姚华、金北城等人，都喜欢铜墨盒的制作和收藏，张樾丞因此与他们有了较多的交往。陈师曾、姚华、张大千等人常在同古堂的墨盒上作画，然后由张樾丞出来。

自幼文化功底并不厚实的张樾丞，读书甚为刻苦，为人谦和不俗，与许多时常出没琉璃厂的文人墨客为友，真诚求教。旧京时的著名文人严几道、胡璧戈、张伯英、钟刚中、袁寒云、杨千里等，均是他的良师益友。张樾丞为人刻制铜印，认真从容，从不因客为平民有所懈怠，也不会因客为达官而有所媚颜，一心于艺，以艺为本，多方求艺。

张樾丞为人诚笃，又善于交际，他记忆力特好，一面之后，再见就能叫上名字，稍熟一些的，多年不见还能记得年龄、籍贯，因此文人朋友特多，同古堂的客厅里经常是高朋满座，盛友如云。有的书画家专门写了书法小稿送来，有的在茶酣耳热之暇，伙计们把笔墨端出，喊声"请您给写个样儿吧"，就能把字样拿到手。这样，张樾丞所出的铜墨盒，个个出自名家手笔，再加上他行神毕肖的刀法笔意，颇得时人喜爱，成为全国各地文人案头的清供。

当时北京的墨盒店有三四十家，但谁也争不过同古堂。张樾丞率堂弟张寿臣、儿子少丞、幼丞及数位门徒，把刻铜艺术推向顶峰，尤以樾丞、寿臣之作最为时人称道。张樾丞与梁启超、姚华联手，制作了十二铜屏风，梁书姚画张刻，一时传为惊世之作，该铜屏拓片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人民日报海外版》2002年07月22日曾报道过一方铜墨盒，即为20年代陈师曾与姚华合作墨盒画稿，张樾丞镌刻。它在同古堂放了20多年后，1947年冬由成圣昌购买，送给当时著名诗人易大德，1948年易大德去台湾前将其带回家乡宜春市袁州区遶市乡，直到八十年代被乡人作废铜卖给乡废品收购站，收购站两工人将盒盖、盒底分开各得其一，再经历10余年后，始得破璧重圆，如今它已成铜墨盒中空前绝后的精品。

民国初年，物价平低，两块银元可买一袋白面，而张樾丞的润格就是一个字两块大洋，求之者犹趋之若骛。但张樾丞从不求快谋糙，他每天只刻三、五方，实在活多件急，宁可拉晚"打夜作"，也不敷衍潦草。由是大获良誉，连鲁迅先生这样的心秀眼刁、执著认真的方家，也在日记中饱予称赞。

1917年，鲁迅因藏碑拓之需请陈师曾代刻二枚木章，师曾不善刻木，交给同古堂张樾丞代刻，即"会稽周氏藏本"和"俟堂石墨"。此后，鲁迅在同古堂索印很多，尤其是木印，如1918年4月11日《鲁迅日记》："下午同陈师曾往留黎厂同古堂，代季市刻印，又自购木印五枚。"这五枚印分别是："随喜"、"善"、"伪"、"翻"、"完"，乃是鲁迅校碑鉴别之用。

从1912到1926年，鲁迅去琉璃厂近400次，多去同古堂，张樾丞为其治印几十枚，以木印为多。后来他定居上海，曾两次到京，也去了琉璃厂两次。1932年他到京后将自己拟与郑振铎编印《北京笺谱》的事告知张樾丞，张樾丞倾其所有，将笺纸送给了鲁迅先生。

周作人1917年到北京大学任教后一直居住在北京，他较鲁迅更喜欢印章，特别是看了张樾丞所刻的魏碑体，其中又含有楷书、宋体字的味道的印章，十分喜爱。仅1929年到1933年，周作人就在同古堂刻制了各种材质的印章25枚，此外他还经常代别人到同古堂治印，如废名、羽太信子、川岛等人的印章，均请张樾丞刻制。

有一方"会稽周氏凤凰砖斋藏"印，因刻在1935年，未及收入《士一居印谱》，但为张樾丞为周作人所刻印章中之最上乘。唐弢后来评价说："金石家中，张樾丞所镌藏书印风格浑厚，我觉得他的'会稽周氏凤凰砖斋藏'一印刻得极好。"20、30年代，张樾丞为康有为、陈师曾、姚华、金城、张大千、溥儒等金石书画名家治印众多，其中为溥儒治的一枚鸟虫印为其常用，为张大千所治"大风堂"印，见其20、30年代众多画作上。罗振玉、傅增湘、于省吾、沈尹默、董康、柯昌泗等金石书法大家，都有许多名章、闲章是张樾丞所治，如为罗振玉治"臣振玉印"、"罗振玉"、"与亚圣同日生"、"先东方曼倩一日生"等多枚；为沈尹默治"双溪沈氏珍藏金石书画之印"、"白发六十岁后所作"等多枚，趣味盎然。

20、30年代，张樾丞还为故宫博物院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章"印；为清华大学刻制"游美清华学生监督之章"、"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藏"等印；为北京大学治"国立北京大学授予学位之章"、"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等印；为北京图书馆治"北京图书馆藏"印，治"国立北平研究院理化部藏书"等印。凡有斯文处，总是少不了同古堂的印章。

同古堂除了治印刻铜外，还兼营古籍文玩字画，蕴藏极丰。1925年，张樾丞出资与董会卿、郭子章、刘子杰合伙经营邃雅斋书铺，此店至今犹存，归中国书店。1930年他又出资设墨因簃碑刻店，此店现亦存，归公。同古堂曾收得山东曲阜孔氏、潍县郭氏两家藏书，旧椠精妙。袁世凯次子袁克文所收真宋本白文八经就是从同古堂购得。解放后，张樾丞将同古堂所藏珍稀文物数千余件捐献国家，当时全国文物只有30万件，其中15万件还是钱币，同古堂所藏之丰，由此可见一斑。10年"文革"浩劫中，同古堂的文物被扫荡一空，今天已所剩无几。

有学者称："樾丞平生治印数以十万计，当时王公贵人、文儒墨客，得其一印皆以为宝。"1935年，张樾丞编辑了《士一居印谱》刊行天下，新中国成立后曾由成都古籍书店再版。这本书由原故宫博物院马衡院长题写书名，溥儒、傅增湘、章钜、陆和九、伦哲如及美籍汉学家福开森为序。它收录的只是张樾丞平生所治印章的沧海一粟，但翻展开来其牵涉民国年间的政军界要人、知识界名流范围之广，还是不得不令人惊叹！

解放前同古堂享誉四方，财源滚滚，张樾丞与黄伯川、韩少慈并称琉璃厂"三大财主"。但张樾丞却始终保持劳动者的本色不改，烟酒嫖赌的事从来不沾边。同古堂内老板伙计都在一个桌上吃饭，没有三六九等，吃的也完全一样。他生活俭朴，把金钱积攒起来，不断扩大产业规模，同时救济穷人。冬天是穷人难过的日子，张樾丞就去粮店交上一笔款，换回许多"五斤棒子面"一张的粮条，到和平门桥头、城墙根、护城河一带去撒放，周济过不了冬的穷人。张樾丞还出资筹划，和一些店铺老板在琉璃厂办起了一个"孤儿院"，供这些可怜的孩子们读书。

张樾丞交友广泛，我党的一些地下党员、进步人士也与他相交甚厚。解放前，民主同盟的律师林仲易，曾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家中发生了生活困难。林仲易原来就和张樾丞交好，他的妻子多次到同古堂支钱度日，张樾丞有求必应，帮林家渡过难关。解放后，林仲易曾出任《光明日报》社社长。

1949年6月，全国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举行，周恩来将办理国印之事交给了常务委员会副主任陈叔通，陈叔通指定副秘书长齐燕铭具体经办。齐燕铭在1945年去延安之前，已经与张樾丞熟识，他邀请张樾丞参加设计开国大印的研究探讨工作，同时受邀的还有顿立夫、唐醉石、魏长青等人，但只有张樾丞会刻铜印，所以几个人早就定下由他担当此刻印重任。

张樾丞接受设计任务后，认真画了4张印样，是隶、宋、汉篆、秦篆4种字体，文字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10多天后交给齐燕铭，齐燕铭很快送给中央领导人和政协筹委们审阅。

一星期后，齐燕铭来到同古堂，告诉张樾丞毛主席已经选定了宋体字的印样，政协筹委会正式决定将刻制任务交给张樾丞。张樾丞激动万分，不住地点头，连声说"好极了好极了"。送走齐燕铭后，他对家人说："毛泽东这个人真了不起，历朝历代的国印都是篆书字体，他却定为宋体。宋体字好哇，老百姓都能看得懂，容易认。共产党的心里果然是念着老百姓的。"印样回来后张樾丞就开了工，先是化铜，浇铸，然后打光，拿大锉锉，再用手工把做细的木炭磨光，儿子张幼丞也参加了这些原料的粗加工。这些做完后，张樾丞才开始画样，写上，拿凿子凿，用刀子修。没两天的工夫，一枚长宽各约11.6厘米的开国大印就做好了。

镌刻这种印玺是有特殊规矩的，刻完了不许打样留底，而且交活时印的4个角都要高出一点儿，不能是平的。要等到正式启用前再磨平，算是启封，所以张樾丞没有留印样。

解放后，张樾丞还给周恩来、朱德刻过篆字印，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大印也出自他的手笔。当时文人雅士们的活动越来越少，私人印章的需求量日趋降低，同古堂的生意开始惨淡。1953年，政府规定"官印"再不许私人刻制，雇请的师傅们纷纷离店，同古堂终于关门歇业。1954年公私合营后，张樾丞加入了刻字合作社，以治印课徒为生。

雷梦水在《书林琐记》中记录了晚年的张樾丞："时已七十以外，目力虽差，步履仍健，茶余饭后，恒访旧以谴暇日。偶为友治印，仍检钟鼎汉印诸书，以求结体之精湛，醉心艺术，老而无倦焉。"

1961年1月15日，张樾丞以80高龄走完了他的生命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