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和（1907.11.26－2003.9.27）女，著名昆曲度曲家（专工清唱的昆曲专家）。安徽合肥人。父亲是近代教育家张武龄，母亲陆英，二妹张允和，三妹张兆和，四妹张充和，中国近代著名的“合肥四姊妹”之一。2003年9月27日病逝于美国，享年96岁。

中文名：张元和

国籍：美国

出生地：安徽合肥人

出生日期：1907.11.26

逝世日期：2003.9.27

职业：昆曲度曲家

毕业院校：上海光华大学

代表作品：《牡丹亭》

昆曲专家(人物简介 昆曲情缘)

原江西省军区副司令员(人物简介 参加红军 抗日前线 解放战争 激战朝鲜)

宗教人士

昆曲专家

人物简介

十岁时举家迁居苏州。父亲张武龄是著名的教育家，1921年为身体力行蔡元培先生的“教育救国”思想，曾在苏州独资创办了乐益女中。母亲陆英是个戏迷，常带着她的女儿们上戏院看戏，孩子们耳濡目染渐渐也成了小戏迷，张家四姐妹中张元和排行老大，常带着三个妹妹在家自演自乐，父亲见孩子们喜欢戏剧，便特意请来了当时在全福班唱旦角的尤彩云教她们唱昆曲踏身段，以此作为孩子们的课外活动，从此张家姐妹便与昆曲结下了不解之缘。

心系昆曲 1949年夫妇双双去往台湾。1965年，顾传玠因肝病逝世，1972年张元和移居美国。

她在国外创办曲社，致力于弘扬昆曲，继续培养昆曲人才，并常与曲友一起登台义演，他们的曲社经常受到美国各大学的邀请，深受欢迎。在80多岁的高龄时还客串出演了电影《喜福会》。

与她的女儿女婿生活在美国纽约安享晚年，半个多世纪以来她虽身处异乡，仍忘不了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她在国外创办曲社，致力于弘扬昆曲，并常与曲友一起登台义演，他们的曲社经常受到美国各大学的邀请，深受欢迎。

苏州成立中国昆曲博物馆之际，张元和女士亲笔签名赠送的昆曲身段谱《张元和饰演昆剧〈牡丹亭·游园〉中杜丽娘身段影集》，身段谱封面印有张元和女士年轻时清秀美丽的倩影，内有张元和演示杜丽娘《游园》身段摄影三十多帧。这些身段摄影是1982年张元和应美国阿利桑那州的曲友刘邦瑞女士之邀，在她授课的大学展演《牡丹亭》时，由刘邦瑞女士精心拍摄的。张元和幼年曾得到昆剧传习所主教旦行名师尤彩云的亲授，她表演的杜丽娘端庄大方，细腻文静，所踏身段颇具昆曲表演之正宗，拍摄影集时张元和女士已七十多岁，因此该影集的出版可称难能可贵。

昆曲情缘

昆曲不仅丰富了张元和少女时代的学习生活，而且还成了张元和恋爱婚姻的月下老人。1929年，张元和与二妹张允和就读于上海光华大学，大学里爱好昆曲的女同学自发组织了一个昆曲组，请光华大学的童伯章教授教她们昆曲，童教授教的是《牡丹亭·拾画叫画》，女孩子们都被剧中柳梦梅爱慕杜丽娘的痴情所感动，都想看看舞台上的《拾画叫画》是什么样子。那时候，上海大世界正在上演《牡丹亭》，戏中人柳梦梅由昆剧传习所的名小生顾传玠扮演，但戏只演到《冥判》，不见演《拾画叫画》。张元和与二妹伙同其他女同学便冒冒失失地写了一封信给顾传玠，请他表演《拾画叫画》，不久竟有了回音，顾传玠同意在大世界表演《拾画叫画》。女孩子们不禁又惊喜又害怕，喜的是她们的愿望真能如愿以偿，怕的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大世界是个流氓横行之地，男学生都很少光顾，更何况是女学生呢？为了能看演出，那天，她们特邀了好几位男同学做保镖，叫了出租车浩浩荡荡壮着胆子来到大世界。演出开始了，顾传玠扮演的柳梦梅温文尔雅、书卷气十足，一出场就紧紧抓住了观众，台下静静的，女孩子们和观众一起屏声息气地聆听着柳梦梅婉转悠扬、回肠荡气的美妙歌声。这次看昆曲，在少女张元和心中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因为后来顾传玠在儒商严惠宇的资助下弃伶求学，八年后出任上海大东烟草公司副经理，并且竟和张元和女士携手相伴喜结连理。如此美满姻缘，真该感谢昆曲这个月下老人为他俩牵的红丝线。

顾传玠俊美温雅，唱做俱佳，年方二十已红遍上海滩。这日他要唱的是《牡丹亭》里柳梦梅的独角戏《拾画叫画》，而这出戏，正是前来看戏的女学生们此前写信请他演的。

发动同学联名给顾传玠写信点戏的是一对姐妹，大夏大学的张元和与光华大学的张允和。她们出自名门世家合肥张氏，其曾祖父张树声跟随李鸿章打仗出身，李鸿章因母亲去世，回乡丁忧的时候，职务就由张树声代理。张树声先后任过直隶总督、两广总督、两江总督。她们的父亲张武龄生于清朝末年，但深受新思想影响，决定离开安徽，到上海、苏州兴办新式教育。他与蔡元培、蒋梦麟等著名教育家是好友，后来在苏州办乐益女子学校，当时很有知名度。他共有十个儿女，其中四个女儿（元和、允和、兆和及充和）在近代文化界非常有名，被称为“最后的闺秀”。

因为拥有一位开明的学者父亲，张家四姐妹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不仅是新的大学教育，传统国学的基础也很好。而且，她们还个个才貌双全，容止端雅。叶圣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

除琴棋书画外，张氏姐妹还个个擅唱昆曲。她们幼年时，曾在某个除夕夜跟家里的工人掷骰子、玩骨牌，一次下几分钱的注，以博一乐。张武龄见了很不高兴，因为他本人厌恶赌博，何况是看见自己的女儿在赌博。他没有责骂女儿，但跟她们谈了个条件：如果她们以后不玩这样的游戏，他就为她们请昆曲老师，等到她们可以表演了，就为她们做漂亮的昆剧衣裳。

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说，教女子歌舞是为了令其习声容，“欲其声音婉转，则必使之学歌。学歌既成，则随口发声。皆有燕语莺啼之致，不必歌而歌在其中矣。欲其体态轻盈，则必使之学舞。学舞既熟，则回身举步，悉带柳翻花笑之容，不必舞而舞在其中矣。”昆曲的歌舞，是独具中华艺术神韵的写意歌舞，女子久而习之，可提升气质，一举一动皆优美可观。张武龄让女儿学昆曲和现代父母让孩子学芭蕾一样，目的都是培养她们的审美意趣，提升她们的气质，何况昆曲剧本是优美的文学作品，长年修习之下，对提高文学素养也极有好处。

四个小姑娘未必能理解父亲的深意，但她们都很高兴地与父亲达成了这项协议，也许仅仅是出自对那些带水袖的漂亮衣裳的期待。

不久后，张武龄为女儿们请来了第一个昆曲教师——苏州昆班全福班的老演员尤彩云。张氏姐妹很快地爱上了这门在当时已渐趋没落的古老艺术，从中得到了快乐与安慰，而她们的一生也就此与昆曲结下了不解之缘。

二小姐允和在上海光华大学读书时，女同学会中有一个昆曲组，特请童伯章教授教昆曲。他教的第一支曲子是《拾画》里的“颜子乐”，第一句是“则见风月暗消磨”……他微摇着头，觑虚着眼，一板三眼替学生们拍曲子的神态允和毕生难忘，而这支“颜子乐”也成了当时她与同学们最感兴趣的曲子，她们很想知道，这个唱段由优秀的昆曲伶人在舞台上表演时会是什么样子。

那时仙霓社在上海大世界演出，顾传玠常常贴演《牡丹亭》中的《惊梦》。他们也演所谓的全本《牡丹亭》，但内容只到《冥判》，并没有《拾画叫画》。这出戏在当时的昆班中极少上演，因为在长达三十多分钟的时间内小生一人要从头唱到尾，难度过高。顾传玠十八岁时，便有戏曲评论家为他如此作评：“一回视听，令人作十日思。”允和久仰其大名，很希望这出自己很喜欢的戏由他来演，便拉上大姐元和及众同学给他写了点戏的信，请他唱《拾、叫》。

那封信是大家集思广益，字斟句酌地写出来的，开头很文气：“叨在同好，兼有文谊……”元和后来回忆这段往事时说：“多正经，多客气呀，是吧？过了几星期，他真的满足了我们的要求，我们简直不敢相信。”

仙霓社的舞台不大，照明也差，观众也只能容下一百多人。但当顾传玠踱着台步款款出场时，所有人屏声息气，都忘却了所有不佳的环境因素，将注意力全集中在他一人身上，听他婉转流丽、回肠荡气的歌声，看他温文尔雅又不失《拾、叫》激情的表演。

一出《拾、叫》，令汤显祖笔下潇洒痴情的柳梦梅宛如复生，而这精彩的戏也让顾传玠在元和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从此后，元和与大夏大学的三位女同学结成死党，几乎每个周六和周日都会去看仙霓社的戏，这一年，张元和二十二岁，顾传玠二十岁。

原江西省军区副司令员

人物简介

张元和是宁夏海原县人，1936年，他年仅16岁便加入红军队伍，任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七团四连传令兵。随后参加过红军西征，在抗日战争中参加过平型关、张店、丁店、高平等战役，在解放战争时期，任淮海军分区营长，华东野战军104团副团长。

1949年5月，身为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六团团长的张元和率部参加渡江战役，5月27日上海解放，张元和团驻防上海浦东川沙鲁楼镇。

部队在鲁楼镇进行休整，同时加紧进行解放台湾的海上作战和渡海游泳训练。1950年11月，张元和接到命令，率部北上经山东滕县到丹东，参加抗美援朝。

1952年下半年，张元和率部撤回国内，驻防山东半岛。张元和后任二十六军七十六师师长，1969年任江西省军区副司令员兼南昌警务区司令员。

一生征战，张元和六次负伤，致三级伤残。1983年12月，张老离休后居住在南昌。回顾戎马偬倥的岁月，张老感慨万千，“与我一起并肩战斗的许多战友都牺牲了，他们为了人民的解放与幸福而奉献出一切，希望我们的后一辈能将这种艰苦奋斗与无私奉献的精神传承下去，上甘岭的战役已经结束，但还会有更多更艰苦的战役需要我们去取得战胜！”

参加红军

1936年5月18日，为实现扩大、巩固根据地和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目标，中共中央和军委决定以进行西征作战。西方野战军组成后分左、右两路向甘肃、宁夏边境的清水河挺进。 张元和是听了红军的宣传和看到红军的实际行动而走进革命队伍的。红军每到一地都积极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和北上抗日主张，扩大队伍。一天，六七个红军来到了张元和家乡海原县高崖草场村。他们向乡亲们说：“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不打人骂人，专为穷人办事，和穷人是一家人！”有个红军还问张元和叫什么名字，官名和小名有什么不同，张元和一一作了回答。红军说：这小孩蛮聪明的，跟我们去当红军吧！他们问寒问暖，平易近人，使乡亲们感到非常亲切。红军走后，张元和找来本村的刘四有儿等4个小伙伴一起商量当红军的事。张元和说：“我看红军很好，我想去当红军。”其他人都说：“你要真去，我们也都去，由你领头。”

张元和在家中7个孩子中排行老末，母亲在他9岁时去世，父亲一人将7个孩子拉扯大，家境贫寒。那年张元和15岁。他虽然在5人中年龄最小，但因为念过书，有主见，懂事，大家都说他到部队可以当“事务长”。他们打听到向东10里外的宁夏同心王家团庄住有红军大部队，就决定到那里去，并商定了走的时间。第二天天刚麻麻亮，他们5人瞒着家人悄悄到了约定的地点，待天亮时过了清水河到达王家团庄。当时王家团庄是一个有两千多口人的大村，他们听到北面传来了“一、二、三、四”洪亮的口号声，便顺着声音出了街道，看到有一百多名红军正在跑操。一位挂着手枪的红军问他们干什么，他们齐声说：“当红军！”那位红军高兴地说：“你们都很年轻，欢迎你们参加我们的队伍！”随后便叫人将他们带到了政治部。这时正赶上红军吃早饭，有个红军为他们找来了碗筷，大家与红军一起蹲在院子里吃了早饭。饭后一位红军干部正在询问他们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时，张元和的父亲与另一位小伙伴的父亲追到了这里，非要领他们回家不可。那位小伙伴因为是独生子，红军干部说服他当即就随父亲回去了。红军干部对张元和的父亲说：“当红军是自愿的，决不勉强。”这时，张元和的父亲给张元和使眼色，意思是让他说自己愿意回去。但张元和装着没看见，执意不肯回家。无奈之下，他父亲只好说：“你一定要当兵就当吧！但一定要好好干！”张元和连忙点头说：“一定好好干！”他父亲又对那位红军干部说：“孩子小，不懂事，请长官多加管教。”红军干部请他父亲放心，说：“请老人家放心，我们一定管好。”

红军部队在王家团庄住了几天后移驻豫旺堡，他们几个被送到新兵连，训练十多天后被分到红十五军团七十三师二一七团四连。3个小伙伴分别在一、二、三排当战士，张元和被留在连部当传令兵。约半月时间，姓高的小伙伴的父亲来部队看儿子，高父走后不几天，两个小伙伴不辞而别离队回家了。这样，他们一起出来的5人只剩下张元和与刘四有儿。后来刘四有儿被调到机枪班当机枪手。

抗日前线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张元和所在的二一七团缩改为六八七团一营。此时张元和调到营部通讯班当传令兵。1938年3月，转战到武乡县，张元和在六八七团四连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年的夏季，部队进入晋东南，组织粉碎日军“九路围攻”的战役。张元和所在的六八七团先进行了粉碎长治张店这一路的战斗。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政委黄克诚亲自指挥战斗。六八七团阵地在一条山谷两面的山上，日军用掷弹筒、迫击炮和“巴狗炮”发起猛攻，企图通过山谷。当时张元和已当了班长，战斗中，机枪射手牺牲，他端起机关枪向鬼子群里猛扫。鬼子冲到离他们只有三十多米远时，又扔手榴弹炸。就这样，六八七团一、二营两天中打退了敌人的6次冲锋，日军死伤三百多，连尸体都不敢收拾就逃窜了。打扫战场时张元和他们掩埋了四十多具日本鬼子的尸体。这一仗，张元和的部队换上了缴获的日军武器。两天后，他们部队又在沁县丁店打了另一路鬼子。这次战斗是在沿河道的公路上进行的。张元和他们部队埋伏在河的东西两岸，待一个大队的五六百鬼子进入伏击圈后便一齐开火，并封住了鬼子的退路。鬼子背水作战，孤注一掷，分几路纵队拼死连冲3次，最后集结在一起企图向外突围，这时六八七团预备队全部加入战斗，冲锋号一响，所有部队集中火力射向鬼子，鬼子被击毙一百多，其余的顺公路拼命逃跑。张元和他们又追击好几里路，缴获了不少战利品。这次战斗中，与张元和从海原家乡一起参军的刘四有儿光荣牺牲。当时，他是机枪班的班长。1938年7月，张元和被提升为排长。1939年年初，任六八七团一营营部支书，后任指导员。

1939年夏季，张元和所在的六八七团驻山西高平县。一天下午，他被通知到团里见吴政委。张元和跑步到达团部后，吴政委给他布置了任务，主要是朱德总司令到团里视察工作，要和干部战士打篮球，吴政委、青年干事、刘参谋、张元和与朱老总组成联队，田团长等5人组队作为对手。听说朱老总打篮球，观看的人特别多，双方队员入场时掌声雷动。当时场上的队员都很年轻，而朱总司令已经45岁了，按照团政委的交代，张元和他们都主动给朱老总传球，积极配合朱总司令投篮。一个小时后，球赛以朱老总的联队取胜而告终。后来在高平地区的战斗中，张元和腿部受伤。

1940年2月，上级从张元和他们部队抽调一百多名干部充实新组建的部队。张元和等被调到在冀中抗日前线的“挺进纵队”（后来改为二纵队）六八八团二营任组织干事。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为充实新四军，中共中央将张元和所在的八路军第二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随即开赴苏北地区，张元和仍然负责二营工作。在涟水地区，一天夜里部队去打敌人的据点，“引蛇出洞”，偏巧在陈集遇到了出来扫荡的日本鬼子，双方发生遭遇战。战斗中，一颗日军的子弹打在张元和的嘴上，所幸子弹只打在了牙齿上，3颗门牙被打掉了。张元和轻伤不下火线，继续指挥战斗，他腰带上的铜环也被子弹打了一个洞，但没有穿进身体。

当时，为加强地方武装力量，提出“主力地方化”，即将主力部队分散到县大队、游击队等地方武装。为此，张元和于1941年9月调任淮海军分区滨海大队政治处组织股干事，后任该大队六连连长。这一时期，部队边在皖北、苏北游击运动战，边扩大队伍。1942年4月的一天，张元和率连去拔灌云县王庄的伪军据点。据点中有五十多个伪军。将炮楼围住后，他们开始喊话，劝伪军不要为鬼子效劳，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在设法接近围子时，一名班长牺牲。张元和向伪军喊话，警告他们不准开枪。因上午侦察地形时伪军发现他是指挥员，便在碉堡中向他开枪，打中了他的左臂关节，他只觉得是被石头打了一下，听到通信员大喊时，才发现自己受了伤。这次张元和的左臂骨头被打断，住进了淮海军分区野战医院。因医疗条件差，伤口发炎化脓，肉也烂了，还有骨头渣往下掉，动了3次手术，还不见好。最后，军医薛世文只好用刮刀伸进伤口中刮，再用纱布穿进伤口，来回拉动，硬是清理掉了碎骨头和烂肉。当时没有麻药，张元和咬牙忍着剧痛坚持做完手术。这一次，总算治好了伤，但从此左臂伸不直了。张元和说：“这是他一生中感到最遗憾的一次战斗。”次年初，伤愈出院，任淮海军分区特务营副教导员，与其他营领导一起率部执行警卫军分区的任务。下半年调军分区军工厂任教导员。军工厂驻地在根据地中心江苏沭阳，除修理枪械武器，制造手榴弹、火药和炸药等外，最多的是为收回来的空子弹壳装火药和底火。当时部队弹药缺乏，规定部队打仗必须捡回弹壳，然后送到军工厂装药再用。部队送来空弹壳就要很快装药，他们经常昼夜加班，保证了部队作战的需要。1945年3月，张元和调入新四军第三师中干队参加整风学习。他在这里与一百多名营以上干部，按照全党整风的统一部署进行了学习整顿。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学员提前毕业，张元和被分配到淮海军分区三团一营任教导员。当时，三团执行连云港至徐州段铁路的护路任务。不几月，又到淮海军分区一团三营任营长。期间，部队主要协助地方建立政权和武装，清肃伪军、日本汉奸等反动势力，维护社会治安等。

解放战争

1947年2月，部队改编为华东野战军十二纵队三十五旅一○三团，张元和仍然任营长。1948年2月起先后任三十五旅一○四团副团长、一○七团副团长、一○四团代团长等职。 淮海战役中张元和的团作为纵队的预备队，在安徽滁州集结待命，同时防止敌人在此突围。淮海战役即将结束时，张元和的团奉命消灭安徽滁州刘楼的国民党守军。当时，敌人已经被围了好多天，有的打着白旗出来要饭吃，张元和命令部队将自己的饼子、窝窝头和香烟等送给他们。据点中的敌人从早上拖到晚上，迟迟不肯投降。张元和命令部队开炮，又进行喊话，敌人才举手走了出来。此次敌副军长、师长以下官兵千余人投降，交出各种枪支千余支（挺）、火炮6门、汽车13辆和其他大量军用物资。这是淮海战役的最后一仗。

1949年2月，部队进行整编，统一番号。张元和所在的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六团，他任团长。4月，张元和率团参加渡江战役。部队到达上海浦东后，以两个军的兵力攻打高桥镇。国民党守军利用当年日本鬼子的钢筋水泥工事，以坦克作地堡，在海上舰艇和空中飞机的火力支援下，负隅顽抗。因地形不利于我军，战斗打了一天，没能拿下高桥镇。后夜间部队渡河强攻，冲破敌封锁线，终于攻占高桥镇。这一次张元和团的任务是沿海堤向吴淞口方向进攻，到达后随即转为封锁扬子江，防止敌人从海上逃跑。而后解放上海的战役打响了，张元和团的任务是打外围，5月27日上海解放，张元和团驻防上海浦东川沙鲁楼镇。

激战朝鲜

“入朝时间很紧迫”，张元和谈到这一经历时，声音洪亮了许多，“11月初接到命令，下旬就开进朝鲜，部队换上大头皮鞋，还有缴获的皮衣、皮帽，当时仓促上阵，吃穿也跟不上，武器也很杂，有汉阳造、美式、日式还有捷克式， 配的弹药也很杂，子弹与枪支不配套。”

“入朝遇到不少困难，一是行军的道路又窄又小，当时是下雪天，人马走过去就结了冰，一路上随处可见士兵摔倒；第二是吃的，补给物品需要汽车运送，因道路难行，汽车没有防滑装置，容易抛锚，前面的车挡了路，后面的车就开不了，堵上了。”

入朝后，部队改换苏联武器，张元和任志愿军二十六军八十八师二六二团团长。张元和率团参加了第二、四、五次战役。第二次战役中，志愿军歼灭了美军主力陆战一师，张元和所率的二六二团击落、击伤美军飞机各一架，但伤亡很重，人员由一千四百余人减少到八百余人，由三个营缩编为两个营。

“战斗打得很激烈，也很困难，弹药打完了，粮食吃光了，后面供应不上，没有送过来，阵地经常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形成拉锯战。”

寒冷的天气，对战斗造成很大影响，张元和回忆起艰苦的战地岁月时，表情激动。“美军有先进的飞机，两端机翼装有油桶，速度快，弹药多，飞行能高能低，志愿军防空能力很弱，行军或驻扎时都要用树叶伪装战士和装备，晚上不能开灯，白天不能烧火，战士们一次行动就带上三天的干粮，窝窝头冻得很硬，用牙齿啃不动，战士们只能用刺刀切开，没有水喝，战士们只能随手抓一把雪咽下。吃得差，也吃不饱。”

二六二团经过多次战役后，损失较大，改编为二十六军特务团。第四次战役中，张元和团奉命在3个地域组织防御，坚守25天，毙、伤千余敌人，缴获轻重机枪8挺、自动步枪数十支，以及其他军用物资。军首长盛赞张元和团“圆满完成阻击作战任务”。

“当时在长镜湖阻击美军时，部队连夜急行军，天亮前到达阻击地点，战士们将雪垒高，修筑战壕，隐蔽在雪地中。清晨7点，美军来了，我们用打国民党的方法开战，将手榴弹、炸药包大量扔向美军的汽车、坦克，一下就将他们打懵了，当时敌人举手投降，战士们也快冻僵了，有的枪也冻得打不响，眼看着敌人投降，也不能上前抓俘虏。”

在随后的第五次战役中，张元和团担负防御纵深地带抢修道路任务。他们冒着飞机和大炮的轰炸，苦战一个月，提前完成任务。兵团司令员宋时轮在通车仪式上，给予张元和团很高的评价，并奖给“开路先锋”锦旗一面。

随后，张元和团前往金化五圣山南，接上甘岭西侧地域进行防御的任务。进入阵地时，部队受到敌人炮火袭击，张元和在上海战役中缴获的那匹大洋马也被炸死。阵地白天被炸毁，夜间就抢修，表面阵地不能用了，就转入地下的猫耳洞和坑道工事。

“有时阵地被敌人占领，经过殊死拼搏，又夺回阵地。部队进入阵地时，满山树木，绿草遍地，经过几个多月的防御战，阵地只剩一片焦土，有的高地被炸下去2米。”在这场战斗中，张元和团击伤击毁坦克45辆，击伤击落飞机13架，俘虏美军士兵13名，击毙敌千余人，为此受到志愿军司令部的通报表扬。

宗教人士

张元和(1909-2004)，俗名张永义，四川南部人，生于1909年7月11日。自幼家庭贫苦。1933年9月20日因病到成都青羊宫，跪请出家修道。初到道观，干杂务劳作之事6年。到1938年，才应允成为道士，礼青羊宫监院陈永栋为师，法名张元和，为全真龙门丹台碧洞第十九代玄裔，以后便常住青羊宫，先后任该宫经主、巡照、高功等。

解放后，成都市园林局将青羊宫、二仙庵改为花圃林园（后改为文化公园）。张元和作为有种植花木技能的道士，而成为园林工人。但他仍生活在青羊官内，过着正常的宗教生活。他为人朴直诚恳，工作认真负责，担任青羊官民主管理委员会副主任职务，还被推举为成都西城区政协委员。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青羊宫、二仙庵受冲击，神像被推倒，匾额被砸毁，经书被搬走，文物被打坏，连二仙庵珍藏的《重刊道藏辑要》经版，也被当木材拿走400块。张元和目睹当时的情景十分痛心，他利用园林工人的身份和仍得以住宿青羊宫内的条件，尽力保护道教文物，特别是后来搬到青羊宫内的《重刊道藏辑要》经版。他深晓这部经版的珍贵价值，向那些蓄意抢夺者冒险交涉，竭力保护，经过张元和的不懈努力，经版绝大部分被保护下来了。

1978年以后，党的宗教政策得到落实，他与在文化公园工作的5位道友，辞去工作，回到了青羊宫，由他带头担负起了依法接管青羊宫殿堂，恢复神像，维修房舍的工作。没过几年，他募资将青羊宫修葺一新，殿堂、神像、陈设、绿化都恢复到了原来的面貌。张元和感到，要恢宏道教的事业，需要从道教文化抓起，决心要使保存在青羊宫的《重刊道藏辑要》经版发挥作用。1984年，他与巴蜀书社达成协议，重印《重刊道藏辑要》。他带领道众清洗每一块经版，我国唯一幸存下来的清代刻版《重刊道藏辑要》才又得以重新印刷行世。

由于张元和在道教界的声誉和影响，1980年被选为中国道教协会理事，1984年当选为成都道教会会长。2004年5月在青羊宫羽化归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