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华（1902-1987）字西山，原籍山东省寿光市。曾任齐鲁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1952年后执教于山东大学。是我国老一代著名历史学家，在中西交通史、秦汉史和明清史领域都有突出贡献。著有《汉史论集》、《中国古代长城建置考》、《明代海外贸易简论》等。

张维华(1902～1987)

号西山。山东寿光人。1928年毕业于济南齐鲁大学。后在济南东关济美中学执教。1931年入燕京大学研究院学习，其间，加入禹贡学会。1933年毕业，获硕士学位，回齐鲁大学任历史系讲师。1936年赴北京禹贡学会工作，协助编辑《禹贡》半月刊。1937年赴河南参加经世学社，主编《经世》刊物。1938年在昆明北平研究院历史考古研究所与顾颉刚、徐旭生一起研究中西交通史。1939年在成都与顾颉刚共同主办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出版《责善》半月刊和齐鲁大学《国学季刊》。新中国成立后，回济南齐鲁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兼国学研究所主任。1952年后任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长期从事战国秦汉史、中国土地制度史、中西交通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中西交通史研究方面有创见，受到史学界重视。

“第一是人品 , 第二是学问”

张维华虽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但父辈一心想让他成为有知识的读书人。从教会学校毕业后，他考上了齐鲁大学。为了完成学业，除了平时尽可能节衣缩食外，还课余辅导外国人学汉语、抄写稿件和翻译书稿。1931年张维华到燕京大学研究院深造，顾颉刚、陈垣、洪业等名流都执教于此，这促使他走上了研究史学之路，毕业后他回齐鲁大学任教，先后任讲师、教授、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1952年齐鲁大学解散，他来到青岛山东大学历史系任教，一直到逝世。

据晁中辰教授回忆，随张维华先生受业的这段经历，印象最突出的是他经常说的一句话：第一是人品，第二是学问。

张先生对学生要求严格，特别强调人品的重要。他常说：“一个品行不端的人，是搞不好学问的。”并且解释道：比如，一个人平时不论干什么事总想投机取巧，让他去做学问，他也决不肯下苦功夫，是绝对做不出有价值的学问来的。这种人只能干点浮光掠影的工作。做学问是种艰苦的事业，应耐得住寂寞，耐得住清贫。他还经常以他的老师顾颉刚、陈垣、洪业等学者为例介绍他们做学问的旧事，他们的成就都是老老实实用自己的心血换来的。这番教导足见张先生的良苦用心。

在张知寒教授刚上大学的第一个寒假，张先生就建议他读读《文史通义》的史德篇，第二学期开学后，他把“史德篇”背诵给张老听。当他讲到“素行为人所羞，文辞何足取重”时，张维华先生说：“学史就要先学好这个史德篇，培养自己的诚信品德和求实求真的精神，才能不被唾弃。”

凡是和张先生共过事的老师都知道，张先生是个有气节的人，敢说真话，从不阿顺苟合，为此曾蒙受不白之冤。但当他平反后，在给学生陈学文教授（现任职于浙江社会科学院）的一封信中说：“过去的事不必提了，留下的时光已不多，我要做的事还很多，必须奋起直追！”丝毫没有一点埋怨的情绪。尽管这时他已到老年，但仿佛又焕发了青春。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十年间，是张先生出成果最多的时期。1987年他逝世前夕，齐鲁书社为他出版了一本论文集，主要收集他文革后十年的论文。张先生将其命名为《晚学斋论文斋》，显示了他活到老、学到老、研究到老的心境，令人感动。

做学问，一是求通，二是求实

张先生在做学问方面有两大特点：一是求通，二是求实。所谓求通，即一个历史工作者不能仅仅局限于某一阶段的知识，而要从根本上去认识和把握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在对具体问题的论述上高屋建瓴，立论得当。同时，也不能只局限于中国历史，也要懂得世界历史，把中国历史当成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去看待，这样才能具有所谓世界眼光。他常说：没有渊博的历史知识，要达到精深的地步是不可能的。对其所学专业来说，不但要精通，凡与本专业有关的知识也都应该通晓。他常举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篇 》中的一句话：“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来勉励学生。张维华先生不仅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他不仅精于秦汉史和明清史，而且在魏晋隋唐和宋元史方面，也都有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大都收入《汉史论集》和《晚学斋论文集》中。在授课方面，他不仅向学生讲授中国史，也讲授世界史。正因如此，他研究起中西交通史来就显得特别得心就手。这也是他在史学领域获得崇高声誉的重要原因。

关于求实，张先生曾以此为题开了个专题讲座，他之所以特别强调这个问题，当时是出于对“四人帮”搞影射史学的深恶痛绝。他写了不少考据文章甚至专著，都是为了澄清一些重大史实问题。而他的《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一书，则是从理论上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欧人东来及西学东渐的历史功过，这是当时极左思潮下的一个禁区，他这样写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安作璋教授（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回忆道：有一次，张先生在讲课中，忽然向他提出一个问题：“实事求是”这句话最早出现在哪里？他说大概在《汉书﹒景十三王河间献王刘德传》，于是张先生借题发挥，讲了一番道理。他说：研究历史，贵在真实，如果失去了真实，也就失去了研究历史的价值。因此，求实不仅是历史学的生命，而且也是历史学家所必须具备的品德。这番话成了安作璋教授做学问和做人的终生努力的目标。

张先生治学很虚心，他教导学生不要完全拘泥于他所讲授的内容，包括他的著作，还要多读一些当代著名学者写的书和文章。不但要了解和掌握其主要内容，更重要的是了解和掌握他们各自的治学道路、思想和方法。博采众家之长，再加以融会贯通，变成自己的东西，这是学习和研究历史的最佳途径，也是练习写作的一个最好门径。

张先生原来受乾嘉学派的影响较深，治学长期走的是实证主义的路子。然而解放后，却能一改以往传统的治学思想和方法，欣然接受并通过刻苦努力的自学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作为从旧社会过来的老一代学者来说，是很不容易的。这是一种历史责任感，对历史负责，对学生负责，也对自己负责。张先生在50年代的一些论著和以前有明显不同，如《论汉武帝》，《明代海外贸易简论》以及《试论两宋封建地主经济的几点征象并提出几个相关的问题》等学术论著，就是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历史的结果。

张先生一向很重视教学，80年代初他给研究生和中青年教师讲中西交通史时，已经患有哮喘病，他就讲一段，向口中喷一下平喘药，即使这样，他仍是提前写好讲授提纲，抖擞精神，坚持讲完。他说：“不要小看教学，你在台上讲，台下有许多学生看着你，一举一动都会给他们留下印象。每节课都要认真地讲，这是当教师的本份。”张知寒教授曾清楚地记得：“张老讲课，一直是那样从容不迫，娓娓而道，引人入胜。先生讲话，极富有感情，如氤氲和气，如清泉流水，洋溢贯彻于讲授的内容里面，从而产生了一种引力，听讲者，犹如沐浴于春风化雨之中。”

“你活着就是贡献”

张维华先生由于年老多病，后来经常住院。起初他都住在原山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保健病房，这里的条件比较好，花费自然也比较高。张先生总嫌花钱多，常对家人和陪床的学生说，花的都是国家的钱，实在心疼。因此，他不断地催促家里人为他换个医院。当学校和历史系的领导来看他、要他安心养病时，张先生就说，自己年纪这么大了，没有用了，花费国家那么多钱不值得了。当时的历史系主任葛懋春先生就对他说：“你活着就是贡献。”这几乎成了一句名言，历史系师生几乎无人不知。

事实也果真如此，当时，《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一书正在编辑，张维华先生是主编。一位编者对一段档案材料的意思把握不准，向别的老师询问，却始终定不下来，后来去医院问张先生。张先生看了以后，三两句话就解决了问题，其他的老师都很信服。后来张先生又一次住院，由于他一再坚持，就改住在附近的一所普通医院……

张先生以自己的言传身教和高风亮节影响学生。在他逝世后，他的学生们写了一副挽联：“百万言鸿篇巨制，上溯秦汉，下建明清，学贯中西，一代士林共仰泰斗；六十载春风化雨，前绍孔孟，后宗马列，门盈桃李，五世传人痛悼良师。”充分表达了受他熏陶的后辈人对他的深切怀念和景仰。

副主任药师

张维华 1930年出生，天津人，副主任药师，天津市肿瘤医院原药剂科主任。1958年曾提取过Ge元素及其化合物，在当时大搞中西医结合之际配合临床研制了多种中西药制剂，如“乳痛丸”等其疗效至今均被肯定。1969－1972年任赴刚果援外医疗队药剂主任，在该国首建灭菌制剂及药品检验等工作。40年来曾对国外有关抗肿瘤药杂志和文献作了大量的翻阅和研究，特别是抗肿瘤药物之间与其它药物的相互作用作了重点查阅翻译及临床分析和观察，曾为芬兰“FAMOSGROUP”翻译编写发表了《乳腺癌疗药三笨氧胺一用于人类的研究》汇编资料（中文版）。曾在《天津临床药学通讯》、《天津药学》、《中国药学杂志》等刊物上发表过《强的松与长春花碱在血清中的蛋白结合率》译文，《氨鲁米特（AG）临床应用》，《抗心绞痛药异搏定之临床应用及其机理》，《三苯氧胺临床应用及其不良反应观察和对策》，《甲氨蝶吟联合用药的相互作用》等论文。传略被录入《中国高级医师咨询辞典》、《中国当代名医辞典》、《中国名医列传·当代卷》等。曾获《中国名医良药实用辞典》等刊物所颁发的荣誉证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