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栗庵（1870—1931），姓张名学宽，字栗庵，安徽含山人，生于1870年，卒于1931年，享年61岁。

先生童年时，家贫力学。生而颖异，读书过目不忘。弱冠以前，已博览群书，熟读经史百家。走科举之路，每试辄名列榜首。在“废科举，兴学堂”之前一年，光绪三十年（1904年），先生赴京应试，中进士，与前国民党执政时的行政院院长谭延闿系同科。据传当时先生会试的那份试卷，主考官阅后赞叹不已，曾呈送慈禧太后亲览。获取功名以后，旋即奉派到山东任知县、知府（？）共三任。辛亥革命以后，先生弃官返里，购置田庐，专事著述，不再出仕。

先生工古诗、文，精通音律，擅长书法、金石。民国初年（1912年），高铁君任和县知事（县长），重修城内的镇淮楼，请先生作序。序用骈文写成，古奥典雅，能协音律，时人多有赞誉。中年以后，先生锐意学医，终于成为远近闻名之儒医。先生曾对我说：“古人言：‘不为良相，当为良医。’吾将在和、含两县行医，以终己身。”先生行医近30年，许多患疑难杂症的垂危病人，经其诊治起死回生者，不可胜计。有一发高烧的病人，卧床数日，昏迷不醒，奄奄待毙，患者家属求医于先生。先生诊视后，不开处方，但嘱将病者抬至一阴暗高大古屋，放在一块青石板上，“明日病者如有好转，速来告我。”患者家人初不信，犹豫不决，转念病人已凶多吉少，不如从其言，“死马当活马医”。第二天早晨，病人果然复苏，亦能言语。然后先生为他连开处方数帖，半月而愈。有一年含山大疫，四乡病人抬进城内向先生求医者，每日近百人，先生按编号顺序为患者看病，口授处方给随带的青年学生记下，几小时之内，即将全部病人看完。如此十余日，被救活者以千计。由是先生之医名大振。

先生对穷人不计较脉金，1斤糖或几个鸡蛋，就可以替他们看病，赤贫户予以免费治疗，甚至还出钱替病人买药；但对富有之家，索价很高，否则拒之门外。常对人说：“此掳富济贫之术也。”先生集有《验方汇编》一册，内有古今医治疑难杂症病例200多条。先生曾手执所著的《存书》对我说：“照我书上说的去做，纵不能长生不老，定能延年益寿。”惜此书遗失。

先生常在和、含两县流动居住，未曾专设杏坛课徒讲学。士绅中有慕名者，出重金欲延其教课子弟，多遭拒绝。我有幸16岁时，蒙先生收为学生，同窗仅二人（一为姐丈之弟原季镛，一为姐丈之侄原克武）。时先生住和县北门陈家大院内，屋甚简陋，仅20多平方米。令我等每日上午或下午去一次，为之讲课两三小时。所授课程：经书采用选讲办法，《五经》中，多选讲《诗》《书》两经中的一些篇章；《四书》中，多选讲《孟子》。先生酷爱《孟子》一书。曾对我说：“欲学古文者，不可不读《孟子》。”又说：韩愈、“三苏”等唐宋著名古文家，都得力于《孟子》一书。史书每日讲《左传》一章。曾说：“有些塾师喜教学生《左传精华录》（前书共16册，后书仅6册），这不好。不读《左传》，则不能领会孔子修《春秋》所寓褒贬之义。”

诸子之书，则采用比较法讲解。曾将《庄子》中的《天下篇》，《墨子》中的《非攻》篇，《荀子》中的《非十二子》篇，《韩非子》中的《显学篇》等，集中起来为我们讲解，进行比较。先生说，这些篇都是代表每个作者的政治哲学思想的文章，读后可以初步了解各家的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

写作课，不命题作文，但要求每天写日记一篇。记的内容是：读书札记，心得体会，见闻实录，即景抒情等，要求有什么写什么，言之有物。主张一开始，可以写长一些，然后“由博而约”；认为对初学写作的人，要求短小精悍，必然束缚思想，以后文思就放不开了。

习字课，他主张：大字临帖，小字抄书。他说：颜（真卿）精、柳（公权）古，可先学颜柳，锻炼笔力，然后再学赵（孟頫）字。他自己写的是苏（轼）体字。

先生在教学中，注意启发。有次问我：“孟子是讲利，还是讲仁义？”我答：“当然是讲仁义。他不是说，‘亦有仁义而已矣’吗？”先生说：“不对，孟子讲的是大利，而不是小利。他说：‘未有仁而遗其亲者，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显然，孟子是以讲‘仁义’为手段，以求达到保全君位的目的”。

先生和蔼可亲，在学生面前从未摆出一副庄严不可亲近的样子。在跟他学习的十个多月中，从未见到他大声呵斥过我们一次。他循循善诱，因材施教，经常采用鼓励表扬的方法，激发我们学习的积极性。在我的日记中，经常出现他在上面用红笔打的双圈，或是连圈到底。有次，我无意中听到他和一位友人的谈话。他说：“对学生的作文，如果有片言只语是可取的，为什么不可以多打几个圈子呢？打圈子又不要我一个钱！”我在他的鼓励下，作文进步很快。有一次，我问先生：“为什么我写议论文时，感到无话可说？”他为我选了“三苏”的策论文章三四十篇，如《留侯论》、《陈平论》、《六国论》、《教战守策》等，要求我熟读。说，读熟这几十篇，写文章时自然会有话可说了。我照他的话去做，果然是这样。他还要我多读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他说，多读近古的文章，对提高文言文的写作能力，帮助最大。

他慧眼识人，善于发现学生中的人才。当代书画家林散之，青年时也是先生的学生。先生见林酷爱绘画，且有一定的基础，便对林说，学画须得名师指点，方能有成。遂作书致黄宾虹先生，要林亲诣宾虹先生门下，从其学画。林君最近在其诗文集和书画集序言中曾提到此事，说：“微先生之指点（介绍），吾焉有今日。”

先生和近代学者梁启超、林琴南、曹聚仁等常有书信往来，讨论一些学术上的问题。他不大和我们谈这些事，我常见他书桌上有曹的书信，并听他对友人谈起，过去和梁、林等对某些学术上的问题，曾有过一些不同的见解。

先生颇有自知之明，不讳言自己的缺点。常说，我读古人书，但所行多不合于古人，言行时有悖古人处，我教学生学圣贤，自己却距圣贤甚远。譬如，商家门前的金字招牌：“真不二价”，“童叟无欺”，这家商人虽不能做到，但这些招牌上的要求，则是完全值得所有商家学习的。

先生有藏书18大橱（存在鱼家网村），内有历代碑帖300多册。著书11部：《易经注》、《书经新义》、《荀子新义》、《存书》、《三传新解》、《观复堂诗文集》、《四书札记》、《验方汇编》、《金石考证》等。《四书札记》、《观复堂诗文集》等，在其死后曾铅印数百册，分赠亲友及学生，我曾得到一册（早已遗失），其余诸书其后人不知珍惜，未能陆续付梓，原稿今已不知落在何处。

先生有三子：长子名伯禧，次子名子易，三子名吉甫；二女：长女乳名“大毛”，嫁和县林竹溪，二女乳名“小毛”，嫁高铁君之子。先生有超人之才智，可惜生在旧社会，不能充分发挥其所长，倘能生在今天，在钻研古籍、发扬传统医学方面，定能大有成就，为人民作出很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