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条 | 扎喜旺徐 |
释义 | 扎喜旺徐,藏族。四川甘孜人。1935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任第四方面军甘孜骑兵连连长,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锡林郭勒盟、察哈尔盟行政委员会处长。建国后,历任青海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青海省第一届政协副主席、果洛藏族自治州州长、青海省副省长、国家民委司长、中共青海省委书记、青海省第四届政协主席、青海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主任、中共青海省顾委副主任。是中共八大代表,第一至三届全国从大代表,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扎喜旺徐从军记家庭介绍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海伦·斯诺在《延安笔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述: “我们在延安的那些日子里,一次曾碰到一位瘦高个儿,一头卷发,行为比较异样,说话不大听得懂的红军战士。通过翻译知道他是一个来自川西北的战士,现在延安一所学校读书识字。看来他和这些多数战士相处得很融洽。” 海伦·斯诺讲的这位红军战士,就是藏族老红军扎喜旺徐。 扎喜旺徐1913年农历6月25日出生在原西康省、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新龙县一个贫苦牧民的家庭,从7岁开始,给牧主放羊,当长工,受尽了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之苦。整整过了14年的娃子生活。后来离开老家,到甘孜谋生。 印象深刻的一件事在红军进入藏区之前,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反动宣传,极力丑化、污蔑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挑动红军与藏族同胞的关系。受这种反动宣传的影响,加之历史上留下来的民族隔阂,当红军要到藏区的消息传出后,引起一片恐惧和骚动。土司、头人、牧主、大喇嘛、大管家和有钱人家,怀着恐惧的心情,东躲西藏。贫苦牧民逃到深山老林或边远地区去躲藏。也有没有躲藏的,扎喜旺徐就是一个。他后来告诉人,他为什么没有跑?当时他想:天上的乌鸦没有人打。为什么?因为肉不能吃,毛不值钱。我是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光蛋。红军杀我干什么? 1935年初,徐向前、陈昌浩带领的红四方面军进驻甘孜。有一天,扎喜旺徐大着胆子跑到县城去看看。在旧县城门口,有两个红军战士站岗,仔细检查进进出出的红军。他心想,都是汉人,自己人还不认识自己人?检查什么? 他在城门口转悠时,站岗的士兵走过来同他搭话,扎喜旺徐听不懂汉话,一个劲地摇头。战士请来翻译,问他有什么事?扎喜旺徐回答得挺干脆:“没有什么事,只是想看看红军是什么样子?和以前的汉兵究竟有什么不同?” 正在这个时候,从里面出来一个当官模样的红军,样子挺和蔼的,问他是哪个村子里的人?乡亲们的情况如何?跑进深山老林的人回来没有?他们的牛羊有人照看吗?生活有困难吗?扎喜旺徐就他知道的作了回答。 见扎喜旺徐的衣服很破烂,那位当官的给了他一件衬衣,一条毛巾,一块肥皂。还给了他一个红布条子,让他挂在胸前。当时扎喜旺徐并不知道那块红布条是“代表证”,上面写着“民族代表”4个字。扎喜旺徐后来才知道,在红四方面军领导下,当时正在甘孜召开各界僧俗人民代表大会,准备成立苏维埃“博巴政府”。他们村子没有人参加会议,他自己找上门来,就让他当了代表。 第二天,他又带着两位老人到县城。红军战士见了他,向他敬礼。他感到很奇怪,过去国民党军队歧视藏族同胞,见了藏民动辄打骂,称他们是“蛮子”。可红军对我们藏民却这么亲切,还向我敬礼。红军战士向扎喜旺徐致以军礼,给扎喜旺徐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他认为这不是一件小事,它说明红军实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政策,尊重藏族同胞。 凭着那个代表证,扎喜旺徐和两位老人进了红军总部。一个当官的人亲切地接见他们,通过翻译同他们交谈。那位当官的人告诉他们,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各族人民自己的军队,是为各族人民谋幸福的,是穷人自己的军队。还讲了许多道理,扎喜旺徐记不住,也理解不了那么多道理。但有一点,给了扎喜旺徐很深的教育和感受,那就是:红军与国民党不一样,对我们藏民好,对穷人好! 后来扎喜旺徐才知道,那位干部就是邵式平同志。解放后担任江西省委书记、省长。 邵式平了解到扎喜旺徐的身世后,仿佛看出了扎喜旺徐的心愿,问他想不想参加红军?扎喜旺徐很爽快地回答说:“愿意。”邵式平满意地点了点头,邵式平对扎喜旺徐说:你们回去以后,要把跑出去的乡亲们找回来,告诉他们,我们红军和国民党军队不一样。我们有严明的纪律,不准打骂群众,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尊重藏族同胞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保护喇嘛寺院。你们亲眼看见了,红军有那么多人马,我们宁愿露宿草原,也不进驻寺院。想办法告诉乡亲们,不用害怕,赶快回家来,照看好自己的牛羊,安居乐业。 帮助红军进行宣传活动扎喜旺徐按照邵式平布置的任务,到各地说服群众回乡。 格达是甘孜县白利寺的活佛,法名格桑登增·扎巴塔耶,1902年出生于甘孜县康贡德喜底村的一户贫苦农民家庭,比扎喜旺徐大10岁。格达活佛7岁那一年,被认选为转世灵童,迎请到寺院,举行坐床大典,成为第五世格达活佛。 格达活佛虔诚信佛,富于正义感,自己又出身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对广大僧俗群众,有一种本能的同情心,对国民党反动派散布的那些谣言不大相信。但是,对红军也没有什么了解,因此,在红军到来之前,悄悄地在寨子里隐藏了起来,他没有走远,想看看情况再说。 扎喜旺徐很快找到格达活佛,告诉活佛,红军是劳苦大众自己的军队,经过甘孜,是为了北上抗日,反抗日本侵略者。活佛也看了红军的布告和有关的宣传材料,同时也对红军作了一些了解。因此活佛很认真地听了扎喜旺徐的叙述,并立即带领随从回到寺院。他见红军宁愿露宿草地,也没有进驻寺院,经堂和佛像完好无损,深受感动。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思考,格达活佛后来对自己的随员说:“我作为一个活佛,14岁就到拉萨三大寺学经。佛法的真谛是要救渡受苦受难的众生出苦海,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与国民党的军队不一样,是为了劳苦大众求解放,让汉族同胞和藏族同胞都有好日子过。我们的信仰虽然不同,但为了广大的劳苦大众,这一点是一样的。” 从那以后,扎喜旺徐更加积极地帮助红军进行宣传活动。散发文告,张贴标语,派人召回受国民党反动宣传而逃到深山里的乡亲们,告诉他们要安心生产,不要轻信谣言,自相惊扰。 当时甘孜地区的藏族同胞,究竟援助了红军多少粮食,已经无法统计。在这一过程中,扎喜旺徐做了大量的工作。仅白利寺管家不完全的统计,白利寺捐献的“拥护红军粮”,计有青稞134石,豌豆22石,马15匹,牦牛19头。 为了感谢白利寺僧众对红军的支援,1936年4月17日,红四方面军专为白利寺发布布告,明确指出:“查白利寺配合红军共同兴藏灭蒋,勋劳卓著。我军给予保护,任何部队不得侵犯,违者严办,切切此布!” 扎喜旺徐到处宣传群众,动员藏族同胞支援红军的事,很快传遍了甘孜地区,受到红军指战员的鼓励和赞扬。不久,朱德总司令到了甘孜,亲自到寺院看望格达活佛,还接见了扎喜旺徐和其他一些藏族群众。 1936年5月5日,在朱德、刘伯承、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等红军将领的指导下,在甘孜成立了“甘孜博巴政府”。这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在藏族地区建立的第一批苏维埃革命政权之一,也是影响最大的苏维埃革命政权。 被任命为骑兵连连长邵式平任博巴政府主席,夏克刀登、格达活佛等人任副主席。扎喜旺徐被任命为骑兵连连长。他的责任是保卫新生的藏族红色政权。 1936年5月,红六军团正向康南地区的乡城、稻城和巴塘县挺进。在此之前,扎喜旺徐通过瞻化(今新龙县)的喇嘛寺,给乡城、稻城和巴塘的寺院和土司、头人写信,宣传红军的民族政策,说明红军是藏族人民的朋友,希望不要听信国民党反动派的谣言,不要与红军为敌。 5月14日,红六军团进入乡城、稻城,受到乡城县最大的桑皮寺僧众代表的热烈欢迎,并捐献许多食品,慰劳红军。 红军纪律严明,尊重藏族同胞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保护喇嘛寺庙,他们真诚的态度、高贵的品德和严明的纪律,使喇嘛活佛们深受感动。活佛派喇嘛们到各地,通知躲藏在深山老林的群众返回家园,并动员群众把粮食和肉食卖给红军。红军在乡城、稻城休整了7天,这期间,藏胞支援红军的粮食,堆得像小山一样高,为红军继续北上,做好了充分的物质准备。 “甘孜会师”1936年7月2日,贺龙、关向应率领红二方面军主力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这就是我军历史上著名的“甘孜会师”。 不久,红四方面军先行北上,邵式平不让扎喜旺徐随部队走,给他安排了新的任务,要为红二方面军过松潘草地准备粮食和其他物质。扎喜旺徐不分白天黑夜,翻山越岭,走村串户,依靠着红军留下的良好影响和自己的努力,在短短40多天里,筹集到粮食46000多斤,此外还有一些酥油和肉类。他还曾动员一个寺院,一次赠送青稞5000斤。 在当时的条件下,能筹集到四五万斤粮食,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简单说,当时红军马上就要过草地。在最关键的时刻,一斤青稞,就能够救活一个红军战士的命。这四五万斤粮食的价值和意义,不言自明。 红四、红二以及红一方面军的部分队伍,先后到达甘孜地区。在甘孜地区的历史上,从来也没有那么多人马汇集在一起。所谓“筹集粮食”,主要是向寺院、土司头人和群众借粮,也曾向寺院和土司、头人借银元和金条、银宝,再向普通群众购粮。红军都写了借条。部队领导向喇嘛活佛、土司头人和广大群众庄严承诺:革命一定会胜利,红军一定会回来。红军回来的时候,一定会加倍偿还,绝不会让藏族同胞吃亏。 红四方面军走了不久,红二方面军也要离开甘孜了。走,还是留,邵式平征求扎喜旺徐的意见。扎喜旺徐心想,红军一走,藏族地方还是那些土司、头人掌权,是他们的天下,我们穷人还要继续受苦。国民党军队一回来,绝对不会放过曾经帮助过红军的人。想来想去,还是跟着红军闹革命好,他向邵式平表示:愿意跟着红军走。邵式平很高兴,夸奖他觉悟高,有勇气。就把他介绍给贺龙。说:一、四方面军都有不少藏族战士,唯有二方面军没有。这样,扎喜旺徐毅然决然走上了长征之路。他也成为红二方面军唯一的一个藏族战士。 从漫漫长征到抗战胜利在长征路上,扎喜旺徐一直跟贺龙在一起。从总指挥贺龙到普通战士,都对扎喜旺徐很关心,把他当作自己人,使扎喜旺徐真正感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 作为一个藏族战士,扎喜旺徐适应高原气候,熟悉当地环境,在过雪山、草地时,发挥了自己的优势,起到了别人起不到的特殊作用。一次,为了从敌人手里争夺几百只羊,扎喜旺徐奋不顾身地冲在最前面,终于把羊群赶了过来。为此,他也付出了代价。敌人一枪打在他的左肩上,从前胸穿过去,却奇迹般地没有伤到心脏,否则有生命危险。 三大主力会师时,已是塞外草衰的时节。红二方面军到达定边以南一个小镇上,根据贺龙的指示,方面军参谋长找扎喜旺徐谈话,要他到中央党校少数民族班学习。一听说要“上学校”,扎喜旺徐问还有什么人去?参谋长说,“就你一个。” 扎喜旺徐开始时还不愿意,说:小孩子才上学校。我都这么大年纪了,脑子又笨,学不会。 扎喜旺徐固执地说:“我不去。” 参谋长说不通,向贺龙汇报。贺龙亲自找扎喜旺徐谈话,贺龙说:“中央关心少数民族干部,专门办‘少数民族班’,我想去行吗?我贺龙还没有这个资格呢!” 贺龙又亲切地说:中央决定举办“少数民族班”,这是个重大决策。党中央、毛主席高瞻远瞩,从全局着想,下大力气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这不但是当前斗争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为今后长远的目标着想。等将来打败了日本鬼子,革命成功了,全中国解放了,建设少数民族地区,还要依靠你们这些少数民族干部。 贺龙对扎喜旺徐说:作为一个革命战士,要有远大理想,要有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决心。首先要学好文化知识,提高政治觉悟。 贺龙语重心长的一席话,使扎喜旺徐豁然开朗,深受教育。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过去了,每当回想当时的情景,重温贺老总的谆谆教导,扎喜旺徐总是非常激动。扎喜旺徐还经常用贺龙同志对他的教导,来教育他的子女,教育年轻的一代,勉励我们努力学习。我在采访扎喜旺徐或平时交谈,他都曾多次谈起这件事。 1945年“8·15”抗战胜利后,组织上派扎喜旺徐到张家口,任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盐务局长。那时内蒙地区十分缺盐,组织上让他负责购盐工作,从内地购买食盐,往内蒙古运,又把内蒙的皮货、羊毛运到内地去卖。那时环境艰苦,汽车很少,主要靠胶皮大车和牛车。就是依靠这些落后的运输工具,扎喜旺徐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1946年9月,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古分会成立,扎喜旺徐被派到锡林郭勒盟行政委员会任处长。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成立。这是党领导下的我国第一个自治区,对做好我国的民族工作、圆满解决民族问题,具有深远的影响。扎喜旺徐被调到察哈尔盟行政委员会任处长。 从抗战胜利到全国解放,扎喜旺徐一直在内蒙古地区工作,为我国的第一个民族自治地方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光辉的旅程全国解放前夕,扎喜旺徐被派到彭德怀将军率领的第一野战军,参加了解放大西北的战斗。 青海一解放,党即派他到青海工作,任省军政委员会副秘书长。青海省人民政府成立后,任省政府副秘书长兼工商厅副厅长。1950年10月,在青海省第一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他当选为政治协商委员会副主席。 1952年2月,西北局正式批准组建中共果洛工委和西北军政委员会果洛工作团,任命扎喜旺徐为团长。1954年元旦,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正式宣告成立。扎喜旺徐当选为第一任主席。同年12月27日,扎喜旺徐当选为青海省副省长。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历经磨难的扎喜旺徐先后担任青海省委副书记、副省长、人大主任、政协主席等职务。 扎喜旺徐经常对一些藏族干部和他的子女说:我是一个娃子出身的穷孩子。没有共产党,没有红军就没有我扎喜旺徐的今天。不久前,扎喜旺徐还满怀深情地说:我是90岁的人了,马克思已经向我发了通知。回顾我的一生,没有什么可悔恨的事,惟一的心愿,是希望你们继承革命传统,发扬长征精神和延安精神。这是我们党的无价之宝,是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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