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 |
| 释义 | 随着20世纪的结束，当法国仍然受困于政治和道德堕落的沉重记忆——这种堕落分裂了国家，给它与自己晚近的历史之间留了一个暧昧不清的关系的时候，人们可以全面地认识莱昂·布鲁姆、阿尔贝·加缪和雷蒙·阿隆的价值——因为他们不能被轻易纳入20世纪法国公共和知识分子生活的传统叙事。正如朱特这项研究的结论所示，他们不单代表了自己时代的思想和政治文化中独特的、令人憬悟的一种声音，还代表了现代法国社会和思想史中很多最优秀、最持久的东西。 书名：《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 又名：《责任的重负》 作者：托尼·朱特 译者：章乐天 ISBN：9787802253377 页数：232页 定价：25.00元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第1版 出版时间：2007年9月1日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内容提要莱昂·布鲁姆、阿尔贝·加缪以及雷蒙·阿隆，三人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布鲁姆是个世纪末的美学家，在20世纪的前50年里当上了法国非共左翼力量的精神和政治领袖。加缪以小说《局外人》和《鼠疫》拥有遍及全世界的成千上万读者，他是抵抗运动的一员，是1945年后法国知识界的个中翘楚，直至1960年因车祸英年早逝。阿隆，两次大战之间在法国一代知识精英中与让一保尔·萨特齐名的人物，是一位政治理论家、媒体评论人和共产主义的批评者，为当代法国自由思想的复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责任的重负》中，托尼·朱特对这三人的作品和公共活动进行了独到的、新颖的再解读，指出他们之间的许多共同点。从某种重要的意义上说，这三人都是“局外人”。布鲁姆和阿隆是犹太裔，而加缪成长于法属阿尔及利亚。他们在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热烈的、时而又是暴力化的论战的焦点，都饱受法国政界与知识界、左翼和右翼主流的攻讦和误解。尽管他们的出身、关怀和观点迥异，但他们都是正直的人，都严肃地对待自己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远远躲开时尚与流俗。只是到了晚年（对布鲁姆和阿隆而言）或死后（对加缪而言）才开始受到尊重和敬仰——为他们的勇气和见解，为他们长期的边缘化地位以及激起后又被静静忘却的敌视。 所以，尽管他们的创作和生活往往与法国政治和思想主潮背道而驰，但现在却有可能理解他们的楷模意义。 编辑推荐托尼·朱特有关三位已逝的伟大法国人的论文触及了我们时代思想和道德的全貌。在当前文化战争的甚嚣尘上的声浪之中，朱特理性的声音穿透那些胡言乱语，犹如一把穿透黄油的刀。 ——欧仁·韦伯（EugenWeber） 朱特点出的这几位重要的法国思想家也都是活动家，不像我们后来的学者只摆弄语词。他描写这些人的笔触优雅，充满有根有据的自信。 ——赫伯特·R.洛特曼（HerbertR.Lottman） 莱昂·布鲁姆、阿尔贝·加缪以及雷蒙·阿隆，三人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布鲁姆是个世纪末的美学家，在20世纪的前50年里当上了法国非共左翼力量的精神和政治领袖。加缪以小说《局外人》和《鼠疫》拥有遍及全世界的成千上万读者，他是抵抗运动的一员，是1945年后法国知识界的个中翘楚，直至1960年因车祸英年早逝。阿隆，两次大战之间在法国一代知识精英中与让-保尔·萨特齐名的人物，是一位政治理论家、媒体评论人和共产主义的批评者，为当代法国自由思想的复苏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责任的重负》中，托尼·朱特对这三人的作品和公共活动进行了独到的、新颖的再解读，指出他们之间的许多共同点。从某重要的意义上说，这三人都是“局外人”。布鲁姆和阿隆是犹太裔，而加缪成长于法属阿尔及利亚。他们在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热烈的、时而暴力化的论战的焦点，都饱受法国政界与知识界、左翼和右翼主流的攻讦和误解。尽管他们的出身、关怀和观点迥异，但他们都是正直的人，都严肃地对待自己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远远躲开时尚与流俗。只是到了晚年（对布鲁姆和阿隆而言）或死后（对加缪而言）才开始受到尊重和敬仰——为他们的勇气和见解，为他们长期的边缘化地位以及激起后又被静静忘却的敌视。 所以，尽管他们的创作和生活往往与法国政治和思想主潮背道而驰，但现在却有可能理解他们的楷模意义。 作者简介托尼·朱特（TonyJudt）纽约大学埃里希·马利亚·雷马克欧洲研究教授和雷马克研究所主任。另著有《战后欧洲史》、《未完成的昔日：1944-1956年的法国知识分子》等。 目录弁言 导论巴黎之误 第一章被遗弃的告知 菜昂·布鲁姆和妥协的代价 第二章不情愿的道德主义者 阿尔贝·加缪和暧昧的难堪 第三章局外的当局者 雷蒙·阿隆和理性的报应 进一步阅读 六十年后，一个更重的赌注——《责任的重负》译后记 译名对照表 书摘六十年后，一个更重的赌注 ——《责任的重负》译后记 “他过分倾向于把沙龙精神带入文学之中，又把文学精神引入政治之中。我所称之为政治领域中的文学精神者，指的是追求雅致与新颖甚至真实，热衷于有趣的画面甚于实用；极易被演员的精湛技艺和华言丽语所感动但却撇开戏剧效果于不顾，最后仅凭印象而非理性作出决定的那种精神。” 1848年2月24日，法国历史上涂抹着革命颜色的日子之一，托克维尔遇到了好友让－雅克·安培。上午刚刚目睹了奥尔良党人在人民的怒火中抱头鼠窜，托克维尔自然无心坦然享受安培提供的晚餐，巴巴地看着对方脸上的快意：“我认为安培反对他们不是出于信仰，而是出于意愿，出于喜好，或者冒昧说一句是出于个性。”托克维尔觉得，法国人似乎一有不顺意就要革命，要心满意足地看到旧政权被扳倒，不管这个旧政权是否还可以忍受，也不管社会要因此发生多少动荡。他进而说，文人对社会心理中存在的这种习性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从类似国民性的角度出发详细批判过文人涉政。法国人钟爱聪明才智，却又最少了解自己的国家，一遇到那些从某种普遍理念出发的言论就激动不已，有了这样的激励机制，文人一点点给公众舆论披上了哲学的外衣，给法国的公共生活奠定了喜好谈论体系、谈论大而泛的所谓“法兰西精神”的传统。在这种传统里，文人、作家、公共知识分子、哲学家这几个范畴互相都有极大的重合，知识分子很多都“公共”，有专业的哲学功底或有哲学化写作的爱好，著书立说，发表言论，与狭义上的作家过从密切。到20世纪，请愿书后面一抓一大把的知识分子名字，让这一传统越发明显。从埃米尔·左拉开始的知识分子光荣史，其实也就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文人涉政”史。 但新时代的文人遇到了新的问题。托克维尔诟病文人的天真无知，但并不否认安培之流的真诚。然而德雷福斯事件之后，法国一代代文人们逐渐发现，他们就连自己的真诚都越来越难以保护或证明了，想凭借良心独立引导公众舆论的空间日渐式微。左拉的控诉大约是出于真诚，多少年来被传为佳话，可就在当时，《我控诉》一见诸报端，“左拉”的名字立刻随两大阵营的定名被符号化：挺德派如获至宝，打出左拉的旗号招揽信众，反德派则照例搜寻左拉背后的指使者，不时爆些料以正视听。一句话，双方都希望以左拉的英名或恶名——而不是控诉本身的雄辩性、逻辑性和说服力——为自己的阵营吸引加盟者，给他们灌输以党派化的“真相”。斗争的成败似乎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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