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莎乐美著《在性与爱之间挣扎：莎乐美回忆录》中译本有北塔、匡咏梅翻译，2004年4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共有被剥夺的神圣空间—体验上帝、欲望使青春再生—体验爱情、寻找兄长般的男人—家庭生活、流亡途中的乌托邦—体验祖国俄罗斯、我们是从哪颗星球上一起掉到这里的？—和尼采在一起、另外一种存在—和其他人在一起、他就是从那深渊里出来的—和里尔克在一起、风暴用数不清的花蕾装饰潮湿的大地—致里尔克、分担另一个人的超凡而罕见的命运—弗洛伊德的精神、太多的愿望使我病痛—和沸洛伊德在一起等13章。

基本信息

内容简介

作者简介

目录信息

精彩书摘

基本信息

图书名：《在性与爱之间挣扎:莎乐美回忆录》

作者：(德) 莎乐美

译者：北塔、匡咏梅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 年4月

内容简介

尼采有句名言：“回到女人身边去，别忘了带上你的鞭子。”尼采对女人的这种憎恶情结正是缘自本书的作者和主人公——莎乐美。.

“弄瞎我的眼睛，我依然会看见你；塞住我的耳朵，我依然会听见你……”里尔克的这首感人的情诗是为莎乐美而作。

作者简介

莎乐美：德国女作家，生于19世纪中叶，一生经历了跨世纪和德国妇女解放运动等大事。21岁时写的诗歌把尼采感动得潸然泪下；24岁出版长篇小说《为上帝而战》，受到德语文学界的高度赞扬；关于易卜生戏剧中妇女形象的评论使她名声大振；在精神分析学方面表现出的兴趣和才华，令弗洛伊德深为感动；最突出的，还是一系列探讨妇女解放问题的文章，当时人们这样评价她，说她的文章，能够作为妇女解放最为有力的武器。这类文章几乎把她推到"妇女问题的法官"这样的位置上。

俄罗斯流亡贵族的掌上明珠,怀疑上帝的叛逆,才华横溢的作家,特立独行的女权主义者,不守妇道的出墙红杏　为尼采所深爱,受弗洛伊德赏识,与里尔克同居同游。

目录信息

第1章 被剥夺的神圣空间——体验上帝

第2章 欲望使青春再生——体验爱情

第3章 寻找兄长般的男人——家庭生活

第4章 流亡途中的乌托邦——体验祖国俄罗斯

第5章 我们是从哪颗星球上一起掉到这里的？——和尼采在一起

第6章 另外一种存在——和其他人在一起

第7章 他就是从那深渊里出来的——和里尔克在一起

第8章 风暴用数不清的花蕾装饰潮湿的大地——致里尔克

第9章 分担另一个人的超凡而罕见的命运——弗洛伊德的精神

第10章 太多的愿望使我病痛——和沸洛伊德在一起

第11章 长长的花园的尽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

第12章 无性的婚姻——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

第13章 这回忆不是葬礼——手稿中没有发表的部分

精彩书摘

在我们家众多的兄弟姐妹中，我最小，也是惟一的女孩。在我关于家庭的体验中，兄弟姐妹之间的团结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一直影响着我跟男人之间的关系，直到现在还是如此。不管什么时候，每当我认识一个男人，我总会感到在他身上隐藏着兄长的形象。不过，这也跟我那五个兄长的性格有关，尤其是其中的三个，因为老大和老四年轻时就死掉了。尽管我的童年常常充满孤独的幻想，尽管我的所有思想和志向的发展都跟家族的传统发生冲突，而且惹出了层出不穷的麻烦，尽管我的后半生一直在国外度过，远离我爱的人们，但是我跟兄长们的亲情一直没变。我们虽然相隔遥远。但随着时光流逝．我的判断力越来越成熟，这使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了他们作为人的价值。事实上，在后来的年月里，每当我开始质问或批评我自己的性格，我总是用这样的想法来安慰自己：我跟他们来自同一个家庭。实际上，我碰到的每一个男人，如果他表现出正直的思想、男子汉的气概或心灵的温暖，他就会唤醒我内心中兄长们的形象，这些形象都是活生生的。

在我90岁的老母亲去世时，兄长们分给了我双份的遗产，尽管两位已经结婚的哥哥有15个孩子要抚养，而我一个都没有。当我追问遗嘱的情况时，他们告诉我说，那是他们决定的事。难道我不知道我一直是他们的“小妹妹”?他们中最年长的——亚历山大，也叫萨夏”——一直像我们的继父似的。他精力充沛，心地善良。他跟父亲一样，在许多圈子里，都非常活跃，而且乐于助人。他有很棒的幽默感，在我所听到的笑声中，他的是最有感染力的。他的幽默感既采自一颗非常清醒、理性的头脑，也来自一颗充满温暖的心灵；他在帮助别人时，表现得极为自然。在我15岁的时候，当时我在柏林，我怎么也想不到我会收到他的噩耗的电报。我在震惊之余，有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反应：“现在谁来保护我?”我的二哥——罗伯特，也叫罗巴(在我们冬天的舞会上，他的马祖卡舞跳得比谁都优雅)——多才多艺，而且相当敏锐。他本想跟父亲一样做一名军人，但父亲要他做工程师，于是他真的当了工程U币。三哥叫尤金，也叫任尼亚。他本是天生的外交家，但父亲的独断专户三迄壁牛违背自己的意愿，成了一名医生，不过他是个成功的医生。尽管我的兄长们相互之间有着根本的差异，但他们共同拥有一个杰出的特点：他们都能把自己彻底地奉献给他们各自的职业技术。我三哥成了一名儿科医生——甚至在他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他就显示出了对小孩子的兴趣。不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一直保持着他的私人空间，像个外交官似的，善于保密。我的另一个童年记忆是：他曾因为我公然抵制家规而指责我。有一回，我狂怒不已，真想把一杯滚烫的牛奶泼到他身上，但我却反过来泼了自己一身，烫坏了脖子和脊背。我们兄弟姐妹都爱冲动，三哥也不例外，他兴高采烈地说：“你瞧，这就是你想干坏事的下场。”他在40岁时死于肺痨，好多年以后，我才开始更多地理解他。比如，尽管他又高又瘦，一点都谈不上英俊，但他总能唤起女人们心中最强烈的激情——虽然他一直没有选定一个女人作为他人生的伴侣。有时我想，他那洋溢的魅力具有某种让人几乎无法抵挡的诱惑。有时，他也表现得非常幽默。比如。有一回，在我们一起跳舞的时候，他突然想跟我交换舞伴，于是他那刮得精光的脸宠上有了一绺美丽的假发，他那瘦削的身上则穿着一件摩登至极的紧身胸衣。在沙龙龙舞舞会上，他收到的丝带比任何一个女孩都多，这些丝带都是那些年轻的军官赠送的，他们不太了解我们的家庭情况，只模模糊糊地知道这家有一个还没有长大的女孩，喜欢独来独往。我特别喜欢平底舞鞋，我一开始上舞蹈课就喜欢穿这种舞鞋。我喜欢在大厅的镶木地板上跳滑步，感觉就像是在冰上。我也会被带到其他宏大的厅堂里，它们的屋顶高得像教堂似的。我父亲的官邸坐落在将军办公楼的侧翼。有些房间很适合于跳滑步，所以我在那里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现在当我回想往事，我仿佛还能看见自己跳着滑步——一直是一个人。

在拜罗伊特呆了一阵子之后，我和尼采打算去图林根住几个星期——我们在那儿所住的房子的主人是当地的一个牧师，他碰巧是我在苏黎世学习时的老师的一个学生，所以我们有同门之谊。一开始，我和尼采似乎对各种各样无聊的话题都要争论一番，我至今无法理解那些话题，因为它们没有事实的基础。不过，我们很快就把争论置于脑后了，而我们后来的经历则非常丰富多彩，而且没有任何第三者来打扰我们。在这段时间，比在罗马时期或在旅行时期，我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尼采的思想。除了他当时刚刚完成的《快乐的科学》，我对他其他的任何著作一无所知。在罗马时，他曾给我们朗诵过《快乐的科学》里的章节。每当尼采朗诵的时候，他和雷的嘴里会不约而同地进出同样的词句。自从尼采和瓦格纳分道扬镳之后，有一段时间，无论在知识上还是在精神上，他和雷是并驾齐驱的。尼采偏爱格言体写作——那是他的疾病和生活方式导致的——雷天生也有这种偏好。他的口袋里常常揣着如拉罗什富科或布吕耶的作品，他在知识界的位置一直动摇不定。那时他正在开始写作他的第一部小型专著《论虚荣》。而尼采这边呢，他已经在开始收集他的格言，准备出版《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我们在这部作品中感到了尼采这个寻找上帝的人的深刻冲动，他的思想来自宗教，而且正在走向宗教的预言。

我早在那时给雷的一封信中就已经说过这样的话：“我在遇到尼采后不久，就写信跟玛尔维达说，尼采是一个具有宗教本性的人。她很不情愿接受我的这个看法。今天，我想再次重申这一点。我们会活着看到他成为某种新宗教的预言家，他会招募英雄人物做他的信徒。在所有这一切事物上，我和他的所感所非常相像，有些话能异口同声地说出来。在过去的三周里，我们聊啊聊，几乎要聊死了。奇怪的是，他几乎每天能跟我谈10个小时。这很奇怪，不过，我们的交谈使我们不知不觉走向了陷阱，走向那些令人迷惑的地方，我曾经单独一个人爬到那陷阱的边沿，看到下面的深渊。我们就像两只山羊，如果有人听见我们，他可能会以为是两个鬼魂在谈话呢。”

当尼采跟雷谈话时，我不可避免地会着迷于他的言语和本性中的某些东西，这些东西是不会得到完满表达的。对于我来说，其中夹杂着最最孩子气的回忆或似懂非懂的感受，这些回忆和感受来自我个人不可摧毁的童年回忆。不过，它们还不至于使我成为他的信徒或追随者：为了把所有这一切都搞明白，我得逃避这一切，所以我一直在犹豫不决。同时，这种痴迷伴随着某种内在的厌恶情绪。

在我结婚之前的日子里，保罗·雷曾有意地避开波希米亚文人的圈子，我们交往的范围几乎毫无例外都是学术界的，但这种情况现在改变了。我从来不曾对文学这样地感兴趣（俄罗斯文学使我感兴趣是出于别的原因）。当我涉足文学时，我感到自己很“无知”，对早先时候轻松的乐观主义一无所知，而这场新的争论就是针对那种乐观主义发动起来的。不过，那最使我们感动的是人性因素：新精神所鼓吹的是青春的快乐、活跃和自信，甚至于当我们在处理最黯淡无光、最令人压抑的问题时也是如此。亨利·易卜生在德国的声名是个重要的事实。我丈夫把易卜生的作品介绍给我，向我朗读挪威语本的原文，一边读一边还译成德语。两座“独立剧院”出现了其中一座一直保留到了今天。在布拉姆和易卜先生、霍普特曼的共同领导下，不断地取得胜利。我跟独立剧院的创始人之一马克西米连·哈登的友谊也是从那时开始的，而且延续了许多年（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除了格哈德，卡尔·霍普特曼博士直到那时都还想在哲学领域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同时也在提倡对戏剧的热忱。奥托·哈特勒本积极地参与了进来，与他那好心的莫卜琛一道。年轻人为了文学和政治目标抛弃了他们的学术雄心。我把许多个夜晚都花在了跟尤金·库聂曼的争论上了，那时他似乎还没有准备好要一辈子在大学里教书。在那些我最亲近的人之中，从人性意义上而言，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乔治·勒德布尔：让我把这些词句当成对他的问候。

那时我们已经准备搬进第二处公寓，它正好位于森林的边缘。房子极小，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不需要请人来收拾。那时——1894年——我去了巴黎，那儿的文坛也正在发生类似的变化。那时正值卡诺总统被暗杀，各个方面的人都被卷进了政治的漩涡。安多瓦内的“自由剧院”开张了，它跟柏林的“独立剧院”相仿佛。吕格妮，坡的《作品》上演了。霍普特曼的《阿内尔》中的女主人公曾经在柏林由宝拉·康拉德扮演，她后来成了施莱特尔的妻子，安多瓦内把它在舞台上演成一个贫穷\\苍白的街头小女孩形象。尽管法语时时跟霍普特曼的诗歌发生冲突，如当阿内尔说词“Fliederduft”(百合花的香气)时，她不得不说成了一个句子“扫sens le parfum de lilas”(我闻到了百合花的香气)。后来在俄罗斯，我看到了最令人动心的郇可内尔》：它之所以那样地令人动心，是因为它用拜占庭风格表现了天堂和救世主，而这种风格是克制的、朴素的。

在巴黎，跟在柏林一样，我跟各种文学圈子频频交往，大家都具有共同的兴趣，只有老一辈文人反对我们。

赫尔曼·邦当时住在圣日耳曼，非常活跃。尽管他常常生病，但精力充沛、充满幻想。我现在几乎可以一个字一个字地回想跟他的一次谈话，他说，每当他开始一个新的写诗计划时，他会恐惧得发抖：他会一直跑到窗口，希望能看到某种他可以用作借口的东西，那样他就可以不马上开始写。你几乎能看到艺术创作过程中的那种无情的效果，即在被抑制的意识的最深层，使物象发生明显的变形；你也可以看到艺术家的恐惧，那种恐惧在转变的过程中战胜了他。尽管我很了解赫尔曼·邦的那些旷日持久的问题，但是从那之后，我每次看到他，就会情不自禁地想到，他正在把他的恐惧转变成一种更加活跃的东西，而且在生理层面上也是如此。我们认识到，邦的小说(如《白房子》、《灰房子》)深深地植根于他的个人记忆，我们也会感觉到那种伴随他的写作的恐惧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