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婚（zàihūn，英文：remarry）：再次结婚。再婚在我国经历了先秦（现象普遍存在，儒家思想中禁止再婚）、秦汉（行为依然存在，但是限制思想进一步系统化）、魏晋南北朝（法规沿袭前朝，言论有所放宽）、隋唐（再次放松）、宋代（法律条文的固定少动和礼教思想渐趋严酷下社会风气的改变）、明代（较唐代更为宽松）、清代（妇女改嫁要受到强大的宗族阻力，法规也有刑法的规定）至国民时期（废止了关于妻子再婚必须服完夫丧的规定）的发展。

中国再婚制度的历史沿革(先秦时代 秦汉时代)

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 宋代 元代 明代 清代 国民时期)

中国再婚制度的历史沿革

先秦时代

一、先秦时代 —— 妇女再婚现象普遍存在，同时在儒家思想中已出现禁止再婚的言论

春秋战国时战争频仍、人口损失惨重，使得婚姻所承担的繁衍人口任务更为重要。孀妇再嫁自然就不成问题了。甚至在诸侯国君中，这种事都屡见不鲜。史载卫宣公和其继母私通，所生子长大后迎娶齐女，宣公见齐女貌美，竟劫夺来据为己有。《诗·邶风·新台》就是卫人讽刺宣公之作。宣公死后，其庶长子公子顽又迎娶宣姜，生子女多人，有二人后又继为国君。卫人又作《墙有茨》刺之。其贵为国君，竟然迎娶再嫁、三嫁之女，而且其后代并未受到歧视，可见此风俗的普遍。从现存的关于先秦时代法律规定的残存记载中，也未见有对妇女再婚作出限制之处。 当然，丧偶妇女的再婚是有一定限制的，即必须为丈夫服满丧期，必须遵守社会习惯中对婚姻成立要件的规定，等等。

秦汉时代

二、秦汉时代 – 限制再婚理论的进一步系统化和再婚行为的依然普遍存在

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贯彻法家思想，礼法道德传统相对受到忽视。秦代家庭立法中，在妇女再嫁的问题上，也就非常地宽容。从江陵张家山汉简中有关秦代法律的记载可以看出有“夫死而妻自嫁，取者勿罪”的规定。秦始皇“会稽刻石”的一句“有子而嫁，倍死不贞” 千百年来被看作是限制有子孀妇再嫁的规范，经现代一些学者考证，认为并非限制丧偶妇女，而是对未婚先孕作出否定性的评价。

汉武帝之后，儒学逐渐地成为社会主流的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两汉时的儒者和官僚发挥了先秦典籍中关于男尊女卑思想的表述，对妇女再嫁问题给出了道德上进一步否定的评价。班昭《女诫》中说：“男有再娶之意，女无再适之文。” 两汉时的统治者也开始旌表守节孀妇，汉宣帝就曾于神爵四年（前58年）给颍川一带的“贞妇顺女”奖励布帛。东汉以后，这种举动变得非常频繁。 不过，两汉时正统儒者的言论尚未完全拘束人们的社会行为。当时的成文法律没有明确地限制妇女再嫁。而实际生活中，妇女再婚的现象屡见不鲜。光武帝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守寡后，看上了有妇之夫宋弘，光武帝亲自替她作说客。东汉末年的著名文学家，蔡邕之女蔡琰（蔡文姬），先嫁河东卫中道、被掳入匈奴后与左贤王成亲，并生有子女，归汉后又嫁与董祀，先后改嫁两次。这样的身世并没有成为她一生的污点，相反她由于传奇的经历和文学上的才华被南朝人范晔收入了《后汉书·列女传》，这在一千多年之后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古诗《孔雀东南飞》叙述东汉建安年间的故事，刘兰芝不见容于婆母，其夫被迫出之，回到本家之后，马上就有众多提亲者找上门来，可见妇女再嫁、即使是被出妇女的再嫁，都不是羞耻之事。

魏晋南北朝时期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 – 法律规范的因袭前朝和社会舆论的由宽渐严

三国时期对于妇女再婚的问题，同样沿袭了汉代法律的宽松规定。《三国志》记载吴主孙权就曾纳丧偶妇女徐夫人为妃。魏文帝曹丕的皇后甄氏原为袁绍子袁熙之妻，袁绍被曹氏打败后，归于曹丕，后来失宠，据说是与曹植有染，后人还从中附会出了著名的洛神传说。

西晋统一全国后，晋武帝多次颁布诏令，禁止士庶为婚、严明嫡庶之别。对于孀妇改嫁问题，和东汉时的情形类似，官方意识形态中已经频繁赞扬守节的烈女，而民间改嫁的现象仍时有发生。

五胡乱华使社会生产倒退、人口锐减，在长达二百年的时间内，文化亦停滞不前。在东晋、南朝的宋、齐两朝，以及北方的十六国、北魏时期，由于玄学的兴起，儒学处在相对低潮的发展阶段。反映在家庭法领域，妇女的地位略有提高。东晋时甚至出现了以女休夫的情形。至于妇女再婚，也较为普遍，刘宋朝的公主普遍和驸马不和，纷纷被皇帝准许离婚再嫁。 但是，南方到了梁代以后，儒家礼教开始重新兴盛，统治者对于贞节烈妇的宣传也开始升级。《梁书·顾宪之传》：“有贞妇......少孀居，无子，事舅姑尤孝，父母欲夺而嫁之，誓死不许，宪之赐以束帛，表其节义。”这样的例子在梁、陈两代渐多，潜移默化地改变着社会风气和舆论导向。 同样，在北方，即使是十六国和北魏初期的长期战乱时期，宣传妇女节义的论调始终不绝于耳。北周政府正式下达诏令，宣布“孝子、顺孙、义夫、节妇，表其门闾。”这也是效仿历史上汉、晋这些汉族政权的措施的一种举动。

隋唐时期

四、隋唐时期 – 盛世之下对妇女的束缚再次放松

隋唐时代经济发展水平、思想文化观念都走在世界的前列。社会舆论和官方立法对妇女再婚的问题显得非常宽容。 据《新唐书·公主传》的记载计算，唐代中前期的公主中改嫁者即有二十九人，其中有五人甚至三嫁。著名的襄城公主、太平公主，都曾改嫁。皇室如此，民间更是家常便饭，大儒生房玄龄、韩愈的夫人或女儿都曾改嫁。可见当时，“女无再嫁之文”的古训一定程度上被人们遗忘，即使是主张道德文章的正统知识分子们也不以改嫁为非。《旧唐书·列女传》记载：“楚王灵龟妃上官氏，王死，服终，诸兄谓曰：‘妃年尚少，又无所生，改醮异门，礼仪常范。’”这说明当时年轻又无子的孀妇改嫁，是社会的常例，“守节”说不定才是不正常的。 与此相对应，男子，甚至是贵族男子娶再婚妇女，也不以为耻。众所周知武则天原为太宗才人，是正式的嫔妃，结果被高宗立为皇后。杨贵妃本是唐玄宗子寿王妃，却改嫁玄宗。这些在后人看来属于乱伦的行为，却在唐代皇室中公开地存在。至于朝廷大员、知名人物，娶再嫁之妇更是司空见惯。

宋代

五、宋代 – 法律条文的固定少动和礼教思想渐趋严酷下社会风气的改变

宋初，仍乘唐代遗风，社会上妇女再嫁之风流行。皇室内部经过五代时的多年变乱，甚至连唐末制定的公主不得再嫁的规矩也不遵守。太祖之妹初嫁米福德，守寡后改适高怀德。范仲淹幼年丧父，随母改嫁，长大后才归宗。宋仁宗时颁布了类似唐宣宗当年的规定，宗室有子者的改嫁被禁止，但民间改嫁之风终北宋年间，未见式微。周敦颐、程颐等所宣传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类，在北宋当时影响并不很大，程颐的侄子亡故，媳妇也未能守节。但是，南宋以后，礼教之风渐趋严厉，在这以后，绝无皇室公主和亲王郡主多次下嫁的记载，一般的官宦人家之女，再婚的状况也逐渐减少。与之相对应的是，《宋史》、《元史》列女传中的节妇、烈女的记载与前代相比，大为增强。

元代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特殊的时代。一方面由于蒙古统治者推行民族歧视政策，广大中原和南方的人民忍受着空前的不平等待遇；另一方面，北方游牧民族的某些习俗也在这一时期流传到了全国，使元代的社会风俗和法律规定都呈现出一些独特之处。北方民族盛行兄死，嫂改嫁于弟的习俗。这个古老习惯从当年的匈奴族起就已存在。西汉初年，汉王朝和匈奴签定和亲之议，高祖和单于以兄弟相称。高祖死后，冒顿单于致书吕后，要求吕后嫁给她。其实这在匈奴来说是正常风俗，但这在中原汉族看来是奇耻大辱。吕后大怒，但这个强悍的女人在国力虚弱的情况下也无可奈何，只得致书单于说：“您没有忘记我，真是我的万幸。但我年老体衰，齿发脱落，不能侍奉您，今献上车驾几辆，权当我在您身边侍奉。”堂堂一国皇太后，这样哀求别人，也算是颜面丧尽。这一习俗建国初还在某些少数民族中流传。元代时，该习俗不但在进入中原的蒙古人中继续存在，还进入了汉族居民的生活之中。《大元通制条格·户令》中记载了很多小叔收嫂的例子。叔嫂成亲，在汉族传统习俗中，本属于亲属间相*，这是少数民族习俗对中原文化发挥影响的一个实例。但是，嫂子改嫁小叔，不但在伦理上使汉族人难以接受，而且也产生了法律冲突。元代法律对于汉族男女婚姻继续了“有妻不更娶”、“守志者不得强制改嫁”等限制，而如果小叔原有妻又收嫂，在法律上就无所适从。基于此，元中期以后，对于收嫂给予了逐渐严格的限制，如：嫂仅订婚不收继、叔已有妻不收继、叔嫂年龄相差悬殊不收继等。而且，蒙古族风俗中还有一些其他的收继制度，象侄儿收养婶母、兄收养弟媳，因为和汉族传统礼教太不相容，不在汉族地区实行。当然，其中最严的一条，还是沿袭前代规定立志守节的妇女不得被强制改嫁。至元十三年三月，户部在上奏中认为“今后此等守志妇人，应继人，不得骚扰，听从所守，如却行召嫁，即各断罪，仍领收继。”对于守志孀妇，元政府和前代一样给予表彰，大德八年正月的诏书讲：“妇人服阕守志者，从其所愿。若志节卓异，无可养赡，官为给粮存恤。”《元史》所收入的节妇烈女也不比前代为少。随着蒙古统治者的北退，小叔收嫂这种在中原人看来多少有些奇特的风俗，也就在法律中被重新禁止。

明代

六、明代

《大明律》首次将前代法典中关于妇女再婚问题的两条规定“居丧嫁娶”与“妇女守节而强嫁”浓缩到一条之中，不过处罚力度变轻。在唐宋“徒三年”的“居丧嫁娶”，改为“杖一百”，唐宋“徒一年”的父母、祖父母之外的人逼迫孀妇改嫁之罪，在《大明律》中仅“杖八十”。明朝法律的规定甚至比唐代都要宽松。

清代

七、清代

《大清律》对于强迫守志孀妇改嫁的问题，作了破天荒的新规定：“其夫丧服满，果愿守志，而女之祖父母、父母，及夫家之祖父母、父母强嫁之者，杖八十。期亲加一等。大功以下又加一等。”在当时，宗族习惯法、地方习惯法实际上起着主要的调整功能。因此，妇女要想成功地再嫁，首先就要遇到极其强大的宗族势力的阻碍。

清末起过渡作用的《大清现行刑律》仍是诸法合体的体例，其中基本沿用了《大清律》中对妇女再婚问题的规定：“凡男女居父母丧及妻妾居夫丧，而自嫁娶者，处罚。命妇夫亡再嫁者，罪亦如之。”不同的只是去掉了过去身体刑的规定。制定《大清民律草案》之时，守旧派对于草案中的婚姻家庭部分，极力主张沿用传统的宗族、家长、服制等规定。对于夫妻间的权利、义务，也主张作出不平等的规定。最后结果虽然在其“亲属编”引入了不少先进的西方理念和制度，但也保留了诸如宗祧继承、嫡庶之别等中国传统的陈旧规定。

国民时期

国民政府制定的《中国民国民法典》，仍然保留了很多封建宗法制的残余，如夫妻间地位不完全平等、实质上承认纳妾的合法化、保留亲属会议制度等。但在妇女再婚问题上，终于摆脱了千百年来的传统，废止了关于妻子再婚必须服完夫丧的规定，命妇不得再婚的荒谬制度也随着封建等级制的废除而不复存在。这部民法在987条规定：“女子自婚姻关系结束，六个月内不得再行结婚。”这是仿照西方国家的待婚期制度而设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