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霍尔特家境宽裕，大学毕业后获工业管理学士学位二战时在海军服役二年，在此期问，他发现了个“学习社群”(learning community)，一位不同寻常的船长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位船长“信赖那些（像我一样）最年轻、最没有经验的下属并肯委以重任……他明白让一个人学习某种事物的最好方法就是要去做……这是第一次有人从内心深处真正地信赖我”。 后来霍尔特出色地执行了一项重大任务，对他而言“这是一次非常有震撼力的教育经历，使我士气大增’。战后，深感原子弹战争带给人类的自我毁灭性危害，霍尔特加入了“联邦制拥护者国际联合会”(The United World Federalists)。该组织的理想是通过建立一个“国际政府”来实现世界和平。

1952年，作为该组织纽约分部的执行理事工作6年后，霍尔特因不满其日益低下的工作效率而离开，随后的一年他完成了骑车环游欧洲的旅行之后，霍尔特探望了住在新墨西哥州的姐姐，此时正是他对末来感到十分迷茫之际。姐姐认为霍尔特非常喜欢孩子，而孩子也乐于与他相处，便一再建议他去从教。于是霍尔特到科罗拉多州的一所山区小学体验了一天，立刻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此便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四年后他又在建桥一家私立学校作了一名五年级老师，在这里他遇到了比尔赫尔(Hill Hull)，一位与他同样对儿童有着浓厚兴趣的同事。于是，他们开始合作并对每个班级的儿童做了长期的课堂观察。当美国教育领域那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到来之后，丰富的教学经验、深入细致的教学观察以及深刻的教学体验，使得约翰·霍尔特对此有着充分的发言权。

1964年，约翰·霍尔特出版发行了《孩子是如何失败的》(How Children Fail)一书在书中，他这样论述了自已对儿童教育和学校教育的看法：

爱学习是儿童的天性。“没有人天生愚笨，只需仔细观察那些婴孩，认真思考他们的所学和所做，你就会明白：除了极端的智能迟缓者，他们所展示出的生活风格、学习能力和求知欲，如果是出现在年长一些的人身上，这些人会因此被我们称之为天才”。

学校是一个让儿童变得愚蠢的地方。为什么学校教育中儿童的学业水平会有如此大的差异？霍尔特的答案是，儿童之间的能力差异并不能解释这切，而是充满竞争和评价的学校环境导致了这种结果。学校教育只会让儿童产生强烈的学业竞争的焦虑，从而扼杀了他们爱学习的天性“学习的能力不是被其他，而是被我们误称为教育的过程中所破坏……是我们成人对儿童的所作所为以及指派儿童所做的事情，破坏了他们大部分的智能和创造力(确切地说，)是由此产生的恐惧感破坏了儿童的这些能力他们害怕有负他人所望，害怕发生不愉快，害怕犯错误，害怕失败。此外，学校中许多教学活动使儿童产生的“厌烦感”(boredom)和“抗拒感"(resistance)也是导致他们学业失败的重要因素。

学校抑制了儿童个性的发展在学校中，教师是儿童眼中全能的权威人物。错与对、善与恶、真与假均由教师裁断，面对这样一种处境，“儿童学会了运用策略以求得生存”，以避免麻烦、尴尬、惩罚、反驳，或者地位的丧失，并借此消除自身的焦虑和恐惧感。于是，“教育过程成为欺骗、吓唬、看脸色、猜心思、抓线索、猜答案以及从别人那里取得答案等一系列把戏的组合而己”。孩子们变得怕冒险、怕尝试，日渐丧失了观察力、思考力、自信心、判断力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提倡儿童中心的课程和教学方法。霍尔特指出，教师在教学中所做的一切都基于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教育理念，即“每个学生必须掌握最基本的知识”，学校预先规定好学生必须“掌握”和“接受测验”的课程，强迫儿童去学习，而无视儿童的需要，脱离儿童的常识、经验和他们的现实世界。霍尔特认为，事实上人们无法确定哪些知识才是必要的，“我们又何从知晓儿童学习那些成人看来没有价值的知识一定是在浪费时间？”因此，那种把课程作为知识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的做法是荒谬的。如果学校认为自已的权力和职责就是告诉儿童哪些东西必须学习，那么学校里就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学习。只有儿童自已才真正了解哪些学习内容是他最需要的。成人的任务仅仅是尽可能为儿童提供帮助，让儿童了解学习的线索和途径。实际上学校只使学生整天重复乏味的作业，忙于应付机械操作似的功课，使得他们没有时问和机会进行真正的思考。

该书与相继出版的《孩子是如何学习的》(How Children Learn)(1967)，不仅在美国社会而且在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有媒体认为，霍尔特提出“一种崭新的学校教育”。《纽约书评》(New YorkReview of Books)称赞约翰霍尔特为“皮亚杰式的人物”，这两本书被翻译为至少14种以上的语言，至今仍然不断再版，销售量超过1,500,000册。

之后霍尔特在哈佛大学和加州伯克利大学做过短期访问学者。他认为学校并没有真正按照他的教育理念进行改革，故在此期间，又有两部旨在改进学校教育的著作问世，即《低学业成就的学校》(The Underachieving School)(1989)和《星期一我做什么》(What Do I Do in Monday) (1970)，目的在于给一切儿童教育机构和个人(包括家长)提供详细具体的指导，比如教授数学、科学、历更等学科的教学方法，并配之以实例，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20世纪60年代末，许多人开始谋求公立学校外的教育改革，自由学校运动逐渐兴起，霍尔特非常支持这种新的教育形式，认为自由学校可以帮助传统学校中的劣势儿童更好地学习。在众多的教育批评家中，伊凡伊里奇对霍尔特的影响最大，二人通过书信以及合作等方式交流思想，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伊里奇认为，学校承担的一个最重要的社会职能是社会角色的选择和分配，是复制阶级的工具；学校视教育如商品，而不是把它当成人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学校里的评价标准并不公平，但很多人正是缺乏了学校颁发的所谓资历证书，而不能得到他们最能胜任的工作。伊里奇认为现代社会的知识形成主要通过学校系统，并称之为“学校化社会”(schooling society)，学校带有压抑性与破坏性，使人互相隔阂并失去人性。许多现代文明的重要病症正是由此而起，如非人性化、不自然、普遍缺乏创造力等因此，伊里奇提出了“非学校化教育”的思想(Deschooling Education)以改造现代社会，主张禁止开办一切学校，废除一切教育制度，使教育非学校化、非制度化……霍尔特非常赞同伊里奇关于学校功能的许多分析，二人还树立了共同的奋斗目标。在给伊里奇的一封信中，霍尔特这样写道:“在努力实现我们所期望的变化，让社会变得更加欢乐，科技不再带有自我毁灭性的过程中，我们所起的作用几乎完全相同，略有差异的是，从某种程度而言，您更像一位预言家，而我更像一名战术家……”

70年代初期，霍尔特渐渐发现了一个他不愿接受的事实：在很大程度上，学校改革只是一种时髦和幻想，几乎没有人真正支持给予儿童更多的自由、选择和自我主导的权力，人们并不真正信任儿童。“我不断地问自已这样一个问题：一直以来，以各种方式组织、运行的学校有没有存在的必要？学校是最好的学习场所吗？甚至，它们可以算作一个好的学习场所吗？”同时，霍尔特也试着从更加广泛的社会层而来理解教育和教育问题：“人们，即使是儿童，他们所受到的教育，更多的是来源于其周围的社会大环境及其整体的生活质量，而不是学校……那种认为学校是唯一保存和传递美德的场所的想法，或许还适用于中世纪；但在一个充斥着汽车、飞机、电视和大众媒体的世界中，这种想法己经行不通……我们应该关注更为广泛的学校和学校教育自身的问题。它们能完全符合我们所有的要求吗？……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

1976年，在他的另一本书《取代教育》(Instead of Education)中，霍尔特正式宣布放弃在传统学校系统内部进行教育改革的努力，“不要浪费时间试图进行学校改革了，它们根本不能被改革……”在该书中，他倡导自我主导性的、有目的、有意义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并勾勒出一个乌托邦一一“学习者社会”:在那个社会中所有的人都能做各式各样有趣的工作，这些工作恰恰适合他们的技术和智力人人都会做得非常出色，并以此为荣……如同自已的工作，人们的政治生活同样充满意义，他们选举的公务员将是真正的人民公仆，而不是卑鄙的君主或政府官员。人们将塑造和控制他们的社会，而不是被社会塑造和控制在这个社会里，人们不必担心“教育”，他们只忙于从事那些有趣而又重要的事情，并将因此变得更加聪明、博学、有能力;他们将从一直生活和工作于斯、并不断加以改造的世界中学习……沿用以前的风格，霍尔特继续提供了大量实用的建议和实例，包括如何使现实的成人世界对儿童产生教育意义，如何举办自由学校、交流学习经验等。更为重要的是，霍尔特还为那些想开办家庭学校的家长出谋划策，建议他们通过合法或温和抵抗的方式帮助孩子脱离学校，并称此种方式为“地铁”。

《取代教育》不仅标志着霍尔特学校观和社会观的转变，还是他从事家庭学校事业的开始。那些此前己经在实施家庭学校教育的家长通过这木书认识了霍尔特他们给他写信交流自已的经验和体会，有些家长告诉霍尔特，在他们那里家庭学校原本就是合法的；有些家长则采用地下的形式；有些则巧妙地利用法律的漏洞。他们有些处于偏远地区，有些是城市居民。霍尔特对此非常感兴趣，他和所有来信的家长都建立了联系。为了让更多有这样想法的人能够团结在一起，分享彼此的经验，同时也为了宣传自已的教育理念，鼓励更多的人开办家庭学校，逐步实现理想中的“社会变迁”(social change)， 1977年8月，霍尔特创办了一份关于家庭学校的双月刊杂志——《非学校教育下成长》(Growing Without Schooling)。在第一期中霍尔特这样描述了该杂志的宗旨，杂志要提供“让人们无论老幼都可以学习和学会做事、获得技能的途径，使他们不必通过学校教育的过程，就可以找到有趣而有益的工作”。更大程度上，该杂志面向那些想把孩子从学校中解脱出来的人们，教他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在此过程中，他们中的有些人遇到了什么问题，又是如何解决的。杂志内容以家庭学校家长的来信和霍尔特对家长问题的解答为主，还包括与家庭学校有关的新闻和教育资源等。这本杂志成为霍尔特和家庭学校教育者、以及家庭学校教育者之间互相交流的一个优秀平台。

70年代末，霍尔特创造了一个新的术语来为自已的教育哲学命名——‘非学校教育”(un-schooling)，用以强调家庭学校并不是传统学校的缩影。家庭作为孩子在世界中成长的基地，它最重要和最具价值的地方在于:“它不是比学校更好的学校，它根本就不是学校，它不是一个人造之所，不是那种为了促使‘学习’产生而实际也只有这种‘学习’产生的场所它是一个自然的、有机的、重要的和最基本的人类的机构，且‘显而易见是其他所有人类机构的基础’。霍尔特认为成人和儿童都需要“非学校化”的教育，“学”并不是“教”出来的，学习者的好奇心和行动才是导致‘学习’产生的决定因素。人类生而具有自我学习的能力，自主性学习是仅次于生存权的基本人权之一。“非学校教育’强调非结构化的、即时性的、儿童主导式(children-directed)的学习。在霍尔特的著述中，“非学校教育”与“家庭学校”这两个词经常交换使用。

80年代初，霍尔特在积极倡导家庭学校时还号召：就政府对公众生活干预的领域而言，没有比政府对儿童教育领域的干涉更不正当、更有害也更容易反抗的了。那些认为政府己经干预太多、想将政府权力对自已生活的干涉降至最小的人，将会发现他们孩子学习的地方正是他们要实现自已目标的首要阵地。

除了出版大量著作和不断发表文章外，霍尔特还经常接受各类媒体的采访，宣传家庭学校教育的理念，频繁地到全国各地做报告。他的报告对象可能是大学师生，也可能是那些由家长组成的小群体；报告场所，可能是规模宏大的礼堂，也可能是公园、小旅馆、其至家中等较小的地方。即使是受一些其他机构的邀请，霍尔特都会顺便为当地的家庭教育者们做演讲。霍尔特还常撰写文章指导家长如何为自已辩护，或者亲自出庭为那些被指控的家长辩护，为他们的孩子争取在家上学的权力。“霍尔特在几个州立法委员和各种委员会面前有利而机智的证词，为家庭学校在一些州的实施铺平了道路，每天他都能收到盛满信件和杂志订单的巨大邮包。

1985年，约翰霍尔特去世，他一生共写了10本书，其中7本仍然在版，他的教育思想不断被学者、教育评论家引用，其至一些著名的公立学校教师也在课堂教学中使用霍尔特的教育理念，而“非学校教育”一词作为霍尔特的独创，早己人所共知，他创办的杂志《非学校教育下成长》是全美国其至全世界第一本关于家庭学校的杂志。除美国人以外，该杂志其至还拥有来自加拿人、澳人利亚、英国以及欧洲和东南亚等地的订户。去世之前，霍尔特几乎把自已的全部财产都留给了这份杂志。

霍尔特的教育思想及其终生为之付出的不懈努力，“倡导和巩固了新兴的家庭学校运动’，其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深深地影响着一批又一批的家庭学校教育者。正如曾长期担任《非学校教育下成长》杂志编辑的苏姗·娜谢非尔(Susannah Sheffer)所评价的那样，霍尔特的一生是“有意义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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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霍特（1923-1985），著有10本著作，包括《孩子是如何失败的》、《孩子是如何学习的》、《永远不太晚》、《学而不倦》。他的作品被翻译成14种语言。

《孩子是如何学习的》以及它的姊妹篇《孩子是如何失败的》畅销超过两百万册，影响了整整一代老师和家长。约翰·霍特对孩子思维的深刻见解受到越来越多的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