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称简介

名称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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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华尔街”是上个世纪30、40年代外国对中国上海外滩的一个称呼，当时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纽约和英国伦敦，位居全球第三；3里长的江边弧线，汇集上千家金融机构，成为中国现代金融业活化石。这不仅仅是对外滩的一个称呼，也是外国人心目中外滩在中国的作用。外滩是上海的风景线，是到上海观光的游客必到之地。外滩又名中山东一路，全长约1.5公里。东临黄浦江，西面为哥特式、罗马式、巴洛克式、中西合壁式等52幢风格各异的大楼，被称为“万国建筑博览群”。

名称形成

由于地处长江三角洲冲积扇平原，面临东海，早在清乾隆、嘉庆年间，上海就成为全国贸易的重要港口，为“江南之通津，东南之都会”。1843年上海开埠，1845年又辟为租界。开埠之后，由于租界独特的社会政治条件，上海很快成为了外国殖民主义者在我国倾销商品、搜刮原料的主要口岸。旧中国输入的洋货与输出的土产，大部分在上海集散。

上海的对外贸易日益繁荣，很快超过原先处于领先地位的广州。1861年，上海外贸占全国的比重已经超过50%。在1871年尤为突出，上海的对外贸易比重甚至达全国的63.6%，而此时的广州仅为13.4%，天津为1.5%，汉口为1.7%，其他口岸为19.8%。

金融与贸易之间的影响互相依存。上海当时既然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商货集散地，必然要大量地、每日每时地产生金融周转。在鸦片战争后，上海的金融业获得迅速发展。

除早在乾隆年间已成规模的钱庄外，票号在上海迅猛增加。在鸦片战争之前，山西票号在上海尚无一家分号，而到了光绪十年（1884年）已达24家。钱庄主要开展拆放款业务，票号主要进行汇兑业务，钱庄和票号合在一起，为工商企业提供了相对比较完善的金融服务。但因历史和文化的因素，钱庄与票号之间的行业分割，造成这两类金融机构资本薄弱，竞争力不高，很难做大做强。最终票号因业务单一，加上过度依赖于清政府以及银本位制消亡等因素，在辛亥革命后没能避免全行业倒闭的命运。

此外，在中国没有自办银行前的半个世纪，外国侨民还只有134人的1847年，英商丽如银行已在上海设立其分支机构。继英国之后，其他国家的银行相继在上海设立机构。到19世纪末，西方列强在上海设立的分行已达23家。此时的上海，存在着外国银行、山西票号和上海钱庄三种金融势力。在这三种势力中，外国银行凭借雄厚的资本、近代化的经营方法外，还利用治外法权等特权，除大力推进存放汇款业务外，还经理清政府对西方列强的巨额赔款，从而在上海金融市场上占尽优势，处于主宰地位。

这时的上海金融业已相当发达，但还不足以构成完全的金融中心。因为当时的金融繁华主要是由于贸易发展所引起的，还未能充分发挥金融相对独立的功能；另外当时还没有一家华资银行，金融市场范围也较狭窄。

进入20世纪，上海的华资银行迅速兴起。自1897年盛宣怀开办中国通商银行以来，在沪华资银行纷纷设立，20世纪的头十年就开设了19家。辛亥革命后不久，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期间，帝国主义无暇东顾，中国的民族工商业趁此良机，凭借租界的有利条件，工业生产和商品流通获得巨大发展。华资银行也迎来了“黄金时期”，存款不断增加，贷款到期收回，利润倍增，资本积累迅速。商业银行中遂有著名的“南三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和“北四行”（盐业银行、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和大陆银行）的兴起。而煊赫一时的山西票号，在清政府灭亡后，因与清政府和官吏有关的垫款不能收回，出现周转不灵，全行业集中倒闭。此时的上海，金融业是外国银行、华资银行和钱庄三分天下。

一战期间的1916年5月，发生了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反北洋政府“停兑令”这一重大事件。该事件不仅确立了上海分行在中国银行中的枢纽地位，也树立了上海金融业独有的信誉，更为上海成为金融中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时设在北京的中国银行总行和交通银行处于北洋政府控制下，只顾为财政大量垫款，滥发钞票，以至实力削弱，信用不稳。北洋政府拟将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合并，集中现金，并准备发行不兑现纸币。消息传开后，京津两地中、交两行的钞票持有者，前往银行兑现的日益增加，交通银行的情况尤为严重。北洋政府国务院遂于5月12日对中、交两行下达了钞票停兑、存款止付的命令。而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商股股东（中国银行系官商合股）则认为骤行停兑，金融枢纽立时破坏，无异国家宣告破产，银行宣告倒闭，坚决表示“中央命令万难服从，沪行钞票势难停兑”。

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张嘉璈、经理宋汉章在取得上海金融界的支持后，毅然决定拒绝接受北京政府的命令，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照常办理兑付、付存。经过4天的挤兑现银后，上海平安度过了停兑风暴。这一事件让社会各界认识到，在反复无常、横征暴敛的北洋政府统治下的中国，上海是资金最安全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