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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条 袁可立
释义

袁可立(1562年4月25日-1633年11月12日)(二月十五~十月十一),字礼卿,号节寰,又号闲闲居士。睢阳卫籍,睢州城(河南睢县)内人。举明万历十七年进士,历苏州府推官、山西道监察御史。泰昌升尚宝司司氶、少卿、太仆寺少卿,天启二年升通政使司左通政、侍经筵,以右佥都御史巡抚登莱,五年任兵部右侍郎,六年转左侍郎,授兵部尚书太子少保,加太子太保。以忤阉党罢官,南都累赠光禄大夫。立朝不阿权贵,敢于为民请命,是明代著名的清官廉吏和军事战略家。历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为“四朝元老”之臣,诰“五世恩荣”之赏。

详介

倭警相倾轧 明察辨秋毫

袁可立祖籍安徽凤阳府颍州(今安徽阜阳市),八世祖袁荣,明初以军功授睢阳卫百户,后裔世袭其官。明万历十七年,袁可立成进士,初任苏州府推官,累官兵部尚书,世称其族“睢阳尚书袁氏”。( 民国二十二年《河南通志·睢县采访稿》:“睢袁氏有两族,大司马可立裔为‘尚书袁’,指挥裔为‘兵马袁’,并非一家也!”)

袁可立在苏州推官任上做了不少为后人称颂的事情。时倭寇出没,吴中一带实行“海禁”,一些势家动辄以“通海”罪名兴起大狱,相互倾轧。吴中有两名青年,一个叫王士骕,一个叫乔一琦,二人平时自由放荡,习武弄剑,为人侠义。为防倭患,二人组织了一批乡勇习武自卫。冤家知道后,以重金贿通官府,诬其聚众谋叛,与倭寇里应外合。

巡按得报大为震怒,令衙役将二人及从者缉拿处死。二犯等被押赴刑场之上,大声喊冤不止,袁可立觉得疑点重重,认为不能这么就草率处决人犯。于是以乌纱和性命保释二人候审,经多方查实,果然是冤案。袁可立对二人保家卫国的义举进行表彰,并将陷人的势家查办。当人犯从法场被解救出来时,天空无云而雷鸣,吴中传为“雷鸣案”奔走相告。

“修郄者以谋逆中之,抚按为之色变。公廉其无他,百口保焉。后会鞫,果不得实。而书生之得免于赤诛者,皆公再造也。”(孔贞运《明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

重案惊朝野 定谳袁推官

董份,浙江乌程县(今湖州)人。明嘉靖二十年进士,授编修。嘉靖三十八年加工部尚书仍管吏部左侍郎事,升礼部尚书。四十四年,给事中欧阳一敬劾其党严嵩,纳严世蕃贿,诏黜为民。董份为人贪险,在官攀附权贵,居乡广占良田。“富冠三吴,田连苏湖诸邑,殆千百顷。有质舍百余处,各以大商主之,岁得利息数百万。家畜僮仆不下千人,大航三百余艘”,是浙江南浔屈指可数的乡宦。

万历二十二年,董份之孙董嗣成提出惩戒家奴,允许民户回赎,价不足者予以补足。言行一出,立即引起湖州民众抗议。同时有乌程县祭酒范应期,也称霸一方,遮上诉状者千人。右副都御史浙江巡抚王汝训和巡按御史彭应参未经细致查实,令乌程知县张应望将范应期拘捕。范应期不堪其辱,自缢而死。范妻吴氏赴京诉冤,万历帝怒,命将彭应参、张应望下狱。谪知县张应望戍烟瘴之地,王汝训、彭应参等俱削籍为民,连举荐王汝训、彭应参的吏部尚书孙丕扬和都御史衷贞吉等朝中大佬广受牵连,案件震惊朝野。所涉大小衙门无敢过问,而百姓告状不止,大有酿成更大民变的危险。

在此情形下,上台命苏州府推官袁可立审理这一棘手大案,袁可立首先“博收讼牒下各县以杀其势”,他通过调查得出的结论是董、范两家田产多以抵债或低价收购、接受投献而来。但董、范两家也势不让人,动用各种关系强烈要求官府严惩参与打砸抢的人。袁可立顶住上头的压力,左右周旋,竭力保护弱势民众一方,除了将少数为首施暴者“徐取一、二倡乱者抵法”(明 黄道周《节寰袁公传》),其余均以民事案件分发到各县衙门从轻发落,使这一轰动京城的事件很快得以平息。经过退还,董、范两家大户的田产所剩已十不及其三。

巡海问琉球 断案奇如神

袁可立在查办涉倭案件时,发现被指为倭寇同党处以极刑者一时竟多达数百人之多,有些案件甚至殃及妇女儿童。于是他不惜得罪一些急于邀功的高官权贵,对案件进行重审,先后使千余名无辜百姓和渔民免遭屠戮而获释,一些贫困不能归家者还发给路费。一次,袁可立奉命巡海琉球(今日美所谓冲绳者,向为中国藩属),一个李姓千总邀袁可立共饮,席间出赠三把倭寇“武士刀”,袁可立审视之,见刀面光洁如玉,十分精美,但谢绝了千总将刀退还,袁可立凭经验发现这不是倭刀,而是来源于琉球之物。不数日,海上传来战报,说军队打了胜仗,击毙倭寇数百,擒获20名俘虏和大量物资及船舰。但在审验时却没有战俘的口供,也没有证据,案件一筹莫展,但急于报功的军方要求草草结案将犯人处死。巡按感到棘手,交给推官袁可立查办。袁可立接手时,有两人已毙死杖下,另外的十八人也被以毒药致哑,即便不完全哑也因为语言不通而无法辩冤。袁可立据理力争,上奏朝廷将人犯缓死暂系狱中。袁可立仔细地查验了所有缴获的物品,惊讶地发现自己曾经见过的三把“倭”刀竟然也在其中,又被当作“战利品”重新上报。顿觉案件大有蹊跷,马上找来李姓千总进行对质,但千总死不承认诬良为盗的事实,并一不做二不休一口咬定说就是在海上俘获的倭寇。

不久,琉球贡使来中国,胸有成竹的袁可立请他们过来指认,贡使辨认出这些全都是琉球清白的良民,是一次在海上运输粮食时因大风失舵而漂流海上才不幸被官兵捕来冒充倭寇的。后来这十八个琉球国民被无罪释放安全回到了家中。为感谢袁可立救命之恩,在琉球国建庙塑像奉祀,敬若神明。

“公尝查盘海上兵饷,一武弁遗公三倭刀,…公疑,而代诸夷求缓死,权系县狱。未几,琉球贡使至,始知为本国良民,而以输粮失风者也,悉纵之还。夷感其德,民服为神五载。”(孔贞运《明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

职微犯巡抚 昭雪太守冤

苏州自古江南重地,是明代万历年间两任当朝首辅申时行和王锡爵的故乡,背景不是一般复杂。

万历十七年,袁可立进士及第后出任苏州府推官。时“苏当轮蹄之冲财富刑狱甲于他郡,公徐而理之。胥吏抱牍如山,公片言立决,如风扫箨,爰书无只字出入。”袁可立“平反疑狱无葁,扬贞汰垢”,知府“倚公如左右手”(孔贞运《明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

万历十九年,太守石昆玉以廉直著称,因按治豪横势家得罪应天巡抚李涞(约比袁可立官大四级),李涞反诬太守有罪,“中丞劾其不职。得旨,下所司堪问。”且巡抚与宰相王锡爵有交,有司皆惧其威,不敢言,独可立百辩雪其冤。“郡守石昆玉以廉直忤中丞,中丞露章劾之,事下四郡。四郡推公(袁可立)秉笔,公伸牍尽雪其冤。”,“谳成,对中丞诵之,其声琅琅。中丞愧甚,举屏自障。公读法声益厉,中丞遂自劾去。”(黄道周《节寰袁公传》)

袁可立执法如山,凡有案件,皆刚毅持正,不避权贵,“至犯令抵罪者,虽宠近必行,似欧阳永叔。”(孔贞运《节寰袁公墓志铭》)

万历二十二年,太宰(吏部尚书)上其事,“以治行异等”受到万历皇帝的特别召见,擢袁可立山西道监察御史,吴民箪酒相留,哭送百里不绝。

抗旨斩弄臣 万民呼青天

袁可立以御史巡视京都西城,时有皇帝宠幸的弄臣仗势杀人,百官皆不敢问,可立重捶抵罪,将弄臣的罪行张榜于五都衢。“公一日视西城,有内珰杀人者,公辄按捶问抵罪。”

这时便有人持重金至袁可立门上,可立勃然大怒道:“杀人者死,朝廷法也,即弄臣顾可脱乎?吾知有三尺,不知弄臣”。(黄道周《节寰袁公传》)遂将说者逐门外,众阉恨之切齿。

同僚们都为袁可立捏一把冷汗,奉劝道:“以近臣怵,公宜纵之”,“斯寺未必过切,足下何与之深隙兮?且弄臣也,其如此辈人自明,将降祸蝎公矣。”(王铎《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节寰袁公神道碑》)

“已而,果得中旨赦之,可立不为动。”(《睢州志·袁可立传》)

袁可立在命案和王法面前并没有给皇帝留面子,毅然抗旨将弄臣正法于市,万民呼“袁青天”。

自袁可立巡城,无论皇亲国戚或朝中大僚,凡有贪纵不法,袁可立皆一并弹劾论处。亲自审理有重大影响的疑难刑民案件,理雪伸冤,惩治奸吏无数。泰昌皇帝曾赞扬他“详刑惟允,执法有闻”。一时京城“贵戚敛手”,但由此触怒权贵,为日后的罢官埋下了祸根。

雷震景德门 建言罢官籍

万历时皇帝宠信后宫,弄权误国,朝纲废弛。二十三年九月,景德门遭雷击,御史袁可立上疏针砭时弊:“近年以来,议论兹多,致干圣怒,摈斥不下百十余人。岂言事诸臣尽不可用耶?如使诸臣为济私,孰与缄口持禄,附会保全之为便?使诸臣为市恩,孰与将顺曲从,得君固宠之为愈?使诸臣为沽忠卖直,亦必其人有怀忠慕直之心,耻为依回淟涊之态者。如概弃不用,臣恐謇谔之士不蒙甄录,相率噤口结舌,国家大事谁复为皇上言之!(《睢州志·袁可立传》)”。疏上,夺俸一年。

袁可立不为动,再次上疏,矛头直指万历皇帝:“礼祀不亲,朝讲未视,章奏不以时批答,废弃不皆录用,传造日增,赏罚日滥,非所以尽修省之实。(《睢州志》)”。袁可立尖锐地指出时局之艰危:“西虏跳梁,播酋负固东海,倭患未熄,中原灾害频仍”,力谏皇帝“亲郊祀,勤朝讲,批章奏,录遗贤,明赏罚,化朋党”(孔贞运《明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疏上,触帝怒,于万历二十四年正月初十将袁可立削职为民,沉冤达二十六年之久。朝中大臣为袁可立鸣冤者十数年不绝,帝皆不听,史称“震门之冤”(钱谦益《牧斋全集》)。

罢官期间,袁可立与文友结诗社,教化地方。礼贤父老,调停事务,代民请减赋税徭役,与诸上台修复睢郡城池,自此睢州人“赖以无恐”。

关外战事起 条陈上方略

泰昌元年(1620年),沉冤得以昭雪,起袁可立尚宝司司丞,历太仆寺少卿。皇帝嘉奖道:“一朝抗疏,二纪归田。口不言事,耻汉人部党之名;退不忘君,有楚尹毁家之风”(钱谦益《袁可立授奉直大夫》)。天启皇帝褒奖道:“李署牵丝,冤早清于砑石;柏台焚草,直益奋于埋轮。”(《天启诰命卷》)”

“壬戌(1622年)三月,擢通政司左通政署司事,充廷试读卷官,侍经筵。”会试中取黄道周、倪元璐、王铎等及第。这年的袁可立除和孙承宗等一起担任殿试考官外,还负责为天启皇帝讲述经史,“君臣之间有聚会精神之美,有意谕色授之益”,这为日后袁可立出镇登莱、晋位中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天启二年(1622年),封疆多事,辽阳、广宁相继失陷,辽东经略袁应泰自杀,熊廷弼和巡抚王化贞遭逮捕论死。朝野震动,京师戒严。人人视关门为死地,百官噤口以图自保。袁可立却在此时大胆提出七项建议:“一收残兵,以省调募。关外残兵瓦解云散者不下数万,宜收其残,省调募西兵便;一出奇兵,以图制胜。闻敌令妇女乘城,骁悍皆赴利以犯我,宜会兵捣之,踏其虚,可夹击也;一明赏罚,以振法纪。若监军道高出不致死,以带甲数万窜,不宜从熊廷弼之请,复使监军令怠玩而忘其死。况廷弼曲怙,贺世贤何法纪之有,则熊廷弼、高出之头可斩也;一慎防守,以固封疆。寻诸者言,敌与西合一片石。桃林古北喜峰诸隘口,公奏宜守御筑墉;一实京营,以固根本。养马增士卒,习骑射,至于京营,老弱虚冒不宜缓综,复多藏粮米以备之;一破格用人,以期实用,图复建骠骑之功,以佐县官之空乏;一多储资粮,以防未然。笼天下盐铁之利,则军帅无侵渔,逴行无绝饷,而中国可高枕矣。”(孔贞运《明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王铎《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节寰袁公神道碑》)。疏上,天启皇帝一一嘉纳允行。

授命立危疆 节镇抚登莱

后金占领辽东半岛及沿海岛屿后,对明朝的威胁日趋严重。有识之士纷纷出谋献策:“登莱宜急设重臣,多募水兵”,“登莱惟北岸旅顺口,实咽喉总区。诚宜得一大将,量提水陆兵驻扎。”此时的登莱不仅下辖辽东的锦州等地,还担负着光复辽东的重任,同时也是辽东前线的后勤和练兵基地,而首任登莱巡抚陶郎先则因贪赃被免,继任者非特别出类拔萃的人才不可担当。天启帝日夜为边事所忧,先后将孙承宗和袁可立两名帝师忍痛推出。天启二年四月十四日,皇帝以“弹压登莱非公不可”(孔贞运《明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而嘱以厚望,加左通政袁可立右佥都御史“巡抚登莱等处地方、备兵防海、赞理征东军务”。“ 命飞挽,以专征。而尔振迅宏才,旌旗立为色变。(《天启诰命卷》)。袁可立拜命就道,适逢山东白莲教乱起,袁可立与山东巡抚赵彦调兵剿而抚之,袁可立“星驰至兖,申以法令,陷阵登陴。”严缉首者,胁从不问,令流民各自还乡生产。

“于时毛文龙诪张于岛上,刘爱塔恫疑于沓渚,熊王之案持于内,崔霍之交盘于中”(黄道周《节寰袁公传》)。他上任后,锐意规划,整肃军纪,打造战舰,操练水师。沿海增置炮台,练兵用戚继光“水军先习陆战”之法,使登莱武备大为增强,成为辽东前线的海岛基地。

袁可立抚登三载,厉兵秣马,积有战船四千艘,组成了一支五万余人的水陆师军队,与枢辅孙承宗、津抚李邦华、东江总兵毛文龙、登莱总兵沈有容戮力策应,形成“百里棋布,鼎足传烽”的犄角之势,确保了明朝沿海疆域一带的平安,并大大牵制削弱了后金对明山海关一带的战斗力。袁可立倚皇城岛和旅顺一线为基点,向东向北拓地筑城数百公里,招集流民,屯兵各岛间,步步向前推进沿海防御,使具有雄才大略的努尔哈赤不得不就地蜷缩无以西窥。

袁可立巡抚登莱的时候,小海沿岸水榭遍布,歌乐之声,通宵达旦,盛况空前。在袁可立的治下,一时出现了“峰顶通望处,逐设烟墩,屯田农幕,处处相望,商船战舰之抛泊近岸者,不知其数”的繁荣整饬景象(朝鲜李民宬《敬亭集》)。而兵戎之盛甚称规模:“划城一面,出纳战舰,黄龙青雀,首尾相接,万橹千帆,簇簇其中。”首辅孔贞运赞叹道:“读大司马节寰袁公抚登章奏,知老成御侮,其绸缪定倾如此”。其抚登数年,“海无传烽,亭有息鼓”。天启皇帝嘉奖道:“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袁可立,清任以和,直方而大;精神折冲于千里,文武为宪于万邦。”(《天启诰命卷》)。经略辽东军务兵部尚书孙承宗与袁可立共议战守,十分倚重。 他评价道:“读后先大疏,皎皎揭日月,行中天而底里洞彻,殊令人可味,可展布四体,仰酬国恩。” (孙承宗《答袁节寰登抚》)

海陆互犄角 奇兵斩获多

袁可立受命赞理东征军务,备兵防海,“节制两镇(东江和登州),凡一应兵马钱粮、征收调遣、防剿功罪尽归经理”(《明熹宗实录》)。当其之时,“一方豪杰皆在老公祖幕下”(高攀龙《答袁节寰中丞》)。他运筹帷幄,节制悍将毛文龙、指挥大将军沈有容往来攻袭于各岛之间,战线绵延至上千公里,多次挫败后金对明朝沿海一带的侵扰,取得了策反刘爱塔、夜袭金州、收复旅顺、智取牛毛寨等战役的胜利。著名学者黄道周对袁可立评价道:“公去登莱不数载,而登莱遂败。公一意治师,塞要害,焚盗粮,联络诸岛,收复旅顺,而海上晏然。 …公去又十余年,而朝鲜沦陷。”(《节寰袁公传》)

天启二年十二月,中国北方地区多次发生地震,袁可立再次(万历年间曾因雷震景德门直言进谏遭罢官)利用地震的“示警”作用向朝廷奏报,要求拨付足够的费用“修战舰,备器械,预筹毛帅之接济。”(《明熹宗实录》)

天启三年(1623年)春夏间,努尔哈赤下令大肆屠戮旅顺和金州一带的百姓,袁可立令登莱水师“联络诸岛,收复旅顺”,以图解救沦陷区内的流散百姓。这时的后金“常出没于长山、旅顺间,漕艘贾舶多为所梗。”袁可立在“去鼍矶岛四百里”的水域广布水师,“逾铁山联广鹿岛”,又“于皇城岛设参将、守备各一员,练兵三千,以为登莱外薮。又设游兵两营,飞樯往来策应于广鹿诸岛。制炮设墩,旌旗相望。”后金望而生畏,“虏遂远徙,乌鲗之帆不复逍遥海上矣。”(孔贞运《明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

天启三年三月,袁可立奏报朝廷:“登莱之水师实榆关之犄角,臣与镇道图画者数月。诸凡操练将士、修验船只、合并营伍、简汰官兵稍有次第。”他亲自挑选出精兵“三千六百人,俾总兵沈有容领之先发”。而副将李性忠所领数千辽左健士,袁可立“于三月十二日饯而送之,嘱以相机进止以固榆关,以联毛帅。”大兵所到之处,“舳舻相接,奴酋胆寒。”(《明熹宗实录》)袁可立的这一布置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目的,那就是大兵压境策反后金复州总兵刘爱塔。

袁可立令属下的两镇兵马奇兵出袭,沈有容起兵策应于南,毛文龙抄袭于北,后金军队由此遭受重创。朱家龙从千家庄出袭,王辅从凤凰城进军。在南岸沈有容的策应下,毛文龙命大将张盘率部从麻洋岛登岸,相机规取后金所占领的金州和旅顺岛。总兵毛文龙则自统八千马步精锐,从镇江、汤站一路进击剿杀。

当年七月初二日,张盘所率领的军队和登莱招抚的辽民混编的队伍一举打下金州,又乘胜收复辽东半岛南端的要塞旅顺、望海堡和红嘴堡等战略要地,使辽南数百里土地重新归于明朝。秋收之后,后金再次大肆侵略旅顺等地,企图掠夺粮食等战略物资,袁可立“命将设伏,乘风纵火刍茭糗粮尽归一炬。”而驻守复州的后金军更是横行无忌,四处掳掠百姓。袁可立利用辽民对后金的痛恨,令明军乘夜以火把袭城,彻夜透明,喊杀声震天,后金大败。当年十月初五,明军张盘部乘势收复复州和永宁。

金人十分恼怒,调集更多的军队疯狂报复。袁可立善用兵,曾上言“谋贵万全,兵须审势,知彼知已,能为可胜。”(《明熹宗实录》)他综合各方情报,“先期集兵分道以应,并夜酣战,俘斩无数”。大将张盘率领明军于城中设伏,再次大败后金军,“器械、铳炮俱掷弃而奔。”明朝野相庆,以为“设镇以来自未有此捷也。”

在袁可立的精心筹划下,明朝沿海大部分要地失而复得,后金“四卫已空其三,沿海四百余里之地奴尽弃之而不敢据,所余者酉虏千人而已。”(《明熹宗实录·袁可立奏疏》)金州和旅顺等地的收复,开辟了辽东战场的新局面,使登莱、旅顺、皮岛、宽叆等地连为一线,形成了一道新的屏障,解除了后金占领区对山东半岛的军事威胁,令明朝二千里海疆重新得到巩固,并完成了对后金的海上军事封锁,加重了后金占领区内粮食等战略物资的紧张状况,为孙承宗的全辽战略完成了海上布局。

但金州孤悬海外,易攻难守,不久张盘又被金人逼退到麻洋岛。袁可立上奏:“刘爱塔事泄而金州空,沈有容以兵寡不可守,而张盘入据。闻金州有人率众逼张盘于麻洋岛,此金州复而不复之实也。”(《国榷》) 。但明军此番作为已大挫后金军心,收到了预定的牵制和打击效果。

袁可立欲“乘宁前驻防之众,朝鲜助兵之初”的空前战力扩大战果,命“大兵出关东下,旅顺犄角夹攻”,以图实现“恢复之功”(《明熹宗实录》)。天启四年(1624年)正月初三,后金利用海水结冻的时机,以万余骑兵绕袭旅顺,想报上次失败之仇。袁可立对此早有充分估计和布局,他认为“欲借登兵以图恢复,则三岛成为要路”,“隆冬冻合,则皇城岛又为大兵出入归着之处,东西策应之冲。”他对登莱和东江两镇的水师进行重新调动,命“严正中等兵住守旅顺和双岛之间,与张盘互制。袁进等兵住西讯中岛之间,与觉华犄角。”(《明熹宗实录·袁可立奏疏》)。而沈有容则率水师游离于各岛间奇袭策应,明军在张盘的带领下死守城池,直到火药用尽,犹坚守不降。后金军无计可施,遣使议和,被张盘立斩于军前。袁可立令明军于旅顺城外设伏,大败之,后金军落荒而逃。天启五年正月,这时袁可立在阉党排挤下已经离开登莱,毛文龙与新任登抚武之望不能配合,得不到兵马钱粮的有效接济。大将张盘率部与敌血战,身陷重围而死,这是后话。

终袁可立之任,后金与明军水师屡战多败,不复有勇与之再战矣。袁可立治军严明,“所过鸡犬不扰,则李西平三代之师也”。首辅孔贞运评价道:“公久历海上,凡地形险易,军储盈缩,将吏能否,虏情向背皆洞若烛照,故登莱终公之任销锋卧鼓。”(孔贞运《明资政大夫正治上卿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

不战屈人兵 策反刘爱塔

天启三年二月,袁可立在逐步完善对东江和登莱两镇兵马布局的同时,还设奇策反收降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姻婿刘爱塔。上疏道:“今二月内,总兵沈有容执有生员金应魁,奴酋伪授世袭总兵驻复州刘兴祚即刘爱塔密禀一纸,内称彼欲反正内应,以报中国。因求臣免死加衔牌票。臣念辽阳以纳降陷城,广宁以判官诱败,兴祚之言未可凭信。又思因间用间,实兵家妙用” (《明熹宗实录》) 。一开始沈有容并不愿意接纳刘爱塔,但袁可立认为这是战略良机不能轻易错过,随“给与免罪牌及加衔札付,并许降后代请封官。”(《睢州志·袁可立传》),命“沈总兵于三月十三日,率兵出海相机接应”(《明熹宗实录》)。但不久刘爱塔又“以王丙之故致露,(金人)将爱塔并李永芳长子械去,杀其弟刘兴仁及王丙。屠城,驱其余民于永宁。”(《国榷》)。后来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刘爱塔找了一个相貌酷似自己的金兵以酒灌醉纵火烧之,金人勘验竟信以为真。

袁可立策反刘爱塔,对后金军心的打击是空前的。“公纳刘爱塔之降,以开奴携二,一时中国叛将被奴诛夷殆尽。虏因弃金、复诸城,而举四百里丧地复归版图焉。”(孔贞运《明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

尽管后来由于阉党迫害导致袁可立的离任而使这一诱降计划受阻,但刘爱塔还是在崇祯初年归顺明朝。归顺后的刘爱塔并没有受到袁崇焕的重用,大将毛文龙也曾谎称刘爱塔为其阵前招降彻底否决了刘爱塔主动归降袁可立的初衷,但刘爱塔报效国家并最终战死疆场,有大宋李显忠之风,这是明清战争史上明朝诱降满清级别最高的将领,为辽东间谍战之著名战例,至今为研究明清战争史者所称道。

刘爱塔以“狸猫换太子”的“诈死”手法瞒过了后金,直到袁可立离开登莱后,刘爱塔与毛文龙联络的证据才逐渐被金人侦得,而在袁可立抚登时金人却给予刘爱塔十分优厚的待遇。袁可立这一滑稽而睿智的“反间计”使金人老羞成怒倍感屈辱,后来一直成为金人一块无法愈合的历史硬伤。满清取得政权后,康乾两世大兴“文字狱”,仍然耿耿于怀,在自己浓墨重笔主修的《明史》中对曾经影响过明清战争史的重要人物袁可立、毛文龙、刘爱塔等人都一概删削不予立传,还在精心编撰的《明史·袁崇焕传》中杜撰了崇祯皇帝中金人“反间计”的离奇情节,以报袁可立“反间”后金高级将领刘爱塔的史羞,达到慰藉自己和毁誉明朝君臣的政治目的。

筹饷多募兵 节制毛文龙

袁可立为了向前推进沿海防御,曾多次替毛文龙向朝廷募兵请饷,他说:“奴酋逆天顺犯,于今七载。赖毛帅倡义,屡获奇捷,大张挞伐之气。据所报功级解验,前后大小三十余战,斩首共一千九十七级数逾,上捷者共五次,总获器械、弓箭等件共五万。当我圣主宵旰之时,人心危惧之日,海外有此奇功!(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由于袁可立对武将的重视,遭到一些保守派官员“登莱巡抚袁可立每代(毛文龙)为奏请”(《明史》)的反对和非议。

袁可立早年含冤家居二十六载,复出后担任天启皇帝的老师,此次东征受顾于上命,大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之志。纵观明代巡抚节镇登莱,袁可立御文龙多得牵制之功,是登莱十四任巡抚中最有作为的一任。天启三年十月,皇帝嘉奖道:“巡抚佥都御史袁可立厥治行劳哉,赐汝朱提文蟒。汝嘉而毛帅骄愎不协,蛊于兵,满蒲、昌城袭报用敢献功。”(《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节寰袁公神道碑》)。“于是移檄东江,核其虚实。而毛帅嫉公如仇,嗾言官寻端中之。”(《明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

关于袁可立对毛文龙的节制,明朝廷是有明确事权的,“牵制奴酋者,朝鲜也;联属朝鲜者,毛镇也;驾驭毛镇者,登抚也。”甚至明兵部所要求的底线就是“抚不能制镇则易抚,镇不能制夷则易镇”。但毛文龙在袁可立的扶持下连续取得战绩,不断被加秩晋阶,开始恃功自傲,“满蒲昌城之捷,诞忘殊甚”,而其时朝官对毛文龙也多有微词。袁可立为全局计奉旨核查他的战报和军饷,由此为毛所忌恨。天启三年十二月,毛文龙为舍卒保帅,不得已先抛出其弟毛云龙抵罪,同时嗾使言官轮番攻击袁可立,使核查工作无法顺利进行。时朝中阉党横行,党派相攻者无虚日,而阉党也正欲除掉袁可立以剪孙承宗之翼。袁可立“功成身退”,接连七次上疏辞官得予告。袁可立去,毛文龙无人能御,导致了后来一系列悲剧的发生,这可能是毛文龙所始料未及的。

袁可立离职后,毛文龙失去了有效的策应和后盾(包括政治和经济),再也没有发动过象样的战役,连大将张盘也因为缺乏后援而阵亡。直到毛文龙被力主议和的袁崇焕擅杀,袁可立苦心经营的海上防线牵制形势渐趋瓦解,致没有后顾之忧的满人敢倾国中之力大举犯明,至此国事日非,足见袁可立先见之明。袁可立在辽东的存在事关全局,他和孙承宗的先后离职,可以说是明金战争明朝由盛转衰的一个转折点。

沈有容是袁可立幕下的登镇总兵,曾在平倭和收复台湾战争中立下过赫赫战功,经他招募和训练的大量登兵多奉袁可立之命陆续增援策应毛文龙。然毛文龙跋扈欺瞒,二人矛盾日深,袁可立多次从中居间调和无果,以至于后来毛文龙有头大不掉之势。天启四年,魏忠贤当权,叶相高、赵南星、高攀龙等一大批清流高官相继遭罢,袁可立也于此时再次去职。袁可立去,孙承宗左臂有失,沈有容无有所依,也决然随袁可立而去。自此,初具规模的登莱防务永不可为。

朝鲜起祸变 声罪劝济师

明末陆路为后金所阻,朝鲜军政多归登抚节制。天启三年,属国朝鲜弑君篡权,违背明朝的普世价值,袁可立主张出兵讨伐。但鉴于当时明朝正与后金用兵,袁可立又疏请“谓奴方欲西寇,当令倧犄角用命,戮力殄扫,以盖前衍。”袁可立从全局和实际出发退而求其次,“请正词质责之,以济师助剿为券,与廷议合。”(黄道周《节寰袁公传》)。

但袁可立关于“仁祖反正”的主张一直搅动着朝鲜历史的神经线,五十年后倘为朝鲜君臣所忌恨。在清廷开馆延修《明史》之际,朝鲜曾派出庞大使团来中国在清朝康熙皇帝面前大告前朝袁可立的御状,《永宪录》和《池北偶谈·朝鲜疏》等书记载甚详。

由于袁可立在明末抗清斗争的军事统帅中是坚定的主战派将领,并在其兵部左侍郎任上反对与后金“议和”,而建州之事又是满清统治者之大忌,终清一朝整个史界对袁可立十分忌惮,所涉传记史料均遭删削。史无前例的“文字狱”兴起,袁可立的老家商丘一带更因为夏邑彭家屏一案成为重灾区。清乾隆四十二年,陆时化《吴越所见书画录》因载有董其昌所撰写的《节寰袁公行状》四册,因该文多有所谓“诋斥满洲语句”的地方,该书及其作者竟因此险遭毁版和杀头之灾。直到清朝光绪年间,董其昌书丹的“袁尚书大石坊”仍被睢州地方官王枚以“年久失修”为借口强行拆毁。

后来袁可立的儿子也因为不仕满清,卒后六十年才得以被睢州人公祭,“(康熙)河南巡抚都御史李公以事久论定,允州人请,檄祀公于瞽宗。”(田兰芳《石寓袁公葬墓志铭》)

袁可立子孙三代皆善诗文,受清朝文字狱所累,多所毁失。

刚正持朝纲 忤逆魏忠贤

天启四年五月,皇帝谕户、兵、工三部及内阁:“朕览登莱巡抚袁可立塘报,……思奴酋所谋其意不小,是以朕不无东顾之忧,特谕!”(《明熹宗实录》卷四十二)天启五年四月丁酉,上传兵部:“方今边疆多事,择将须用谋勇兼全的好人”(《明熹宗宝训》)。天启五年十一月,边事再告急,皇上急招袁可立兵部右侍郎,六年七月,改左侍郎。时尚书冯嘉会老庸媚党,兵部事实赖可立署理。袁可立反对与后金议和,“会袁崇焕遣僧吊唁于敌,公力诋非策。”(《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夫人宋氏行状》)。袁可立主张武力抗清和积极防御,尤重海防建设,与明朝一些人“重山海轻沿海”的战略短视形成鲜明对比。

袁可立为人公正廉直,识大体,顾大局。天启年间,魏忠贤专权乱政,东林党人遭受打击,朝中党派纷争。袁可立深为国事所忧,他本意排除党争取中立,但思想倾向东林,魏忠贤由是恨他,同时一些激进的东林人士对他也有意见。然党祸的酷烈很快就打破了袁可立的初衷,他的同年东林党领袖高攀龙曾致书袁可立道:“弟腐儒一,无以报国,近风波生于讲会,邹冯二老行,弟亦从此去矣”(高攀龙《答袁节寰中丞》),其言犹未尽之厚望可见于笔端。从此袁可立与阉党的关系势成水火。每议事“数有所抵牾,欲自请外”(黄道周《节寰袁公传》)。阉党也每以袁可立有意“轧己”而勾陷之,派出大批爪牙“卒日环伺公门,思坐以不法”,但终因袁可立清正廉洁素享清望“而无可乘借。”(《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

天启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九卿科道官公推袁可立为南京户部尚书,再改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本来魏忠贤也有意依赖袁可立的才望来支撑和平衡事关边疆安危的明兵部,但出于快速全面夺权的的目的,阉党已经无法再隐忍袁可立的处处忤逆不顺,从中作梗将袁可立排挤出朝。袁可立当堂抗疏道:“此非挂冠神武门时呼?”(《睢州志·袁可立传》),遂被迫致仕归里。魏忠贤以心腹刘廷元代袁可立掌南兵部。时北则崔呈秀为本兵,自袁可立去职,天下兵马大权阉党一手握定。袁可立“归而魏焰益肆”(《节寰袁公传》)。虽有辅臣竭力挽留,但袁可立“自此绝意仕进”。皇帝感袁可立帝师之谊,念登莱战功,特授兵部尚书,诏加太子少保,准驰驿乘传归。“熹朝上宾,以殿工加太子少保,恳辞不受,时论韪之。”(《节寰袁公传》)。诰封三世,父如子官。吏部考功郎许昌人苏继欧上疏为袁可立鸣不平,后被魏忠贤迫害致死。黄道周说:“当魏崔时,盖无复然明义、真者,有之,则必自大司马节寰袁公也。”(《节寰袁公传》)崇祯即位后,战事日急,朝廷每有再起之议,袁可立皆谢绝不出。“屡以起废推毂于铨曹,公淡然弗屑也。(《明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

袁可立做事干练果断,是晚明少见的既清廉又能干的官员。并尽量远离党争多做实事,为清流官员在晚明阉党乱政的朝堂上争得一席之地,在群阉环伺的情况下主持辽务多年,成效颇丰,十分难能可贵。董其昌说:“公护名节,胜于功名”(《节寰袁公行状》)。其时朝野为魏忠贤颂功建祠者不可胜数,连辽东巡抚袁崇焕也参与其中。后来烈皇帝钦定逆案,查实“赞导、词讼”过魏忠贤的大小臣工数以千计,独可立不与。黄道周说:“夷考当年,与公先后秉机佐钺者,名在刑书,历历可数,然后知公之完誉所得远矣” (黄道周《节寰袁公传》)。

其门生故吏节烈者独多,即在朝亦为清流。黄道周撰有《节寰袁公传》,道周以文章风节高天下,纲常万古,节义千秋。门生倪元璐官至户部尚书,曾作《袁节寰大司马像赞》。刘理顺为崇祯七年状元,亲赴睢州督理“袁尚书大石坊”敕建工程。崇祯死煤山,倪刘二公双双殉国,并仆从十数人,壮烈为亘古未见。高攀龙为东林党首,与袁可立交从过密。袁可立是孙承宗的积极支持者,共同主辽,满人蜷伏。董其昌为袁可立同年至交,曾题《袁可立像》曰“忠诚干国,正直立朝”,所遗书画为海内外所重。

临行观海市 赋诗传千古

天启四年(1624)五月二十一日,袁可立即将离任,在登州公署中看到了数年难得一遇的海市蜃楼:“岛下先涌白气,状如奔潮,河亭水榭,应目而具…。忽艨艟数十扬帆来,各立介士,甲光耀目,朱旗蔽天,相顾错愕。急罢酒料理城守,而船将抵岸,忽然不见,乃知是海市。”(《寄园寄所寄》)。遂诗兴大发,在蓬莱阁上留下了千古不朽的名篇《观海市诗》,成为中国古代罕见的 “海市”实录。字由董其昌书写,温如玉刻石,成珠联壁合之珍品。公元一九九四年,河南省睢县图书馆馆长刘学升将这一珍贵石刻复制于袁可立的别业袁家山上,使其得以回归故土,传为睢阳文化佳话。

董其昌与袁可立同年,少年时曾梦及必与袁可立同举进,后来二人果然同出于陆尚书之门,并在王椷的《秋灯丛话》中为后人留下了令历代命相学家竞相探索的历史迷题。

袁可立“生平于书无所不窥,旁及书画,真草秀润流丽,隶书风骨道劲。而画梅苍古,则赵孟俯也。”(孔贞运《明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至今在蓬莱阁苏公祠内留有其诗文手迹刻石,其骨力透穿石,与其人品相得益彰。

归里还前愿 建造袁家山

明代著名学者黄道周在《节寰袁公传》中说:“安夫人(袁可立生母)妊时,数盥水,见金鲤荡漾盎中”。中国道教经典著作《道藏辑要·在陆肇祥》记载道:“袁可立降生之日,淮(袁可立父)梦吕帝(吕洞宾)引一小童云:‘汝家世代行善,且知敬信我,今将小徒为尔后。曰:异日此地当出仙人’。即以此肇祥。”六十年后袁可立真的来到了吕洞宾现身的地方蓬莱任巡抚督理大兵抗清防海,并在海战中曾经遇险传说受到过吕洞宾的保佑,后来袁可立的别号叫“石仙”,老家睢州的堂号称为“石仙堂”。袁可立退休后在睢州南城别墅陆园中建起袁家山道场供奉吕洞宾,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费解的巧合,数百年来一直困扰着南来北往的命相和道教学者竞相探索。

袁家山又名小蓬莱,本为袁大司马平泉旧墅,别称“陆园”,内建吕祖庙,是一处全国罕见的明代船形建筑群道场,现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袁家山建成后,数百年来都以“袁家山”名称相沿袭,这也符合道场山水相沿的地俗特征,历代的府州县地图均以此名登陆。清代康熙年间,状元彭定求搜集成书的道教经典著作《道藏辑要》称“袁家山”,这是到目前为止见诸史料的最早记载。 关于袁家山的建造记载如下,《道藏辑要·在陆肇祥》所载:“襄邑(睢县)有袁家山,明兵部尚书袁可立在陆园地也。四围林树高耸,岩壑水水,木清华景逾濯锦。额曰:‘梦觉迷津’。后供吕帝阖目睡像,趺坐胡床前。设丹炉,最后高亭四敞,豁达清虚。上供长生大帝及八洞仙祖圣像,皆飞现云中。前后壁之间,留题圣迹颇多。……而晚(袁可立)尤爱道,故于在陆园崇建殿宇数重,位置悉系梦中指点。皆隐寓丹诀之秘,至今灵应昭然焉。”

“当司马公在前明时,宦历中外,逮乞休归田,筑别墅、池林、山榭,逶迤十余里,不绝名花美石,极一时之胜”(袁可立曾孙《袁任墓志铭》)。史载袁可立任登州巡抚期间曾“造艅艎为海防”,他致仕归里睢州后怀念军旅生涯便仿照这种大型船舰形制在睢州南城一汪碧水的别墅“陆园”中设计建造了袁家山道场,供奉吕洞宾等八仙众神,随后数百年间在睢州一带形成了带有强烈地方色彩和民俗文化性质的“袁山”文化现象。袁家山的建造还有一个十分神奇的传说:明天启二年(1622),明皇帝派袁可立以右佥都御使巡抚山东登莱一带,招募水师“备兵防海,赞理征东军务”。一次袁可立与抗倭名将沈有容乘舰船出海指挥将士至琉球与倭寇(一说后金军)作战,战船行至大海中间,忽然狂风大作,恶浪掀天,兵船险有倾覆之危,昏暗中恍惚吕洞宾现身于袁可立面前,袁可立急忙祷告保佑,煞时风平浪静,一仗取胜,归朝后官至兵部尚书太子少保。袁尚书以为是吕洞宾显灵相助,归里后大兴土木,建袁家山道场还原,内设吕祖庙,以后世代香火不绝,明清两代成为睢州远近闻名的大道场,世称袁家山。又仿山东蓬莱阁体制而建,依山傍水,就高临下,旧制风景异常优美,又称“小蓬莱”。远远望去,袁家山恰似一艘战船荡漾水中,与周围碧水构成一派山水园林景象,列睢州八景,曰“仙峰滴翠”。

天子赐祭悼 崇祀名乡贤

崇祯六年(1633年)十月十一日,袁可立薨,大宗伯董其昌言于帝,帝谴使至睢州祭葬,首辅孔贞运亲为墓铭。崇祀名宦、乡贤二祠,并在袁尚书府第(清为睢州公署借居)前街衢之中修东西过街二石坊,左曰“三世司马”,右曰“宫保尚书”,二石坊“规模高大,雕工精巧,额字亦佳,分列县公署两旁”,可谓盛典(《河南通志·睢县采访稿》)。其府第后院“藏书楼”下为许定国刺杀南明大将高杰处。袁尚书墓在州城东南,载《河南通志》。著有《弗过堂集》、《抚登疏稿》、《韵学要览古诗选》、《评选古唐诗》等。

子袁枢,字伯应,号环中,又号石寓。官至河南布政司右参政、大梁兵巡道。善骑射,有边才,工诗赋,为明末书画及收藏鉴赏大家,曾藏有董源《潇湘图》、《夏山图》、巨然《萧翼赚兰亭图》、《层岩丛树图》、《秋山图》、王维《山阴图》、宋《松桂堂帖》等,藏品流散天涯不为世所知者殊多。张庚《国朝画征录》卷首列传。孙袁赋诚,清初知名守令,载《碑传集》。袁赋谌,蕴藉善收藏。

(参见黄道周《节寰袁公传》、孔贞运《资政大夫正治上卿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孙承宗《答袁节寰登抚》、高攀龙《答袁节寰中丞》、董其昌《节寰袁公行状》、倪元璐《袁节寰大司马像赞》、钱谦益《袁可立诰命五道》、王铎《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节寰袁公神道碑》、《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夫人宋氏行状》、《明实录》、《国榷》、《睢州志》、《河南通志·睢县采访稿》、《睢阳尚书袁氏家谱》等)

节寰袁公传

节寰袁公传

(明) 黄道周

史周氏曰:呜呼!二正之际,与阿柄者难言之矣。方其时,室有凝阴,野有亢血。鸱虏号于其外,枭藩伺于其侧,堂奥之间,疑檄不绝。然值天子英武,练于情事,絫泽所参,众志如结,二三贤士大夫黾勉戮力,柴叔舆以质实匡襄于先,于廷益以骏烈克巩于后,吴永清、罗学古之徒咸将助竭蹷也。康陵时,人才方兴,庭径各别:许季升瞻遐瞩幽,清气见于禁旅;何世光调停折冲,权用究于天宰;王德华、彭济物昂低殊态,而裁酌当心。诸常侍即纵横爪牙自竖,要如蟠蟒学虬,未有吞海之意。诸君子上视王鈇,下祝鼍鼓,乘熟而落之,掇如也。至于魏崔,岸谷所渐,渎岳易势。北牙擐甲之士,雄于猰□,天偷斯难。以养外患,智者不能谋,勇者不能断,慈者不能卫,义者不能决,赖圣人特起而后天下晏然。计其时即有于廷益、罗学古之才,王德华、彭济物之健,删杰就厌,则中门近关,两窦其选矣。然且诸君不能。予观古人尚哲简戆,因事蝉脱,如季札、蘧瑗、晏婴、乐毅之流,皆值祸难, 飘然有以自立。逮于东汉,怀鸩捣椒,以死相勉,以为春秋之义与易殊旨,间有挂冠拂衣,盖亦疏逖无甚系着意而已。至乘朝车、执宫戈、桓桓德心者,皆有重寄,舍命豹袖之下,即独行安之,如张然明、皇甫义真其人矣。张然明破诸羌,静幽并,耻为王曹所卖,发愤申陈窦之冤,卒不得为三公。皇甫义真荡黄巾,破梁州贼,征赴城门,赖其子坚寿以免,虽卒为三公,亦不大竟其志。当魏崔时,盖无复然明、义真者。有之,则必自大司马节寰袁公也。

袁公可立字礼卿,以英年成进士,理苏郡报最,召入西台,抗疏归。二十六载始出,仗钺治登莱军。于时辽左新溃,三韩余众大东焉,依东人,遇辽众,不相主客,时时夜惊,赖公抚绥无事也。公去登莱不数载,而登莱遂败。公出登莱时,莲贼初在金乡,猝与遇,单骑麾之,败麇散去,徐用登师捣其后,是以有兖东之功。于时毛文龙诪张于岛上,刘爱塔恫疑于沓渚,熊王之案持于内,崔霍之交盘于中,公一意治师,塞要害,焚盗粮,联络诸岛,收复旅顺,而海上晏然。又猝有朝鲜废立之事,公毅然请讨。既而李倧衔太妃命,称李珲通□失国人心,改步自赎也。公因请正词质责之,以济师助剿为券,与廷议合。是以东事一视公。公去又十余年,而朝鲜为□陷。凡公所发轫者,率视旋辙为重轻如此。公在登可三载,七疏归,归而魏焰益肆。

孙枢辅滞塞外,久请陛见,中外汹汹,以为志在君侧。而公方有绿野之乐。居亡何,以□警起公为少司马。公久在东疆,于诸大丑变态甚悉。政府欲借公为功。公既至中朝,观诸侯动静,邑邑不乐也,数有所抵牾,欲自请外,以此失魏崔欢。天子犹念公海上劳,予加衔致仕去。盖是时致仕者若凤□,以为奇表矣。熹朝上宾,以殿工加太子少保,恳辞不受,时论韪之。

凡公值事,多长算,得大体,洞于要会。方为苏理时,湖州董宗伯以厚赀为乱民所窘,哄甚,两台檄公解之。公至,即博收讼牒下各县以杀其势,徐取一、二倡乱者抵法,事遂定。又值倭警,吴中豪子弟王士绣、乔一琦辈驰骤自命,怨家诋为不轨。两台急诇之。公独谓是狂生,无他。卒谳不得实,乃已。众谓公长者也。

及在登莱,方元宵宴客,有传辽将李性忠与张尔心谋叛者,诸监司怖甚。公徐命小队阿殿过沈帅问曰:‘李性忠固公所用人,令何状’?沈帅百口保其无他。公曰:‘吾固知其无他,但且令释兵柄安坐耳’。于是公之整暇再见之矣。

又公为苏理时,以汛期出海澨。有李弁者邀公饮,示二倭刀。公谛视还之。后半载,报海上擒倭二十人,覆夷器,则三刀俱在。公心疑之。亡何而琉球贡使至,称数月前有飘舟坠此岸,出其人视之,则皆琉球也。众咸谓公神明。

及在登莱,毛帅盛自诩满浦昌城之捷,用兵不满千,不遗一矢,伏炮机发,使□自践藉,人马腾踏死者四、五万。公心疑之,移文东江审其颠末。毛帅以是恨公。公固谓海上去天远,臣子勿欺,何厌详者。于是公之练达再见之矣。

又公为苏理时,郡守石昆玉以廉直忤中丞。中丞露章劾之。事下四郡。四郡推公秉笔。公伸牍尽雪其冤。同列为缩项。 公曰:‘吾自任之!吾奈何以上台故诬贤太守’?谳成,对中丞诵之,其声琅琅。中丞愧甚,举屏自障。公读法声益厉,中丞遂自劾去。众咸谓公强项也。

及在御史台,值他御史触上怒,将廷杖,诸御史诣政府乞伸救,辅臣以上意为辞。公于末坐抗声曰:‘特相公不肯耳’!辅臣拂然,廉知为公。先是雷震景德门,公上疏陈阙政,如郊祀、讲朝六七大事,章未下。政府用是谪公,再收再黜,以底于削甚哉!救之罔效也!

公既用,久踬复起,当事者冀其少艾。公自谓老当愈辣。方在司马门时,会□□死,袁经略遣僧吊赠,公力诋其辱国。一日,请权贵祗候乾清门,出声无律;公引咫尺之义折之,虽无所匡挽,而义形之意再见之矣。凡公精神着于为司李、御史时,即不跻台辅,其精神亦有以自见。

又当定陵镇静,以道法宥天下,四五十年间,留贤在野,怨咨不生,士去二正远,时以名教相厉,若不复知有延熹、建宁之事者。公以已丑理苏郡,乙未入西台,正当盛时,中贵出掖门,往往避骢。公一日视西城,有内珰杀人者,公辄按捶问抵罪。或语公:‘此弄臣,奈何窘之’?公奋曰:‘吾知有三尺,何知弄臣’!既上稍厌诸激聒,政府动以卖直沽名抑正论。公乃抗疏曰:‘近年以来,议论繁多,言词激切,致干圣怒,废斥者不止百十余人,概目为卖直沽名。夫卖直者退,则不直者进;沽名者斥,则毁名者庸。朝有不直、毁名之臣,则民生休戚、人品邪正,谁复为国家昌言乎’?疏上,夺俸一年。呜呼!国是所归,往往如此矣。

公多才艺,善持论,急主上之急,积精自卫,无闷毒,故在乱能免,居危不废。丙丁之间,天子贤达,士夫无出其右者。董先生曰:‘公才兼数器,心运四虑,藉令一再出,不于毛帅、魏珰之时,得行其意,展四体,韩范之业,岂顾问哉’?又曰:‘公护名节,胜于功名。善刀而藏,见机勇退’。夷考当年,与公先后秉机佐钺者,名在刑书,历历可数,然后知公之完誉所得远矣。

公先凤阳人。始祖荣以开国功为睢阳百户,因家焉。八世生公。生有异姿,广颡稀眉。七岁通毛诗、礼记。未三十联第,通百家书。安夫人妊时,数盥水,见金鲤荡漾盎中。及长,数有异兆,自知其名位所届。寿至七十有二卒。卒之前夕,有巨星陨西南,坠地有声。子枢博雅有胆识,为户部郎,别有传。

赞曰:溪子子贵洞,千将利断,桑榆决机,不以为晏。然明年有卒,义真不乱,道不可挠,还归其贯。廷益抱诚,噬膻曷及?济物微巧,扶绳缓急,刚柔之中,则有袁公。 事不可调,睍视未穷。呜呼才难,睇彼东蒙。 (明 黄道周《黄漳浦文选》)

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节寰袁公神道碑

明 王 铎

(‘录者小引:明大司马袁可立(1562--1633),字礼卿,号节寰,睢州(今河南省睢县)人,中万历己丑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太子少保,以子枢赠光禄大夫太子太保。

天启二年为登莱巡抚,主持辽务多年,参与并指挥明清战争。以智取策反收降努尔哈赤的女婿刘爱塔,因指斥总兵官毛文龙贪功冒饷而为毛所嫉恨。可立去,毛文龙无人能御。天启末起袁可立兵部左侍郎,注重加强海防建设,与明朝一些人“重山海轻沿海”的战略短视形成鲜明对比。反对袁崇焕与清议和,三年后崇焕因此获罪而遭杀身,然毛文龙被杀,袁可立苦心经营的海上防线的牵制形势已荡然不存,致满人敢倾国中之力大举犯明,至此国事日非,足见袁可立先见之明。黄道周曰:“公去登莱不数载,而登莱遂败。 …公去又十余年,而朝鲜沦陷。”

明末朝鲜归登抚节制。天启三年,属国朝鲜弑君篡权,袁可立力主讨伐,并牵及朝鲜勾通倭寇等旧事。五十年后倘为朝鲜君臣所忌恨,在清朝开馆延修《明史》之时曾派专使来中国在康熙皇帝面前大告前朝袁可立的御状,《永宪录》和《池北偶谈·朝鲜疏》都有记载。终清一朝整个史界对袁可立十分忌惮,所有传记史料均被删削,陆时化《吴越所见书画录》因载有董其昌所撰《节寰袁公行状》册和《重修宋忠武岳鄂王精忠祠记》册,二文多有“诋斥满洲语句”。该书及其作者竟因此险遭毁版和杀头之灾。

袁可立正直敢言,是晚明少见的干练之才。二十八岁弹劾炙手可热的应天巡抚,平反苏州太守石昆玉冤案。以御史巡视西城,惩办权贵;因直谏触帝怒,削职为民二十六年,史称“震门之冤”。泰昌立,起袁可立自民间,官拜兵部左侍郎,廷推南都户部尚书,改兵部,因公开反对魏忠贤再遭罢官。皇帝念可立登莱劳,授兵部尚书,特准驰驿乘传归。

天启四年春,登州巡抚即将离任,作《观海市》诗,描述海市生动真实,为海天增色。晚年崇道,在睢州建袁家山,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善诗文,受文字狱所累,多所毁失。

《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节寰袁公神道碑》文录自北图藏本明末大学士王铎《拟山园选集》,内容详实可考,能补清人修撰《明史》之偏见和不足,为明清史研究者不可多得之资料。)

皇帝御天下之七季癸酉十月十一日,资政大夫兵部尚书节寰袁公终于家。其明季春,大宗伯言“故尚书可立勤于砥身,不渝不愆(qian),保又我王家,宜畀祭葬。”诏曰:“俞哉”。予之司空致水衡钱,徐议易其名者。子户部员外枢稽首曰:“是惟先君治行,徼(jioa)惠吾子以重先君之灵。”铎拜曰:“诺”。

据状:公讳可立,号节寰。始祖荣,颍州人,洪武时以随征庆阳功为神策卫百户,屡调睢州坚城卫,遂居。祖锦,韩城教谕。子永绶,贡士;永康,公王父,赠资政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康生子江、淮、河、洛、渭。淮,公父,赠资政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尚书。配陆氏,继安氏,俱赠夫人。

公季二十七戊子举乡,己丑进士,为苏州推官。

吴俗诸猾少季株累细民胁(qie/xi)令长对簿,往往陷人眢井,以恫疑乡曲,民益凋敝。而吏治日以毛挚深刻,博声取列卿。公至曰“吾有以?#91;(xun)大豪,而已戒伯格长,无所口实,舞文禁奸止邪,不滥于绳墨之外。

湖州民欲甘心于浔阳董宗伯围之,抽桷击扉,几不免于难。大吏命公往,公廉其状,一一分诸县分谳之,从容按雄长为是,悛(xun)而止。

而抚臣方衔石太守昆玉,婞直不妩媚,故弹章及之,事下四郡。司礼皆知诬陷,相顾愕盱,不敢解宗伯罪。公竟援笔大言曰:“直者固难仕哉,诸君子恐以府怨也?可令牛偾豚上兮,不宜锢一贤太守,以市好上官,为功名地,不多其罪而纾之?”抚臣大恚曰:“袁李官廷我耶,岂石氏之无颇?”因自劾。偏散尺一书,多方诟公,一时颇多公,曰“义也”。

申文定公里居,有司经其门,徒焉舍车,公持不宜,曰:“蹈道则未也,叱之驺。”

甲午(万历廿二年,1594年),太宰上公治行,陟山西道御史。而给事林尼公迮(ze)而有以压之,兵鼓起于甲中,为公曩之,长揖已也。会巡西城,阉者杀人,公即榜于五都衢,或为解曰:“斯寺未必过切,足下何与之深呼?且弄臣也,其如此辈人自明将降祸蝎公矣。”公不从,乃钤之,滋速俄而赦出,中旨夺去。

寻,公疏起直谏者,皇帝怒,夺公俸一季。是季九月,雷震景德门,公疏指阙政之慝,及庇权奸,烦织造、宝珍,是务是非涃扰。时神庙方静摄,章奏不报,极言君子小人之辩,总揆噎之。无几何,一御史逆辅臣,辅臣中以他事以激皇帝,诸御史请于辅臣,犹蒙耳也。公于座上曰:“辱冤枉枉不厉,兹御史非不厉,何可剪其翼为辅臣目?”摄公,不正视,繇斯切齿。丙申(万历二十四年,即1596年)得旨革职归。寻丁母忧。癸卯丁父忧。里居二十有六载。

光宗元季庚申,起公尚宝司司丞。熹宗元季辛酉,陟尚宝司少卿,七月陟太仆寺少卿。冬,敌乃大会蹛林,月盛攻陷全辽。公上其事,大约谓关外残兵瓦解云散者不下数万,宜收其残,省调募西兵便,闻敌令妇女乘城,骁悍皆赴利以犯我,宜会兵捣之,踏其虚,可夹击也。若监军道高出不致死,以带甲数万窜,不宜从熊廷弼之请,复使监军令怠玩而忘其死。况廷弼曲怙,贺世贤何法纪之有,则熊廷弼、高出之头可斩也。寻诸者言,敌与西合一片石桃林古北喜峰诸隘口,公奏宜守御筑墉,养马增士卒,习骑射。至于京营老弱虚冒,不宜缓综,复多藏粮米以备之。尤宜破格用人,图复建骠骑之功,以佐县官之空乏。笼天下盐铁之利,则军帅无侵渔,逴行无绝饷,而中国可高枕矣。

壬戌陟左通政,寻陟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山东。妖乱之煽祸也,断山东之右臂,士卒患战复患饥。公善五兵愤恨曰:临患而缩朒,耻也。命蹶张之士传飨,持一灵姑钚大暑中趋贼,贼持垒为险。单骑冲突,左右翼踣之。先是所约登莱兵至,集矢贼目,是故多戡定之伐。

而客兵扰不熄。公寓(宇)汰法于射,半季则客者不噪焉,其慗也。

南卫既失,敌复狙兵旅顺、长山,以距我海上皇城岛。登莱吭也,去鼍矶岛四百里,逾铁山联广鹿岛,公设骁将一,守备一,兵三千,造艅艎为海防。

叛将刘爱塔遣金应魁来降,大将沈有难色。公授之官谍,谍中佯为怼词,若泄之。后复州王丙泄,爱塔事僇及数将,毁金复不城。秋兵来获,公命夜火箭于松山诸处,焮其积,得首功三十二,牛马倍焉。

潍县张尔心欲谋叛,监司皆将受甲,公以计弭之。

皇帝曰:“巡抚佥都御史可立厥治行劳哉,赐汝朱提文蟒。汝嘉而毛帅骄愎不协,蛊于兵,满蒲昌城袭报用敢献功。”公颔之,使者往覆东江。毛遂怨望,嗾方给事触公,反以勋陟少司马。皇子生,畀三世诰,荫一子枢。

寻,朝鲜李倧废其国王李珲,公疏倧以侄子篡叔,宜加天讨。诚能自托于毛帅,并力罢奴,录其功,贷其前辜,论与廷议合。

至今秋秩贡不替,公抚东三季,所羡银一万二千两。请告,凡七上,乃得归。

乙丑,再起公兵部侍郎。丙寅,陟兵部左侍郎。时,众若沸羹,公事与忤。袁崇焕遣驿吊敌,公诟言于朝,朝议是公。寻,推公南户部尚书,因勒俾致仕。考功苏继欧覆疏韪公,得驰驿。后加太子少保,公辞。

不数季,以疾终,寿七十余。葬于睢城南。

公束发从仕若干季,剖剧无艰,锄奸不懦。当大疑大险,军旅之锋刃,国事之齿牙。处盛不陨,慎守其序。所谓气以实志,惟公得之矣。

呜呼,袁公庶几不陨其功名矣,夫人子孙皆见志中。辞曰:太苞必盛,未为攸张;假乐令岂,其政允荒。不冋敦琢,萋苴用升;佛肩式遏,谋猷?#91;东。繻茹青巳,寇不虩虩;御敌刚止,匪沈众役。锡尔绣裳,帝曰尔勇;牡□有辉,受福亦孔。有徒掘阅,割正未彰;公处屯蹇,厥处无伤。龙蜇蛇退,温基其身;公餗岂覆,耉成囏纫。殁(mo)斯弥馞,畴谓未拓;寝庙丸丸,念哉拯莫。桓拔惟公,忱动是遒;鬣封爵勃,世炽兹休。同氦荄茂,衍共苞枿(nie);异崎嵚(qin)崺(yi),嘏(gu)无辍气。

录于北京国家图书馆藏明王铎《拟山园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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