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2月生，原名张纪保。山东省苍山县人。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1983年入伍进疆，1995年退出现役，现居乌鲁木齐。先后在兵团日报社做编辑、记者十余年，现供职于《绿洲》文学杂志社，任副主编。新疆兵团作协秘书长。1985年开始发表作品。200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诗集《远去的鸟》、《激情的挽歌》、《风中的马车》、《低语的诗行——郁笛十四行诗选》、《新鲜的往事——郁笛九行诗选》，随笔集《贵族的边疆》、《被耽搁的遗忘》，散文集《行走阿勒泰》，长篇纪实文学《白克日·卡依尔》，诗影集《新疆肖像》等近20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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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关评论

1964年12月出生于山东省苍山县。1983年入伍进疆，现居新疆乌鲁木齐。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疆兵团作家协会秘书长，《绿洲》文学杂志社副主编。已出版的主要作品有诗集《远去的鸟》、《激情的挽歌》、《风中的马车》、《低语的诗行——郁笛十四行诗选》、《新鲜的往事——郁笛九行诗选》、《青湖诗稿》、《惶然书》，随笔集《贵族的边疆》、《被耽搁的遗忘》、《藏石记》、《读城记》、《树梢上的春天》，长篇散文《行走阿勒泰》，长篇纪实文学《白克日·卡依尔》，诗影集《新疆肖像》等20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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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吹草低

从汗德尕特乡政府所在地，去铁木尔牧场，还有六七公里的山路要走。

我们从阿勒泰市里带来的桑塔纳车，左冲右拐，走了不到两公里的路程，便不得不在一个斜坡下面，面对着又一滩泥水路面停了下来，一行人跟随着尼永梅副乡长，继续往草场上进发。

此行的目的地，是巴图巴依尔家的草场。巴图巴依尔是汗德尕特小有名气的年轻的民间艺人，他的绝活是一种名叫“喉麦”的艺术，是一种难度很高的从胸腔里往喉咙里发音，而完全不依靠嗓子，同时发出多个声音的艺术。在汗德尕特乡的蒙古族艺人中间，能够达到巴图巴依尔这样的可以演出水平的人非常少。因而，负责文化工作的尼永梅副乡长，有一种迫切的愿望，要我们了解和认识巴图依尔和他的“喉麦”艺术。

从车子上下来，穿过一些雨后留下的泥泞路面，很快就进入了山里的草场上。打草时节，牧人们大多忙碌在自己的草场上，尼永梅副乡长也只是大概知道巴图巴依尔家草场的大致方位，准确地在哪一片山坡上，恐怕连她自己也是说不清楚的。

徒步跋涉，草深路长，不一会儿，细密的汗珠便爬上了额头，赖洋洋的太阳也显得有些无奈，好在不时会有一股凉爽的山风从山谷里吹来，使这山间草地上的行走者，多了一些轻松和随意。

只是年轻的尼永梅副乡长或许是找人心切，她一个人远远地把我等一行人落在后面。后面的人，便有了一些懈怠，或者干脆一屁股坐在草地上，大口喘着粗气，休息起来了。如是这样，两三次，便很快进入了草场腹地，这片不大的山间草场，背依两侧宽大的山体，天，在这一此刻也变得如此地亲近，所谓蓝天白云，清风徐徐，在草地上的人们看来，才是如此的现实而趣味盎然。

中途，见两头硕壮的黄牛在不远处的一片洼地里，低头吃草，或者低头饮水的样子，我便不由自主地对着它们扯开了嗓子，肆无忌禅地长吼了一声。这一声长吼，在山谷里回荡了好一阵子，连我自己也吓了一跳。

不知是狼叫还是驴嚎的声音吧，两头牛，一定是被这片山野间，从未有过的声音给惊呆了。

两头埋首吃草或者饮水的牛当中，不知是公牛还是母牛率先警觉地抬起了头，向着我所在的方向张望过来。稍顷，另一头牛也抬起了不解的眼神。

我仿佛受到了一种意外的鼓舞，便兴致勃勃地朝着两头牛又长长地吼了一声。这一声，似乎理会加粗壮一些，浑厚一些吧，一对老实巴交的牛兄弟，或者任劳任怨的牛姐妹，便真正地感到了恐惧，也似乎下定了决心，背对我走来的方向，昂首奋蹄，有些恍然地，急速地奔去了。

我感到了一丝不安。

作为一个外来者，面对一片灿然而盲目的山水，一片收割季节的草场，我情不自禁地发出了这些自由主义的声音。我不知道这是否违背草场或者山野的法则，我竟然忘记了自己来到这山野和这片草场上来的目的，是来寻找一位民间歌手，而不要自己对着两头无辜的牛，发出野兽般的嗥叫。

这时，走在我身边的地委宣传部的张勇副主任，见到我如此放松，便也毫无拘束地说笑起来。而我们此行的领队、年轻的蒙古族女副乡长尼永梅，至今没有结婚，走在草场的山路上，小张副主任故意问她的年龄，遭到了委婉的拒绝。我们就这样一路笑谈中，忘却了上山的艰辛和疲劳。而我们要寻找的那位民间艺人，却迟迟没有出现。

终于，尼副乡长问了几个在山上打草的人之后，打听到了巴图巴依尔家的那一片草场。

二十八岁的巴图巴依尔正在同他的父亲在一起，收割着自家的一片草场。在山草没有完全枯黄，或者说，在天气还没有完全变坏以前，把这些牲畜们越冬的饲料运回家去，对于牧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了。巴图巴依尔和他的父亲早早地就出了家门，中午的饭都没有回去吃。可是由于我们的到来，父子两人不得不停下手中的活计，坐下来，算是一阵劳作间的休息吧。

应尼永梅副乡长的要求，巴图巴依尔有些为难地答应为我们表演一段“喉麦”，他说干了一天的活，嗓子有点干了，不知道能不能发出声来。不明就里的我，拼命地鼓励巴图巴依尔表演一番，在我的心里，其实是有另一种想法的。因为徒步行走了这么长的时间，在大多数时间里，只是自娱自乐，同一位真正的山里牧民这么近距离的交流，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巴图巴依尔清了清嗓子，坐在刚刚割过的草地上，对着午后的阳光下空旷的山谷，发出了一阵低沉、宏阔而悠长的声音。他的脸胀得有些红，胸腔里的声音，却依旧那样浑厚。在众人的掌声完了之后，巴图巴依尔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没有准备好，身体也不行，今天的表演不算成功。

事实上，就专业的角度来说，对于像我这样的不通音律的人，是无所谓成功与否的。

让我感到欣慰的，倒是这个不大的山间平地时里，草色微茫中，那些山风吹动的美妙时刻。你看，风从山的另一边吹过来了，整个山坡上的草，像集合了一般，配合着风的音乐，向着一个共同的方向，弯下腰去，又会在大约相同的时间里，重新抬起头来，或许会向着另一个不可预知的方向，转过头去。

这是一群怎样的舞者啊。

是季节的追赶，还是阳光的描绘，一面又一面的山坡，草木皆兵，闻风而动。自由而高迈的山冈，那些茁壮的草，盛夏时节开放的花朵，现在，她们正在慢慢地收拢了自己的翅膀，等待着一个庄严时刻的到来。

草是这个季节里最为旺盛的民众，它们铺展着自己的身躯，不计较脚下的哪能怕是只允许一丝根须伸展的土壤，却依靠最为朴实的愿望，连接着一片又一片天和地的缝隙。

是啊，这芳草碧连天，草色近却无。如果不是还有诸如采访这样的任务，我真愿意在这样的山间草地上，美美地待下去，直到天色融化在遥远的黑暗中去，直到寒冷的季节，收拢了草原的翅膀。无奈我们还是要早早地归去，归于生活的琐碎和庸常里去。

而此时，天际里的晴朗，又总是影响着草场上的收割情景。多数时候，人们会赶在好天气里，尽可能地收割完自家草场上的草，运回家去，等待那个漫长冬季的到来。我在这山地草场上停留的这个下午，见到三三两两的割草人，挥动着长长的“大甩镰”，一下一下地从草地上“扫”过时，心里便禁不住痒痒起来，就在巴图巴依尔表演的时候，我试着挥动了几下那个在电影和电视见到的割草工具--“大甩镰”，由于用力过猛，差一点将那长长的镰刀割到了自己的腿上去，所幸，我很快就掌握了割草的技术，听着镰刀霍霍声响，草声四起，堆积在被镰刀割过的土地上时，我的耳边，再一次响起了远外的风声，由远及近。

风吹草低，一声紧似一声。我却很少见到牛羊，在草声挥舞处，是一片又一片被镰刀割倒的青草，是三三两两的割草人和他们背负着的，山一样结实的日头。高远的天空下，山地牧人的生活，在这样的季节里，有着不可重复的节奏和不可更改的，命运的色彩。

三、相关评论

《远去的鸟》序

文/韩子勇

“ 诗人”－－这个语词正在成为一种反讽。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语境汹涌澎湃，这种珍稀的褒扬和诚恳的称呼带有了尴尬和难为情的性质。而戏拟和媚俗又不断地消解着它的神圣和神秘性－－如同一件破烂的牛仔服，往往是主人身份的反衬。增加概述我们遇到的公众是一群大众文化的嬉皮士，没有谁愿意为诗人承诺一个严肃而认真的当代处境。在这种情况下，每一次对诗歌或诗人的讨论都是一种成功的逃避与克服：堂吉诃德走出家门，他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风车，一场严肃的战斗就这样被读者的哗笑瓦解了，我们成了自己的“移民”。

写了上面这段话之后，再来谈论郁笛和郁笛的诗，我们就划定了一个大致的精神范围：譬如如何认定诗人或诗歌的当代性质，譬如话语的权力和引起的反应，譬如破碎的诗性镜像和诗人的解魅，等等。第一次遇见郁笛这个人，是在一次青年诗歌讨论会上。在此之前，作为诗人的郁笛只是我的一种揣度和想象，真实的情况仅限于知道郁笛是个军人，而且是个青年军人。当兵与写诗、威武与柔情、恪守与浪漫、一丝不苟与夸张和想象等等。这些矛盾的侧面使郁笛变为重重的幻象。在那次讨论会上我与郁笛交谈的时候，脑子一直在寻找着什么，好像经历一场变故之后确定残存的遗迹，同时也是一种修复，一种对差异的合理解释。诗人作为一种符号与作为一种现实，竟然有这样大的差距，好像是一次玩笑、一次蒙面游戏供你猜测。这种经常发生的情况源于写作，源于写作这种如期而至的文化事件。写作使真实变得异乎寻常，作者与诗中的叙述者分离开来，作为青年军人的郁笛和诗歌中那个被阅读揣度的郁笛，在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语境中进一步被剥离，好像脱轨的车厢静止在遍体鳞伤的时间里，而凶狠的车头仍然在遵循惯性的规律。这样，当略有口吃、谦卑而辞不达意的郁笛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不得不时时中断交谈的语句，抓紧滑动的瞬间把他与诗歌中的叙述者进行比较：他们之间的风格是这样的不同，仿佛是为了专门愚弄像我这样自以为是的观察者。

诗人，作为活的个体是隐匿的，作为一个符码正在成为一种反讽。不错，我所经历的正是这样。

在认识郁笛这个人之前，我读过他的作品。主要原因有两条：一是他的名字在域内外刊物上有较高的闪现频率，二是因为他是新疆的青年诗人。尽管那种阅读谈不上是一种“细读”和“重读”，从专业角度来看非常粗疏，几乎是一种闲人的浏览。但是，我仍然对他的作品获得了一个最初的印象，并且大胆地在一篇文章中进行了自以为是的分析。相识了之后，他曾寄来一沓诗稿，题目叫“丝绸与利刃”，我又为此写一篇短文。当这次他的第一本诗集将由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时，他请我写序，我感到为难。一本诗集对我们大家来说算不了什么，这类“读物”在书店和书摊都着实不少，不管是好书还是坏书卖不动了过段时间就会半价处理。然而，对于一个写诗和爱诗的人来说，那可是生命中的一件大事，其份量不亚于海湾战争和克林顿的总统选举。作序，常常是方家对后学的加冕，必须有足够的身份或学识，作序于我是无法承受之重。握着手中这支笔，我有南郭吹竽的尴尬，只能自欺欺人地把这件事当成一次学习的机会。狡猾的郁笛，抓住了我的弱点，我只能仓促上阵。

郁笛的诗最初给我的印象是那种明快的抒情，是略带阳刚之气的优美，旋律、阳光、跳动和适度的音量是他作品的特点。在那段时间，中国诗歌抒情方面的欠缺非常明显，仿佛经受一场暴力之后的荒芜与愤怒，诗的质地陷入凶狠与极端。在这种背景之下，阅读郁笛的诗歌是一种对诗歌阅读的恢复。这种“童贞”的、“乌托邦”式的言语喷吐，对于失范和碎裂的文化家园起到了某种温情的安抚作用。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郁笛诗歌创作的发展，并不被潮涌潮落的诸种“主义”的偷袭所左右，直到后来的一些变化也很难看出某种大规模的外来植入。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可能有两点：一是郁笛本人特定的生活环境在变动的社会结构中是一个不变的定数，二是郁笛的经验主义的写作方式。郁笛不是那种书生型的诗人，不是那种依仗大量的翻译书籍进行发酵转化、不失时机地改变自己的诗人。他有另一种获取外部世界的方式，这种方式是 东方式的、神秘主义的，它来自理性世界的基层，来自直接或直觉的把握。当“第三世界文化”开始说话的时候，当“少数话语”、“边缘话语”开始运用某种程度的叙述权力的时候，“主人”的语言就应当成为被克服的对象，那种被“中心文化”所强加的东西，那种“后殖民主义”的文化入侵就成为确立新的文化认同的障碍。因此，对经验的恢复与认定，对“民族寓言”与“民族象征”的发掘与串通，就可能成为克服失语症的一个有效办法。郁笛初期诗歌的“童贞性”和“经验性”之所以是有益的，就在于它以回溯的方式确定了第三世界语境的某种起点－－尽管这个起点是幼稚的，但却是真实的。

在组诗“丝绸与利刃”之后，郁笛诗歌的抒情性质有了较大的变化。以前作为插曲和伴奏的乡情色彩很浓的思乡之作，从一种“童年记忆扩展和演化为一种民族性、农村性和历史性的诗化寓言－－并且上升为合唱中的主声部”。在这里，郁笛的那种经验主义的写作方式，变成了类似“人民记忆”、“集体无意识”和民族根性的梦幻之旅。战火、暴力、农村的变迁、东方式的物象、冥冥之中不变的延续、后悲剧与后历史的谚语等等，这些在沉积中逐渐走向风化的东西被翻腾出来。叙述的调子是一种平静、澄彻的忧郁，透明之物影影绰绰地流动于字面之中，一种膨胀的能指使对应的实体逐渐趋于抽象和空明，词组和句子的跳动加大，意象密度的提高，暗示、比喻和象征从枝节走向整体……从这些变化可以看出，郁笛诗歌创作的发展并不接受某种强制的东西，初期的那种抒情争彩被保留下来，“童贞性”、“经验性”的特点得到加强，但最后的结果却很惊人，仿佛完全是两种境界。一个简单的核、一个松脆的籽，变成一片森林的草原。这个过程是自然的，也是实在的，符合“关于成长”的观念。史诗与自我消失是同义语，其实不光是史诗，一个诗人只要进入了一个更为庞大的表现领域，他就不可能仅仅停留于“代言者”的位置，他必须与他的对象构成一个整体，而“发话”的过程仿佛发生了转移，“文本”的诞生过程就可能带有先验的性质－－它不是被“写”出来的，而是一种先在的事实，仅仅因为缺乏合适的时机而暂时地处于隐匿的状态。在这时，诗人所要做的就只是“发现”或“发掘”，而不是“创造”。诗歌就是这样地成长着，尽管他在每个具体的诗人生活中都好像经历了一次从幼稚到强大的过程，但这肯定是一种假象：反复的重复不是事实，事实是水满之后溢出器外的那一滴。因此，如何看待一个诗人的成长和他对诗歌的贡献就可能是两种意思。在这里，郁笛的逐渐强大是有希望的，只要这种过程不陷于重复，他就可能留下自己的名字。

《远去的鸟》这部诗集，收录了郁笛现有的精粹之作，它像一段浓缩的记忆，把郁笛的生命过程保留下来。大量的引证和对某些个别句例的分析肯定是一种损害，我讨厌那种带有炫耀性的肢解举例，这种作法的专横的武断已经多多少少地伤害了公众的欣赏能力。因为，要想真正了解郁笛，我奉劝读者跳过我的文字，直接进入郁笛的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