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易木原名徐福堂，余易木1937年生于上海一个富商之家。解放初，他在上海国立高等机械技术学校学习锅炉专业毕业，后被派到大连俄专进修俄文，又在北京清华大学（还需考证）机械系进修，学业完成后被分配到北京第一机械工业部机械科学研究院当翻译。1957年徐福堂因对留苏学生派送办法有所微词被打成右派，那年他才20岁。当了右派后立即被发配到青海省物资机械修造厂劳动改造（当时简称“劳改”——现在的年轻人很难理解当年听到“劳改”一词的恐怖）。

他在荒凉的边陲之地劳改期间，修过马路，造过房子，挖过菜窖，打过机井，拉过板车，开过荒地；“自然灾害”时期，他用稀糊糊和烂土豆填过肚子。苦役、饥饿、郁悒、超负荷的劳动，过早地损害了他的健康。

“文革”中，余易木与另外两名右派一道，被打成青海省物资局的“三家村”，“苏修特务”，所在单位的造反派，对他拳打脚踢，强制着给他剃了阴阳头，把他拉到大街上游行示众，关“牛棚”，并查抄了他的宿舍，焚烧了他心爱的书籍。当人的尊严受到极大侮辱之后，他对这个世界已不再留恋，为此，余易木曾服大量安眠药自杀未遂。七十年代末，《小说界》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魏心宏去青海组稿，魏曾应邀去余易木家吃过一次饭，锅碗以及油盐都是余易木向邻居借的。他住的房子是那样惨，低矮不说，还非常残破，屋子里光线昏暗，他的床单几乎就和在煤灰里滚过一样脏。当时余易木依然独身一人，已经到了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境地，人的样子，丝毫不夸张地说，就如同鬼一般可怕。他头发很长，人很瘦，很高，几乎沦落成类似乞丐的人了。而且就在他们吃了饭之后一会儿，那所房子就塌了。

“文革”后，即1980年春天，也是发配到青海劳改的右派——美术家王复羊平反后，从青海西宁把余易木在六十年代初期写的短篇小说《春雪》带到首都，交给作家从维熙，再由从维熙把它交到《十月》杂志编辑张守仁手中。张守仁尊重作者的意愿，发表时未改动原稿中的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将《春雪》发表在《十月》1980年第3期上；《春雪》发表半年之后，余易木从西宁给张守仁寄来了他在六十年代中期完成的中篇小说《初恋的回声》，张看完此稿，立即又一字不改地编发于《十月》1981年第2期。

短篇小说《春雪》、中篇小说《初恋的回声》发表之后，余易木的名字在青海和全国文学界震响。当时有不少青海省内外女性读者，看了作品，心灵受到强烈震荡，怀着崇拜心理，纷纷写情书给作者，愿许终身。余易木一一婉辞。其中有一位来自龙羊峡、年轻漂亮、酷爱文学的姑娘，执著追求，锲而不舍，终于与余易木建立了一种超越读者和作者关系的恋情，最后结为伉俪。英美有些名牌大学将他的小说作为东亚系研究生的教材……

就凭一个短篇、一个中篇，余易木加入了青海省作家协会、中国作家协会，并荣任了1984年青海省国庆三十五周年优秀文学作品奖的评委。当时青海省文联决定调余易木当专业作家，他怕写遵命文学，失去写作的自由，坚辞不肯，仍在工厂供职。

几十年来，余易木一直承受过重的劳役、过多的磨难、经常以馒头、方便面充饥积累下严重的伤病，加之抽劣质烟过多，1998年初，他因肺部感染引发心脏病，住进医院时已经形销骨立、羸弱不堪，最后“心肺衰竭”于1998年8月18日下午6时30分过早地走了，年仅61岁。如果他能活今天（2006年）也才是69岁。

去世后友人们前往他住处帮助整理遗物，发觉他家中清贫如洗，家具破旧，连像点样子的替换衣服都找不到，只得临时派人到街上买了一套“老衣”，给他洗净了身子穿上。余易木一生悲苦，两袖清风。

余易木精通法语、德语、英语、俄语。

解放前他在上海，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学习英语。他像个神童，竟然能背字典，很早就能看英文文学名著。法语，余易木是从小自学的，解放后又向一位因有所谓历史问题而不受重用的法语专家苦学了两年，终于达到了相当高的造诣。俄语是他的强项，他在大连俄专学习期间，就能阅读俄文版普希金的诗和托尔斯泰的小说，《欧根·奥涅金》、《安娜·卡列尼娜》、《猎人笔记》等经典作品，他只看原著，不看译文。

上海作协主席、主编过《中国大百科年鉴》的诗人兼学者罗洛先生的译著《法国现代诗选》，部分译文曾请余易木校阅；《十月》杂志原副总编辑、鲁迅文学奖、冯牧文学奖终审评委、著名散文家、翻译家、编辑家张守仁先生（现年73岁）曾说，我与上海同乡余易木交谈起来，会突然发觉我的外语水平不如他，常有羞愧、汗颜之感。

余易木在西宁曾看到北京某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巴马修道院》的译本，细读之下，发觉译文不符合他早年读过的法文原著的风格，便托青海省图书馆一位好友，从北京图书馆里借调出法文原著寄到西宁，他翻译了书中关于滑铁卢战役的精彩篇章，给一位原在上海工作、50年代被贬到青海、精通法语的著名天主教神父看。那位能用法语思维、写作的神父，对照了原文和两个译本，对余的翻译击节赞赏，认为只有如此翻译，才比较符合原作的神韵。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余易木在青海的两位右派朋友背着人潜心研究，写出了一篇当时处于领先水平、关于“裂极式三相同步交流电动机”的学术论文。他们因国内刊物不发右派文章而苦恼不堪，余易木便自告奋勇，把它译成了俄文，将译稿寄往莫斯科，投给苏联科学院主办的权威刊物《злектричество》（《电》）。该刊主编Волбаек（伏尔杰克）审阅之后，欣然回函，表示同意发表。只因随后中苏关系破裂，该论文才未能刊出。“文革”结束后，精通俄文的翻译家张守仁先生看完这篇长达18页，用词精确、逻辑严密的科技译文，既佩服又惊叹，称余易木的俄语修养，无论是文艺方面或科技方面，都达到了庸常之辈如我者难以企及的程度。

余易木少年时代阅读了大量中外名著，深受文学的熏陶。他一生迷醉于法兰西文学，他几乎熟悉全部的法国作家，不论是古典的，还是当代的，他喜欢大仲马，喜欢司汤达。他认为像《红楼梦》、《史记》、《雷雨》、《故乡》、《战争与和平》、《巴黎圣母院》、莎士比亚悲剧、《蓝色多瑙河》等经典作品才能称得上不朽，它们经得起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历史长河的筛洗。凡是与余易木接触过的作家，都认为他的文学功底十分丰厚、知识非常渊博，是个眼光不俗的人。

余易木笔名的由来：在西宁，他有两个好友：一个是毕业于厦门大学电机系的杨逊，一个是毕业于西安交大电机专业的林哲民。这两位高材生也是被划为右派后贬谪到青海的。他们三人惺惺相惜，患难中互帮互助，情同手足。“文革”初期还被打成青海省物资局的“三家村”，不许他们串联，但三人打着暗号仍有秘密往来。徐福堂用“余易木”这个笔名，就是由“徐”、“杨”、“林”三个姓氏中的右偏旁组成的。

余易木同时也是一流的高级工程师，从理论到实践，都表现出众。当杨逊、林哲民两位名牌大学高才生遇到了圆锥齿轮公法线长度不好算的难题请教他时，他的脑子像电脑似的好使，立即建议他们参考捷克人计算时使用过的公式。他们得到了启发，根据啮合原理，推导出精确公式，算出了理想的结果。和余易木共事三十多年的厂长赵伯勋说：“机械制造中常用的公差与配合表，数据异常庞大，徐福堂居然能背出来。谈到工程技术方面的数据，一旦谁说错了，他立即给予纠正。”为了推出一个新产品钢模板，赵厂长和徐福堂到西安、北京走马看花参观了一下，徐福堂就胸有成竹，回西宁后很快试制成功，使工厂很快扭亏为盈。徐福堂一生固守清贫，即使外单位用高薪聘请他，他也不愿另攀高枝，说：“正是修造厂最需要我的时候，我走了，那就不仗义了。”

余易木还是一位有超常能力的预言者。“文革”之初，他和青海省物资局局长关在同一个“牛棚”里。局长感到前途渺茫，消极悲观。余易木就安慰他：“将来大部分干部总是要解放出来工作的，而且据我判断，你会比我早几年走出‘牛棚’。”后来运动的进程，完全证实了他的预见。

“文革”中正当江青红得发紫、飞扬跋扈、挟天子以令诸侯之际，余易木对知己的人预言说“这个张狂的女人将有最悲惨的下场”。1976年“四五”事件之后，邓小平被批成“中国的纳吉”下台，他坚信邓小平还有回到政治中心舞台上为中国人民做事的机会，时间不会太久，劝朋友们耐心等待。他的预言，果然被其后的历史一一应验。余易木洞察历史，聪慧过人。他在西宁的朋友，对此莫不佩服。

鲁迅文学奖、冯牧文学奖终审评委张守仁先生于2005年，悼念余易木逝世六周年时撰文，张老以文学界少有的严肃和愤激写道：“余易木在阶级斗争剑拔弩张的岁月，漠视权贵、呕心沥血写出的这两部作品（注：《春雪》和《初恋的回声》），由于其艺术质量峰值之高，不仅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国中无人能与之比肩，就是放在新时期繁荣以来众多获奖的中、短篇小说中也毫不逊色，且仍能显示出它们卓异的光彩。可是当代评论家们、文学史家们从不对余易木的作品议论几句，或记上一笔，一直保持高度的沉默。这是有意的绕过呢，还是无意的疏漏？这是否反映了当代文学评论家们研究的视野因忙于热门话题而过分狭窄呢，还是因为缺乏独立识见而产生的跟风、从众心理在作祟呢？笔者孤陋寡闻，在此就教于方家。”

张老在文中评价余易木及其作品，“在思想异常禁锢的时期，当绝大多数被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们夹紧了尾巴，用苦役改造自己的时候，易木兄还能在逆境中挺直脊梁，坚持自己的艺术观，酣畅淋漓地描写苦难、悲戚的爱情小说，哀叹真、善、美的毁灭。其稀罕程度，犹如在冰天雪地、朔风凛冽之中的枯枝上，尚有一只黄莺儿鸣唱起了凄美、多情的歌。真可谓大音希声!因此，《春雪》和《初恋的回声》的重要性，难道不是和上世纪五十年代前苏联文学中爱伦堡的《解冻》和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等作品具有相同的价值和意义吗？”

余易木逝世后，青海省文联副主席陈士濂拟了一副挽联“难忘《春雪》霏霏怎奈斯人独憔悴，犹闻《回声》咽咽哀哉秀木竟先摧”以及横批“美文长存”，由青海省书法家协会主席林惜醇书写后挂在灵堂上祭奠。那天到灵堂吊唁的有机械修造厂的干部，省作协的代表，还有零零星星几位文友。余易木遗体于8月20日火化。一切遵照他临终前的遗嘱：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只有逝者生前几位好友、厂里几个同事和他唯一的女儿徐吟为他肃穆送行。据说余易木留下了在“文革”中写成的两部近百万字的长篇小说遗稿，至今尚未面世。

2004年底，余易木生前好友邢孔荣先生将他的骨灰盒从西宁迁回到他的故乡上海。按照江南民间冬至下葬的习俗，安放于市郊嘉定长安公墓祥24B区第11排第6号墓穴。在墓碑上凿刻了“徐福堂之墓”五个字，一代英才长眠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