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扒粪者”出自曾任美国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之口，他把那些专门揭丑的记者称之为“扒粪者”。指那些有正义感的新闻记者，他们盯着种种不公与腐败现象，凭借高度的职业责任感将丑恶的事实真相拖到公众视野一一曝光，他们是社会正义的代言人，是新闻正义的践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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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人物介绍(林肯·斯蒂芬斯 杰克．安德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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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扒粪者”，语出美国第26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英国作家班扬在《天路历程》中描写了一个怪人：此君手拿粪耙，目不斜视，一门心思收拾地上的秽物，连天国的王冠也不希罕。班扬的原意是讽刺那些只关注肉体而忽略精神的人。1906年4月，罗斯福借用这个“典故”，把它“赠予”当时大力揭发政坛黑幕的新闻工作者。罗斯福一面承认：“如今，我们不应逃避去面对那些卑劣的事情……地上有秽物，就必须用粪耙扒走；在有些时候，有些地方这项公共事务是所有能被施行的事务中最必需的。”一面又大谈不应只盯着阴暗，也要多赞美光明云云。尽管这番言论招致黑幕揭发报道先驱斯林肯．斯蒂芬斯的电话抗议，但“扒粪者”一词就此确立，而且很快变成褒义词，这恐怕是罗斯福始料未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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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初，以斯蒂芬斯、贝克、塔贝尔等为首的一批记者和作家痛感美国社会政治道德的沦落，所以聚集在《麦克卢尔》、《角斗场》、《世界主义者》等杂志的麾下，向政界、商界及社会各个层面的腐败与弊端，展开了无情的揭露和猛烈的抨击。“政府与黑道的勾结、金融保险的欺诈、药品和食物的掺假、监狱里的虐待、街道上的卖淫、甚至连教会中的黑暗”，都在他们犀利的笔锋下被一一曝光和鞭挞，人们把这场在美国社会和美国新闻史上留下深远影响的运动称作“黑幕揭发运动”。由于这些记者和作家在文章中揭丑直接且用语 尖锐，所以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也不得不在一次演讲中，说这些“黑幕揭发者”“就像英国作家约翰．班扬小说《天路历程》中的扒粪人，对美好的事物视而不见，专门盯着卑鄙堕落的东西不放。”尽管总统与有些“扒粪者”的私交不错，他本人也是一位公认的改革派领袖，但因“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有时为了考虑和摆平“社会方方面面的关系”，所以也只得口出贬辞。但他没想到，“扒粪者”一词却在美国社会却成了“一种高贵的尊称”，原因很简单，因为美国人民喜欢并需要他们的社会中有这样的“扒粪者”。

实际上，纵观人类社会任何一个时期的发展史，“勾结、欺诈、掺假、虐待、卖淫、黑暗”一直是和社会形影不离且与时俱进的，这些社会阴暗面在某一个时期或许有数量上的多寡，但在本质上却是如出一辙的。所以任何一个追求进步、追求文明的社会，都是以最大限度地遏制阴暗面的蔓延，尽可能地扩展阳光地带为己任的。而在这样一种社会力量对决中，除了行政作为外，媒体就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绝大多数百姓没有或很少享有知情权，根本无从了解诸多“见不得人的黑暗勾当”，所以需要媒体来充当他们的耳目喉舌，这就是现代媒体的作用和责任所在。而要起到这个作用和肩负起这个责任，媒体就需要培养出一大批“无欲则刚”的“扒粪者”。不管是主流、还是亚主流，或是非主流媒体，没有这样的“扒粪者”，那么它的社会功用也就微不足道了。

但是今天，“扒粪者”顶桂冠更多地被戴在了一些“新闻业外人士”的头上，例如陈晓兰、单志东、方舟子、何祚庥等。尽管这些“新闻业外人士”的每一次“扒粪行为”不是（也不可能）尽善尽美，但他们担纲的“扒粪者”角色却是有目共睹且不容置疑的，而这角色本来更多地是应该由媒体从业人员来充当的，可惜角色错位了。当然，在全国十几万的记者编辑中，肯定、也确实存在“扒粪者”，只是相对整个群体数量而言实在不成比例，况且在名气和作为上也不能与上述几人争锋。我臆度这是由于商业社会的浸淫，所以好多媒体的掌门人更愿意培养或喜好采编风花雪夜、撰写莺歌燕舞的业务人员，而“扒粪者”这样的角色会带来麻烦，会给自己的地位带来不稳定因素，所以何必自讨没趣、甚至是自讨苦吃呢？但也正是由于自降其志，所以使很多媒体不上档次乃至不够其格。

一个世纪前大洋彼岸那些“扒粪者”揭露黑幕的终极目标就是呼吁社会的公德和公正，这对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倒是不乏借鉴作用。所以，被誉为“社会良心”的媒体不但要对上级负责，也要对得起受众的企盼和信任。而现在最起码应做到这样一点，就是不要再让“业外人士”尽占“业内人士”的风光，鼓励并培养更多的“业内人士”勇敢地加入到“扒粪者”的行列中来！

相关人物介绍

林肯·斯蒂芬斯

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过南北战争后的美国经济迅速发展，社会空前富裕，进入所谓“镀金时代”。但急剧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使社会结构短期内发生了重大变化，同时也产生了种种社会问题。其中最严重的是普遍的腐败，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危机。美国，处在一场巨大变动的前夜。

但就在此关键时刻，美国新闻界开始的“扒粪”（muckraking）运动却有力地制止了腐败的蔓延滋生，促进了美国社会的改良，使其躲开了一场重大危机。记者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是这场“扒粪运动”的重要人物，他的自传《林肯·斯蒂芬斯自述》对这场影响深远的运动作了非常详细的描述，引人入胜……

斯蒂芬斯1866年出生在美国旧金山一个商人家庭，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后到德国、法国学习心理学和伦理学，于1892年回到美国纽约，进入报界。不久就开始对美国城市的腐败作了深入的揭露和报道。但随着调查采访的深入，他发现城市是州的一部分，市政无法与州政分离，腐败的州总是庇护腐败的城市，虽然有些市政府与州政府是由不同的政党掌管。所以，州才是趋善或趋恶的单位。于是他的调查重点由市转向了州。对各州的调查更加触目惊心，那些大公司如从大铁路公司到面粉商、教材出版商等都想法设法买通法律或法律的解释权，使自己获得暴利。

从市到州都如此腐败，不能不使斯蒂芬斯深思联邦政府究竟代表谁的利益。“姑且不论政府的实效性和可信性，我力求弄明白的是，总统、国会和政府部门代表的是人民的共同利益，还是代表着一部分人的特殊利益。”（第505页）带着这些疑问，他来到华盛顿拜访了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　即“老罗斯福”）总统。他与罗斯福总统之间的“交锋”，格外有趣，也格外引人深思。

罗斯福本人为官可谓清廉，深信自己代表了人民利益，而且也确实为之努力。但当谈话深入到他的某些具体法令法案时，罗斯福总统坦言，为了通过某些利国利民的条款，有时他不得不与参议院和众议院做某种交易，对此自己也时有忐忑，因为参众两院并非代表共同的利益。斯蒂芬斯立即抓住此点，尖锐地指出这实际也是一种贿赂。对此，罗斯福勃然大怒，坚决否认这是一种贿赂。斯氏则穷追不舍：“总统先生不是曾说过，尽管参议员们所行不端，你还是不得不与之周旋吗？”罗氏答曰：“不错。”他又问道：“总统先生也曾说过，为了笼络某些参议员，你不得不对他们的人选委以官职，不知正确与否？”“不错。”罗斯福答道。斯氏于是得出结论：“那么，这岂不是意味着总统先生为了得到他们的支持票而不惜授之以利吗？”但罗斯福仍然否认这是贿赂。这时，斯蒂芬斯反复向罗斯福说明，“这正是最令人难以容忍的贿赂。因为这种做法是以公薪的名义花人民的钱，而不是动用参议院的钱，况且如此作为便仅仅是为了赢得由人民选出的参议员的支持——支持反映人民意愿的议案这已经不仅仅是贿硌，遮遮掩掩、数目不多的贿赂了。而正是这种做法，引发了现在总统和人民鏖战正酣的腐败机制。”（第505页）他越说越激动，而罗斯福总统似乎已被他打动。于是他趁机动员罗斯福总统说出为了得到一名参议员的支持，哪一次委任是他最难接受的。几经踟蹰，罗斯福终于说出某位参议员与他私怨甚深，总在政治上与他作对，阻挠他要通过的每一条议案。于是，他不得不任命这位参议员的情妇的弟弟当某市地方检察官。以后，果真就很少遇到这位参议员的刁难。对此，斯氏一针见血指出：“总统先生，甚至是你本人都能察觉到为了推行你的利民政策，你得在参众院收买选票，以求得到人民选举的那些代表的支持。”（506页）当斯蒂芬斯把这些报道出去之后，引起轩然大波，罗斯福又将他召到白宫。怒气冲冲的罗斯福指责他滥用文字，居然公开说它是贿赂和腐败。一些随员嚷嚷道：“什么文章！简直一派胡言！”一位部长指谪说：“这是诽谤，总统先生，这已经构成了对美国总统的诽谤。”斯氏故作惊愕地反唇相讥：“还不至于那么糟吧？阁下是想控诉我诽谤总统，对我进行审讯吗？那阁下能否告诉我，我可以要求总统为人证，证明我所说一切都是基于总统本人所述……”（第507页）几经交锋，罗斯福总统火气稍减，只是挥舞双臂把他赶出白宫。

不久，罗斯福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不满地将这些专门揭丑的记者称之为“扒粪者”（muckrakers），把他们比喻为著名的宗教小说班扬（Bunyan）的《天路历程》中的“扒粪者”。这位扒粪者手拿粪耙，目不旁视，只知道朝下看，因此看不到任何美好的事物，满目都是地上的秽物。由此，这个称呼便固定下来。虽然官方反对，但“扒粪”仍在继续，而且这一带有谩骂之词反而得到公众的“首肯”，成为一种受人赞许的尊称。但平心而论，作为政治家，罗斯福总统有时确实不得不与一些议员妥协，才能实施自己的计划。政治，不仅要考虑是与非，还要考虑行与否，总是要看时机，总会有妥协，以“书生之见”。衡量，确实不那么“干净”，但正因此一些良好的政见才得以实行。但媒体毕竟不是政治的工具，媒体首先考虑的是公众的知情权、是对公共权力的监督。政治与媒体，各有各的“规则”。然而从总体上说，媒体的监督与批评，恰恰是为正直的政治家减少来自腐败势力的压力和阻力，使其不必有更多的妥协。

声势不小的“扒粪”运动历时十余年之久，促使社会猛醒，人们开始与各种丑恶现象作斗争，通过各种立法，涉及到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力遏制了腐败的滋生，迅速缓解了已成剑拔弩张之势的社会矛盾。

“扒粪”运动揭出社会的种种黑暗的确令人触目惊心，但它的目的和后果却不是也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推翻美国制度、美国社会，而是相反，促其自我调节、改革，使之躲过一“劫”，从而更加稳定。推而广之，任何制度、社会的稳定和健康发展，都不能没有大众传媒、所谓“天下之公器”强有力的监督。

杰克．安德森

杰克．安德森这个名字对多数国人来说还十分陌生，不过提起“水门事件”可就家喻户晓了。安德森正是曝光此事内幕的记者之一。去年12月17日，这位有“最令人生畏的调查性报道记者”之称的“扒粪者”溘然长逝，享年83岁。

安德森生于1922年，上距“扒粪运动”肇始约二十年。等安德森迈入新闻行业，狭隘意义上的“扒粪运动”早就结束了。美国新闻业经过洗礼和磨难，已相当独立、稳健和成熟，俨然以“第四权”的身份发挥着巨大的社会影响力；而毫不留情地揭露政界商界丑闻，不但成了严肃媒体的品牌，更成了新闻记者的天职——谁说立国仅两百年的美国，没有“优良传统”？

在新闻娱乐化、记者狗仔化、“扒分”远比“扒粪”吃香的今天，安德森极具启示意义。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一名优秀记者所必备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寻找真相，伸张正义，对公众负责。除了“水门事件”，作为《华盛顿邮报》“华盛顿走马灯”专栏的撰稿人，安德森努力“扒粪”，耐心劝导知情者说实话，遭到他口诛笔伐的政界、商界要人不计其数。同时，安德森经营有道，懂得如何运用媒体传播信息、吸引眼球。据说鼎盛时期他的文章曾被1000多家报纸转载，读者量每天达到4500万。取得如此佳绩，并非由于安德森哗众取宠，相反，安德森的报道以客观、真实、理性见长，通俗而不庸俗、泼辣而不极端。

从1958年到1986年，安德森对专栏形式的新闻调查性报道做出了开创性贡献。无独有偶，近年来我国有许多记者呕心沥血，把真相公之于众，遏制了不少恶性事件的发展，也因而广受好评，起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这些奋战在新闻前线的记者坚信，如果没有直面丑陋的勇气，所谓光明面不过是可怜的麻醉剂罢了。无疑，这种职业精神和安德森是相通的。

当然，嫉恨“乌鸦嘴”安德森的大有人在。不单单美国政府对这帮不顾“大局”、破坏当局“形象”的家伙十分恼火，千方百计找碴；黑手党也按捺不住，多次威胁安德森少管闲事。试想换一个时代或地方，安德森恐怕早被调离工作岗位了——我国早期报人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等，不都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吗？因此，安德森的免于“非正常死亡”说明，支撑他事业的整个平台、机制，都有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