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硬作狂欢 |
| 释义 | 作者: 郝建 简介《硬作狂欢》收录了郝建近年的艺术评论，评论对象涉及近年热门的电影、当下风行的历史剧、各大小电视台热播的日剧、来势汹汹的好莱坞及好莱坞模式的电影等等。这些评论力图把观点牢牢地建构于当下的中国语境中，体现了一种真实的批评精神和智力成分。作为舶来品的大众文化研究与批评曾经长期深陷西方理论的围城，丧失了本应具有的鲜活生命力，最终脱离了现实的文化语境，成为知识分子站在围城的墙头上居高临下的俯瞰和自说自话的臆想。而郝建则力图走出围城，不戴“有色眼镜”地审视之，以对社会和人性的真诚关注为基本平台，彻底摆脱了理论术语的操练与话语表演。这种价值取向使得他努力引领读者“走出瞒与骗的大泽”。 商业性的大众文化在民间中的强势与在主流媒体和话语中的弱势是一种吊诡的事实。它承担着严重腐蚀传统人文精神等罪名，让人忧心忡忡，然而它继续生机勃勃繁荣昌盛发展壮大，有人甚至称商业文化的时代是“众神狂欢”的时代。郝建称之为“文化上的错位强势”。他看到了繁华热闹的“众神狂欢”中个人的缺席，“在这种狂欢中，我们把预设的趣味当作快感，把机械艺术规范的演绎当作创作，把向中心单一价值观的驱赶当作是大众自己的自由选择。”这种被限制的狂欢实质上是一种美学齐步走，一种集体主义团体操，一种硬做的狂欢。歌舞升平的众神狂欢背后小人物的悲凉与困境依然存在，却鲜有人关注，文化中的真实境遇被回避，其中“话语英雄的被阉只是我们民族失语症的典型例证和可见的惨烈意向”。在一个貌似风花雪月的时代，真正的知识分子不会被表层假象所迷惑，他们从流变的社会现实中洞察到动态的危机。《义和团病的呻吟》一文尖锐地指出“在今天，有的歌声并不能哗众取宠，却能在另一边讨到好处。对美滋滋、乐陶陶的人群当头棒喝，以此追求登高一呼的自我感觉。那是典型的传统圣哲型知识分子心态。”对应当具备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如何利用“迷糊和曲解”真相谋求主流体系认同的现象，郝建不留情面地予以批判，甚至不遗余力地抨击和鞭挞，这在《张艺谋的退场秀》中表现得尤为淋漓尽致。 也正是基于一种普世价值观，他对真正扎根民间的文化却大张旗鼓地加以弘扬。对好莱坞电影，动辄乱棒相向或痛心疾首都起码缺乏客观的态度，与其声讨大众的追捧，不如反问大众追捧的原因何在。因为只有破解了强势文化之所以“强势”的密码，才能让暂时处于弱势的文化走向强势。这种态度贯穿在郝建对好莱坞的思考中。好莱坞强势的“密码”就在于它对具有普泛意义的商业伦理的尊重和表达。其实与其说郝建是研究好莱坞，不如说他更偏重通过好莱坞电影和它在中国的接受反应，来透视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问题。中国现实始终是他的落脚点。 作者简介郝建，1954年5月出生，电焊工出身，现为北京电影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电影、电视及大众文化理论的研究，业余参考与电影、电视的创作。出版专著《影视类型学》。编剧的作品有：《紧急迫降》、《雪夜惊情》；电视剧《真空爱情记录》、《汽车城》、《我不是羔羊》、《冲出绝境》等。 目录自序 被遮蔽的大众 英雄活着，人死了 《英雄》何以成事件 一条自觉的狗 ——看《卡拉是条狗》动情动思 底层困境的书写与覆盖 ——《卡拉是条狗》剧作分析 禁宫中的人造快感 ——细看影片《东宫，西宫》 请让我回家过个年 陈凯歌的美学暴力 荆轲护秦王 ——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分裂与美学暴力 张艺谋：肩扛硕果走出“第五代” 张艺谋的退场秀 花粉笔阉割私人动机 ——从《一个都不能少》看电影叙事 陆川寻枪，寻找快乐的权力 与活语英雄的聚会 ——观影片《不见不散》 睁开两眼看婴儿 ——《安阳婴儿》的热故事与冷叙述 解读另类电影 我凭什么要进电影院？ 关于《小武》、《小山回家》的对话 WTO并非中国电影的天生杀手 故事就是综合国力 ——《紧急迫降》编后记 死亡的哲学与普通的法西斯 ——观上影新片《燃烧的港湾》 滚滚红尘与回光返照 义和团病的呻吟 向海上旧梦归何处 入乡还是要随俗 广场艺术：拒绝庙堂 怎么就被自己的话语绑架 说话是艰难而责任重大的事 不要以穷人的名义 将混乱进行到底 水煮“第六代” 养大成人 …… 人同此心 肥皂泡中有真情 书摘插图上世纪 90年代初以来，中国文化生态被描述为大众文化兴起的年代。还有人将这一时期描述为各种文化齐乐、各种趣味和文化形态共同繁荣的时代。有的人则将其称作 “众神狂欢”的时代。比较时髦的说法是：大众文化，或者叫商业文化，已经成为最强势的话语，它已经泛滥成灾。这所谓的“众神狂欢”的图景，是一些文人学者硬性加工出来的，使人回避许多文化中的真实境遇，同时遮蔽了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现实。 但是，在我的眼里，大众文化还处在十分初级的阶段。看看电视台节目黄金档的电视连续剧和大抒情 MTV就知道，我们这里最有影响、占据了最大的资金和渠道资源的，还是那种灌输、指引、导向、教诲的艺术品位和生活道理。 仔细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这里似乎存在着一种文化上错位强势的形态。在民间，在大众的自然选择情况下，商业文化的确是强势的。商业文化满足了我们的通俗或者庸俗趣味。可能更重要的原因是，它对我们心中许多阴暗、卑鄙甚至危险的欲望都予以承认，并且试图加以表现。然而，如果换一个角度，商业文化立马就是弱势。它必须学会忍气吞声，随时闭嘴。 哪里有狂欢？这是看不见个人的狂欢。在这种狂欢中，我们把规定设计好的趣味当作快感，把机械艺术规范的演绎当作创作，把向中心单一价值观的驱赶当作真的是大众自己的自由选择。看看张艺谋的《英雄》就知道，这种集体主义的团体操不是狂欢。看看那几个可以教育好的第五代导演就知道，曾经在文化上向自己父亲说 “不”的“荆轲”，在忙碌于呵护“秦王”的高大形象；曾经在女儿楼中寻找失落的女儿心的导演，在拍电视剧替雍正王朝宽心：你先来个“海雨天风独往来”，不要管那“也难说身后骂名滚滚来”。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古代的种种帝王慈悲故事被用来娱乐今天、解释今天、开导今天。《荆轲刺秦王》开理解君王、远离人道主义的风气之先，经过《雍正王朝》、《康熙帝国》，我们跟着编导们一路跑到《英雄》。借古颂今、精心呵护帝王形象的古装主旋律被拍得洋洋大观、蔚然成风。在这些学者文人眼中，大众和大众文化都是在幸福地狂欢着。可是，我明明看见北京小百姓只不过是在“没事偷着乐”。我们无师自通地学了必要的课程：偷偷地寻找心理安宁，在低于地面一米多的屋子里喊叫幸福，每天忍受并且用心包裹那长在自己家屋子里面、穿过两口子卧榻当中的一棵大树这叫做快乐？刘恒那部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改编成电影叫《没事偷着乐》，拍成电视剧又叫《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这让我想起了二手玫瑰乐队的两句歌词“我们的生活就要开，往哪开，往幸福里开，我们的理想往哪里开？往垃圾堆里开。” 在这雍正王朝昂首向天高唱世间皇帝最苦的当口，在这导演、编剧、歌手替康熙帝国高歌要求“向天再借五百年”的时机，我们硬作狂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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