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印度人民党 |
| 释义 | 印度人民党成立于1980年，1996年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并执政13天。1998年再次与其他地方政党联合，执掌联邦政权，并一直持续到2004年败给老对手国大党。印度人民党作为印度政党体系中一支重要的生力军，有的学者评价它是教派政党，有的学者则认为它是奉行世俗主义的现代政党。 选举战略(印度人民党的选举战略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以“积极的世俗主义”原则为例 五项原则的政治效果并不好 开发印度教选民库左右选举) 经济政策上的转变(继续推行和深化国大党经济改革政策 瓦杰帕伊实行经济自由化政策态度坚决 延续并深化了国大党时期的经济改革方向 印度人民党实行实用主义) 简介印度人民党1980年4月从原人民党(印度)分立，前身是1951年成立的印度人民同盟，现任党主席为文卡亚·奈杜。 印度人民党主张把促进少数派和落后阶层的利益放在首位，主 张实行民族主义、民主、非教派主义。对外关系方面，他提出“真正的不结盟”政策，反对偏向大国集团，主张邻国建立良好关系。 印度人民党主要支持者为印度教教徒和城镇中产阶级即城镇中小商人，自称现有党员约为350万，从1996年大选至2004年5月大选失败为为止一直位印度议会第一大党政党；第13届印度议会选举（1999年－2004年），以“印度人民党”为首的全国民主联盟一举夺得人民院545个席位中占有356席。印度人民党第一次执政为1996年，但是一个短暂的政权（1996年5月16日—1996年6月1日），不到一个月时间，由阿塔尔·比哈里·瓦杰帕伊任印度总理，后被人民党取代；印度人民党直到1999年才算正式掌权。2004年5月印度第14届议会选举印度人民党败于国大党居第二位，瓦杰帕伊5月22日正式离任总理一职，印度人民党再一次沦为在野党。 印度人民党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全国会议和全国委员会，中央机构有全国执行委员会及其常设机构工作委员会。 印度人民同盟的起源BJP的根源可溯及印度人民同盟(Bharatiya Jana Sangh〔BJS〕)，印度人民同盟是在1951年由慕克吉(Shyama Prasad Mukherjee)创立，当时是印度教准军事团体「人民志愿部队」(Rashtriya Swayamesevak Sangh〔RSS〕)的政治派别。印度人民同盟鼓吹要依据印度教文化重建印度，并且呼吁组成一个强大的统一国家。 1967年印度人民同盟在印度北部的印地语地区获得相当多的支持。10年後，这个政党在瓦杰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e)领导下，结合其他3个政党组成人民党(Janata Party)，并掌握政权。但因党派之争与内部不和，政府于1979年7月垮台。印度人民党正式成立于1980年，起因於人民党联盟的领导人想要禁止获选的印度人民同盟官员加入「人民志愿部队」(「人民志愿部队」的批评者一直指控它是政治与宗教的极端派，尤其是因为它的一名成员暗杀了甘地)，人民党联盟内部的不满分子从中分裂。印度人民同盟後来自身重组为印度人民党，由瓦杰帕伊、阿德瓦尼(Lal Krishan Advani)与乔希(Murali Manohar Joshi)领导。 印度教的起源印度人民党鼓吹印度教意识(Hindutva)，这是一种试图用印度教价值来定义印度文化的意识形态，并且对印度国民大会党的世俗政策与做法严厉批评。1989年印度人民党利用反穆斯林情绪，主张在印度教徒视为圣地的阿约提亚(Ayodhya)地区兴建一座印度教寺庙，但在当时该地已建有巴伯尔清真寺(Babri Mosjid)，自此印度人民党开始获得胜选。到了1991年，印度人民党的政治感染力明显增强，在人民院(Lok Sabha, 即国会下议院)赢得117席，并赢得4个州的执政权。 思想基础： 虽然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印度人民党的指导思想也在变化，但其中始终贯穿着两个最基本的哲学原则，即整体人本主义和印度教特性。 印度教特性起源印度教特性是贯穿印度教民族主义发展始终的核心概念，但它的确切含义却十分模糊。在印度，最 早对印度教特性概念进行探讨的是萨瓦尔卡尔，其代表作就是1923年所著的《印度教特性》。萨瓦尔卡尔在书中第一章就开宗明义地说：“印度教特性不是一个词汇，而是一个历史过程。如同人们常常会错误地将印度教特性和它的同源词汇‘印度教’混淆起来一样，认为印度教特性仅仅只是印度人们精神或者宗教的历史，也是不正确的。印度教是印度教特性的派生物，是印度教特性的一个片断，一个组成部分……印度教特性包含印度教民族历史上存在的一切思想和行为。” 历史发展萨瓦尔卡尔强调印度教特性的历史性是把握这一概念的关键，但他的历史发展过程却排除了伊斯兰统治时期的历史。印度教特性起源的源头是古代印度教和印度教圣典《吠陀》，其他文化则不属于印度文化。同时，强调印度教在印度文化中的排他性和唯一性，认为印度教文化应该是穆斯林社会生活的唯一基础，穆斯林只有在掌握印度教遗产的基础上才能融入印度民族主义潮流之中。这是一种典型的教派主义意识形态。 实际上，印度教特性一方面体现了印度传统文化内容以及古代宗教的宽容精神，另一方面印度教民族主义将印度教特性与民族主义思想结合起来，将宗教民族化、民族宗教化，排斥和否定其它民族文化的存在，则带有很强的民族沙文主义倾向，对国家的整合、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 社会政治背景从不同历史阶段所提出的印度教特性来看，每个时期都有其特定的社会政治背景。1923年萨瓦尔卡尔首次提出“印度教特性”的概念时，正值印穆教派冲突日益加剧之际，其目的在于强调印度教徒的传统性和统一性，将穆斯林群体排除印度民族之外，并以此保护印度教徒的政治社会利益。这一概念遂成为1925年成立的国民志愿团的重要指导思想。独立后，在国大党世俗主义理念的大背景下，随着印度教教派主义运动走向低潮，凸显印度教特性的提法不再成为关注的焦点。直到80年代教派民族主义运动的又一次高涨，印度教特性概念再次成为印度教教派主义手中的王牌。1984年，湿婆军在选举中提出建立“印度教国家”的选举口号。80年代中后期，沙·巴诺事件、巴布里清真寺问题与由两大史诗改编的系列剧的播放等教派主义问题进一步促使人们关注印度教特性这一概念。在这样的背景下，印度人民党于1989年的帕兰普尔会议上明确将“印度教特性”作为指导思想，为自己的选举政治服务。可见，像印度教特性或印度民族之类概念的讨论始终伴随着印度教派主义运动的发展，也是印度人民党发展壮大一个不可缺少的武器。 整体人本主义起源最早是由印度人民同盟（印度人民党前身）提出，1965年，时任人民同盟总书记的D·乌帕德雅亚在孟买以四个演讲的形式阐述了整体人本主义的具体内容，从而成为人民同盟及印度人民党诠释整体人本主义含义的范本。乌帕德雅亚认为整体人本主义是人们分析政治、经济、社会现象的基础，只有以此为基础，才能化解不同社会思潮之间的矛盾冲突，使民族主义、民主、发展等现代词汇与印度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协调一致。 人本主义的意义乌帕德雅亚提出整体人本主义是为了解决印度目前面临的困境，寻找印度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向。但他的分析是以传统印度教哲学的基本内容为基础，以传统印度教的核心概念“达摩”为中心，力图以传统印度教思想解释现代的民主、国家、民族等政治现象。在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分析上也是如此。由此可见，他实际上是试图以印度教传统思想来对抗国大党的世俗主义。为此，他在演讲中还屡次借用印度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甘地的思想，如社会和谐、道德政治和小型经济等，有学者认为它是在利用甘地思想的权威，而将其称为“意识形态的劫掠”和“移植”。 提出原因乌帕德雅亚之所以会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这一概念，是适应当时形势的需要，统一印度人民同盟的思想认识，强调人民同盟就是印度传统文化的代表。当时，国大党在政治上的绝对优势地位有所下降，其他政党从中看到了与国大党竞争，在政治上大展宏图的机会。人民同盟也嗅到了政治上的风吹草动，于是，打出了传统文化的招牌，同国大党的世俗主义竞争。 印度教 1980年，印度人民党建立后，温和派领导人瓦杰帕伊试图扭转其前身人民同盟教派主义色彩过浓的形象，转而提出民主和世俗主义等概念同国大党竞争。但是，这一转变并没有为政党带来收益，相反，在1984年选举中，印度人民党只获得了人民院的2个席位，创造了人民同盟建立以来的最低历史记录，印度人民党看到利用世俗主义和民主等现代政治理念与国大党竞争是不现实的。于是，它又回到了原来的立场。在1985年10月的甘地纳伽尔全国执委会会议上，确定整体人本主义为印度人民党的基本哲学。此后，印度教教派鼓动成为印度人民党进行政治动员的一个重要手段。随着教派政治鼓动的日趋深化，整体人本主义思想满足不了政治鼓动的需要。因为整体人本主义虽然强调印度教传统文化，但相对来说比较温和，并不是将矛头直接指向穆斯林，而是更多指向西方和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于是，整体人本主义遭到了冷遇，之后便推出印度教特性作为新的思想武器。 选举1992年12月巴伯尔清真寺遭到与印度人民党有关的组织破坏，造成人民对该党强烈反弹。此破坏事件更引发全国暴力活动，造成数千人死亡。印度当代许多主张政教分离者对印度人民党产生了疑虑。印度人民党领袖为了缓和大众的恐惧、重拾对该党的信心并扩大其基础，因而展开一系列的「马车之旅」(rath yatras)，亦即政治游行，游行中印度教神祇罗摩(Rama)被象征性地视作文化复兴的象征。 在1996年选举中，印度人民党跃升为人民院第一大党，并获总统邀请成立政府。然而，印度人民党无法在下议院545席中组成执政所需的多数，因此掌权时间短暂。1998年印度人民党与其盟友终於组成多数党政府，由瓦杰帕伊担任总理。同年5月，瓦杰帕伊下令进行的核武试验引起广大的国际谴责。执政13个月之後，联盟伙伴全印度安纳达罗毗荼进步联盟(All India Anna Dravida Munnetra Kazagham〔AIADMK〕)退出，瓦杰帕伊被迫举办信任投票，结果以一票之差败北。 印度人民党在1999年选举中以全国民主联盟(National Democratic Alliance〔NDA〕)成员的身份参选，NDA是由20多个全国性与区域性政党所组成的联盟。该联盟取得多数党地位，在联盟的294席位中，印度人民党就占了182席。瓦杰帕伊身为该联盟中最大党的领袖，因此再度当选总理。虽然瓦杰帕伊致力於解决长久以来与巴基斯坦在喀什米尔地区的冲突问题，并使印度成为资讯科技的世界龙头，但该联盟在2004年的大选中惨遭挫败，瓦杰帕伊辞职下台。 该党在高级种姓之间和印度北部享有广大的支持度。现在则试图吸引下层种姓的支持，特别是透过指派几个下层种姓党员担任党内重要职位。 选举战略政党的选举战略，既建立在政党的思想基础上，同时又会随着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的变化而适时调整。在印度人民党的政治发展过程中，则是交替使用温和的政治策略和激进的印度教教派主义鼓动。 印度人民党的选举战略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自1980年印度人民党建立以后，印度人民党的选举战略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80年代的初建时期，印度人民党试图改变其前身人民同盟激进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形象；由于1984年选举的失利以及印、穆教派主义情绪的增长，80年代中期以来，印度人民党的选举战略以鼓吹教派主义吸引选民；在1993年邦选举中印度人民党的成绩并不理想，同时，国大党经济改革打破了原有的社会平衡，印度人民党开始利用国大党政策漏洞所造成的社会下层不满，以及严重的腐败问题，将选举关注的焦点转移到政治经济问题。当然，印度人民党选举战略的三个发展阶段并不是单拳出击，而是两手并用。在关注政治策略的同时兼顾对教派主义的利用，反之亦然。而且，这三个时期选举战略的变化是适应社会发展逐步演变的过程，具有相辅相成的承继关系。 1980年印度人民党建立时，印度政治正处于分化组合的调整过程之中。社会经济发展的不理想加快了国大党实力下滑的步伐，地方政党、种姓政党和宗教政党实力明显增强，屡次问鼎地方政权，甚至在1977年问鼎中央政权。印度人民党领导人认识到：要想在政治上有所发展，必须加入反国大党阵营。加入反对党阵营的一个重要条件是修正其前身人民同盟的极端教派主义形象。于是，印度人民党提出“民族融合、民主、积极的世俗主义、甘地社会主义和价值政治”的五项政策原则。从总体上说，五项政策原则中既包含现代世俗政治的内容，又带有一定的印度教传统主义色彩。而且，对五项政策原则中任何一项的解释都有很强的变通性，这样就为以后随着社会和政治气候的变化而转向政治教派主义鼓动铺垫了基础。 以“积极的世俗主义”原则为例它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世俗含义。印度人民党提出世俗主义原则是对国民志愿团偏激的教派民族主义观点的修正，表明印度人民党并不只是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政治代表，它也是印度全民族的政治代表。二是教派含义。在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看来，国大党的世俗主义是安抚少数派的代名词，真正的世俗主义原则应该是一视同仁。印度人民党此举意在拉拢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以及印度教内部的高等种姓。 五项原则的政治效果并不好在1984年大选中，以五项原则为指导思想的印度人民党全面溃败，只赢得了参选的224个人民院席位中的2席。于是，印度人民党又开始转向教派鼓动。1985年，印度人民党将整体人道主义正式作为政党最基本的哲学原则。同时，将强硬派领导人推向前台。1986阿德瓦尼就任印度人民党主席后，印度人民党加强了对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想的利用。首先，印度人民党拉近与同盟家族极端派的距离。1988年，在阿格拉会议上，阿德瓦尼宣布：“从总体上说，如果过多强调印度文化的多元特征，便会抹杀印度教特性作为印度文化精髓的事实。”言外之意，应该提倡单一的印度教文化。其次，在1989年选举前召开的帕兰普尔会议上，印度人民党正式提出了印度教特性的概念。会议完全支持世界印度教大会对巴布里清真寺的宗教要求。这次会议确定了政党单独参加选举为主的参选方式，这是印度人民党加强对印度教教派主义利用的一个重要讯号。对教派主义的运用为印度人民党赢得了较好的选举成绩，成为继国大党和人民党后的议会第三大党。1989年选举表明印度教徒作为一个选民库已成为重要的政治资源，开发印度教选民库成为左右选举的一个重要因素。 开发印度教选民库左右选举在1991年选举中，印度人民党继续开发利用印度教教派主义，发表了题为《1991年5月人民院中期选举：我们致力于实现罗摩统治》的选举纲领。因为此时，因罗摩庙问题所引发的宗教感情的高涨还处于上升阶段。所以，印度人民党将自己的强调重点放在了建庙问题上。为了能够更加有力地吸引印度教徒的感情，印度人民党放弃了和其他反对党之间的席位调整，单纯以印度教政党的身份参加选举。这一次，印度人民党又获得了成功。1991年选举结果，印度人民党成为第二大党并获得了北印度地区四个重要的邦的执政权。这次选举结果进一步坚定了印度人民党开发印度教徒选民库的决心。 但是，1992年毁寺事件的发生及其后引发的全国规模的印穆教派冲突使印度人民党的教派主义战略发展到了顶点。教派情绪所带来的破坏作用也在1992年显露无遗。同时，对经济问题的关注也使教派主义在政治中作用的逐渐减弱。在这样的情境下，印度人民党调整了自己过多利用教派主义的一面，将主要的注意力转向现实的政治经济问题。 这时，拉奥政府开启的经济改革已经使经济问题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顺应时势的变化，印度人民党也适时调整了自己的选举战略。1996年人民院选举，印度人民党重点提出了五个方面的问题：公共生活的廉洁、国家安全、经济民族主义、社会平等和印度教特性意识形态（仍是选举纲领的组成部分，但重要性已经降低）。在1998选举中，印度人民党继续以“良好的统治，稳定的政府”这一口号吸引民众，其选举宣言强调经济发展与人文关怀，教派特征大大减弱。当然，印度人民党也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教派主义鼓动策略。1993年，印度人民党提出《关于阿约迪亚寺庙运动白皮书》，为同盟家族的建庙运动进行辩护。 经济政策上的转变执政后，印度人民党的角色发生转变，在具体的政策上与先前的选举政策相比，也相应作了调整。自1996年选举开始，印度人民党的经济政策就有所转变。当年选举纲领表明，印度人民党已经在为自己执政后经济政策的转变做铺垫。瓦杰帕伊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充分表达了对经济竞争理念的关注。他说：“我很遗憾地说，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工业仍在一种保护性氛围中运作。工业必须具有竞争性，必须提高质量，这样我们才能面对世界市场的挑战，这就是（问题的）实质。经济竞争与司瓦德西精神并不矛盾，司瓦德西精神意味着内在化的人们自信的感觉，‘是的，印度能够做到’。国家并不是一个孤岛。我们必须在日益缩小的世界生存和行动。”印度人民党的经济思想转变在此已经初露端倪。 继续推行和深化国大党经济改革政策执政后印度人民党继续推行和深化国大党经济改革政策的趋势更加明显。1999年，瓦杰帕伊在任命经济顾问团的时候，并不是根据意识形态选择人选，而是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大量任用资深的经济学家，其中很多人在国大党政府中任过职。如I.G.帕特尔1954－1982年先后在国大党四届政府中任职。而支持经济民族主义的两个经济学家杰伊·杜巴希和贾格迪希·谢迪加却被排除在外。 瓦杰帕伊实行经济自由化政策态度坚决印度人民党的领导人瓦杰帕伊在实行经济自由化政策方面态度坚决。他认为，到2001年印度新经济政策已经实行了十年，毫无疑问，经济自由化对国家的经济发展是有利的。90年代以来，印度贫困人口从36%下降到26%，识字率也有了很大的提高。虽然不能够快速消除贫困，但贫困正在从印度领土上消失。在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极力反对的全球化问题上，瓦杰帕伊认为，全球化不应只被看作是对印度的威胁，同时也为印度提供了机遇。因此，一方面，政府坚决执行使印度经济具有全球竞争力，并有助于印度融入到全球经济的政策。另一方面，政府“将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我们的国家利益，免遭来自国外的不公平贸易和投资的损害”。 延续并深化了国大党时期的经济改革方向在经济自由化思想指导之下，印度人民党在执政时期，延续并深化了国大党时期的经济改革方向，提出了第二代经济改革的经济发展政策。在财政金融、农业、基础设施、工业、社会部门、外贸政策等方面制定了具体的措施。印度人民党的经济改革政策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2002年GDP增长率约为6%，2003年的增长率约为6.8%。 印度人民党实行实用主义印度人民党实行经济改革政策，表明了其实用主义的一面。同时，1991年以来拉奥政府实行的经济改革政策也是新形势下发展印度经济的有效手段，经过高达政府、古杰拉尔政府的延续推行，已经大大促进了印度经济的发展。此外，在全球化浪潮中，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极端民族主义的口号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问题和政治稳定，唯一的选择只能是融入全球经济发展的大潮中，这个过程既是被动的适应，同时也是积极的争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宗教文化政策上的调整印度人民党以印度教特性作为自己的思想基础，因此，它的宗教政策是考察印度人民党政党属性的重要方面。1998年执政后，印度人民党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维护国家政治秩序和安全，争取各社会集团的支持。因此，它已经不再像执政前那样，以挑动宗教冲突作为增加自己政治资本的手段。瓦杰帕伊在讲话中表达了政党执行世俗政策的决心：“请相信我们是世俗的，而且我们也将证明这一点。我们国家是一个世俗的国家，所有对我们的误解都将会消除。 面临的最大挑战印度人民党执政后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爆发于古吉拉特的印穆教派冲突。这次冲突肇始于2002年2月27日戈特拉火车站惨案。当天，一群印度教徒参加完在北方邦阿约迪亚举行的宗教活动后，在返回古吉拉特，途经戈特拉火车站时，遭遇穆斯林袭击，58人死亡，43人受伤。这一惨案成为蔓延古吉拉特教派仇杀的导火索。针对古吉拉特教派冲突，瓦杰帕伊政府采取协调和军事管制结合的手段，同时，依赖社会上的世俗主义力量，启动和平进程，基本成功地解决了古吉拉特教派冲突及冲突后的重建工作，防止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在平息教派冲突的过程中，印度人民党作为一个在中央掌权的具有教派倾向的政党，并不是一味袒护印度教徒，而是以社会稳定和国家建设为主，履行了自己作为执政党维护法律和秩序的功能，成功地阻止了教派冲突在北方邦的蔓延。 教育是维持系统运作的有效手段教育历来是当权者教育公民、灌输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增强国家凝聚力和维持政治系统运作的有效手段。印度人民党问鼎中央政权后，在教育问题上可谓倾注心血，力图贯彻宗教民族主义的教育政策。1998年10月22－24日，在邦教育部长会议上，印度人民党人力资源发展部部长乔希提出教育应该“印度化、民族化和精神化”，具体措施是加强道德、精神教育和古代文化传统梵语的学习，以保证本民族文化价值的继承和延续。这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世俗主义政策，因此，这一建议并没有得到其他政党的认可。在2000年提出的全国学校教育课程新体系中，印度人民党专门谈到宗教，认为应该提倡宗教教育，以了解宗教的教义及其所蕴含的价值观念。反对力量认为这是贯彻国民志愿团狭隘民族主义教育思想和意识形态的课程体系，因而加以反对。 修改历史在历史教科书问题上，印度人民党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下令修改世俗主义历史学家比潘·钱德拉、罗米尔·塔帕尔等人已经使用了几十年的历史教科书，删掉了其中他们认为有损印度教形象、美化穆斯林统治的论述。此举一出，立即遭到世俗力量的强烈谴责。印度人民党贯彻教派主义意识形态的举措并没有得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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