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龟兹都城，即今新疆库车。龟兹王国，面积约十万平方公里，拥有七百余个城镇，首都伊逻卢城。在今天库车绿洲上，遗留着不少各个时代的历史遗迹。这些遗迹正是这里的点击此处添加图片说明先民和客居民族的生活记录，也显示出这片绿洲在历史上经济和文化生活交流的频繁。通过这些不经意间留下的历史烙印和见证，我们可以管窥库车绿洲自龟兹城邦国以来的历史片断

历史沿革

史书中的记载

打开西域的大门

与伊逻卢城有关的战役举例

历史沿革

库车新城西面的哈拉墩遗址，是一座用土坯垒砌成的不规则的土墩。掀起紧压在上面的后期文化层，青铜器时代的石器、骨器和陶器依然可见。它们表明，早在新石器时代，库车的先民就在这里种田、放牧，从事简单的手工劳作。遗址中还发现有唐代的陶器、铜器及铁器，它们在证明，从青铜器时代到唐代，龟兹的发展和繁盛，皆与内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哈拉墩遗址的发掘还为龟兹故都辨明了身份。经考证，以哈拉墩为中心的龟兹故城就是汉代龟兹王都延城和唐代伊逻卢城的遗址。昔日延城，“周围五六里，其城三重，王宫壮丽，焕若神居，外城可与长安的城墙媲美”。今天看来，故城内外，有包括哈拉墩、皮朗墩、萨克沙克墩等在内的十多处遗迹。从这些遗迹中，考古发掘出大量的土陶片、铁块、黄铜残片、玉石耳坠、剪边五铢钱和龟兹小铜钱等文物，展现出汉唐时期，位居丝路古道的龟兹，在中西往来中，商品交换、文化交流的活跃和繁荣。

库车县的阿艾乡，群山巍峨，赤黛相间。汉至唐代的可可沙炼铁遗址和唐代的克孜力亚炼铜遗址就在这里。北魏人郦道元在他的《水经注》曾记录下这里冶炼的盛况：“屈茨(也就是龟兹)北二百里有山，夜则火光，昼日但烟。人取此山石；冶此山铁，恒充三十六国用。”可见，随着中原冶铁技术的侉入，龟兹的冶铁规模和产品质量都已达到相当水平。

串起古人遗留的珠五之作，汉唐时的龟兹人经济生活依一稀可见。

东汉时，班超定西域，在这里设置西域都护府，屯戍开渠，农业兴盛，经济发展。这一时期的“汉人渠”遗迹，克孜尔尕哈烽火台等烽燧遗址，正是汉兵屯垦、抵御匈奴的佐证。公元648年，唐政府在龟兹设安西都护府，龟兹成为安西四镇之一。作为西域五个征税点之一，龟兹向往来客商收取铸币、生丝或棉花等关税，以供四镇军政需要。

位于库车县北23公里的西域名寺昭怙厘遗址，至今仍依山傍水，东西昭怙厘隔库车河对望。遗址中的佛堂、僧房、北中南塔仍依稀可辨，显示出这里曾是一个佛教圣地。

公元14世纪中叶，这里开始信奉伊斯兰教。在东察合合汗国汗王秃黑鲁铁木儿的支持下，伊斯兰教传教士默拉纳额什丁在库车建造了教经堂，传播伊斯兰教。默拉纳额什丁长眠后，他的陵墓被扩建为一个具有伊斯兰建筑风格的宗教场所，就是现在位于库车县新城西700米的默拉纳额什丁麻扎。库车另一具有浓郁伊斯兰风格的古建筑，是明代中期兴建的库车大寺。

库车的历史遗迹，展示出这是一片孕育“龟兹文化”的沃土，也记录下了维吾尔族、汉族等各族人民在这里共同创造历史的伟业。

史书中的记载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九月，阿史那社尔率军首先击败西突厥处月、处密二部，消除进军龟兹的侧后威胁。十月，阿史那社尔自焉耆以西，分兵5道，出其不意地向龟兹北境进兵。焉耆(今新疆焉耆西南)王薛婆阿那支弃城奔龟兹，保其东境。阿史那社尔派兵追击，将其捕获斩首，另立其堂弟先那准为焉耆国王。龟兹大为震动，守将多弃城逃走。

唐军进至离龟兹都城伊逻卢城(今新疆库车北)300里的碛口(似为今新疆轮台地区)，阿史那社尔命伊州刺史韩威率千余骑(一说千骑)为前锋，右骁卫将军曹继叔率部继后，行至多褐城(似为今新疆轮台西)，龟兹王诃黎布失毕、丞相那利、大将羯猎颠聚众5万抗拒。刚接战，韩威即引兵佯退，龟兹以全部兵力追击，行30里后，韩威与曹继叔两军会合，乘龟兹军惧而将退之机，进行反击，大败龟兹军。继而乘胜追击80里，诃黎布失毕率余部退保都城。

十二月，阿史那社尔率军进逼龟兹都城，诃黎布失毕轻骑西逃，遂克其城。随后，阿史那社尔以郭孝恪、曹继叔、韩威各部留守该城，自率沙州刺史苏海政、尚辇奉御薛万备等精骑追击诃黎布失毕，行军600里，诃黎布失毕慌忙退保拨换城(今新疆阿克苏)。阿史那社尔挥军攻城40天，至闰十二月初一，攻克该城。诃黎布失毕、羯猎颠被俘，那利只身逃走，后为龟兹人抓获，送至唐军。

此战，唐军先后攻破龟兹大城5座，又派左卫郎将权祗甫等到各城晓以祸福，使各城相继请降，计得小城700余个，俘获男女数万人。阿史那社尔向龟兹人宣示唐朝伐罪之意，另立龟兹王弟叶护为王，龟兹人大喜。唐军攻灭龟兹，使西域大为震动，西突厥、于阗、安国等争送驼马和军粮。阿史那社尔刻石纪功而还。至此，唐朝势力深入到西域的纵深地区，控制了西达葱岭(今帕米尔高原)的广大地区，开辟了通往西域的南路交通要道。

打开西域的大门

自从西域的高昌国与焉耆国为了重修大碛路一事翻脸之后，高昌国便时不时去打击焉耆国。到了贞观十二年（638年）时，高昌国又伙同西突厥的处月部落与处密部落，对焉耆国发动战争，攻占了焉耆国的五座城堡，烧毁城内的房屋，掳掠了一千五百人。由于高昌国的破坏，大碛路一直未能得以复通，所以西域诸国使者、商人前往唐帝国时，仍然必须要经由高昌国。

高昌国王麹文泰是西域诸国中最早到唐帝国朝见唐太宗的国王，这倒不是因为他对大唐的忠诚，而是为了垄断西域与大唐的商业贸易。随着西域各国使者前往大唐朝贡的人数的增多，这对高昌国的利益又是一大损害，所以麹文泰多次阻挠西域诸国使者通过高昌国。

这些事情已经令唐王朝十分恼怒了，没想到高昌国自恃有西突厥的撑腰，打起了伊吾的主意。伊吾与高昌相接壤，位于其东部，在北突厥灭亡之后，伊吾城主便献七城归附唐王朝。贞观十三年（639年），高昌国王麹文泰联合西突厥的军队，共同侵入伊吾。

唐朝的使者抵达高昌时，麹文泰对唐朝使者说：“‘鹰飞于天，雉伏于蒿，猫游于堂，鼠噍于穴。各家有各家的地盘，我们是可以自力更生的。”而他派使者到薛延陀国时，对薛延陀的真珠可汗说：“你既是可汗，与天子平起平坐，又何必要下唐朝使臣下拜呢？”当然，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麹文泰有独立自主的国家观念，不过从他联合西突厥打击焉耆与伊吾来看，此人实际还是奉行区域霸权主义。

唐太宗李世民忍无可忍，下诏严厉谴责麹文泰，同时要求麹文泰让高昌国的权臣阿史那矩出使长安城，准备商议解决方案。阿史那矩是突厥人，估计高昌国联合西突厥打击其周围国家的政策，便是这位阿史那矩的主意，所以麹文泰拒绝派遣阿史那矩，而是改派长史麹雍出使唐王朝。

麹雍到达长安后，唐太宗召见他，并且批评高昌国侵略伊吾、阻挠诸国使臣入唐、没有属国的礼节、挑拔唐与薛延陀国的关系等等，最后，唐太宗以严厉的口气威胁道：“为恶不诛，善何以劝！明年当发兵击汝。”态度非常的强硬。

此时薛延陀国尚未与大唐交恶，真珠可汗听到此事后，赶紧出来表明态度，虽然高昌国从中离间，但是薛延陀国仍然奉大唐为宗主国，真珠可汗派使者通告唐太宗：“我国受大唐恩惠很多，无以为报，请允许我发兵作为前锋，进击高昌国。”

这年（639年）年末，唐太宗再下一道诏书，给麹文泰详细分析了与大唐帝国对抗的后果，希望麹文泰能够悔过，放弃与大唐对抗的立场，并且前往长安城。麹文泰拒绝了，他在高昌国高筑城墙，深挖壕沟，准备螳臂挡车。

唐太宗之所以要对高昌诉诸武力，最重要的原因，乃是高昌在大唐对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的第一段，为了河西走廊的安全，唐帝国已经消灭了来自祁连山以西的吐谷浑的威胁；出了河西走廊，便是高昌地界。高昌便是汉代的车师国，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其成为兵家必争之战略要地，在汉武帝至汉宣帝时，汉军与匈奴为争夺车师，反复争夺，前后计有六次战争，后汉时代，这个地方同样是反复争夺之地，耿恭守疏勒城，亦在此地。所以高昌是进入西域的门户，是大唐与西方贸易的重要节点，是不可不争之地。

为什么高昌国以弹丸之地，敢于螳臂挡车呢？麹文泰有自己的分析。

首先，高昌距离长安距离遥远，而且沿途要经过沙漠与戈壁地带，行军十分困难。固然，唐军在河西走廊一带有驻军，但是麹文泰前些年入朝时，经过河西走廊时，发现经过隋末战争以及吐谷浑多次袭扰破坏，河西走廊一带的城廓都十分萧条，守军也少，远不及隋朝时的规模，因此麹文泰判断唐军如要大举出兵，兵力必将出自遥远的关中。唐军如果出兵在三万人以上，那么势必在粮草转运上会出现极大的困难，如果兵力在三万人以下，麹文泰自信可以击败唐军的进攻。因为这些年来，高昌大力修筑坚固的城墙，加强防御的力量，只要可以固守城池二十日，那么唐军的粮草必将耗尽，到时不可战而胜了。

其次，麹文泰手中还有一张王牌，便是西突厥的援助。高昌与西突厥建立战略同盟关系，一旦任何一方有急，另一方必须要出兵相助。这样一来，更加大大增强麹文泰战胜唐军的决心。

唐太宗决心对高昌发动军事打击。贞观九年（639年）十二月，在吐谷浑战争在表现卓越的侯君集被任命为交河行军大总管，薛万均被任命为副总管，辖下的将领还包括赵元楷、阿史那社尔等人。次年（640年），远征军踏上了通往高昌的路途。

西北恶劣的自然环境，给唐军的行军带来不少困难，但是经历过吐谷浑万里转战的侯君集、薛万均等人并没那么容易被难倒。看来唐军的后勤补给能力与吃苦耐劳的本领，远远出乎麹文泰的意料。唐军进军神速，穿越高昌南部的沙漠地带，进入到高昌境内。

这下麹文泰一下子失去信心了。很显然他也是对历史不了解的国王，早在数百年前的大汉帝国便可自由出入此地，何况是现在的大唐帝国呢？麹文泰陷入深深的忧惧之中，惶惶不可终日，竟然一病不起，唐军还未兵临城下，便去世了。

值得一提的是，麹文泰是个崇尚佛法之人，在玄奘西行过程中，对玄奘大师提供了大量的帮助，所以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麹文泰应该占有一席之地。

麹文泰死后，其子麹智盛继位。因为国君新丧，高昌国的各地的官员都前往都城高昌城参加丧礼。唐军此时兵抵柳谷，诸位将领对统帅侯君集建议说：“现在我们突袭高昌城，便可将高昌重要人物都一网打尽。”

侯君集摇摇头道：“不可以这么做。皇帝正是因为高昌国不守礼义，故而令我前往讨伐。如今在高昌国王的陵墓之前发动袭击，这不是吊民伐罪的正义之师。”于是下令大军调转方向，不向高昌城进军，转而进攻高昌国的另一座城池田城。

到了田城城下之后，侯君集劝城内守军投降，但守军拒不投降，侯君集便下令发动强攻。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战斗。虽然田城守军作战也非常勇敢，但是城池仍然在半天的时间内被唐军攻克，城内七千余人都被唐军俘虏。

等到高昌城内为麹文泰举行的国丧结束之后，侯君集开始调兵遣将，进击高昌城。中郎将辛獠儿率部担任先锋，在城外与高昌守军相遇，经过一番血战，高昌军队抵挡不住，退入城内。

新任高昌王麹智盛写了一封信给侯君集，信中道：“先王麹文泰得罪唐朝天子，现在上天已经惩罚他了。我继承王位时间尚短，不应承担此责任，阁下还是发慈悲之心，勿加罪于我。”侯君集给麹智盛回复一封信，其中写道：“阁下倘若诚心悔过，当自缚前来我大军营前投降。” 麹智盛不干。

在此之前，为了备战，高昌城的防御工事大大增强，包括对高昌城墙加高加厚加固，在城外挖壕沟。但是这些防御工事，实在不足以抵挡唐军的进攻。唐太宗预计在高昌之役将是一场攻坚战，所以在侯君集远征军中，配备了善于制造攻城器械的工程师，其中最著名的人物是姜行本。

姜行本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是唐初首屈一指的建筑工程师与武器制造专家。他曾经主持修筑了九成宫、洛阳宫，被任为为将作大匠。在高昌战役发起前，唐太宗命他先于大军抵达伊州（即伊吾，在高昌东），负责制造大量的攻城器械，包括云梯、撞车、抛石机、巢车等先进的改进型武器。高昌之所以被顺利攻破，实得力于姜行本的这些武器。战后，唐太宗曾下诏表彰姜行本在此役中的杰出贡献，全文如下：“攻战之重，器械为先，将士属心，待以制敌。卿星言就路，躬事修营，干戈才动，梯冲暂临。三军勇士，因斯树绩；万里逋寇，用是克平。方之前古，岂足相况！”

我们来看看侯君集是如何利用这些先进武器击破坚固的高昌城。

首先是要对付高昌城外巨大的壕沟，这个并不难。唐帝国的城池，一般有一道护城河，但是对于西域国家，由于干旱缺水，要在壕沟内注水成为护城河并不容易，所以高昌城外的壕沟，其实只是阻滞性的防御设施，这根本没有办法阻挡唐朝大军的进攻。侯君集命士兵砍伐树木，充填壕沟，再填上土，这第一道防线便失去意义。

唐军越过壕沟之后，开始对高昌城进攻猛攻。

由姜行本设计的改进性投石机在此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古人们很早便知道以杠杆原理来制造投石机，投石机的发明历史相当悠久，估计周代时便出现了，后来逐渐成为攻坚战中的一种重型远程武器。

虽然投石机投入战场的时间很久，但长期以来，投石机的动力是采用人力，即在杠杆一方设置许多线索，称为炮索，在投入使用时，由壮勇之士各执一炮索，一起用兵猛拉，以瞬间的爆发力将杠杆另一端的巨石抛出。投石机威力的大小，射程的远近，除了跟投石机的规模大小有关之外，还以炮索的数量关系密切，炮索数量越多，其动力就越大。对于一个优秀的武器专家，还要考虑到炮索的位置，杠杆两端长度的最佳比例等等，虽然史料没有明确记载姜行本改造武器的细节，但是从唐太宗对他的高度评价中，可以得知他所改进的武器，无疑代表了当时的武器制造中的最高水平。

大型的投石机的炮索多，可以由二百名壮士拉，因而射程很远，不过由于众力拉扯时，力道之大小很难统一，所以这种投石机有一个缺点，就是精度不是太高。后来蒙古人在攻打襄阳城时，吸收阿位伯人技术，制造出一个威力更强的投石机，称为回回炮，这种就不采用炮索拉扯作为动力，而是采用重物下坠，将另一端的巨石抛出。

为了使投石机的打击精度更强，必须要有观察台，以便随时报告投石机的攻击情况。在高昌战役中，侯君集动用了几部巢车，巢车其实是观察车，高十余丈，用硬木制移动观察箱，人躲在观察箱内，用绳子将观察箱拉到巢车上面，就象筑鸟巢一样，故称为巢车。由于巢车观察箱高度比城墙还要高，所以可以看清城内的敌军的动态，观察员将城内的军事目标通知给投石手，投石车便抛出巨石猛砸过去。观察员还得观察投石所落之处，与打击目标的偏差，再通知投石手，调整打击的角度与力度。

凡被巨石砸到，莫不粉身碎骨，城内守军与百姓莫不躲进房内或掩体内，非常的被动。同时弓弩手又万箭齐发，把城头守军打得抬不起头，这时唐军的撞车又出击，猛撞高昌城的城墙，结果城墙坍塌数丈。

在唐军猛烈的攻势之下，高昌守军既无进攻之力，也无防守之力。惟一的希望，就寄托在盟友西突厥军队的支援了。

西突厥的援军的哪呢？

正在高昌城北部的可汗浮图城。可是西突厥此次出兵援助高昌，更多是做个样子罢了，并没想到唐军正面交锋，为什么呢？因为西突厥国内有些混乱，我们来补充说一说西突厥的情况。

前文曾经提到628年时，西突厥爆发内乱，到630年，莫贺咄可汗败死，肆叶护可护重新统一了西突厥。两年后（632年），由于肆叶护可汗凶残无度，被部下所逐，逃奔康居国，国内立阿史那孰泥为咄陆可汗。634年时，咄陆可汗去世，其弟继位，称为咥利失可汗。

到638年时，西突厥再度分裂，咥利失可汗只能控制伊列水以东的地区，而伊列水以西的地区，则出现另一位可汗，称为乙毗咄陆可汗。

639年，咥利失可汗死后，沙钵罗叶护可汗继位，建立南汗庭，而乙毗咄陆可汗则建立北汗庭。西突厥出现南、北汗庭的对峙局面。

出兵援助高昌的是西突厥的南汗庭，沙钵罗叶护可汗主要精力要对付北汗庭的进攻，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不愿意卷入与强大的唐帝国的战争之中。

对高昌人来说，注定是无望的期待。

唐军的凌厉攻势，令西突厥人也感到震惊，南汗庭的沙钵罗叶护可汗还没等高昌战役结束，便急急离开可汗浮图城，将守城的任务交给大将欲谷设，欲谷设不仅没有援助高昌，反倒将可汗俘图城拱手让给了唐军。

如此一来，麹智盛穷途末路了。八月八日，高昌城举旗投降。

侯君集又派兵分略高昌各城，占据了二十二座城池，共有人口八千零四十六户，一万七千七百人。高昌国至此灭亡。

在讨伐高昌的过程中，侯君集得到了焉耆军队的帮助，所以在高昌被击破之后，侯君集将高昌所占领的焉耆土地全部归还给了焉耆国，并且遣送回被高昌所俘虏的焉耆百姓。

高昌之战是一场具有非凡意义的战争，也是打开西域大门的一场重要战争，它意味着汉之后，中国的势力再次挺进到这个区域，为西域最终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的一部分，打下坚实的基础。

十二月，侯君集凯旋而归，在观德殿献俘。唐太宗李世民大摆庆功宴，以慰远征功臣侯君集等人，同时全国各地尽情饮酒吃肉，狂欢三日，可见是役在唐太宗眼中的重要性。被俘的高昌国王麹智盛，被封为左武卫将军、金城郡公，这种优待俘虏的作法，是唐朝初在残酷战争中的人道性体现，也是文明的表现之一。

然而，庆功宴酒杯刚落，对侯君集等人的清算就开始了。

侯君集击破高昌之后，自己率先捞足了油水，将高昌王宫中的金银财宝据为己有，结果呢，唐军将士一听说主帅率先捞好处，便个个也大肆掠夺，作为统帅的侯君集，上梁不正下梁歪，没办法阻止。结果唐朝监察官员对侯君集进行弹劾，唐太宗下令将侯君集逮捕，关押审查。

中书侍郎岑文本上书唐太宗，请求宽恕侯君集，他说道：“侯君集凯旋归来还不到十天，就被逮捕关押，虽说这是他违反法令，咎由自取，可是天下人却会认为陛下只记其过，不念其功。大将出征，最重要是要克敌制胜，能够打胜仗，虽贪可赏，如果打败仗，虽廉可诛。汉朝的李广利、陈汤等将领，也是被指责犯有过失，可是仍然受到皇帝的封赏。从历朝历代来看，作为将领，大多数是贪财的，真正廉洁的人很少。愿请求陛下能录其微薄的功劳，而忘其大过，如此，陛下虽然有违法令，却彰显恩德，侯君集等人，虽然被宽宥，却使其过失暴露于天下。”

鉴于侯君集战功赫赫，为国家出不少力，唐太宗最后还是下令释放。

另一位远征军将领也遭到弹劾，这就是副帅薛万均与高昌妇女淫乱，这淫乱算什么罪呢？估计也就是强迫性质，薛万均抵赖不认。结果有关部门把涉案的的高昌妇女交给大理寺，准备与薛万均当场对质。

此时有一个人跳出来阻止了，这个人就是魏征。

魏征对唐太宗说：“真是荒唐，让帝国的大将军与亡国的女人在大理寺，当着朝廷官员的面来对质床上私情，尊严何在？如果此事属实，对帝国来说，也没什么益处，如果此事纯属乌有，闹得沸沸扬扬，让帝国大将军蒙羞，那么这事损失就大了。”

唐太宗听从魏征的建议，下令释放薛万均。

从侯君集与薛万均两个案件来看，贞观后期的法制观念有所弱化了，虽然这两个案件有情可缘，可是一旦法律制度被突破，即便这种法外之例之会被无限制地拓展，并且最终将法制完全让位于君主的随心所欲。所以虽然在唐初的法律制度不可谓不健全，但不过三代，在武则天时代完全崩塌，其肇始者，便是这种法外之恩。

如何处置高昌国呢？唐朝高层有不同的看法，唐太宗欲在高昌设立州县，直接纳入唐王朝的管辖。魏征持反对意见，认为应该象处。置吐谷浑那样，保留其国家，另立其国王，他认为：“如果在高昌设州县，那么必须要有一支上千人的军队驻守，每年要换几批人轮戍，路途遥远，士兵们来回将会有不少人死于途中，而且要远距离提供费用，如此一来，陇右之地将来将耗费极大，可是我们却没法从高昌得到一点粮食或布匹，可以说置高昌为州县，百无一用。”

显然，魏征只看到占据高昌之后，军费开支将增大，但却没有象唐太宗那样敏锐地发现高昌对于大唐与西域的贸易交通的重要意义。唐太宗坚持己见，在高昌设西州，又在可汗浮图城设庭州，这样，大唐的疆域拓展到塔里木盆地的东侧，占据了高昌这个战略要地。并且在交河城成立了类似汉代西域都护府的机构：安西都护府，负责管理西域事务。

大唐帝国走出了经略西域的重要一步。

与伊逻卢城有关的战役举例

焉耆、龟兹争夺战

平定高昌之后，不甘心失败的西突厥立刻把主意打到了西域剩下的几个大国身上。首先，西突厥重臣屈利啜（啜是突厥官位）将焉耆国王龙突骑支的女儿娶为弟媳，使得焉耆与西突厥有了联姻的关系。接着，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的继任者乙毗射匮可汗把女儿嫁给了龟兹的国王诃黎布失毕，将二国牢牢地绑到了西突厥的战车之上。原本亲唐的西域两国政治态度由此急剧转变为反唐。

如此强烈的政治转变自然导致了焉耆国内亲唐势力的不满，于是在贞观十八年（公元 644 年）发生了内乱，亲唐派首领王弟颉鼻叶护与粟婆准等人因为遭受国王龙突骑支的迫害不得不逃往唐朝。因此，身为安西都护的郭孝恪于贞观十八年八月正式被任命为西州道行军总管，以栗婆准为向导，出南道，攻焉耆。以阿史那忠（此人就是在唐军威压之下率兵抓住颉利可汗的那个沙钵罗设阿史那苏尼失的儿子）为西州道抚慰使，以屯卫将军苏农泥孰为检校处月、处密吐屯，出北道，安抚西突厥治下的处月、处密二部。郭孝恪接到任务之后便于八月十一日出兵，率数千安西汉兵倍道兼行急行军至城下。此时已是夜晚，焉耆四面环水，易守难攻，防卫较为松懈。郭孝恪暗中遣将士浮水过河，埋伏在城墙下，于拂晓之时攀爬至城墙之上，消灭掉城楼上的哨兵之后打开城门，并在城中四处敲锣打鼓、搅乱人心。郭孝恪趁机率城外主力一举杀入，这一下子打得焉耆措手不及，城中兵将还未能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就稀里糊涂地做了刀下之鬼。

这一役，郭孝恪八月十一日出兵，八月二十二日便攻破焉耆，仅用了十一天的时间便取得了斩首七千级、活捉焉耆国王的战绩，上演了一场中国古代特种部队突袭的经典战役。此役后。因为粟婆准为向导有功，郭孝恪留他统摄焉耆国政，便率军返回安西都护府。西突厥得知此消息后自然不能善罢罢休，屈利啜于三天后亲率大军杀奔焉耆国，将位子还未坐热的粟婆准囚禁，并以劲骑五千追击唐军。突厥骑兵风驰电掣，又熟悉地形，很快便在银山脚下将郭孝恪追上。两军会战，唐军虽然是被追击的一方，可是丝毫没有一丝死守的思想，他们在郭孝恪的率领下率先向突厥军发起了逆攻。两军锋锐相交，唐军士卒勇猛无敌，突厥军大溃，唐军追杀数十里而还。北路唐将阿史那忠闻听焉耆又被西突厥侵占，便率军再攻焉耆国，击破留守的屈利啜，胜利夺回了焉耆国。可是好景不长，唐大军刚退，西突厥的鼠尼施、处般啜又领兵前来，以自己的吐屯（官职）统领焉耆国政，还将被俘虏的粟婆准杀于龟兹国中。此次战役，虽然唐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是碍于地理国情，并没能达成最终的战略目标，在数年的准备后唐军又发起了龟兹战役，与西突厥的势力进行全面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