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子廉（1888～1968）原名杨直。陕西澄城人。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入本镇私塾读书，成绩优异，人称“秀才坯子”。

光绪三十年（1904）考取秀才，次年考入陕西高等学堂。

光绪三十三年（1907）因经济拮据回家，在本县袁家河小学教书，结交当地拳术家、刀客多人，并创办天足会。

宣统元年（1909）秋由师友资助入三原宏道工业学堂窑业科就读，与井勿幕、胡景翼等人时相过从，加入中国同盟会，密谋革命。后因事泄，于1911年秋退学回家。

同年10月22日，在西安的同盟会员联合新军与哥老会在西安发动起义，杨在澄城联络革命党人和刀客，计划攻打县城，因准备不周而失败。

得知西安起义成功的消息后，他毅然剪去辫子，到西安参加学生队，维持起义后的城市秩序。

秦陇复汉军政府成立后，井勿幕任北路宣慰安抚招讨使。杨找到井勿幕参加了秦陇复汉军，先后在北路宣慰安抚招讨使署和东路安抚使署服务，参加了收复潼关等战役。

辛亥革命后，陕西同盟会中的一些人认为“推翻清朝政权所志已遂，兵革不可复用”，大都先后离开了部队。杨仍坚持革命，直到省都督府倒向袁世凯后，才愤而离开部队返回澄城，受聘担任县民团教练之职，并创办寺前镇小学和竞化小学。

1912年8月，陕西同盟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秦支部，杨即为国民党党员。

此间，他应李桐轩、孙仁玉等人之邀，到西安参与发起成立了易俗社；还和一些国民党党员进行筹建陕西省议会的工作。同年12月第一届陕西省议会成立，他当选为议员。

1913年，陕西都督奉袁世凯之命解散了国民党秦支部，排挤国民党员出省议会。他被迫返回澄城，先后任寺前镇小学、竞化小学校长，为培养教育家乡子弟而尽力。

1915年前后，袁世凯为复辟帝制，将国民党、国会和各省议会统统解散。在西安的国民党人士秘密成立乐群社，杨应邀任该社评议部副部长，联系志士仁人密谋反袁。

次年，他加入护国军，参加了逐陆（建章）讨袁（世凯）的战争。

陈树藩任陕西督军兼省长后，陕西省议会恢复，他继续担任省议员。

在此期间，陈树藩提出借银200万两的议案，强迫议会通过。杨不畏权势，率先投了反对票，因而引起陈的嫉恨，并扬言要杀他，他又被迫离开西安，在渭北一带奔走反陈。

1917年，与高峻、焦子静、耿直、郭坚等人密谋反段（祺瑞）倒陈（树藩），并参与十月十九日（12月3日）西北护法军总司令高峻领导的白水护法之役。

次年1月27日，张义安等在三原树起陕西靖国军旗帜。8月，靖国军总司令部成立，于右任为总司令，杨任总司令部参议，参加了讨陈战斗。

1924年10月北京政变后，杨任以胡景翼为军长的国民军二军参议和农商部顾问。

国民军二军进驻河南后，他先后任河南督办公署参议，偃师、商丘县县长等职。

1926年国民军二军失败，他心灰意冷，转赴北京、上海、杭州等地游历。

1927年1月，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成立，他应于右任之邀返陕担任总司令部参议。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杨的胞弟、中共党员杨美源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他多次前往监狱探望，并多方奔走营救。

美源牺牲后，他极为悲痛，大病一场，从此，对国民党反革命派更加不满，促使他同情共产党，靠拢革命，积极参加民主运动并支持子女参加革命。

1930年，于右任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他又赴南京在监察院供职。

1931年返陕，先后任榆绥盐务局局长，绥德、神木县县长，凤翔特税局局长，陕西省革命先烈崇祀抚恤委员会总务组组长，陕西省政府参议，陕西省赈济委员会委员兼财务组组长，陕西省临时参议会参议。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积极参加救亡工作，尽力支持青年学生的抗日活动。

在任省参议会参议期间，对陕西当局压制民主运动多所指责，并极力反对“讨共议案”，因而引起反动势力的嫉恨，被列入黑名单妄图加害。但他毫不畏惧，继续积极从事抗日民主运动。

从1942年起，杨与杜斌丞、杨明轩等一起从事民主政团同盟西北地方组织的创建工作。

1944年9月政团同盟改组为民主同盟，西北地方组织的筹建工作更抓紧进行。

1945年2月，中国民主同盟西北总支部秘密成立，他于次年加入，被推举为总支部委员并担任秘书长，协助杜斌丞领导盟务。

1946年下半年后，西安地区白色恐怖更加严重，他根据民盟西北总支部的安排返回澄城老家暂避。

1948年，中共地下党员王超北捎信给他，希望他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出力。他即转赴渭北一带，联络在乡军人及与民盟西北总支部有联系的地方武装，策应关中解放。

同年秋到西安任和平委员会委员，为停止征兵、停止修筑城防工事而奔走呼吁。

西安解放前夕，他联系民盟成员李象九、成柏仁、杨可均等密议迎接解放军入城事宜，并帮助儿子杨佩韦（中共党员）保护陕西省银行的财产，为人民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

西安解放后，杨于1949年9月被选为西安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副主席。1950年1月被任命为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司法部部长；1953年任西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兼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他是政协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政协陕西省委员会第一、二、三届副主席，民盟中央委员、民盟陕西省委员会第一、二、三届副主任委员。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受到错误批判，1968年1月8日逝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其平反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