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河新石器晚期至商周遗址群，位于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乌江沿岸，主要分布于黑獭乡、洪渡镇、和平镇、淇滩镇。遗址群已载入《发现中国——2007年100个重要考古新发现》（见目录28条），该书是《中国文物报》在2007年期间所报道的考古发现的精选，由中国文物报社主编，从2007年的考古报道中选择了100个最为重要的汇编成集，纳入到本书之中。

基本信息

中锥堡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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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收录的每一个重要考古发现均由考古领队亲自撰稿，资料最权威、最准确、最及时，既为专业人士较快地全面地检索研究提供方便，也能让众多的文物考古爱好者从中了解考古出土的新资料及其价值和意义。2006年5月至2007年1月，在乌江彭水水电站工程建设中，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电站水淹区贵州沿河县境抢救性发掘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时期遗址群7处。此次发掘面积近 5000平方米，清理出房址、窑址、灰坑、墓葬、沟和石器加工场所等大量遗迹，出土陶器、石器、骨器、铜器等大量遗物。

7处遗址主要分布在沿河县北部的洪渡镇和黑獭乡，隔江与重庆市酉阳县为邻。其中洪渡中锥堡、黑獭大河嘴、李家坪、神坝等遗址地层堆积较厚，遗迹和和遗物较丰富。

中锥堡遗址

，位于洪渡镇镇政府南侧乌江与洪渡河交汇处的二级阶地上，面积约3000余平方米。发掘区选择在遗址地层堆积较厚的偏东部分，发掘面积约 1500平方米。清理出新石器时代晚期房址1座、灰坑5个；商周时期灰坑32个、沟3条；汉墓1座、灰坑4个。在文化堆积中，以商周时期遗迹和出土物最为丰富也最有特征。遗迹以2条呈弧状的长沟为主体，灰坑大多分布在沟两侧，沟内和灰坑填土均为灰黑色，包含大量陶片、动物碎骨和石制品，填土中未见红烧土颗粒和炭屑等。出土遗物不同时期有明显差异，新石器时代晚期出土遗物主要是陶器和石器。陶器均为夹粗砂陶。陶色主要是褐陶和黄陶，火候低，许多散成泥状无法提取。纹饰主要是绳纹和交错绳纹。器类可辨者有花边口沿罐、平底罐和钵等。商周时期地层和遗迹中出土大量陶器、石器、磨制骨器、动物碎骨和少量青铜器。陶器除夹砂陶外，还有一定数量的泥质黑皮陶。夹砂陶陶色主要是灰黑色，少量灰褐色。纹饰有绳纹、方格纹、划纹、戳刺纹、圆点纹和附加堆纹。器类有折沿罐、卷沿罐、尖底杯、尖底盏、陶网坠、高柄豆等。石器数量多，种类丰富，有磨制石器、打制石器、砾石、石器半成品和磨石等。磨制石器近200件，有锛、斧、刀、凿、石网坠、纺轮和石饰品等。磨制骨器主要有骨针和骨锥。此外地层和遗迹中还出土有大量动物碎骨，动物种类主要有猪、牛、鹿等。汉代地层和遗迹中出土物有陶罐、陶碗、半两钱、残板瓦、瓦当和少量石器。大河嘴遗址，位于黑獭乡大溪村西约400米的乌江南岸二级台地上，西侧紧邻李家坪遗址，海拔308米。遗址为东西向狭长条状，发掘依地形分为I区和Ⅱ区，发掘面积1200平方米，共清理房址5座、灰坑5个、窑址2座、墓葬1座、沟1条，此外还有大量的零散柱洞。房址均为长方形地面建筑，破坏严重，已无居住面，残留柱洞和火塘，面积约10平方米。窑址位于断壁上，窑门已部分被毁。窑内出土大量石块和陶片，可辨器形者有杯、罐、豆、碗等。灰坑主要为椭圆形和不规则形。墓葬为圆角竖穴土坑墓，葬式仰身屈肢，无随葬品。该遗址出土物主要是陶器和石器。石器有打制和磨制。陶器均碎片，几乎不能复原，以夹砂陶为主，但有一定数量的泥质陶。

李家坪遗址，位于大河嘴遗址Ⅱ区西约 200米的二级台地上，海拔292米。此次发掘共布探方34个，发掘面积850平方米。清理墓葬6座、灰坑19座、烧土胶结面7个。5座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葬式为仰身直肢但上肢内屈于腹部，与后世头朝坡顶的葬法明显不同。1座为婴儿墓葬。墓葬皆无随葬品。出上遗物有大量残碎陶片、少量磨制石器、铜器。石器分为燧石石器和砾石石器。遗址内未发现房址，推测可能为当时的墓葬区。神坝渡遗址，位于紧邻李家坪遗址。此次发掘清理灰坑6座，房址2座，以及大量的柱洞。房址被晚期地层严重破坏，仅残留四周的柱洞，居住面已不存。房址结构、建造方式等已难以判明。灰坑形状大小各异，皆为战国至商周时期。出土遗物主要是残碎的陶片，可辨器形者有花边口沿夹砂红褐陶罐、陶豆、网坠等。石器仅2件，皆为打制石器，打击点明确，系砾石打片而成，似为刮削器一类。在神坝渡遗址还发掘出土了一枚巴蜀符号印。此类符号印在贵州地区还是首次发现。该印为扁平桥形钮，铜质，印面圆形。直径3.9、厚0.4通高1.2厘米。鼻钮两侧平整。印面有阴文圆形边栏一圈，栏内铸有一组巴蜀符号，由上至下可分为三个部分：顶部图像为左右对称的两个半圆形图案，两图案并列略向外撇，起笔与边栏相接；中部也由三个部分组成，左边图像似是水田中发育出土的两株嫩芽，中间为一只展翅高飞的鸟，右边图像酷似一只头部高昂、展翅欲飞的凤乌；底部则为一倒立变体的“S”形。无论从形制还是印面上所铸的符号来看，该符号印与在四川地区出土的巴蜀符号印都很类似；从出土的地点来看，该遗址位于贵州省沿河自治县黑獭乡境内的乌江二级台地上，其地理位置也十分接近；再者，从伴出的遗物来看，也有许多巴蜀文化典型的器物。无疑，这些都为这枚符号印属于巴蜀符号印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此外，考古人员还对黑獭堡遗址、木甲岭遗址、小河口遗址等进行了部分发掘。遗址地层堆积深浅不一，但均以商周时期地层和遗迹为主，清理的遗迹和出土物也同上述遗址相同，均系同一时期相同文化的遗存。

沿河遗址群的发现与发掘，是贵州考古的重要发现。首先，遗址数量多，分布密集。黑獭堡、大河嘴、李家坪、木甲岭、神渡坝、小河口等遗址基本上紧密相连，有的甚至只隔一条冲沟。这些遗址海拔高度基本相同，地层堆积较厚，清理的遗迹种类多，出土遗物丰富，有利于全面了解当时人类群体的聚落构成特点。其次，洪渡中锥堡遗址新石器时代、商周时期及汉代地层的揭露和遗迹现象的清理，有助于建立乌江流域考古遗存的时代发展序列。而该遗址群以商周时期为主的文化堆积，不仅进一步填补了贵州商周时期考古材料的不足，还为研究乌江中下游地区古文化与乌江上游乌蒙山区古文化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第三，从出土遗物看，该遗址群与重庆酉阳清泉邹家坝、涪陵涪溪口、忠县哨棚嘴等遗址的出土物基本相同。它们同长江流域峡江地区古文化遗存应属同一文化系统，是峡江地区古文化向乌江流域发展的结果，说明乌江流域自古就成为贵州高原地区与外地文化交往的重要通道。第四，遗址中出土的许多小平底罐、尖底杯、尖底盏、高杯豆等遗物系成都十二桥文化的典型器物，表明贵州北部地区古文化在发展中受十二桥文化和早期巴蜀文化的较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