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革

组织机构和领导人

资本

经营范围及规模(存放款 盈亏)

银行简介

盐业银行成立于1915年3月，总管理处设于北京。1913年梁士诒代理财政总长时，曾向当时国务院建议设立盐务实业银行。盐业银行成立时，由袁世凯的表弟张镇芳任经理。清末时张曾任盐运使，民国初曾任河南督军、总统府顾问。原由盐务署拨给官款，实行官商合办，经收全部盐税收入；并“得代理国库金的一部分”。第二年袁世凯病死，盐务署不拨官款，改为商办，成立时实收资本 125 万元，1925年增至650万元，1933年增至750万元。1917年张镇芳回参与张勋复辟而被捕，总经理改由当时天津造币厂厂长的吴鼎昌担任。

金城银行,盐业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是当时享誉全国的中资银行,金融辐射功能遍及长江以北,合称“北四行”。

吴鼎昌担任盐业银行总经理后，首先是充实股本，以扩大盐业银行在社会上的影响。盐业银行在北洋政府时期，营业发达，存款吸收甚多。

1949年后，银行先后通过北五行（即北四行及由北四行联营机构改组的联合银行）的“联管”和金融业全行业的公私合营。

沿革

盐业银行由袁世凯表弟、张伯驹之父、久任长芦盐运使的张镇芳创办。天津盐业银行开业时，本市八大家中的杨、黄、石、卞等家为其股东，踊跃“堆花”，装仓存款达两千万元。它凭借天津水陆通达的地理优势，盐业为主的经济条件，通商口岸的开放格局，吸纳民间游资，利用北洋背景，发展业务，扩张势力。以抵押、收购等方式掌控大批纱厂、航运、外贸、盐业、化工等企业，金融触角遍及国内外，成为当时商业银行中执牛耳者。其总经理吴鼎昌被蒋介石任命为实业部长、贵州省主席、国民党政府文官长，可见它的金融实力和政治背景不可小觑。其彰显鼎盛的杰作就是1929年花费120万元建成的银行办公大厦。 该行开办之始，原“以辅助盐商维护盐民生计、上裕国税、下便民食为宗旨”，系盐务专业银行，与长芦盐商建立起大宗往来，并在盐务产销区先后设机构为盐务提供服务。后，因盐务署不仅不拨官款，而且又将前拨资金调回，经收盐税也未能成为事实，加之该行在盐务区的业务开展不畅，不得不全部改招商股，裁撤部分网点，转为普通商业银行，经营普通商业银行业务。该总行初设北京，于1928年8月移至天津，1934年6月又迁至上海。全国解放后，该行先于1951年9月参加“北五行”联营联管，又于1952年11月加入私营金融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而完成其历史使命。

组织机构和领导人

盐业银行设总管理处（对外文书、契约则用总行名义）统辖全行，总管理处下设分支行及办事处。分行直辖于总管理处；支行归指定的分行管辖，亦直辖于总管理处；办事处归指定的分行或支行管辖。总管理处设总经理和协理各1人，总经理由股东总会就400股以上，协理就300股以上之股东选出。总经理下设秘书室、文牍科、稽核室、会计科；分行经理下设保管课、出纳课、营业课、会计课、文书课。该行第一任董事长兼总经理为张镇芳。1917年张镇芳因参与张勋复辟而被捕，总经理职务改由当时天津造币厂厂长吴鼎昌继任，袁乃宽任协理。1932年张镇芳去职后，吴鼎昌又兼任董事长职务，直至1937年后由任振采兼代总经理和董事长职务，直到抗战胜利。1946年i1月第20次股东会议改选董监事会，推举王绍贤为总经理，陈亦侯为协理，任振采为董事长，刘彭阳为常务董事，吴鼎昌、周作民、钱新之、张伯驹等为董事，直至全国解放。

资本

盐业银行股东最初额定资本为500万元（分5万股，每股100元），先收四分之一以上开业，至1922年全数收足。为适应业务不断发展的需要，1923年董事会议决增加股本为1000万元，实收750.万元，至1946年才收足原定之数额。1948年8月19日国民政府改革币制发行金圆券后，迫令该行调整股本为金圆券120万元，仍由各股东按原比例认缴。全国解放后该行增资为旧人民币3亿元。

经营范围及规模

存放款

盐业银行资力雄厚，在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与浙江兴业银行交替为私营银行之首。该行成立当年末存款额为463.5万元，1925年增至2770.1万元，增长4.97倍；1937年又增至9165.5万元，增长19.7倍。放款由1915年的403。8万元，增至1937年的7814.1万元，增长18.35倍。据1934年经营统计，放款占存款比例超过90%的年份有12次，超过100%的年份有9次。此外，该行还以巨额资金购入国内公债和外币债券，亦为当时银行业之牛耳。特别是购入的善后借款公债、中法五厘美金公债、中比六厘美金公债、沪宁铁路英镑公债、克利甫斯以盐税担保的英镑公债等，为盐业银行取得了巨额暴利。抗战胜利后，该行首脑易人，领导作风保守，加上恶性通货和官僚资本势力不断膨胀，业务处于日益萎缩状态。

盈亏

该行成立当年纯益9.57万元，1925年达188.5万元，增长了18.7倍，11年累计纯益1332.9万元，为同期实收股东年累计额3825.8万元的34.84%。其中从1918年起，连续四年股东年纯益率超过40%，1919年曾高达47.6%，效益之高居当时各行之首。1926年以后效益逐年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