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福基(1894-1937)，字德安，江苏江阴人，近代实业家，上海大中华橡胶厂创办者，中国通氏汽车轮胎工业首创人。

酝酿兴办实业

立足橡胶工业

开发轮胎生产

英年赍志而殁

江阴青阳镇塘头桥人，字德安，生于清光绪二十年九月二十一日(1894年l0月19日)，7岁进私塾读书。因家贫无力继续求学。1907年至上海和昌盛商号当学徒，受知于业帅尉迟松年，因而介绍给旅日华侨、大阪鸿茂祥商号经理余芝卿。1910年他东渡日本，得余芝卿重用。1918年被委任为经理，并得大阪华侨信赖，举为大阪中华总商会会长。他抱着实业救国的宏愿，向余芝卿进言投资创建国内橡胶工业，被委以重任。

1928年回到上海创办大中华橡胶厂，生产“双钱”牌胶鞋。1932年发展为橡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成为我国首家汽车轮胎生产企业。初期聘用日本技师辅导生产，后分派职工赴日实地学习，改进生产技术，使产品日益精良，为国人所欢迎。所产的“双钱”牌轮胎可与世界名牌“邓禄普”争雄。在大中华橡胶厂的影响和推动下，上海先后建立起大中小橡胶厂80多家。由此形成了国内新兴的橡胶工业。1936年，薛福基赴新加坡、马来西亚考察橡胶树的种植和橡胶的采制加工技术。次年夏又前往海南岛调查当地橡胶树的种植情况，并与当地商定租用2万亩土地辟为种植园场，以解决工厂急需的主要原料生胶。他非常热心家乡的教育事业。1934年，捐助10万银元，在青阳镇塘头桥购地18亩，创办“尚仁初级商科职业学校”。建5楼5底楼房2幢及平房42间，除教室，办公室、学生宿舍和教职员工宿舍外，还有图书馆、实习室、小商场、体育场等，各项设备俱称完善，并亲自担任校董会主席。为提高学校教学质量，专门聘请国学大师唐文治的入室弟子王绍曾为校长。学生毕业后大多进入大中华橡胶厂工作。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薛福基在“大世界”附近遭日军飞机扫射，被弹片击中，于8月30日逝世，年仅44岁。

1935年，上海滩发生一桩诉讼案，这场官司从上海打到南京再到重庆，时间从抗战前到抗战中，余波一直延至抗战后，引起世人的广泛瞩目。这就是轰动一时的英商邓禄普公司诉华商大中华公司案。原告为英国老牌邓禄普橡皮公司，被告为刚刚崭露头角的中国大中华橡胶厂。邓禄普聘请美国律师阿乐满（N.F.Allman），向中国商标局提出诉状，称大中华的双钱牌轮胎的金钱形花纹仿冒邓禄普的老头牌轮胎的梅花丁花纹，要求判令大中华毁模、停产、停销、撤回已上市的全部轮胎。岂料商标局不分是非，竟然认可邓禄普公司的诉讼请求。对此，大中华毅然委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潘序伦会计师,向实业部提出申诉，指出轮胎花纹不属商标范围，更非作为购买时识别的标志；轮胎花纹为滚动行驶和防滑而设，普遍以几何图形为图案，外商不能以相似为理由加以垄断；况且大中华轮胎花纹毕竟与邓禄普轮胎有一定区别。面对事实和法理，实业部驳回了邓禄普的诉求。但阿乐满又向行政法院上告，行政法院崇洋媚外，又撤销实业部的裁定，判定大中华败诉。大中华被迫将轮胎改成工字形花纹，邓禄普却不依不饶；大中华又改为长城形花纹，邓禄普依然不肯罢休。这场官司持续6年之久，从商标局、实业部一直打到行政院，引起国内舆论大哗。其中的因缘，还要从大中华及其核心人物薛福基的创业历程讲起。

酝酿兴办实业

薛福基，字德安，甲午战争爆发的那一年（1894）10月，出生于江阴县青镇塘头桥的一个农民家庭。幼年时读过5年私塾，后因家境贫寒被迫辍学，去给亲戚家放牛、做农活。15岁时，经亲友介绍到上海和昌盛商号当学徒。和昌盛是旅日华侨余芝卿开设在日本大阪的鸿茂祥商号在国内的分号。薛福基到店后眼勤手快，见事敏锐，办事利索，善于在实践中细心观察，揣摩做生意的门道，并常常为店经理尉迟松年出主意、想办法，深得尉迟的赏识，很快就被提拔上柜管理营销业务。

“五四”运动爆发，以经营日货对华贸易的鸿茂祥陷于困境，余芝卿求助于沪庄尉迟松年，尉迟便将薛福基推荐给余。当年，薛福基受命去大阪主持鸿茂祥。他重视市场信息，善于分析市场供求的变动趋势，适时调整经营商品的品种和规格，开拓新的渠道，扩大经营范围，很快便使濒临倒闭的鸿茂祥转亏为盈。余芝卿十分看重薛福基的才干，但又怕他跳槽他往，便故意不给薛福基定职务、定工资，发生费用任凭他宕帐开支。时间一长，这一“羁縻之道”果然绊住了为人忠厚的薛福基，限制了他积聚资金、自设行庄的作为。一段时间后，薛福基才被正式任命为鸿茂祥经理。

无论在上海还是在大阪，薛福基工作之余总是抓紧看报、读书，有意识地结交工商界、新闻界的朋友。他目睹外货倾销，国民利权外溢，自己经营“东洋庄”不免问心有愧，长此以往，亦无前途，在与各方人士的接触中，逐渐酝酿了回国投资兴办实业的想法。在经营日制胶鞋的过程中，他发现胶鞋在国内南方各省有很好的销路，而且利润丰厚，每打胶鞋价格25元，每箱（20打）的经营收益近20元。1925年“五卅”惨案后，国内掀起反帝爱国、抵制日货的热潮，薛福基便积极说服余芝卿转营橡胶工业，回国投资开设工厂。经过反复商议，余芝卿答应调度资金8.2万元，委托薛福基负责筹办胶鞋厂。

立足橡胶工业

薛福基考虑到尚未掌握橡胶生产技术，决定先谋 求与日商企业的合作。他选择规模适中、产品只销日 本本土的 A 字护膜厂作为合作伙伴，联合在上海投资设厂，由鸿茂祥提供厂基厂房和部分流动资金，A 厂提供全套设备和技术培训。薛福基于是派出三名技术工人以考察、采办的名义到 A 厂学习胶鞋制造的工艺技术。不料日本中途变卦，以厂房租金异议中止合作，在日厂学习的薛仰清等三人亦被迫撤回。所幸事先确定代办的12 、14 炼胶车各一台已启运抵沪，日方无法追回。

薛福基于是决定独立办厂，一面在日本招聘技师，通过对应聘人员的考试，了解涂膜配方和上光技术；一面以重金秘密聘请日本武川护膜厂技师加藤芳藏为技术顾问，通过加藤的关系，让薛仰清等三名技术工人到加藤弟弟开设的神户共立护膜厂继续实习，掌握了胶鞋制作的全部生产流程和关键技术。1928年10月30日，大中华橡胶厂在上海徐家汇建成投产，有炼胶、制底、鞋面机器5台，基本工83人，大部分是余芝卿、薛福基的同乡子弟。开始时日产胶鞋1000多双，以“双钱”为商标，寓意“名利双全”，产品由鸿茂祥投资开设的鸿裕批发所和昌盛商号包销。所产胶鞋鞋面光洁，不粘、不脱、不裂，质量足以与日本产品“地铃”牌胶鞋相媲美。当时国内橡胶工业只有3-4家小厂，大中华是第一家上规模的橡胶制品工厂。

大中华橡胶厂开工后一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国际市场上生胶价格暴跌，使大中华厂的生产成本稳定下降。而国内抵制外货、倡用国货的观念逐步深入人心，国内胶鞋市场不断开拓，工厂年盈利达到20万元。于是，余芝卿决定吸收薛福基及其助手吴哲生入股，股本由8.2万元增为20万元。“九一八”事变后，各地抵制日货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大中华特地在包装盒上印上“完全国货”字样，以“人人赞美、个个满意”为广告词，打响国货品牌。并积极参加各地举办的国货展览会，将自己摄制的反映胶鞋生产工艺及产品质量的电影纪录片送到各地放映，收到良好的宣传效果，工厂当年获利达到65万元。薛福基抓住这一契机，先后筹建碳酸钙厂、锌氧粉厂和硫油胶厂，此后又建帆布织染厂，为胶鞋、跑鞋提供鞋面布，实现了除生胶外大宗原辅料基本自给的宿愿，既保证原料供给，又大大降低生产成本，增强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此时国际市场生胶价格回升，国内其他橡胶制品厂很快陷入经营困境，而大中华因为掌握了原料主动权，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这期间，他先后兼并交通、泰山（日资）、春华3家小型橡胶厂，改组为大中华3个分厂，进一步扩大生产能力，产品也向热水袋等橡胶制品系列延伸。1934年，大中华的资本由20万元增加为300万元，资产总值达373.9万元，短短4年间扩张15倍，执国内同行之牛耳。

开发轮胎生产

薛福基并不满足于此，他憧憬着更为宏伟的发展蓝图。鉴于国内公路建设的推进、汽车运输的发展，经过反复酝酿，薛福基向企业股东会提出了开发橡胶轮胎的发展思路。他坚定认为，轮胎才是“橡胶制品中唯一永久性之事业”。在他的奔走呼号下，终于力排保守人士的非议，争得余芝卿和多数董事的支持，着手进行橡胶轮胎的开发研制。

为此，薛福基亲赴日本大阪，寻求与日本企业合作。但汽车轮胎属于战略物资，日本当局严令对华封锁，日方企业纷纷加以推托。薛福基坚持不懈，最终还是说服故友加藤芳藏，转托日本中田铁工厂机械工程师柴田设计图纸，并由加藤出面委托中田厂制造全套生产轮胎的机器设备。设备制成后暂不运回中国，而是安装在加藤弟弟的共立护膜厂内，派出会讲日语的黄亚民等三名技术人员，装作日本工人到共立厂跟班学习，掌握轮胎生产技术。

但此事很快被日本记者获悉，并在报刊加以披露，指责共立厂向中国输出轮胎制造技术。消息传到上海，薛福基大惊，星夜赶赴日本，在加藤和柴田的支持下，迅速调度人力和运输船只，抢在日本政府下达限令前，日夜兼程将机器设备拆运回国。同时聘请加藤的6位担任技术工作的子弟来沪进行技术指导。1934年10月，第一只“双钱”牌轮胎制造成功，填补了国产轮胎的空白。很快，大中华便形成人力车、自行车、汽车轮胎的批量生产能力，并为笕桥空军学校制造过飞机轮胎，突破了外国厂商对中国轮胎市场的垄断。

英年赍志而殁

大中华的成功在橡胶制品市场引起巨大震动，英商邓禄普公司等十分嫉恨，便将人力车胎由每副15元降价为8元，保用期由半年延长为8个月，企图一举挤垮双钱牌轮胎。薛福基不畏强手，在压降成本、提升质量的同时，把保用期再延长2个月。并实行分期付款和放账赊销，对祥生出租汽车公司、上海搬场公司、上海公共交通管理处等实行按里程计价付款的办法，即轮胎行驶里程不足（市内15000公里，长途10000公里），付款时相应扣除一定比例的货款。甚至不惜亏本销售，在老人头轮胎跌价至每副4元时，也将标价调至3元2角，以此与外商争夺市场。邓禄普公司诉讼案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尽管官司得到不公正判决，大中华接连上书要求行政院重新审议，都被驳回。但薛福基始终没有放松发展民族橡胶工业的努力。他先后到南洋各地考察，并在海南岛圈定土地2万亩，计划投资建设橡胶种植园，以降低原料价格。在厂中建立理化实验室，加强产品质量检测，研究开发新的配方设计和加工工艺。此外还捐资10万元，购地造屋，在家乡江阴塘头桥创办尚仁商科职业学校，发展家乡教育事业。3年间招生3届计300人，抗战爆发后分批进入大中华橡胶厂工作，大部分成为民族橡胶工业的生产、经营骨干。

就在大中华着手拓展新的发展路径之时，“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全面进攻中国。薛福基一面动员员工进行军事训练，积极筹划工厂内迁；一面协同天厨味精厂吴蕴初、康元制罐厂项康元，研制防毒面具，支援抗战。期间他还亲自动手编写关于轮胎性能及其使用方法的讲义，为辎重兵学校的学员讲课。8月14日，就在日军进攻淞沪的第二天，薛福基乘车从公司总部去工厂，适逢中日在外滩上空发生激烈空战，一颗炸弹落下爆炸，薛福基在车中被弹片击伤后脑，经抢救无效于8月31日逝世，时年44岁。英年早殇，赍志而殁，令人扼腕痛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