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宣儿 |
| 释义 | 百科名片宣儿，女，1963年生，1985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随风飘逝》《拷问鲜花》《城市记忆》《盛开的裙子》《太阳落山》《斯大林大街之恋》；散文集：《月桂树上的花冠》《别为我哭泣》《为梦想的天堂》《为艺术为爱情》；中短篇小说集：《夏日迎风》；图文集：《随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获第二届中国女性文学奖。现居北京。 中文名： 宣儿 主要成就： 获得第二届中国女性文学奖 国籍： 中国 代表作品： 《随风飘逝》《拷问鲜花》《盛开的裙子》 《太阳落山》《斯大林大街之恋》等 民族： 汉 出生日期： 1963年10月 毕业院校： 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 目录人物生平出版的作品主要作品简介所获奖项及荣誉作品节选作品评论人物生平宣儿1963年出生，1985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她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随风飘逝》《拷问鲜花》《城市记忆》《盛开的裙子》《太阳落山》《斯大林大街之恋》；散文集：《月桂树上的花冠》《别为我哭泣》《为梦想的天堂》《为艺术为爱情》；中短篇小说集：《夏日迎风》；图文集：《随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获第二届中国女性文学奖。现居北京。 出版的作品：长篇小说： 《随风飘逝》 《拷问鲜花》 《城市记忆》 《盛开的裙子》 《太阳落山》 《斯大林大街之恋》 散文集： 《月桂树上的花冠》 《别为我哭泣》 《为梦想的天堂》 《为艺术为爱情》 中短篇小说集： 《夏日迎风》 图文集： 《随风》 主要作品简介：《随风飘逝》 ： 这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小说充满了澎湃的激情，它表现了一个女作家从自我生命中抽取的最为精华的部分，毫无保留地奉献给读者，在历史与现实，理想与梦幻的交织中，追寻着人类生命与爱的永恒。 《月桂树上的花冠》： 这是作家宣儿的一部散文随笔自选集。共收入作者的近作精品二十多篇。较之作者的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这些散文随笔更见其散淡随意中的诗境才情与凝重率真中的人格神性。如晓风晨露般清新的语言将作家心性的深刻与高傲置于美妙的掩映与烘托之中，令人如临静守渊的深潭和独揽天风的高崖，不禁为之深深感动。 《太阳落山》： 小说以凄婉、柔美的笔调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之间及其伤感的爱情故事。沐浴着八十年代理想主义光辉的一代青年，在如今物欲横流的商业社会，有着太多的疲惫和无奈，内心深处经历过非常沉重的精神裂变。八十年代理想主义的光芒，那些温情而美好的回忆，与九十年代的喧嚣纷乱交织在一起，让人顿生无限感慨。曾经如此相爱的人，面临着一次次的分手与复合，爱与爱情的失落，时光流逝，青春不再，生命中存在过的精心动魄的往事，依旧以它特有的方式照耀着我们今日平庸的现实生活。时代的记忆与个人的感伤，刻骨铭心的爱情，对理想主义顽强而一往无前的追寻与坚守，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社会转型对人们心灵与肉体的改变与摧残，蕴藏在故事背后的悲伤情怀，成为这部小说独特的精神内涵。杜拉斯式的倾述，如一曲无言的低吟浅唱，又好似一幅淡雅的山水画，弥漫着忧伤而迷茫的沉寂之美。 所获奖项及荣誉：获得第二届中国女性文学奖 作品节选：像他们悼念这过去了的日子： 当太阳收起它纯洁之光而沉落， 这一天也将在记忆中珍藏， 像享受过的欢乐。 －－雪莱＜＜诗数章＞＞ １ 在一些时候，我生命的花蕾是那么如此美丽地绽放，它所有芬芳的遗迹远远地喷散四溢。还有些时候，那花蕾又不曾盛开，只有一粒种子被埋在土里，连破土而出都谈不上。 过了三十七岁，我知道我不会死了，不会很快死去。三十七岁是个坎，现在我已经迈过来了。然后我会活到九十岁。有时我会想到那一天，九十岁的某一天里，我站在风中，用手拢一拢满头白发，望望天，天空飞过几只红唇鸽子，我对自己说，日子还长着呢。我一定活到最后。 是我自己放飞了幸福，所以我不怨恨任何一个人。原本它们还在我手里，如果我要，它们就不会丢。但我把它们丢了，我丢了它们，我得到了另外的东西，我现在还不能说这另外的东西与幸福或生活本身相比，哪一个更好，哪一个不好，因为测定好与不好的标准在每个人那里都会不一样。但是那每一个曾经与我的生命息息相关过的人，那些我为之真正付出过感情，同时也对我无比热爱过的人，我是不能忘记的，虽然我不曾讲过他们，但不等于他们不存在，我不说，是由于那些人或事在我记忆深处埋藏。我总觉得一些事情说了就会没了。现在我要说他们，我还拿不准他们会不会因为我的说而突然消逝。 那样的面孔我是想到过的。我脸上的所有光彩全部褪去，皱纹像河流或山脉，起起伏伏，那每一个航道每一片谷底积聚的都是命运的碎片与往事的印痕。我的嘴唇失去血色，苍白，干涩，我的眼睛埋在山谷与河流中，遥望远方。眼皮松动，软软地垂下来。眼珠发黄，还会有泪水在里面缓缓涌动。那时候，一定是我想起了我年轻时的美丽，想起了那些爱过我的人，想起了往日的时光，那些欢乐与痛苦，只有回忆能让我不断的哭泣。我小的时候人人都说我长得丑，瘦弱，枯黄，头发稀少，面无血色，个子又极其矮小，性情孤僻，胆怯，敏感，不讨人喜欢。但有一样东西大家都说好，就是我的鼻子。现在我能想到，在我那苍老的面容上不会褪去的美是我的鼻子，它将依旧挺拔如初，不因年头久远而失去光泽。它是那山脉与河流的主干，只要它不倒下，我这杆大旗就能迎风飘扬。 有一天，我老了，我坐在山上，我看见那过去的日子正在向我走来，每一个年代，每一段时间，每一天，每一夜，我看见他们，他们的影子，不，不是影子，他们在走，一直不停地走来。我听到我们唱过的歌儿，我们说过的话。我又望到了他们的脸，在阳光下，闪闪烁烁。这时我看到了我们流过的泪，我们那时哭的样子，泪水是怎样滑过我们的脸。他们用手擦去我的眼泪，我的头发在风中飘荡。他们穿的衣服的颜色，样式，全部呈现出来。他们又像过去那样，把手放在我的肩上，告诉我，幸福是什么。他们说，幸福就是你要的事物的实现。 ２ 我该怎样对你讲呢？事情太多了，头绪也多，乱而且杂，让我慢慢理一下，想想从哪儿说起。 对，是培城。我那时住在培城。 培城让我喜欢的名字是塞林大街，我并不喜欢这条大街，只是喜欢它的名字。在培城，冬季漫长，大约有五六个月的时间在寒冷中渡过。没有高山，没有像样的河流，平原广阔，但在城市里看不到，要到远处，没有人烟的地方，才能感受到。有雪，有时候雪下得很大，落在树上，只是有雪的日子里才有些美。属北温带大陆性季风气侯。 我那时住在培城大学宿舍。红色楼房，穿越风雨操场，向左拐，四层。四０九。我十六岁。与其他人相比，要小一些，因为没上小学一年级，直接跳入二年级。我考上培大，还不到十六岁，生日又小，读了一个学期才有些大人模样。 梳两条小辫子，是我现在的形像。十六岁的时候，特别怕人说我长得小，去理发店剪了个五号头。八十年代初，这种发式非常流行。衣服我母亲送的，深红色，上面有暗线条的格子，钮扣是茶色的有机玻璃，用手搓几下，散发出淡淡的香味。裤子的颜色有些记不清了，似乎蓝色，很肥大的那种。鞋子布面，一条拉带，穿过铝制的卡子，从脚面那儿扣死。黑色，白边儿。粗麻布。袜子尼龙质地，各种花色。那样的鞋子和袜子我穿了许多年。一直不曾改变。 入学的前一个夜晚，母亲对我说，女同学其实挺让人烦的，心胸狭窄，目光短浅，头脑简单，没什么深度。她说她读大学那会儿喜欢与男同学做朋友，有另外一种境界。我那时还搞不太懂她说的话，更不能理解那境界的美妙之处。她的话在若干年后我才恍然大悟，觉得她这人其实也有些神的。 那晚除了送我红色衣服外，母亲还送我一块手表。确切地说，是由她转送的。表是我爷爷听说我考上大学，托人从西城带来的。什么牌子我现在忘记了，只记得表盘硕大无比，我的胳膊很细，一直撸到肘部，手一放下，表就往下掉。那块表我也戴了很久，最后是丢了还是送人了，我记不起来了。 柳条箱子我还记得，那些棱是怎样编出来的，我不知道，很结实，竖着排的。上下都有些凸，合上后，鼓鼓的，装得下好多东西。爸说，这是他当年上大学时爷爷给他买的。我们家里人对东西的爱护很仔细，经历这么多年的变迁，竟还依旧完好，真有些不可思议。它跟随爸从西城来到培城，然后又落到我手里，也快成古董的价值了，可那时我们对旧物的热爱还没像今天这么全面。就像青春握在手里，无法想像苍老的面容如何不可复原。如今我坐在这里回忆往事，脸上已落满岁月的印痕，物与人都是如此亲切。爸那时从壁橱里拿出箱子，里面散发出的樟脑味还在飘着，我此刻能闻到它们，空气里满满地涨着。这就是回到旧日时光的通道，沿着它的路迹我又看到了那一天的阳光，那十六岁的青春像露珠一样，晶莹剔透。 汽车是灰色的，灰色轿车。那时候爸还没有专车，爸才四十几岁，好像已不再做秘书工作，爸那时什么职位对于我来说很模糊，但在那个年代爸用公车送我上学，爸还是腐败了一回。也许没那么严重，那时候街上没有出租车，公共汽车和自行车都无法把这么沉重巨大的箱子搬运到学校，于是为了女儿，他还是叫了公车。 汽车沿着塞林大街一路行驶，正值盛夏，满眼的绿色。透过玻璃窗我看见路旁树丛里有鲜花开放，叫不出名字，颜色接近于白色和黄色之间。风吹动着树叶，摇摇摆摆的样子，让我的心也随之晃动起来。那个时间现在我还记得，黄昏。好像那时就预示了现在，好像那天的时间里已埋藏着今天的忧伤。 那个箱子很沉，爸和司机两人抬着，走一段停一会儿，上到四楼已经大汗淋淋。然后它被放在一张空床上，那是我们宿舍专门用来放东西的地方。爸没再停留，他们下楼时我跟了出来，爸让我回去，我还是送到了外面，看着他们开车走远。这时，太阳很红，天空像着了火一样。我想起来是小时候老人们常说的火烧云。 ３ 照片是秋天拍的。背景有些模糊，树已经黄了，还没落下叶子。我笑的样子看上去非常纯朴，额前一缕刘海飘在脸上，用橡皮筋扎了两条小刷子，刚好在肩膀那儿。白色西服学校发的，我那时很瘦，大概要了最小的码。领带红色，不太会打，系成了红领巾。秋季运动会。我被选入花束队。我们还没穿过这么好看的衣服。大学真好。培大更好。这是我那时的感受。练习队列前，我们穿上那些衣服，来到老虎公园。就在培大对面。老虎公园的正门朝着我们宿舍的窗口。谁拿的相机不记得了。黑白胶片。在下午，阳光很暗。 后来这张照片印在了一本小书里。９０年代末期出版的。用了很多照片。有人告诉我非常喜欢这张照片，他们问我，那是你吗？是啊，有时我也这样问自己，那是我吗？那样的神态在我，已经许久不曾再现。很少，很少的时间里，才有那种表情，谁能捕捉住呢。镜子里的我，已是满目苍桑。昔日能否重来。不可能，过去的一切事情都不会重新开始，唯有自我，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天天，一年年。开始回忆过去，就意味着已经没有现在了。 （选自长篇小说《太阳落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作品评论：此文转载于<<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6期? 追寻生命的自由境界 ――评宣儿的长篇小说《随风飘逝》 何青志 进入九十年代，女性叙事文学的蓬勃发展，构筑了文坛一道亮丽的风景。其中，主观的视角，强烈的自叙色彩，个人化的写作是这道风景中的主色调。许多女性小说以自觉的女性意识叙写了女性的生存状况、生命意识、内心体验和情感流程，多侧面、多视角地展示了女性书写的缤纷的天空。吉林青年作家宣儿的长篇小说《随风飘逝》，以流动的现代诗意和古典的浪漫情怀为这片天空勾勒了绚烂的一笔，绘就了别一番景致。 一 《随风飘逝》是一部自叙体色彩很浓的长篇小说，作者以第一人称叙写了一位美丽、善良、情感丰富、遗世独立直至香消玉殒的女主人公英妮个人成长的情感历程。英妮一出生面对的即是一个残缺的家庭，母亲因产后流血死去，父亲也很快续弦远离她在省城工作。她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祖父母关爱下成长的。但这种缺失的阴影始终遮蔽着她的心灵，她时时渴望弥补这种缺憾。因此，她对于父爱、母爱的渴求较一般人更强烈，甚至不惜以自虐的方式表达这种心绪。然而，当她意识到那是一个“永世无法到达的彼岸”①后，她“开始帮助自己将悲痛化作一片阳光，一首好听的歌曲”。于是，执着于爱的追寻便构成了英妮人生主要的链环。它表现在成人后的英妮对一切曾给予过她关爱的人深情的缅怀之中，对她曾感受过的亲情之爱、友爱、情爱给予了充满激情的赞美。伴随主人公情感世界的拓展，我们看到英妮虽然是在爱的缺失的家庭中成长的，但她又无不被爱包围着，这即是给予过她亲情之爱的奶奶、爷爷，和一度哺育过她的王妈妈，以及像云一样飘过心头的父爱。在少女英妮心中，奶奶和爷爷传奇般的爱情故事，爷爷用胡子给她作的键子，与儿时伙伴对生殖秘密的好奇，未得到过母爱的孤寂失落与渴望得到父爱的企盼，奶奶过世的悲凉，都成为了她心中美丽幽怨的“童话”。可以说，“西城故事”更多的是记叙了亲情之爱。对此，作者以敏感的女性视角进行了深情的描述，不仅为我们展示了人性之美和一个少女的率真与纯情，而且为小说全篇铺垫了厚重的爱的底色，使小说自始自终充盈着抒情柔美的格调。 然而小说并未停留于爱的表层的描写，而是将人物的主体意识融入到对爱的追寻中。无论是对“蝴蝶飞翔”的美好追忆，还是在“玫瑰骑士”中的情感波澜，无论是“少女祈祷”的沉重与凄绝，还是对“爱情祭典”的深情回述，主人公在对爱的执着追求中不断获得新意的生成。一方面，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奶奶、妈妈、英妮都体验过孤儿的滋味，因此她们更懂得爱的可贵，她们都有“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思想，她们渴望以十倍的爱去奉献于关爱过自己的人。也正是基于这种纯朴的认识，英妮在人生的旅途上对给予过自己关爱的同性或异性朋友“都铭记在心，并给予真诚的回报”。这种“回报”又无不是对主人公善与爱信念的展示。另一方面，小说对各种两性情爱、性爱有多处描写，但不论哪一种爱，都是在两情相悦，相互欣赏的前提下进行的，男女两性拥有共建的伊甸园，即使稍纵即逝的爱也留下了值得回味的情思，呈现了充满自由活力的生命精神，从而建构了女性新的主体意识。之所以称之为新，是因为它既不是排斥异性的“一个人的战争”，也不是“男权”与“女权”的文本对峙，而是在男女两性相互爱慕，相互欣赏，相互拥有中，在主人公对爱的“回报”中逐步建构的。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小说对当下某些女性书写文本的偏执性的精神反拨。 二 如果说《随风飘逝》在主人公执着于爱的追寻中建构了女性新的主体意识，那么，小说则在对英妮爱情的叙写中勃发出对生命自由境界的讴歌，进而使其建构的女性主体意识达到了一个新境界。 由于英妮美丽、善良、聪颖，自然引来了许多异性的爱慕与追逐，但真正令英妮刻骨铭心的爱情却是存在于她与洛川之间。英妮与洛川的爱情是充满浪漫和激情的，P城短暂而欢聚的时刻，他们倾诉着内心的情爱，但他们“以更高更深刻的理性”意识到这个现实：这是没有婚姻的爱情。并非英妮不能实现有婚姻的爱情，而是她不想以婚姻的形式束缚住他们的爱情，那样免不了“相互伤害和相互牺牲”。他们寻求的是一种精神上的契合，是“永远互相交融在一起的灵魂，高高飘扬在我们的身体之外，无论在哪里，它们都能相遇和相爱”。英妮对奶奶和爷爷的既传统又传奇般的爱情婚姻持一种独特的观点：“奶奶和爷爷拥有了一生的相聚，甚至死后还合葬在一起，但是，可能在他们真正永远在一起的时候，奶奶就将爷爷淹没了，从此以后爷爷失去了他原来独自拥有的空间，在某一个生命点上，他被奶奶的爱情给窒息了”。她认为“奶奶的坚强和独立是以爷爷的牺牲为代价的，从爷爷的角度讲，这未免不公平，奶奶一生是辉煌成功的，爷爷却是失败的。”在常人看来，英妮奶奶和爷爷的婚姻爱情可能是接近了理想的模式，但英妮却从生命哲学的高度，意识到此种理想婚姻的缺憾所在，于是她勇敢地追寻无婚姻的爱情，甚至不惜为他们爱情的结晶扮演单身母亲的角色，直至生命的终结她也未召唤洛川来到她的身边。她追寻的是一种“爱不是占有，而是奉献，爱是爱你爱的人和他身边能够给他带来幸福的一切”。她始终为了这份爱坚守着这片圣洁之地，不为各种诱惑所动。可以说，主人公英妮所持的是一种超凡脱俗的爱情观，追求的是一种爱情的最高境界，是生命自由的极致，是作者在文本中对两性情爱的理想建构。它距现实还相当遥远，从接受美学的视角来分析文本，我们看到英妮所追寻的这种生命的自由境界在一定程度上是以她付出牺牲为代价的。洛川与她分手后更再未来找过她，是由于洛川太缺少浪漫的情怀呢，还是太过于务实了，或是时代的悲哀？因为在后现代语境中的中国，人们似乎更注重感官的享乐与欲望的满足，古典爱情已退居其后。当年爷爷英海臣可以抛弃万贯家财携奶奶离家出走，那是爱情力量使然。而在日趋物欲化的今天，还有多少人肯为爱情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呢？洛川与英妮告别后很快有了自己的所爱即可说明一切。至此，小说文本在爱情的立意上呈现出了悖论：如果读者认同于英妮与洛川的爱情，则肯定对洛川的一去不返提出责难，似乎洛川所持的是“不求天长地久，只要一时拥有”的玩世不恭的爱情观，它与英妮对爱的执着坚守形成强烈反差，这对英妮是十分不公的。可是，作者若将洛川描绘成现代的爱情骑士，不又重蹈爷爷英海臣的覆辙了吗？那又是新一轮的复归，用英妮的话说“还是未免不公平”。也许作者已敏于这种悖论，便在“时间结束”中凝固了英妮所追寻的“永恒而神圣”的爱情。但这并不意味着悖论的完结，以现代观念审视如何才能达到两性都认为尽善尽美的爱情呢？这正是文本所作的深层探讨。由此我们说，虽然就文体涉及的爱情可以提出诸多质疑，但对于作者从中展示出的前瞻意识是应予以充分肯定的。如果说英妮奶奶的“成功”体现了那一代人本能的女性主体意识，还满足和停留于对爱的占有阶段，那么英妮的爱情观则上升到一个新的生命高度。她对生命自由境界的讴歌，她的独立和坚守，不仅在文本上张扬了女性新的主体意识，而且“多方面显示了女人作为人的意义和价值，显示了人解放自身的力量，使女性人格更自然，更开放，因而也更完美。”②它展示了一种“在两性和谐共处的基础上争取人的最大限度的自由”③这一未来的美好发展趋势。本来世界就是由两性构成的，自从亚当夏娃偷吃了禁果，男女就成为了彼此不可缺失的一半，阳与阴，白与黑，正与负，左与右等等，失去任何一方另一方都难以成立；日月交相辉映才能构成星空的绚烂，山水相依相连才令人感到江山的多娇壮丽；男女只有和睦相处，才能创造生命的辉煌。小说文本正是在此意义上试图“从人性的完美始步――建立一种不带偏见的文化设想”④，它使文本从一个新视角获得了艺术审美的提炼与升华。 当我们在太多的文本中看到激情隐退，真善美的理想远离我们，骑士般的爱情已是昨日风景，欲望以前所未有的疯狂作着独角表演时，宣儿为我们敞开诗意的守望之门，编织了爱的花篮，令人有如从从喧嚣嘈杂的闹市顿入湖光山色的“净土”之地，无不让人心旷神怡，留连忘返，使人在美的愉悦中获得灵魂的净化和精神的提升，这也是小说文本呈现出的精神文化价值所在。 三 《随风飘逝》虽然突出刻画的是主人公英妮的内心情感世界，但它并不像某些文本只是作“无历史语境”的零度书写，而是融入了作者对历史与现实的深沉思索。作者让主人公的情感流程与时代发展轨迹交织并行，英妮人生的许多重大转折点都相伴着当代历史的运作和重大变化。那些充满激情的一段段歌词的抄录，不仅将人们带回到那已逝去的熟悉的岁月，而且也是作者对美的情感境界的表达。那多处隐喻性的描写，诸如“那个年代万人公判大会上被判处死刑的史云峰”，“某个神秘的夜晚，P城响起的爆裂之声”，无不使人生发许多联想。它让我们看到作者在进行女性内心独语时，对现实与历史的污浊丑行未持冷眼旁观或随波逐流的态度，而是以充满激情的含蓄的笔触作出了自己的“价值判断”使作品在蝴蝶飞翔般优美灵动的文字中闪烁着对现实的批判锋芒，烛照出作者向善向美的人道主义精神底蕴，使人们不禁想起巴尔扎克、斯汤达、梅里美、狄更斯等十九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大师的名字。 与此同时我们还感到作品浸润着一种深刻的悲剧情愫。首先，小说的名字《随风飘逝》本身即透着一种悲凉的氛围，它不仅象征着主人公英妮稍纵即逝的生命，而且展示了人物命运的不确定性。正如英妮所说：“在我的命运中，亲情不断被阻隔，一个个曾使我产生过热烈感情的人们，就像风一样呼啸在我的面前，刮了一股股旋风之后，它们的影子变得无影无踪”。作品在“随风飘逝”的一个个鲜活生命中为人自身的生活探索着一种意义，对死亡、生命、人类之爱进行着形而上的追问。其次，英妮在“时间结束”中所承受的孤独虽然出自本愿，但也令人感到她所追寻的自由的生命境界在达到超越历史与现实的同时，距普通人的生活还相当遥远，大有“高处不胜寒”之感，因此英妮感受的孤独与悄然离世无不具有精神殉道式的悲壮。这种孤独也是一切具有前瞻意识的思想家、艺术家所感受过的孤独。它同作者以含蓄的笔触暗示的时代悲剧所产生的艺术审美效应相似，正如恩格斯所说“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⑤，同样体现了作者的人文关怀。也可以说，作品浸润的悲剧情愫，它所作出的价值判断使文本自始至终闪烁着人文精神之光。 宣儿作为新生代作家，在艺术上与接受传统相较，更多地吸纳了世界文学思潮的滋养，不断地丰富着自己的艺术探索。在《随风飘逝》中，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成为宣儿的传达手段，流注笔端。小说打破了传统的线性叙事结构，颠倒了时空，过去式、现在式、将来式，梦境与现实交错运行，但却不是刻意的模仿，而是富于创意的为人物内心情感流程提供了任其自由挥洒的广阔的活动空间，使借鉴来的东西更适合表现当今中国人的现实生活，进而使文本呈现出多元开放的结构特点。文本中多次出现了“一头漂亮的毛驴”，而每一次的出现都伴随着一个生命的终结。无疑，“毛驴”起着一种预示的作用，它为作品涂上了一种神秘莫测的宿命色彩。英妮将她与洛川的爱情结晶――她心爱的儿子命名为“英雄”也不无深刻的寓意。它既表现了英妮一向“对于英雄和具有英雄气质的男人的崇拜”，又是对未来的美好希翼。由于宣儿的文学创作是始于诗歌，因此其小说文本充盈着散文诗般的艺术美感，语言清新蕴藉，耐人寻味。诸如：“那个八月的夏天，爸爸就像雨后晴空出现的一道彩虹，在我心里高高地悬挂起来。那些阳光灿烂的日子，因为这道彩虹，充满了更加美丽的光环。”……这段描写将儿时英妮一度得到父爱的感觉和对父爱更强烈的期盼心情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语言充满了色彩与活力。而类似的描写在小说文本中俯拾即是，字里行间洋溢着诗情画意。 注释： ① 作品引文除注明出处外均出自《随风飘逝》，时代文艺出版社，1997年3月版。 ②③④ 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三联书店，1995年4月版。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46页。 此文转载于《 黑龙江晨报 》 "为文者"的史诗与悲剧 采薇 在当代女性写作中,很少有人像宣儿这样在小说中将两性的悲欢离合写得催人泪下,哀婉凄美,直抵生命无奈与孤独的本质.与其说小说通过对80年代的青春与爱情缠绵悱恻的追忆,来躲避90年代扶摇直上的暴利发达带来的远离精神思考的世态,不如说是借助了10年人事变迁沉浮的背景,将人性中至美至善至情至性,浓缩起来,展示给世人.宣儿的小说美得令人惊心动魄,哀婉得令人不忍卒读.她把青春时光与艺术,纯真,爱情,自由等等意识形态联接了起来,似乎生命中的时刻只有在青春绽放的那一段是真实可感可以捕捉到的,而其它的时日都隐退其后,只能让位于此.宣儿由此提供了一组最浪漫温情最难以割舍却又不得不放弃的爱情图画.最璀璨的花开过,必然是落红满地,极目凄凉.而人,宁愿看着那一瞬间的灿烂,飞蛾扑火般地一头栽下,也不愿拖着疲惫之躯等待着老之将至.所以,本来就没有成形的婚姻定然不会束缚着一对海誓山盟的人.相爱的人由于走了不同的路,再也回不去最初的故事了.那故事本来是两个人一起讲述的. 《妈妈我要回家》发表于《中国作家》1996年第5期 1997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出版时改为《拷问鲜花》 小说与“后”自传性 ---读宣儿小说《妈妈我要回家》 赵毅衡作者宣儿肯定会对这个标题皱眉，而小说中的“我”，早在我想到作任何评论之前，已经按捺不住地警告过：爷爷说，家里有了一个奶奶，是爷爷找的一个老伴。 我的心在往下沉。为什么又是“后”： 后妈，后奶奶？ 后奶奶出场时间上太新，没有来得及让“我”吃苦；后妈可让“我”伤透了心。虽然作为后妈，这个后妈似乎还不太出格。 但是“我”无法抵挡叙述的语义 散射折磨了：多年之后“我”在南方一座省城参加一个文学笔会，会上有二位先锋评论家一直在讲后现代，后浪漫，后新时期……如此的联想，很冤枉了诸位理论家。“我”的情绪性反应甚至进入命相式的推理：“我想那二位评论家他们的童年一定幸福无比，他们之中绝对不会有一个也象我这样经过家庭的破碎，妈妈的失去”。 我本人也零星读过一点命数之学，我的“后”派理论家的心理背景，看法倒是不尽相同。不过跟小说中的人物无法讨论这个问题，如果这是个问题的话。总之，小说中的“我”还是有“我”的理由的。因为“我”的整个说出的生平，当然也就是“我”叙述出来的整部小说－－面临的是“后”中的凄苦冷漠。那不仅是对身体的摧残，更重要的是让人丧失一切尊严自信，那是对于一个注重心灵和内心世界的人的一切的彻底毁灭……“后”罪莫大焉。但是对我们面前的这部小说而言，可以说，无“后”不成书。它是我们理解整部作品的关键词。 可以说任何艺术很难逃脱作为大背景的个人生活经验；可以说大部分小说掩饰不了字里行间各种“自我“的信号；可以说女作家更容易以身世为小说之本；可以说当代女作家更热衷于抒写自己。经过文学理论的这种步步严格推理，说《妈妈我要回家》是一部“自传意味很浓”的作品，想必不会受到太多批评家的指责。唯一可能提出异议的是作者宣儿，但是她如果以自己的生平事实如何如何，来说明这部小说的自传性或非自传性，那是违反文学理论的基本原则的。因为我们将讨论的是一种特殊的自传性－－“后”自传性。 曾是一度新颖的各类批评方法，年代再古老，至今不妨作为诸法之一。我们面对的这部小说却击碎了现有的各种批评框子。 叙述者的潜意识总是给我们提供 最无法立足的意见，却往往是唯一可能的解释。 叙述者一听见“后”字，童年的 创伤立即隐隐作疼，这部小说，恰恰正是一个“后”字可以说明－－一切都是过去，一切都无法修复，“我”没有赶得及抓住的，叙述也无法抓祝小说开始，母亲尚未出场（没有进入“我”的意识）就已出走，再未回头；小说结尾“我”人世创痕累累，饱经忧患，还是没有能够找到母亲。缺损推动整部小说展开：在开始之前，一切就已经无法修补，在收结之时，一切已经太晚，太“后”。 “我”寻找母亲的方法，是找到三十多年前一部大型歌舞剧《东方红，太阳升》的舞台记录片，仔细搜寻几千名演员的脸容，在每一个“可能相似的演员那儿定格”，最后用“技术处理”加上“广泛征求意见”，确定一个能让“我”“坚信怀疑”的女演员。然后遍访早已星散的当年的剧组演员，白发苍苍的牛棚过来人。其结果可想而知，“我”努力让自己“继续努力”。 丧失／复得，受伤／愈合，追求／希望，这些过程，原是可以构成一般“自传性小说”内核的一些贯穿动力，现在似乎可作依据的，却是一闪而过的昔日形象。虽然迷人地美丽，背景上有光芒四射，但那是存档旧片，供凭吊，供怀旧，供研究，就是不能当作实质性的修复依据，更没有一丝可以让自我拥抱在怀的温暖。过程本身在起步之前就否定了自身，使它的后溯性（修复象叙述一样，永远是后溯的）成为一种自我欺骗。 母亲之无可寻找，也命定了“我”一生不可能找到一个家，或建立一个家，甚至无法梦想一个家。“家”在这里，不只是无穷怨恨或爱恋的指向，不只是人世种种艰难的集合。“家”是潜意识在生命压力下唯一可以躲避的地方，在那里，不必对自我的本能反应作理性检讨。这里说的不是社会学讨论的现代家庭问题，那些离婚率子女教育之类的统计数字。这里说的是一个象征，是艺术作品后面那个不安的灵魂追寻的目标，是小说中几万文字赋得意义的归结点－－小说从标题起就凄苦地呼喊出来的索求。 我们看到这部小说所借以支撑的，是一个从小就分裂的自我。 后奶奶比后妈更显示出虚伪的恶毒，她不在你面前表示冷漠，而是过度的热情。这热情象一股水蒸气，潮乎乎的，让人生腻。比如她拉住我的手，一口一个小孙女。我觉得恶心，她以为甜言蜜语足以笼络人心。 这个小孩之不识好歹，正是一个受创的孩子心灵自然的反应，但这么说，只是赞赏小说心理描写之细腻。小说的“自传性”恰恰在这里形成一个悖论：作为叙述者的成年的“我”，无法修正作为人物的幼年的“我”，因为“我”刚生下，就已经太晚。一旦成为“后”，就无所谓美丑善恶等等的价值判断问题，万事同价，诸元合一。后妈冷落我，后奶奶热络我，无所谓区别。好歹不识，正是“我”在整部小说中建立任何人际关系的努力终归失败的原因，而这个原因恰恰不是“我”所能负责的，罪魁祸首是时间链／情节链上滞后的位置。 而且，正如“后现代主义”理论所不由自主地辩护的那样，负面的价值，借多元的名义，欣欣然占一切其他价值的上风。“我”与所有男人的关系，都被“我”自我毁灭的冲动弄糟，全都以失败告终。“楠”是个有情有义的男子，是我找到归宿的唯一希望；而“王”从好高骛远转向逐流混世。正在“楠”向我求婚的那一刻，消失四年突然复出的“王”把我迷住整整一天，“楠”失恋失望，去了美国，“王”却去拍纯为赚钱的电视片并睡别的女人。这部很动情的小说，写到失之交臂留悔终生的爱情，却谨严自持毫不动情，甚至没有悲剧感。爱情的不可能，也就是价值的不可能。 当然，写爱情之不可能，已经是几代女作家积累的看家本领了，可能的爱情如今只是通俗小说家的专利。但是，在价值预定分裂的“后”世界，叙述者无法把美好的东西－－爱情是其中之一－－摧毁给人看，美好的东西，正是潜意识最顽强地拒绝的东西。“后”世界中不再有悲剧，“后”世界本来就是悲喜无由。 其他小说可能写了爱之无，这部小说写的是爱之后。 于是，生命的最后失据，向死亡开通了道路。小说动人地描写了“我”自幼起的数次自杀冲动，毁灭一切美好的东西中最难毁灭的东西，自我。直到这种冲动被一个更痛苦的毁灭所切断：唯一爱“我”的，也是“我”唯一爱的人的死亡，弟弟的自杀，对象的死亡顶替了自我的死亡。 作为小说，当然不一定要这样的处理，作为“自传性小说”，只能这样替代，因为“我”必须苟活下来叙述这个一生。叙述在定义上是事后的，自传的叙述却不得不在生命成为“后”之前。为了挽救这个悖论，另一个生命，在绝对价值意义上（兄弟的亲情意义，自费留学归国者的爱国意义，作为哲学教师的思想者意义）比自我更高的生命，不得不以最残忍的方式毁灭。 于是我们读到了这本小说最令人悚然的部分，我本人认为写得最好的章节：“我”在火车上邂逅一个陌生女人，“戴着白手套”，“眼睛很大，看不见里面的光”，“口腔里好象没有舌头”。这位面目可怖的命运女神却把我迷住了，差一点就跟着她走出车站的地下通道，那里灯已经亮起来。这个女人的嘴曾经在窗玻璃上碰了一下，“我”发现玻璃上留下的不是口红痕迹，“玻璃上凹下去很深的一个印痕，我用手摸了摸，非常光滑”。 显然，命运之神的吻是致命的，一碰就能把玻璃烧化。“她把嘴唇移近我的嘴唇，轻轻地吻了一下。我想说的是，她吻的是嘴唇，而不是面颊，不是额头”。 叙述者在这里用了一个读来似乎奇怪的解释性干预，“我想说的是”，以强调“我”被灼烧掉的不是面貌，不是头脑，而是“我”的性敏感部位。这样，“我”建立任何人际关系的欲望被死亡的欲望消解了。 余下的一切就不再具有成传的品格，而只是一连串的悖论，一系列的持续堕毁。正当“我”在电台主持“生命与阳光”节目，忠告失恋青年振作自强时，弟弟卧轨自杀；“我”在与“我”鄙视的男人热吻，并且在《梁祝》的甜腻曲调中拥舞一夜之后，打开箱子看到车上女伴的网眼白手套。 或许死神就是“我”无法找到的母亲？那么，“妈妈，我要回家”这听来好象情绪化的呼号，就是严酷的决断：“死，我要求毁灭”。 “我”被母亲生出，也就是被小说推出之时，就是“我”被母亲抛弃之时，小说中的“我”的一生，只可能是错位的一生。 叙述者在整部小说中发现一切都 太晚，连自我毁灭都太晚，那么，我们面对的，只能是一本凄凉地无法摧毁自身的“后自传小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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