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47/10

民　族： 汉族

1947年生，乐清西联乡人（现乐清石帆镇）。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温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乐清市文联名誉主席。1966年高中毕业生，逢“文革”回乡，当农民、油漆工，曾流浪江湖，1971年起至1978年在家乡中小学任民办教师，1978年考入杭州大学中文系，1980年起先后在乐清市人事局、组织部工作，1987年起调乐清市文联工作至退休。著有长篇纪实文学《悲剧性别》（与鲁娃等合著），中短篇小说集《异乡故事》，散文集《听蛙楼琐语》、《浮生片语》、《雁荡山笔记》、《驿边人语》，主编、主笔文史集《箫台清音》、《乐清文献丛书》系列（已出11本）、《东海岸丛书》（10本）、《国风丛书》（10本）等。

许宗斌：从文学到文史

时间：2006年04月06日 09:03 稿源：温州网-温州都市报

许宗斌，1947出生在乐清西联一个农民家庭。1966年高中毕业时适逢“文革”发生，滞留在校至1968年回乡当农民。此后当过油漆匠，浪迹江湖。复在家乡两所中学任民办教师。1978年考入原杭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到县机关工作。1986年乐清成立文联，任副主席、主席，曾兼任温州市作协副主席。现为乐清市文联名誉主席，兼任乐清市文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温州市作协顾问。

“文史不分家”，这是中国人治学的老传统。说的是中国古籍包括了文学、历史、哲学，甚至其他各种门类的学科，都是相互兼通和相互为用的。不过，我们又不得不承认，文就是文，史就是史。文史，都不能彼此替代。可见，在学术上各门学科都有特定的范围和任务，泾渭分明；而同时，学科之间，尤其是邻近的学科之间，有些内容是交叉的，有些道理是互通的，并且只有如此，辅以其他必要的条件，才可能有真正的成功，把学问做深。

在温州，一直写小说、散文的许宗斌，近年来也将此兼通互用，在地方文史研究中取得了成效。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许宗斌开始发表以小说、散文、报告文学为主的文学作品，作品散见于省内外各种报刊杂志，其中多篇发表后被各种选刊和专集所选收。小小说《秋叶黄了的时候》曾被有关高中语文辅助教材选为阅读材料。已出版的有长篇纪实文学《悲剧性别》（与人合著），中短篇小说集《异乡故事》，散文随笔集《驿边人语》、《听蛙楼琐语》、《浮生片语》，电影文学剧本和小说合集《血杜鹃》（与人合著）。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始，他在从事文学写作的同时开始地方文史的研究，主编出版《箫台清音》，获得温州市优秀社科著作二等奖，主编的《鹤影雁声》、《东海岸丛书》等也是地方文史成果，赢得专家学者的好评。

许宗斌的家现安在乐清市乐成镇的东面城乡接合部，一条小河从他家门前流过，小河上有座水泥桥，桥边一棵桃树正在悄悄地开花吐艳，一阵春风轻轻吹过，落英纷飞，抖落在河面上，给人当年张志和写《渔歌子》时“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的联想。

他家的房子与乐清许多居民的住宅一样，属于有天有地的那种，不像温州城里一户一个层面的商品房。因此，他的书房设在顶层的四楼，斋名为听蛙楼。也许他家在河边，春夏可闻蛙声一片；也许是许宗斌提醒自己是农家出身，不忘故土的养育之恩；也许没有别的，就是取意辛弃疾的句子：“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愿自己听得蛙声，创作丰收。无论如何解释，我觉得他的斋名还是有意思的，带着泥土的芬芳。

不过，更有意思的还是他的藏书。古人曾以“汗牛充栋”、“拥有书城”形容书家藏书的丰富，许宗斌家的藏书恐怕没有什么成语可以拿来形容。我算是见过学人藏书的，可是当我跨进他的书房时惊呆了。他的书多得无法用书架来容纳，只是一撂撂堆放在地上、桌上和椅上，而且还堆得高高的，满屋的书山书林简直像是云南石林。

当我为眼前的“奇观”惊叹时，许宗斌告诉我：“我的藏书虽有一万五千多册，可都是杂七杂八的书，从中可看出我不是学人，学人的书是很专业的。”的确，他的书涉及的面很广，从饮食到禅宗，从文学到哲学，从历史到地理，从中国到外国等等都有。我说：“从你的藏书结构来看，虽然杂了点可大多与文史有关，就以你说的起码也是个文史杂家啊。”这时，他点头表示赞同。

我们的交谈也就从这里说起。

金：记得二十多年前，我们是在《温州日报》副刊举办“小浪花”小小说征文比赛时认识的，那次你好像得了个第一名，是吧？近些年，我发现你在乐清主编一些地方文史书籍，很有影响力。因此，有人向我推荐写你，称你都成学者了，研究乐清地方文史成果迭出。所以，今天特地到乐清采访你。

许：我们是老朋友了，不用客气。我明白自己只是个文学工作者，喜欢写作，马马虎虎可说是作家，不是学者，没资格称作学者。近年来我在介绍地方人文知识方面做过一点工作。温州有许多真正的学者，他们一辈子从事学术研究，出版过许多有分量的学术著作，我很敬重他们。温州和乐清也有一些作家兼为学者或从文学转向学术研究的人，如洪禹平先生就是真正的学人，可惜去年逝世了。他是我永远的老师，我自愧不如远甚。

金：是的，你首先是作家，而且多少年来一直苦苦地追求着，圆着自己的文学梦。文学在你的心目中仍是很看重的。这是不是你从小立下的追求目标？你就先说说自己的文学经历吧。

许：我没有家学渊源可谈，我的父母都是老实忠厚的农民，父亲只读过高小。可是我的父母还是创造条件让我读书。我的小学大部分时间是在村小复式班里读的，办学条件可想而知。我从小喜欢读课外书。记得父亲给我买过几本革命斗争故事书，当时我喜欢得不得了。还有一件事，是一位村支书给我赠书，对我影响很大。他姓徐名孝由，我尊称他为孝由公，1938年的老党员。他在北京城当过工人，为盖人民大会堂出过力气。盖人民大会堂时，李瑞环是木工队的队长，当木工的孝由公该是归李瑞环管辖的。大概在我读小学六年级那年，孝由公从北京回来，送给我几册讲神话故事的小书，开本比通常的三十二开要小一些，不厚，非常可爱。记得其中一本叫《赫克力斯的故事》，讲希腊英雄大力士赫克力斯的传奇经历，我觉得非常有味道。我接触外国文学是从这时开始的。读小学时我的作文就比较突出，教语文的丁老师还把我的作文拿到社员大会上去念，更加激发了我对作文的喜欢。

金：一位农家子弟的文学梦，就是从长辈赠送的几本小书升起的。故事给了我们启迪，礼品不是越贵重越好，其实送书是最好的礼品。如果大家都像孝由公那样给孩子送书，鼓励孩子多读书读好书，那将给社会风气带来深刻的影响。还有那位丁老师，把你的作文在全村群众面前宣读，这真是个好点子。可见老师对学生的影响是很大的。

许：在我的一生中，不仅丁老师鼓励我学好语文，还有初中时的语文老师赵忠仁先生，那时他在乐清虹桥中学教我们语文。再就是温州中学的王瑛老师。他们对我影响很大。他们的为师之道使我这个农家子弟开阔了眼界，看到了外面的世界，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我在一篇小文《有幸遇良师》里写过赵老师和王老师，我觉得在人生之初遇到良师是人生的大幸。在读大学之前，我在社会底层磨砺了十来年，而1978年上大学则是我命运的一次转折。

金:你的文学创作是在大学毕业以后开始的，我读过你的好多作品，大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从你的文学作品中，我感受到了你对文学怀有颗虔诚的心。后来，我发现你写的东西涉及面更广了。我觉得你的一些有关地方文史的文章，带有散文笔法，你是不是有意将文学和地方文史的写作结合起来？还有，你对作家涉足学术有什么看法？说说你的想法好吗？

许：文史不分家。古代很多学者和作家并没有严格的分野，常常一身二任。现代作家中很多也是学者，学者中很多也是作家。所以王蒙曾提出作家要学者化。他是从作家学者化有利文学创作的角度说的。

作为作家，作为文学写作者，尽量使自己多一点学问，对提高创作水准总是有好处的。同时，作家涉足文化学术研究，对文化学术研究本身也是力量的一种补充。现代作家中有些人后来转向以学术研究为主，而且取得较大的学术成就，如闻一多、沈从文就是这样。他们的转向各有各的原因。闻一多是大学教授，学术研究是他的本业。沈从文是迫于时势，不得不然。沈后来在古代服饰研究上取得很大成就，倒是因祸得福。也有一些人是因为兴趣转移改事学术研究的。你说我转向地方文史的研究那是没有的，我只是在文学创作的同时涉足乡邦文史和地域文化的介绍，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至于我的一些有关地方文史的文章带有散文笔法那是我有意这样做的。我觉得这是文学作者的优势所在。纯学术的研究不是我们的长处，那是学者的长处。从目前温州作家出版的几本有关温州地方文化的书受到读者欢迎的情况来看，作家参与地方文化的研究和介绍是一件好事。

金：我也喜欢地方文化。我觉得地方文化是整个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如果说伟大的中华文化是一座辉煌的宝殿，那么地方文化则是构成这座宝殿的一柱一础、一砖一瓦，也很需要更多的学者参与。但是研究地方文史，是件寂寞的苦差使，要甘坐冷板凳。听说你主编《萧台清音》就花费5年功夫，如果没有为地方文化抱有责任心的话是不可想象的。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许：我在文学创作上没有像样的成绩，我也没有想做学问成学者的奢望。我对自己的定位是，着重在普及方面做点事情。你说到的《萧台清音》，我确实花费了不少心血。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发始于倪蓉棣的一个提议，能否组织力量，采用文学手法，撰写一批介绍乐清人文的文章，我很赞成。2001年《箫台清音》由线装书局正式出版。这部书带有一点研究性质，虽是多人单篇作品的汇集，但由于在设置题目时有一个全面的、整体的构思，可以说是一部乐清人文史话，出版后反应很好，得到了温州市的奖励。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也最成系统的介绍乐清人文的一部书。

金：地方文化的研究如同丰富的矿藏，需要我们发扬挖山不止的精神去挖掘，如清初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采铜于山”那样。上面我们说到研究地方文化要耐得住寂寞，甘于坐冷板凳，这就要靠有一颗热爱家乡的心，要有持久的热情。历史上许多大学者也是很热心做这方面工作的。

许：是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少大学者也多有热心研究地方文化者。屈大钧撰《广东新语》，孙衣言刊刻《永嘉丛书》，鲁迅整理《会稽郡故书杂集》，都是例子。再从如今西方甚为吃香的新史学派的观点看，传统上那种只瞄准大人物大事件的历史研究方法是偏颇的，历史研究也尽可以从小处着手。有一位西方的著名史学家，就是以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名城佛罗伦萨的一位女修道院长的风化案为题，写出了一部史学名著。

当然，地方文化的研究不属“显学”，难得在全国出名，也不可能获利，而且有时可能还要赔本。因此，地方上的学者有责任研究当地的文化，要甘坐一辈子冷板凳的献身精神。

金：是啊，永嘉前辈读书多，历代我乡文风昌盛。我们的先贤很重视乡邦文献的整理出版。不仅有孙衣言刊刻《永嘉丛书》，还有黄群组织刊刻《敬乡楼丛书》等。近几年我市又整理出版《温州文献丛书》，影响很大。《温州文献丛书》之外，一些县市也已在或打算整理出版当地的文献，这是可喜的现象。民间自发刊印先贤著作的积极性也很高。但我觉得以前出版的某些书在质量上还存在问题，错误较多。而《萧台清音》出版时反应不错。你在主编《萧台清音》中有什么心得体会吗？

许：我们在编写中发现，不论历史上还是当代出版的书籍中，外地学者对地方文献的研究难免存在一些问题。人总是有局限的，我们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几十年接收的知识信息，当然与地方相关的最多。外地学者在这方面就容易暴露出短处来。我们在编写《萧台清音》中就纠正了一些不该出现的错误。如有些元代散曲选本，注释乔吉的作品，就把“萧台”的出典搞错了。有的学者甚至把“乐清”说成“今属福建”。乐清有个叫郭路的村庄，王十朋曾写过一首《题郭路庄》诗，在新版的《王十朋全集》中却被点校者改为《题郭庄路》，外地学者不明白郭路村的来历想当然地以为“郭庄”才是村名，造成了不应有的错讹。当然，我们在编写中也因研究人员的匮乏，资料的不足，许多拟好的题目没有做出，如关于乐清的传统纺织业和印花布、乐清的传统圆木工艺和乐清方言等。

金：您说的对极了。我们时常遇到这样的现象，不少外地学者见过世面，学术功底深厚，治学方法灵活先进，但有的学者到了一个地方下车伊始，带着观点而来，找个事实就与观点套，接着就发言论，谬误不少。而我们地方学者受到区域影响较大，思想深度，研究方法还有很大的局限性。（金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