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结号》的原型人物 1927年，熊子勋生于山东省蒙阴县，少年时靠给人放牛或要饭为生。1942年，年仅15岁的熊子勋参加了革命。1948年，他随刘邓大军南下到了湖北省谷城县。

当时的谷城县，刚从敌人手里解放过来，只有县独立营为正规军，有3个连的兵力，加上几个区的区中队、干部武工队，全县武装力量总共不到1000人。谷城县西南山区，地处湖北省谷城县、保康县、房县三县交界之处，与神龙架林区接壤，山高林密，这里聚集了大量国民党残部、土匪及被天主教堂控制的不法教徒，武装力量达3000多人。

1949年3月23日深夜，光化县（现为老河口市）和谷城县沈家垭子两地的天主教堂，在意大利籍主教费乐理、副主教范济黎的指使下，以意大利籍神父艾国良等人为骨干，勾结逃窜到谷城山区的国民党残部、土匪及一些不法教徒，在谷城县紫金区（现为镇）发动武装暴乱，杀害了紫金区区长冯明道、村干部和群众百余人，并抢走大量物资。

为了侦察敌人的活动情况，1949年3月24日，谷城县独立营三连120多名战士，在连长白振东的带领下，从谷城县石花镇出发，前往60里外的沈垭。

然而，白振东带着队伍刚一出发，就被敌人布设的眼线获悉，将这一信息传递给了匪徒。3月27日，当白连长带着队伍沿着茶园沟向沈垭进发时，遭到了被反动分子艾国良、张子明等人煸动起来的数千名群众的围攻，土匪混杂在群众中向解放军战士放冷枪。为不伤害无辜百姓，白连长下达命令，死也不能向老百姓开枪。解放军战士接到命令后，尽管敌人刀砍棍打，也没放一枪。一些被敌人煽动的老百姓也趁混乱和匪徒一块儿抢夺战士的武器，很多战士为了保护枪支而被活活打死、砍死。

在这种情况下，白连长只得带着战士后撤。当白连长和战士们退到一处叫老虎坎的地方时，又因一伙匪徒守住惟一的出口而过不去。为了掩护突围，排长杜以德等10名战士，向土匪发起冲锋。白连长带着部分战士在战友的掩护下，最终成功突围，但在茶园沟突围中却有58名战士生死下落不明。

一个多月后，经党组织研究，谷城县特派作战经验丰富的熊子勋为紫金区区长、葛振明为特派员，再次进山剿匪。熊子勋等人经过9个月的艰苦战斗，攻占了土匪窝藏地———沈垭山区的主峰磨盘山，解放了谷城西南山区，抓获了反革命暴乱分子艾国良等人。

当熊子勋带人进入茶园沟时，顿时惊呆了：草丛中到处飘散着解放军战士的烂衣服、烂鞋子、破袜子、头发……无疑，这里就是下落不明的58名战友的殉难地，但战友们的尸骨却不知下落。他一下子跪在地上，仰天长哭。

那一刻，熊子勋发誓：一定要找到这些死去的战友，写一本书让历史记住这些人，让这些烈士在人们的心中“永生”。

因一个情节获“罪” 被“劳动改造”12年

解放后，熊子勋先后被安排到谷城县财经委、法院等单位工作。但他一直没有忘记寻找58名战友的下落。在工作之余，熊子勋经常进入沈垭山区，寻访58名战友死后的下落，搜集当年战争的史料。由于刚解放，很多老百姓心有余悸，加上当年很多老百姓受到鼓惑参加了反革命的武装暴乱，都不愿意谈论当年发生的事情，寻访工作进展很慢。

熊子勋经过10多年的搜集整理，以亲身经历为线索，撰写了16万字的初稿———《磨盘山平暴记》（后改名为《黎明的钟声》），记述了该事件的经过。

让熊子勋没有想到的是，为了记录这段历史，记住牺牲的战友，他在文革中竟受到冲击，被下放到谷城薤山“劳动改造”了12年。

熊子勋受冲击的原因，是他整理的书稿中有一个章节，记录了他指挥剿匪时的一个真实情节：解放军在追击土匪中，经过山中的一处茅草屋时，发现两间茅草屋的门被一个大笸箩堵着，一名战士搬笸箩时，发现笸箩不停地动。熊子勋以为有土匪藏在里面，就命令战士冲了进去。战士们进去后，才发现是一名女孩赤裸着身子躲在笸箩后。原来，此户人家只有母女二人，因为家里太穷而共穿一套衣服。母亲外出时，女儿便裸体在家……他因此而获“罪”，被押到谷城薤山进行劳动改造。

为找到死去的战友 身患重病也要进山

1982年，组织为熊子勋平了反，将其调入县政协工作。政治生命的“新生”，点燃了他的写作激情，他又重新开始了寻访58名牺牲战友死后的下落，决心为他们著书立说。他经常利用休息时间，进入山区访问，寻找死去的战友。

然而，就在熊子勋准备大干一场时，各种疾病却悄然向他袭来。

1982年，他被诊断患了初期胃癌。得知病情后，熊子勋感觉到时日不多，而早年立下的誓言还没有完成，现在他必须抓紧时间进山，查找当年的证人核对情节。

家人和领导得知他又要进山时，怕他出意外，不让他进山。无奈之下，他悄悄写下这样一段文字：“……都劝我休息，不要下乡，不要夜以继日地写了，命要紧……人生下来就和死连在了一起，一时不死干一时，人不干点事儿白白死了才冤枉，你们不要让我冤枉地死去。”

熊子勋就是这样执著。他瞒着家人背了一个布包，买了一些馒头，再次进山了……

1987年夏天，熊子勋又被查出患有高血压，脑主动脉和心血管硬化症。他又写下了这样一句发自肺腑的话：“要不拼着老命就没有时间了……”

1989年熊子勋被诊断得了肝癌。1990年1月10日，他给老伴写下了遗嘱：“老夫老妻几十年了，我也60多岁了，死都不向阎王爷说话，只求你成全我，让我下去……想想过去的战友，有些还下落不明，比起他们，我算得了什么？只要有一口气在，我也要做完自己的事儿……我死在哪儿就埋在哪儿，不要给组织上添任何麻烦……”

寻访战友扮艺人 遭遇泥石流丢掉右眼

熊子勋在为自己战友写书时，抱着一个信念，就是对历史负责，对战友负责，每一个人和事儿，都必须是真实的。

为此，熊子勋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因为这段历史的沉重，很多当事人都不愿意再重新提起，为揭开这段历史的面纱，他只能旁敲侧击。在寻访中，他把小时候在要饭中学会的说唱本领都用上了，每次下乡时都装扮成卖唱的、说书的……

1988年6月，熊子勋在石人沟中一户姓焦的农户家里访谈时得知，半山腰上有两位八路军的坟。他听说后，当即表示要到上面看看。焦某说，那地方很陡，现在天又阴，不能上去。熊子勋坚持要去，焦某只得送给他一根棍子当拐杖。当他快爬到那个地方时，天突然一下子变得明亮亮的，大雨“哗”地一下下了起来，他只好躲在一棵树下避雨。在避雨中，一股泥石流奔腾而下，他躲闪不及，瞬间便被冲着滚下山去。在翻滚中，他拿棍子乱划，恰好被两棵树挡住，才捡回一条命。但他的右眼却被严重刺伤，鲜血直流，浑身也被撞得肿胀起来。他清醒后，慢慢爬下了山，被人送到医院救治。虽经多方治疗，但他的右眼因刺伤严重，还是失明了。

到1988年底，熊子勋已找到了48名牺牲战友的下落，还有10人没有找到，这成了他心中最大的牵挂。1989年农历腊月二十二，他再次进入白云沟寻访。

这次，他化装成了一名卖唱的艺人。白天，他在曾当过土匪的几户人家里打探；晚上，又住进了过去的一个伪保长家里。他从酒后的伪保长嘴里套出，这个伪保长当年曾打死过一名姓郑的解放军战士，这让他又找到了一名战士的下落。没想到，半夜睡得正香时，村党支部书记带着几个人，把他从屋里赶了出去，原因是他接触走访的都是历史上有问题的人，口音又不是本地人，便以为他是“特务”。半夜里，熊子勋没有地方去，只好钻进附近的一个山洞里过了一夜。

第二天，熊子勋又被村支书叫去给村里抬树。巧的是，参加抬树的人都是历史上有问题的人，这些人被他用话一套，便说出了当年被枪杀的几名解放军战士及掩埋地点。就是这次意外被当成“特务”，才使熊子勋终于弄清楚了最后10名战友牺牲的经过及地点。

为找到58名战友的下落，熊子勋先后用了30多年时间。30多年间，他每寻访到一名牺牲战友的下落后，就在战友牺牲的地方堆起一座坟头，然后采摘一束野花放在上面，痛哭一场。30多年来，他先后为20多名没有坟头的战友堆起了坟头。

饱含真情 用笔为战友立起一座碑

1988年，熊子勋的右眼失明后，左眼的视力也严重受损，眼前只有一点朦胧的亮光。戴着眼镜和放大镜也起不了多大作用。他就摸索着用感觉来写字，一张纸只能写10个字左右。

熊子勋在写作时，经常是回想一点写一点。为此，熊子勋每想到一个词、一句话或者一个情节时，不管白天还是夜里，总是立刻拿起笔就写。他经常在深更半夜里爬起来，摸到床边的书桌前，写一段后再睡。有时刚睡下，又想到一段，就起身再写。一个晚上，要折腾好几回。

就这样，熊子勋一边写一边改，从1982年至2003年，数易其稿，终于写成了50多万字的初稿。2003年他听取了一些学者建议后，已是77岁高龄的他，又3次进山，进一步走访受害人的后人，对一些细节进行了补充核实。

2005年4月份，他将书稿交给了谷城县文联副主席王金文，请他给予编辑。

“我真的很震惊！”采访中，王金文向笔者说。“当时，熊老和女儿用扁担抬着两蛇皮袋稿子到我办公室里。我将稿子码起来，有一人多高，有四五十斤重。我开始还以为有几百万字呢，后来打开一看，才知道只有五十多万字。原来，熊老是靠手感写的书，每张纸上只有七八个字，多的有十几个字。这本书，可以说熊老是用血和泪写成的书！”

“我为战友立了一座碑”。2月12日，熊子勋老人捧着自己撰写的《黎明的钟声》一书，泪流满面地说：“张利泉、尹正民、杜以武、李志敏、孙有亮、童文学、陈华泽、陶德荣、黄怀冰……还有那些无名的战友，如果你们九泉有知，就请安息吧！你们用生命写就的历史，会永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