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主编的新月杂志创刊

《新月》暗示着、怀抱未来的圆满

梁实秋在《新月》畅言文学与革命

徐志摩主编的新月杂志创刊

1928年3月10日，由新月社主办的新月月刊在上海创办。徐志摩、罗隆基、胡适、梁实秋等任编辑。

1926年，徐志摩在《晨报》的副刊创办《诗镌》、《剧刊》，探讨新体格律诗和国剧运动。1927年春，原新月社骨干胡适、徐志摩、余上沅等在上海筹办新月书店，次年创办《新月》月刊，新月社重新开始活动。参加成员还有梁实秋、闻一多、邵洵美等。新月书店还编辑出版了“现代文化丛书”及《诗刊》、《新月诗逊等。

以新月社成员为核心的新月派是新文化运动中的著名诗歌流派，其形成与活动与新月社大体一致。

1927年为界分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代表诗人是闻一多、徐志摩，其他重要成员包括饶孟侃、朱湘、孙大雨、杨世恩、刘梦家等。他们的诗歌抨击军阀的残暴和当时的黑暗现实，同情劳动人民，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代表作有闻一多的《死水》，徐志摩的《大帅》，饶孟侃的《天安门》等。

在诗歌理论上，闻一多提出新诗必须具备音乐美、绘画美和建筑美“三美”，具有重大的影响，成为新格律诗派的理论纲领。该派后期成员除了徐志摩、饶孟侃、孙大雨外(此时闻一多已脱离新月社)，还加入了邵洵美、陈梦家、林徽英、卞之琳等。在1928年创办《新月》。

1931年创办的《诗刊》上继续进行诗歌艺术的探讨，追求“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谨严”。

1931年11月，新月社代表人物徐志摩机坠身亡，该社活动渐衰。

1933年6月，《新月》杂志出至第4卷第7期停刊，新月社宣告解散。

《新月》暗示着、怀抱未来的圆满

1928年 3月10日，由徐志摩主编的《新月》创刊号发表文章说:"我们舍不得新月这个名字，因为它虽则不是一个怎样强有力的象征，但它那纤弱的一弯分明暗示着、怀抱着未来的圆满"。"我们不敢赞许伤感与热狂，因为我们相信感情不理理性的清滤是一注恶浊的乱泉。

.........我们不崇拜任何的偏激，因为我们相信社会的纪纲是靠着积极的情侣 感来维系的，在一个常态社会的天秤上，情爱的分量一定超过仇恨的分量，互助的精神一定超过互害与互杀的动机。.......我们不能归附功利，因为我们不信任价格可以混淆价值，物质可以替代精神，在这一切商业化恶浊化的急坡上我们要留住我们倾颠的脚步"。"纯正的思想是活泼的新鲜的血球，它的力量可以抵抗，可以克胜，可以消灭一切致病的霉菌。.......你只须拨开一些污潦就可以发见它还是在那里汩汩的溢出，在可爱的泉眼里，一颗颗珍珠似的急溜着。这正是我们工作的机会。爬梳这壅塞，粪除这秽浊，浚理这淤积，消灭这腐化，开深这潴水的池谭，解放这江湖的来源。信心，忍耐。.........要从恶浊的底里解放圣洁的泉源，要从时代的破烂里规复人生的尊严-这是我们的志愿"。该刊1933年停办。

梁实秋在《新月》畅言文学与革命

1928年6月10日，《新月》发表了梁实秋的文章《文学与革命》文章说:

我们知道富有革命精神的文学，往往发现在实际的革命运动之前。革命前之"革命的文学"，才是真挚的、最自然的。与其说先有革命后有"革命的文学"，毋宁说是先有"革命的文学"后有革命。文学家并不表现什么时代精神，而时代确是反映着文学家的精神。

革命期中，文学家不必就要创造"革命的文学"?在文学上讲，"革命的文学这个词根本就不能成立。在文学上，只有"革命时期中的文学"，并无所谓"革命的文学"。根据共产党的理论，还可以引申的说"不革命的文学"就是"反革命的文学"。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从人心深处流出来的情思才是好的文学，文学难得的是忠实—忠于人性;所以"革命的文学"这个名词，纵然不必说是革命者的巧立名目，至少在文学的了解上是徒滋纷扰。"大多数的文学"这个名词，本身就是一个名词的矛盾—大多数就没有文学，文学就不是大多数的。主张所谓"大多数的文学"的人，不但对于文学的了解不正确，对于革命的认识也是一样的不彻底。无论是文学或是革命，其中心均是个人主义的，均是崇拜英雄的，均是尊重天才的，与所谓的"大多数"不发生任何关系。所以从文学作品之产品之产生言，我们也看不见阶级的界限。文学是没有阶级性的。假如"革命的文学"解释做以文学为革命的工具，那便是小看了文学的价值。革命运动本是暂时的变态的，以文学的性质而限于"革命的"，是不啻以文学的固定的永久的价值缩减至暂时的变态的程度。文学是广大的，而革命不是永久进行的。伟大的文学家足以启发革命运动，革命运动仅能影响到较小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