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开始了最终使苏联走上绝路的“改革事业”，向西方打开大门，起身相迎西方蓄谋已久的“和平演变”。戈尔巴乔夫鼓吹“国际政治新思维”，宣扬“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全人类利益的高于一切”，说苏美两国“除了领悟共同生存这一伟大真谛以外，别无其他选择”，根本抹煞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依然存在严峻斗争的铁的事实，自己解除思想。西方敌对势力从戈尔巴乔夫的言论中感到了有利时机，对苏联全面展开“和平演变攻势”。

苏共二十七大以后，戈尔巴乔夫的新领导班子逐步改变了过去几十年苏联一直坚持的理论，推出了对外关系新的政治思维，即新思维运动。苏联新领导认为，苏联过去的对外政策“有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痕迹”，“新思维”为改革这些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戈尔巴乔夫说，由于对外政策是直接为国内改革服务的，因此，“如果没有以‘新思维’为基础的对外改革，就不会有改革的成果”。它作为苏联新领导“处理国际事务的方法论”，被广泛地运用于苏联的外交活动中，并对苏联的剧变和解体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新思维首先更改了对当代世界和资本主义的基本看法。戈尔巴乔夫说：“生活纠正了我们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规律和速度的认识，纠正了对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所起作用的理解”。他承认，资本主义并没有象过去预料的那样迅速走向死亡，相反，它还有其生存的理由和能力，因此，应该坚决抛弃过去一直宣讲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理论，因为它“不能用于政治预测”。新思维还认为，两大体系之间是一种辩证的统一和矛盾的关系。这两个体系生存在“属于一个整体的世界上，而且这个世界的特点是越来越相互依存，相互联系和统一”。戈尔巴乔夫据此得出结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有着就其内容来说十分相似的进程”。

新思维还对苏联传统的战争观进行了革命性的变革，认为在现代条件下的战争不可能使任何人从中获利，只会导致人类文明的毁灭。过去坚持的社会主义将在新的世界大战中取得决定性胜利，和各国人民将通过战争埋葬帝国主义的论点已经不符合核时代的现实。戈尔巴乔夫说：“我们只能一道生存下去，或者一道死亡”。“除了和平共处之外，没有其他出路”。

根据这两个对世界和资本主义的新判断，新思维提出了“全人类价值高于一切”的论点，并以此作为“新思维”的灵魂和逻辑起点。戈尔巴乔夫说：“新思维的核心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更确切地说，是确认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既然两种制度今天在逐渐接近，既然人类面临着共同的生存和发展问题，那么就要求“排除现代两大社会体系的对抗性，抽象的形而上学的对立”。要从政策上、从意识形态中清除“敌人形象”。也就产生了高于阶级、民族利益之上的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戈尔巴乔夫甚至断定：“全人类利益将是进步的基础”。指出，由于人类文明构成了不同社会制度中共同的东西，因此人类整体利益高于任何单个群体（阶级、民族、国家） 利益。为了全人类的价值，应当跨越阶级和民族的利益差别，达到利益的平衡。

把新思维的这个理论运用到欧洲，戈尔巴乔夫又在外交政策上形成了建设统一的欧洲大厦的设想。他认为，欧洲比其他各大洲相互依赖程度更高，需要共同解决的问题更迫切。因此，欧洲各国应该结束因对抗而相互隔离的局面，把全人类的利益，欧洲人的利益放在首位，携手共建统一的新欧洲。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任何人都不能允许自己借口社会制度和国家现有的差别而忽视他们所有的人均属于一个现代化的文明”。拆除“铁幕”成为实现欧洲统一，苏联重返“欧洲文明”的前提。

戈尔巴乔夫看到了时代的变化，部分揭示了过去集团对抗的根源：对外关系的意识形态化。他试图通过寻找全人类的共同点和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来消除这种对抗。这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在剧烈变化和发展的世界中，看到世界的相互联系、看到世界一体化的趋势是戈尔巴乔夫等人的一种进步。然而，真理与谬误往往只有一步之差。戈尔巴乔夫等在过分渲染其新思想时，恰恰忘记了任何统一都是建立在有差异的个体基础之上的，只强调统一而否定、人为地淡化矛盾，或者相反，都是严重的形而上学。在世界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存在着不同的社会制度、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情况下，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阶级利益仍然是人们思考和解决问题的基本出发点，离开民族、思想和社会利益来谈全人类的统一只能是空想和不现实的说教。由此可见，戈尔巴乔夫全人类价值的思想在批判过去只承认对立而否定统一的同时，又走向了反面，把全世界价值观、利益的一致不仅看作现实可触摸的，而且认为这种一致性必然会消除各种差异。在这一点上，他与其前任们是一样的，只不过其前任们是用阶级对立的简单化将各种差异掩盖起来，戈尔巴乔夫则用全人类价值这种空想忽略了各种差异。

消除对抗、寻求合作应该在艰苦的工作中争取各国平等、独立、和平共处、和平竞争。而戈尔巴乔夫的民主社会主义和全人类价值的思想导致了，他在规劝对方摈弃对抗政策的同时，将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向对方靠拢。其结果是既未说服对方，又使自己失去了应有的思想武器。如同以对抗、甚至宣称以战争反对战争的方法是错误的一样，为了实现合作单方面地铸剑为犁，放弃自己的原则立场也是错误的。

更为严重的是，新思维又根据全人类的利益，认为已形成了全人类的价值，并试图以此作为判断国际事务的标准。然而，这就如同过去那种超越国家、民族利益的国际主义一样，在价值观、意识形态存在着本质性差异的情况下，这种虚无缥缈的“共同价值”必然要由一个现实的价值观去替代。过去的国际主义是归结到了苏联利益和标准上，现在则要归结到“占主导地位的全人类的观念和准则”、“国际社会的准则，被国际社会称之为文明的东西”。实际上就是在国际舞台上占主导地位的西方的规则和观念。这不可避免地要导致“新思维”去追求西方的价值观，去满足西方的标准和需要。可以说，这是苏联在实践中，在一系列问题，包括国家的统一和稳定问题上一再向西方让步的思想根源。

到1988和1989年，戈尔巴乔夫则一步步地抽去了原来还表示要坚持的社会主义思想的真正含义。“到1991年中，他已经成为一个隐藏的资本主义者，甚至他自己对此也毫无察觉”。美国驻苏大使马特洛克根据自己的记录整理了戈尔巴乔夫1991年7月参加伦敦七国首脑会议上对西方领导人的讲话，它清楚地表明了他这时已经完全成为西方思想的俘虏，并且是在有计划地将苏联改变为西方式的国家：“我知道成功的社会是自由的社会。我不可能公开地这样说，但是我真想以你们为榜样缔造我的国家。……我正尽力做自二战以来你们一直祈祷的事：消除苏联对其他国家的军事威胁，打开国门，建立法制，建立民主制度，转入市场经济──你们在意识中喜欢把这些称作资本主义，但你们知道我不会这样说──至少现在。这正是数十年来你们所梦想的，但却从不敢指望它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