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马克思主义(Neo-Marixism)，也称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是指尝试重新重新检讨或修正马克思古典理念，但仍相信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新马克思主义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所先夸的唯一真理，转而借助于黑格尔哲学、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以及理性选择理论的观点。新马克思主义作为非正统的、散漫的和具有颠覆性的话语，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可错性”、“核心在于方法”、“必须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自身”等基本理论立场，以反叛姿态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和形式。

简介

理由分析

诠释见解

理论逻辑

简介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从50年代前半期开始，随苏联局势变化而在东欧一些国家出现的一种自由化思潮和政治力量。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特别是1956年在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推动下，东欧各国开展了大规模的非斯大林化运动。有些人把斯大林的过失归咎于所谓“共产主义政权本性”，力图把社会主义制度改变为“民主社会主义”。他由批判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强调民族特点，而走向否定科学社会主义普遍规律；由谴责斯大林违反法治、扩大化，转向要求人权、自由和民主，否定无产阶级专政；

由反对斯大林违背民主集中制原则，搞“个人迷信”矛头指向所谓“一党专制”，主张各党派轮流执政，实行“政治多元化”；由批判“僵化和教条主义”，而走向否马克思主义“哲学人文主义学派”、捷克斯洛伐克的“存在人类学派”等。这些学派各有特色，但它们的哲学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以抽象的人为出发点，以实践为核心范畴，否定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辩证法和历史观，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成一种人本主义的“实践哲学”。

理由分析

新马克思主义者试图在教条式马克思主义的机械式与决定论式理念之外寻求出路，拒绝去接受经济优先或无产阶级优越角色的观点。其次，他们关注于解析马克思预言之所以失败的理由，尤其对意识型态与国家权力的分析。

诠释见解

（一）以人为出发点，宣扬抽象的人道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人道化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从不同角度对这个问题作了论述。有的人把青年马克思和成年马克思对立起来，认为马克思早期著作中重视人的问题，而后来则忽视了这个问题，现在应恢复“人”、“人道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原有地位。有的人则不赞成这种制造“两个马克思”的作法，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等晚期著作，都不过是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早期著作思想的进一步论证和发挥，人道主义和异化论是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基本思想。还有人在这个问题上责难恩格斯、列宁，说他们只关注于实际政治斗争和向社会主义过渡规律的研究，忘记了人的问题，结果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留下了“空白”。存在主义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提出了人和人道主义问题，体现了“时代要求”，应吸收过来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补充”和“修正”。总之，在他们看来，“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核心，马克思主义就是人道主义。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根本任务就是以个人命运为对象，重新建立“人的哲学”或“哲学人类学”。 （二）否定唯物主义的物质本体论，主张实践一元论。

认为人既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核心，而人是“实践 的存在物”，那么实践理所当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高范畴。 所以，哲学的基本问题并不是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而是通过实践“造就一个比较人道的世界”，以及“如何保证人的完善的问题”。物质和精神这对范畴是从“实践概念中派生出来的”。世界的统一性不在于它的物质性，而在于实践，马克思主义是实践一元论，而不是物质一元论。在一些人看来，以实践为基础，可以凌驾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立之上。如此既可以克服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各自片面性，又可以排除物质和精神的二元论。他们指责恩格斯关于“世界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的论断是旧唯物主义“过时世界观的残余”。

（三）否定唯物主义反映论，认为认识是“选择”和“创造”。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一般都承认实践是认识的基础，但认为认识不是通过实践对客体的反映，而是对客体的“选择”、“重构”或“创造”。一些人按照实用主义的观点，宣称真理不是对客观事物的正确反映，而是主观需要 劳动和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在他们看来，实践把意识和存在、思想和现实内在地结合成为一个不可分的整体，如果把意识看作对现实存在的反映，那就把意识和存在割裂开来，从而把现实世界的基础“二重化”了。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同旧唯物主义的消极的机械反映论混为一谈，指责恩格斯和列宁所阐述的唯物主义反映论抹杀了人的主体能动性，是“斯大林实证主义认识论的出发点”，是“教条主义”的“最后一个堡垒”，认为应该予以摧毁。

（四）否定辩证法的客观性和普遍性，把辩证法归结为主客体相互作用。

认为马克思主义以实践为基础解决了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矛盾，辩证法就是关于“人类实践的一般结构”，是“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因此，辩证法只存在于社会历史领域，离开人的实践活动的纯客观的辩证法是不存在的。据说在马克思那里，辩证法是同人道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后来恩格斯把辩证法推广到人之外的自然界，提出“自然辩证法”，使辩证法成了“实证主义的本体论”，是“错误的”。一些人认为，为了恢复辩证法“能动的革命本质”，必须重新“使辩证法成为人道主义的辩证法”。只有把辩证法人道化，才能充分发挥辩证法的否定作用，对现存社会主义进行“无情批判”，以便把它改造成非异化的“民主社会主义”。

（五）否定历史决定论，把社会形态变革归因于人的 “自由选择”。

认为人的实践活动不仅依赖于物质条件和经济状况，而且主要取决于人自身的自由选择和价值取向。所以，人本主义应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占主导地位，用社会经济基础去说明一切社会现象已是“过时了的模式”，是倒退到“经济唯物主义”的庸俗观点。有些人把自由和必然绝对地对立起来，认为强调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就是无视人的自由选择和主观动机；把自由简单地理解为“被认识的必然”，是一种宿命论。指责社会主义必然性的观点是压制个人自由，是维护“党的机关拥有指挥一切和事先决定一切的权力”的“护法论”。他们提倡不受任何客观条件限制的个人绝对自由。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针对苏联和东欧理论界在辩证唯物主义宣传中的机械论倾向，强调人的主体能动性，突出实践范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重要地位，阐述主体和客体的辩证关系，是无可非议的。但是，离开唯物主义基础，抛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片面强调主体能动性，主张实践一元论，离开阶级斗争现实，宣扬抽象的人道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则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对立的。对于他们的上述观点，前苏联和东欧理论界进行过批判，但由于各国党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重视不够，而且也不善于斗争，把意识形态问题简单地等同于政治问题，采取了简单粗暴的作法。其结果反而使这股思潮在社会上到处泛滥，以至直接渗透到党的上层领导，从内部瓦解了工人阶级政党的思想体系。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社会主义政权的垮台。

理论逻辑

在进一步探讨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之前，有必要强调的是，当人们悬置“妖精还是神仙”这个问题时，人们并非简单地要求以同情和欢迎的态度拥抱各种新马克思主义主张，相反，人们把所有这些马克思主义声称都视为竞争对手，并试图迫使他们一步一步接近马克思，从而解放马克思所受的历史束缚。我们这样做，只不过遵循了列宁的教导，他认为竞争对手往往正确地指出了我们自己的缺点。这样，我们就不会拘泥于问，他们到底是否代表了马克思主义，而是问他们究竟是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或按照当今学术行话来问，他们的提问方法是什么。人们绝不能低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当年的马克思正确地提出历史研究的科学前提从而描述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初步轮廓时，不正是强调与他竞争哲学批判的青年黑格派之错核心在于方法，与他竞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蒲鲁东“问题提得非常错误，甚至无法给它一个正确的回答”(注：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的批判参阅《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参阅《论蒲鲁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15页。)如果说，马克思是在理论的竞争中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注：一个有趣的历史事实是，马克思正是在与巴枯宁等人的理论斗争中被戴上“马克思主义者”这顶帽子的。)那么在今天，除了竞争，我们还有其他走向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吗？这样说来，我们研究其他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正是击穿他们“马克思主义”理论外壳迫使马克思再次出场从而产生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径吗？而在这一过程中，逻辑(方法)不正是关键吗？

与“正宗”的马克思主义相比，新马克思主义之“新”恐怕首要地在于坚持了以下三个基本立场：第一，马克思主义的可错性；第二，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在于方法；第三，必须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自身。这三个问题所针对的便是绝对的教条主义思维，而这恰恰又是第二国际时代理论与实践关系所引发的。众所周知，由于资本主义在19世纪90年代以后的急剧变化，第二国际以来，马克思主义确实长期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危机：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在处理这个危机时，今天我们已经充分看到，马克思主义内部产生了三种重要的路线：要么为保全理论的纯粹性而无视现实(考茨基路线)；要么为追求实践的功利性而牺牲理论(伯恩斯坦路线)；要么重新把理论与实践统一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列宁路线)。在这三种路线中，列宁无疑代表着一种正确路线，这一点也为历史经验所证明。但是，如何在理论上提炼和阐明列宁路线的科学原则却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正如葛兰西在“十月革命”后以“反 对《资本论》的胜利”来判断它，新马克思主义首先看到了体现在正确实践中的理论非教条性，即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可错的。卢卡奇正是试图在这个问题上有所贡献才出版了《历史与阶级意识》这一文本，然令他本人尴尬的是，其论证方式恰恰在击穿了教条主义思维的同时也使得坚持列宁主义不可能，从而实际地开辟了西方马克思主义道路。而更早，是伯恩斯坦率先提出了马克思的可错性问题，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主义民主党的任务》中，他表白：“在这本书里第一次有一个属于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社会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一系列原理进行批评，而在那以前，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讨论几乎永远只是围绕这些原理。 的解释和由它们产生的结论进行的”。(注：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殷叙彝译，三联书店，1965年，第268页。)在新马克思主义姿态中，伯恩斯坦只占据了这一条，因为他不懂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在于方法，因此只能援引外在的经验“事实”来批评马克思主义。在正确地陈述了教条主义思维之弊端后，他亦未能走出一条正确的道路。

青年卢卡奇确实在理论上极大地走出了一步，因为，他不仅正确地指出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正统问题”仅仅是指方法而言的，而且实际上提出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理解问题，即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基础问题。所以，即使青年卢卡奇的道路最终证明仍然是一条失败的道路，但说他指出了问题的所在是不过分的，正是从方法角度及其延伸出的本体论问题构成20世纪捍卫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方向。而这个问题自然地与新马克思主义的第三重要论题——把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自身——直接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