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向荣（1910～1976）开国中将。原名萧木元，广东省梅县石扇乡新田村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共青团梅县地委秘书，闽粤赣省委秘书长，红军总政治部宣传干事、秘书长兼军委直属队总支书记，军委总政治部统战部部长，八路军第115师政治部宣传部长，四野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第15兵团政治部主任。建国后，任华南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国防部办公厅主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国防科委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曾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和中国共产党第七、八次全国代表。

人物简介

军旅诗人

《八路军军政杂志》主编

“四野”宣传部长

人物简介

萧向荣(1910-1976)，原名萧木元，广东梅县人。早年入东山中学就读，参加学生爱国运动。1925年春加入中国国民党，参加左派新学生社活动。192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任共青团梅县县委秘书。1927年1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4月调任共青团兴宁县特支书记兼县农民协会秘书，参加农民运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同年10月任共青团兴宁县委书记。1929年1月调任共青团东江地委秘书长，7月改任中共东江特委秘书长。1930年秋任东江特委巡视员。参加创建发展东江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1年初调任中共闽粤赣省委秘书长，10月为开辟同上海党中央交通线改任永定县委书记兼县军事部部长。1932年6月调入红一军团政治部，在宣传部任报纸编辑。10月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曾兼过军委直属队总支书记。长期负责总政治部秘书和行政事务工作，成为总政领导人的得力助手，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各次反“围剿”斗争。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曾兼军委秘书长。7月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改任中共中央局秘书处处长。9月调任红军陕甘支队第二纵队政治部秘书长。长征到陕北后任红一军团政治部秘书长。1936年5月改任军团统一战线部部长。参加了东征，西征战役。同年12月任军委后方政治部秘书长兼统一战线部部长。抗日战争初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宣传部部长。1938年12月调回延安任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创办八路军《军政杂志》，任主编，撰写了大量宣传党的正确路线方针的文章。1943年4月改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被选为中共七大代表并出席大会。解放战争初期率联防军直属队大部分人员到哈尔滨，任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此后任东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第四野战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参与组织解放东北和进军中南作战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取得明显成绩；1949年春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五兵团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五兵团兼广东军区政治部主任兼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部长、第十五兵团政治委员、华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南军区政治部第一副主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兼军委直属党委书记、国防部办公厅主任、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国防科委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被选为中共八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76年3月23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著有《关于部队教育工作》，诗歌《访问印度尼西亚》、《旅途抒怀》等。

军旅诗人

萧向荣是广东梅县人，1910年9月6日诞生在石扇乡新田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 16 岁加入共青团；大革命失败那年，他1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小时候，向荣经常光着脚板，穿着破旧衣服，跟着父母下田干活，过着稀一顿干一顿、吃糠咽菜的苦日子。看着有钱人家的孩子上学念书，他也苦苦地恳求母亲把他送到学校去。母亲是个开明人，想到自己吃尽不能识文断字的苦头，就下决心怎么难也要送向荣去念书。

萧向荣长到7岁时，母亲征得村里小学教员同意，让向荣一边读书，一边给教员烧菜做饭，打扫房屋，可免交学费。 1919年，他以优秀成绩从初级小学毕业。后来，靠在海外打工的父亲寄回的一点钱，他又考入高级小学。高小毕业后在伯父的接济下勉强凑够学费考入梅县东山中学。

梅县东山中学是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萧向荣在这里深深地受到进步思想的感染和影响，开始走上革命道路。

1925年3月，国民党广东革命政府讨伐陈炯明军阀势力的东征军进驻梅县。当时任东征军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同志和一批共产党员先后到达梅县，在工农群众中以各种形式宣传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周恩来同志还亲自到东山中学，作了《青年学生是国家未来的主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讲演。第一次听到革命道理的萧向荣，备受鼓舞，耳目一新，很快成为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1925 年6月中旬，广东爆发了支援上海“五卅运动”的省港大罢工。萧向荣和学生运动的领导骨干陈劲军、萧啸安、胡明轩等人，发起组织“五卅运动”后援会，成立东山中学学生会救国运动团。同时发动同学们集资组成宣传队，利用暑期放假的机会，冒着炎炎烈日，冲破军警干扰，在梅县的松口、白渡、丙村、西阳、南口和焦岭的新铺、福建的半市等城镇，步行数百里，演出控诉英帝国主义残害广州同胞的话剧——《广州惨杀》，以唤起民众，反对帝国主义；并筹款600多元，捐寄给省港罢工委员会。

萧向荣将军不仅是我军一位卓越的思想政治工作者，也是一位军旅诗人。在他半个世纪的戎马生涯中，他同诗歌结下了不解之缘。 1995年，解放军出版社第一次出版了《萧向荣诗词集》，其中收录了他在各个历史时期创作的诗词140余首。迟浩田同志赞誉他的诗词是“战斗的足迹，光辉的印记”。

萧向荣将军还在中学时期，就能吟出脍炙人口的诗章。1925年10月，国民革命军的第二次东征，在梅县城北洋门外歼灭叛军陈炯明。消息传到东山中学，全校沸腾，师生们热烈庆祝东征的胜利。此时的萧向荣欣喜若狂，即兴挥毫写下了“一枝梅蕊未曾开，两度东征带雨来。此日朝阳春倍好，岭南花放满瑶台”的诗句。这首诗被师生争相传阅，在东山中学和梅县各校广为吟诵。

中共兴宁县委举行第二次暴动，攻下兴宁县城。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暴动部队第2天就撤离了县城；已经暴露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学生也随部队撤到农村，城内只剩了四五个共青团员。为了配合农村游击战争，及时了解城内国民党反动派的动态，中共兴宁县委派萧向荣到县城把县团委建立起来。当时，兴宁县国民党反动县长廖桐史正到处设团防哨卡，搜捕革命同志，公开宣称：“宁可枉杀三千，决不放走一个。”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300多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兴宁成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模范”县。萧向荣不避艰险，毅然打入县城开展工作。他以小学代课教员的身份为掩护，一边做发展共青团员、建立团组织的工作，一边了解敌情，并把了解到的敌情及时向县委汇报。此间，他曾两次险遭敌人逮捕，靠了群众掩护和自己及战友的机智、勇敢才得以幸免。

此后不久，萧向荣还先后担任共青团东江特委秘书长和中共东江特委秘书长，在九龙障和八乡山等地参与领导游击战争，同围剿根据地的国民党反动派和各地民团周旋。他的感人诗篇：“铜鼓九龙转八乡，南山北岭共刀枪。卅年不见白云面，一曲聊传祝健康。”反映的就是这一时期的斗争生活。

1932年5 月，根据聂荣臻的提议，苏区中央局决定调萧向荣到红军第1军团工作。周恩来亲自找萧向荣谈话并亲笔写了介绍信。经红1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安排，萧向荣担任宣传部主办的《战士报》的编辑。从此，他便开始长期从事我党我军的宣传工作和秘书工作，成了我党我军有名的笔杆子。

红军长征时，萧向荣任红1军团政治部秘书长。长征的胜利结束和直罗镇战役的胜利，给萧向荣和部队全体指战员带来极大的兴奋和喜悦，全军将士满怀无比欢快的心情，迎接1936年新年的到来。为了增加节日的喜庆气氛，军团战士剧社准备排练节目为部队演出。但是在长征途中，所有剧本几乎都丢光了。萧向荣根据长征的全过程和自己亲身参加这一伟大历史行动的体会，写出了《红军长征曲》的歌词，再套用《春天的快乐》曲谱，先由战士剧社的同志学会演唱，然后再把宣传唱到部队里去。军团机关的领导罗荣桓、邓小平、朱瑞听到这个歌子后，特地让剧社的同志到他们那里教唱；第1军团第2 师师长刘亚楼和政委萧华，也把剧社的人找去教他们唱这首歌。在部队中，这首《红军长征曲》一直唱到抗战初期。

1931 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三省和热河，并继续向华北扩大侵略。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1935 年8 月1日，中共中央在长征路上发表著名的《八一宣言》即《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同年12月，中央政治局召开瓦窑堡会议，决定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为了贯彻瓦窑堡会议精神，红1军团首长要萧向荣利用几个晚上的时间，给军团直属机关、部队的干部讲课。

萧向荣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他透彻地分析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把只有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拯救民族危亡的道理讲得清清楚楚，使广大干部很快把思想统一到《八一宣言》和瓦窑堡会议的精神上来。但也有一些同志对党的战略策略的转变不理解，思想上搞不通为什么要和国民党建立“统一”。个别人还向萧向荣提出种种问题，对他的讲课挑剔，责难，发泄不满。这时，萧向荣一点儿也不急躁，他耐心地和这些同志共同探讨，反复解释，既不强加于人，也不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这种情况第二天被当时在军团政治部任宣传部长的邓小平知道了，他当天晚上亲自来听萧向荣讲课。听完之后，他肯定萧向荣讲课内容是完全正确的，还严肃批评了个别同志的挑剔、责难。

萧向荣任红1军团政治部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期间，是执行统战政策的模范。一次，红1 军团在攻占甘肃曲子镇和打援战斗中，抓获了1000多个俘虏。萧向荣率领一个警卫连和20几名宣传队员把这批俘虏押解到曲子镇附近小山沟的一个村子里，组成俘虏训练营，以上课和文艺演唱形式向这些白军官兵宣传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对他们进行弃暗投明的教育。萧向荣严令训俘营的工作人员执行俘虏政策，对他们不打不骂，尊重他们的人格。

对回族俘虏，他安排分灶开火；对伤、病俘虏，他派医生为其治疗、护理。

训练结束时，大部分俘虏由于受到教育、感化，又亲眼看到在红军中官兵平等，纷纷要求留下当红军；少数想回家的，就发给路费，临行时，还让他们会餐，并夹道欢送。这些被释放的俘虏，有的走到半路又返回来要求当红军；还有些重新被国民党军队拉去当兵的，在以后的战斗中，又带头向红军缴枪投降。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蒋介石为了分化瓦解东北军，破坏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的联合抗日，把东北军调往河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当时，甘肃长武县是东调的东北军必经之地。军团首长就派萧向荣在长武做东北军下层官兵的工作，扩大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

萧向荣带着宣传队来到长武后，白天站在大路边，敲锣打鼓，唱歌，呼口号，欢送东北军过路部队。特别是萧向荣自己写的那首《欢送东北军东征》的歌词，配上江西苏区流行的《欢送红军歌》的曲调，演唱后，让人听来十分亲切。东北军官兵听到这首歌，人人感动，他们满怀对红军朋友依依不舍的心情，一步一回头地挥泪告别。晚上，他们为临时住宿长武的东北军演出《亡国恨》、《血汗为谁流》、《打回老家去》等节目。他们还和东北军官兵举行联欢会，共同演唱《松花江上》、《九一八小调》。唱到激动处，东北军士兵纷纷自发地高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打回老家去！”“赶走东洋鬼！”等口号。

萧向荣和宣传队在长武住了一个多星期，直到东北军部队全部走完，才返回驻地。这期间，他抽出部分宣传队员专门深入到东北军士兵中间，和他们谈心、交朋友。他自己又在东北军下级军官中多次召开小型座谈会，反复宣传只有一切爱国力量团结起来，才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的道理。他还利用座谈的机会，揭穿了国民党诬蔑我党“青面獠牙、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红军是土匪”等谣言。面对深明大义、和蔼可亲的萧向荣和善良礼貌的红军宣传队员，许多东北军下级军官感慨地说：红军既能打仗，又讲道理，顾全国家、民族利益的大局，真心实意抗日，天底下哪里有过这样的“土匪”？他们表示，今后再也不能打内战了，只有联合起来抗日才是正道。

《八路军军政杂志》主编

以“芦沟桥事变”为标志，中国人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

1937 年9 月25 日，八路军第115 师在平型关重创日寇，歼灭坂垣师团一部1000余人，缴获大批步枪、机枪和辎重，取得了全国抗战第一个伟大胜利。身为第115师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的萧向荣，在紧张的战斗生活间隙，以高度的政治责任心，赶写了《平型关大胜利》、《平型关战斗前后》、《战场片断》等文章，详尽介绍了第115师官兵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用简陋的武器歼灭装备精良的坂垣师团一部的战斗经过，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士气。他的这些文章，先后在《八路军军政杂志》、《解放》杂志和国内许多报刊杂志发表，有的还被苏联《红星报》转载。这对于在全国以及全世界人民面前戳穿日本侵略者不可战胜的神话，增强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起了重要作用。

我军长期建设和发展的历史证明，在连队设立政治文化教员，对于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和文化水平，活跃连队文化体育生活，增强部队团结，提高部队战斗力，起了促进作用。而政治文化教员扎根部队，熟悉了部队生活，获得了基层工作经验，经过长期部队生活锻炼和战斗考验，也增长了才干，很多人逐步成长为我军中高级干部。

为了对部队进行系统的政治教育，依据抗战时期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萧向荣对部队政治教育的方针、内容、制度和要求等，作了详细研究，提出了一整套具体意见。

根据萧向荣的建议和政治机关安排，第115 师部队进行的政治教育主要有如下内容：

——民族解放教育。其中包括提高民族觉悟，加强民族团结，坚定民族信心三部分。

——军队生活教育。其中以“七个为什么”即为什么当兵，为什么而战？

为什么要遵守纪律、服从命令？为什么要勇敢作战、刻苦耐劳？为什么要努力学习军事、政治、文化？为什么要团结友爱？为什么要与人民打成一片？为什么要争取敌军、优待俘虏为主要内容。

——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社会科学常识、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

——文化教育。

进行政治教育需要教材，萧向荣就亲自编写。他编了三本政治课教材，第一本是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兼用的新战士入伍教材，包括军队生活各个方面的内容；第二本是初级课本，分为中日问题和统一战线两册；第三本是高级课本，也分两册，一册为中国革命运动史，一册为社会科学常识。

经过萧向荣和政工干部的努力，第115师的部队政治教育得到了明显加强和提高。后来，萧向荣对这一时期政治教育的情况和经验，进行总结，写成《一一五师的政治教育工作》一文，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发表，向全军作了介绍。

萧向荣重视政治教育，也十分重视文艺工作。他强调文艺工作是部队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第115师战士剧社的建设，凝聚着他的很多心血。在参军的青年学生中，他发现在文艺方面有特长的，就把他们调到剧社来，为部队培养文艺骨干。部队打了胜仗，他就组织剧社及时编排节目进行演出，并尽力引导剧社编排反映抗战形势和部队战斗、训练生活的节目。有一个宣传队长编演的活报剧《三阶段》，形象地反映了毛泽东同志《论持久战》的思想，萧向荣高兴地在剧社表扬他，并让部队各宣传队都演出这个节目。在紧张工作之余，他还亲自创作了《一九三七年华北抗战歌》，生动地描述了华北抗战的大好形势，十分振奋人心，因而得以广泛流传。

萧向荣到中央军委后的第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筹备出版《八路军军政杂志》。《八路军军政杂志》是为指导部队建设，提高部队战斗力，同时也向国内外介绍我军的抗战业绩和经验，由中央军委决定创办的。这是一件大事。杂志编委会由毛泽东、王稼祥、萧劲光、郭化若、萧向荣五人组成，主编就是萧向荣。

当时，杂志社连萧向荣在内，只有7 个人。但萧向荣分秒必争，紧张筹备，克服了许多困难，以最短的时间于1939 年1月出版了《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号，毛泽东亲自写了《发刊词》。这是八路军从她的前身——中国工农红军诞生以来，第一个以革命理论为指导创办的正规刊物。萧向荣根据毛泽东撰写的《发刊词》的精神，把“为抗战服务、为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服务”，“研究抗战的战略、政略，特别是抗战部队中的军事建设和政治建设，并检讨军政建设上的经验教训”，作为办好杂志的指导思想，并为此付出了艰辛劳动。

《八路军军政杂志》每月一期，每期10～12万字。每一期的内容，都是萧向荣根据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党中央提出的任务、要求以及部队建设和战斗、工作上的需要，提前拟定并多方组稿的。对大量稿件，萧向荣总是一篇篇地看，连错别字和标点符号也不放过。有些重要文章他修改后，还打出清样，送毛泽东作最后审定。有时，毛泽东把文章清样退回后，还打电话给萧向荣，指出某一段要增加一些内容，某一段要删去些无关紧要的部分等等。萧向荣总是根据这些指示，对文章再加修改，然后才送去付印。因此，他一天从早忙到晚，顾不上吃饭，睡觉时间也很少，一般都要在午夜12时以后才能休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八路军军政杂志》的每一篇文章，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浸透着萧向荣的心血和汗水，但他自己却说，“我所做的只是一个‘文字匠’的工作。”

全面负责、主编一本杂志，已够萧向荣忙的了，但在百忙中，他自己还不断撰写发表文章，充实杂志的内容。他的《从“百团大战”说起》一文，以“百团大战”空前胜利的事实，严厉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所散布的“八路军游而不击”、八路军“不听从命令”、“捣乱后方”等无耻谰言。在《从皖南事件谈到军纪及其他》的文章中，他义正辞严地揭露蒋介石颠倒黑白、贼喊捉贼的伎俩。指斥蒋介石对坚持江南敌后游击战争、战功卓著的新四军，施用“不覆亡于敌寇，亦难逃我法网”的卑劣手段，进行惨无人道的“聚歼”的反革命罪行。他还根据各时期部队工作的需要，发表了《部队中的宣传鼓动工作》、《八路军与知识分子》、《为提高文化知识而斗争》等多篇文章，对部队政治工作的建设，起了很好的指导性作用。

《八路军军政杂志》内容广泛，现实性强，每期都辟有《战地通讯》专栏。为了能够及时反映各抗日根据地情况，保证战地通讯稿件的来源，萧向荣特意从抗日军政大学选调了一批政治上进步、工作上踏实、又有写作能力的优秀青年党员，组成“八路军总政治部前线记者团”，分成四个记者组，先后奔赴晋察冀、晋西北、晋东南、山东四个抗日根据地进行采访。他们和部队生活战斗在一起，写出了许多内容充实、生动感人的稿件，使杂志的战斗性、现实性更加强烈。

《八路军军政杂志》一共出了39 期。 1942年，日寇对各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以深沟、碉堡，分区封锁的办法，阻断交通；国民党反动派也与日伪呼应，接连发动反共高潮，对陕甘宁边区进行蚕食和严密封锁。在这种情况下，杂志出版需要的必备物资断了来源，发行也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这样，只好在出版了最后一期（第39期）之后，于1942年4月忍痛停刊。

1943年，留守兵团的部队艺术工作团和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的青年艺术剧院合并，成立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队（简称联政宣传队）。贺龙司令员任命当时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部长的萧向荣兼任宣传队队长。

1944年夏天，萧向荣把一批有写作能力的人派到部队深入生活，创作新剧本。下部队的同志按照萧向荣的要求，在部队了解干部、战士的思想感情，收集部队中英雄模范人物的生动事迹，很快创作出《徐海水锄奸》等12个以表现部队生活为主的广场歌舞剧。同时，经过学习和整训，留在延安的联政宣传队的同志，也创作和演出了《无敌红军》、《开辟第二战场》、《拥护成立联合政府》等紧密配合形势、宣传党的主张的广场活报剧。中央领导和各界人士对这些新的创作给予很好的评价。宣传队的同志激动地说：“是萧向荣同志燃烧起我们部队文艺工作者的创作之火。”

1944 年冬，萧向荣把联政宣传队编为两个演出队，分别到庆阳和关中地区的部队演出。他亲自带演出一队到刚从前方回到陕甘宁边区的教导第2旅慰问。宣传队在那里的每场演出，他都要亲临现场，直接观察和感受干部、战士的情绪和反映，从中研究他们欢迎哪个节目，不欢迎哪个节目；他们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他还带着有关人员到营、连驻地召开座谈会，听取对演出、对宣传队的意见，然后和宣传队共同讨论修改剧本、改进作风的具体方案。

萧向荣对延安电影团的建设和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延安电影团最先拍摄的是一部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这时，尽管电影团还不归总政宣传部领导，但萧向荣从宣传工作的整体考虑，给了这一拍摄工作以热情的支持和帮助。1940年电影团改属总政宣传部以后，萧向荣对电影团的建设抓得更具体、更细致了。他经常亲自参加电影团会议，和大家一起学习、座谈，并回答各种问题。他特别强调电影团的每个同志都要争取成为政治工作干部，努力做好党的宣传任务。

电影团摄影队的队长是吴印咸，萧向荣特别关心他的工作和学习。他经常结合研究工作，向吴印咸讲解国内外形势，传达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教以领导方法。凡是比较重要的工作任务，他都是先向吴印咸传达，并听取他的意见。吴印咸遇到工作上的难题，找到他，他总是耐心听完吴印咸的意见后，再帮助他分析、出主意，想办法解决。吴印咸生病住院，萧向荣带上鸡蛋、挂面等营养品亲自到医院看望，使这个由上海来延安参加革命的文化人非常感动，彼此建立了诚挚融洽的工作关系和亲密的革命友谊。

从1940 年到1942年，由于日寇对我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反复扫荡，国民党顽固派包围封锁，断绝对陕甘宁边区的供给，我各抗日根据和陕甘宁边区进入了抗战最困难的时期。这时，延安电影团也处在胶片来源完全断绝的困境。军委政治部根据这一情况，曾考虑精简电影团。如何处理这个问题，领导电影团的萧向荣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他考虑的是拍电影在一定时期内是很难的了，是否还有其他出路？另外，聚集一批电影艺术人才和专业技术干部不容易，如果分配这些人去干别的工作，再聚集起来就困难了。他和吴印咸反复交换意见后，吴印咸的想法给了他很大启发。吴印咸说，现存的胶片虽然有限，但用来拍少量的电影和照片，还可以维持一个时期，电影团可以一面生产，一面拍摄重要资料。这样，不仅可以渡过难关，还可以把这批电影技术人材保留下来。萧向荣立刻接受了这个设想，并让吴印咸写一个电影团生产自给和提高摄影技术的计划。萧向荣把这个计划报告总政领导，并力陈保留电影团的必要，取得了总政领导的支持，电影团终于保留下来了。

按照生产自给计划，电影团的同志一面参加农副业生产，种粮种菜，一面办起了照相服务部，同时还用废旧胶片制做胸前佩戴的“纪念章”。这些纪念章或镶着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照片，或镶着毛泽东“为人民服务”、“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题词，一时在延安引起轰动。无论谁带上这样的纪念章，都感到很高兴。特别是镶有战斗英雄、劳动模范照片的纪念章发给部队，对指战员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经过自己的努力，电影团实现了办公经费全部自给，还盖起了工作急需的5间瓦房。在萧向荣的直接领导下，电影团顺利地渡过了那段艰难岁月。

1943 年，陕甘宁边区的第359旅在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把荒山僻野开辟成万顷良田，创造了惊人的奇迹。电影团用仅有的胶片，拍成大型纪录片《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真实记录了这一伟大创举。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资料片，也是萧向荣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安排电影团的同志精心完成的。在抗战胜利前后，萧向荣还让电影团相继举办了两期电影摄影训练班，培训电影摄影工作的新生力量。这两期训练班的学员除少数留在电影团外，大部分都回原单位担任摄影记者或做宣传工作兼搞摄影，其中不少人从此走上专业摄影道路，成为卓有成就、造诣很深的摄影家。

1946年，我党在长春成立了第一个电影制片厂——东北电影制片厂。她的成立，也和萧向荣的工作有直接关系。日本投降后不久，萧向荣就让吴印咸、钱筱璋提出一个接受东北伪满电影制片厂的计划。东北民主联军打响进攻长春战斗的第二天，钱筱璋、田方、许珂等人，就持东北民主联军周保中副司令员的命令进入长春，接管了日寇长期经营的“满洲映画协会”的全部人员和物资。在此基础上，将电影厂建立了起来。东北电影制片厂虽不属部队建制，但萧向荣仍十分关心她的建设。他曾建议这个厂要大力培训摄影人才，抓紧建设摄影技术部门，在工作上，要集中全力为战争服务。根据他的建议，东北电影制片厂派出了若干摄影队到部队去，到前线去，拍摄了大量关于东北解放战争的资料片。他们摄制的《民主东北》各辑纪录片，萧向荣都参予了审查工作。

新中国诞生后，以延安电影团的同志为骨干，成立了中央新纪录电影制片厂。当年在电影摄影训练班学习过的学员，有不少走上了电影工作的领导岗位，分别成了许多电影制片厂的骨干力量。

“四野”宣传部长

萧向荣对党的政治工作、宣传工作，无比热爱，无限忠诚。对这一工作，他有着极强的自觉性和责任心。在第115师，在延安，在抗日战场上，在解放战争中，他把满腔热血无私地奉献给了党的事业。

抗战胜利后，我国的主要矛盾由民族矛盾转变为阶级矛盾。这时，党中央适时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这个方针的关键是控制东北，依靠东北来对付国民党向我解放区的大举进攻，以使我党我军在斗争中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为此，党中央决定从各战略区抽调了2万名干部和10 多万主力部队进入东北，并将延安联防军机关大部分干部和陕甘宁边区部队的3个旅组成东进纵队调往东北。联防军机关调往东北的干部编为东进纵队的直属支队，萧向荣任该支队政治委员。

东进纵队直属支队作为干部支队，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家属也在其中。要把这样一支队伍全部安全地带到东北，比带战斗部队难得多。萧向荣深入细致地进行思想动员和具体部署。他亲自检查联政宣传部、宣传队、电影团、印刷厂每个干部的出发准备，每个细节都想得十分周到。

1945 年12月初，直属支队到达陕甘宁边区北部重镇绥德。由于我党和国民党的重庆谈判出现新情况，党中央命令直属支队停止前进，在绥德待命。在绥德住下不久，有些干部急于上前线，或希望下部队，产生了急躁情绪。萧向荣及时向领导上汇报直属支队的思想状况，又根据领导的指示及时组织大家学习时事，说服同志们认清形势，执行命令，同时要求大家做好力所能及的工作。1946年春节到来之前，萧向荣就安排联政宣传队准备为绥德党政军和人民群众排练文艺节目，并亲自到现场观看他们的排练。春节一到，联政宣传队连续几天演出“军民互助”、“军爱民，民拥军”、“霸王鞭”等节目，慰问和感谢绥德备界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这次演出引起了绥德群众强烈反响，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1946 年9月，萧向荣和东进纵队直属支队的同志们，历尽艰险到达哈尔滨。他担任了东北民主联军即后来的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根据东北战场和部队工作的情况，他明确提出，“宣传方面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打倒蒋介石，为了解放战争的胜利。”从这个总的方针出发，他以扎扎实实的工作作风，对宣传部提出必须做好的十项工作：办好《自卫报》；编写政治教育教材；编辑出版配合部队政治教育的读物；经常派人下部队，了解战斗、工作和思想情况，帮助指导部队的宣传教育工作，并为报纸写稿；举办政治教导团，培训部队政治工作干部；加强宣传队建设，推动“为兵服务”的部队文艺运动的发展，积极参加战时勤务工作；接收青年知识分子，进行政治和艺术训练，为部队培养文艺干部；做好书报杂志发行工作，及时把书报、杂志送到部队；配合新华社东北分社、东北日报社、东北画报社，做好部队对外宣传工作；加强对敌军的宣传工作。

为了办好《自卫报》，萧向荣从内容到方法，做了许多具体指示。比如，他要求报导一要抓中心，二要抓典型，要着重报导人和事的主要方面，不要面面俱到，要发挥典型的示范作用，以典型反映战斗或工作的全过程。对于到部队采访的记者，他都要具体指导他们主要采访什么，怎样采访等等。由于战区扩展，前后方距离更远了，前方部队看到《自卫报》需要半个多月的时间，报纸的时效性受到影响。萧向荣从实际出发，立足报纸要真正做到对部队的战斗、生活有用，他要求在当时的情况下《自卫报》采取“报纸的形式，杂志的内容”，主要要总结部队战斗和工作的经验，给部队提供军事教育、政治教育的材料，特别要注重介绍指导作用大的典型，多刊载综合性的、重要的时事消息等等。

指导《自卫报》的工作，萧向荣特别注意抓住时机组织采访，以取得良好效果。1947 年2 月下旬，我军歼灭了号称“天下第一军”的新第1军的第30 师第89团，生擒团长曾琪。萧向荣当即派人和曾琪谈话，并交代“要将谈话内容报导出来”。谈话中，敌团长叙述了他们失败的经过，并说：“谁掌握了主动，谁就能够胜利。这次战斗你们完全是主动的..我们完全处于被动，现在我们在东北的五个军，哪一个军没有挨打？哪一个军没受损失？”随后，一篇《蒋军完全处于被动》的报导在《自卫报》上发表了，并为《东北日报》所转载，这对鼓舞前方部队的士气，增强后方人民的胜利信心，起了积极作用。

在我军三下江南之后，被萧向荣派到第1 纵队检查帮助宣传工作的王建础同志发现第3 师第9 团第3连的指导员孙永章经过一年多艰苦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把一个比较落后的连队变成了朝气蓬勃的英雄连队，就把收集到的许多事实和经验写成几篇稿件寄给《自卫报》。历来关心连队工作的萧向荣看到这几篇稿子后非常赞赏，认为对指导连队政治思想工作有普遍意义，就亲自动手修改，连续在《自卫报》上将这几篇报道发表出来，产生了良好的反响。萧向荣又亲自把这些报导编成题为《模范指导员孙永章》的小册子，并亲自写了前言，印发给部队。

为及时指导部队工作，萧向荣亲自撰写了许多紧密结合部队中心工作的社论，如《关于立功运动》、《关于党委制》、《东北战局已开始变动》等等。他还把《自卫报》发表的社论汇编成集，发给部队阅读，让“笔”发挥枪的作用。

用“笔”来形容萧向荣所长期从事的政治工作和宣传工作，或许是不全面的。因为除了写之外，他还要说。他担负的工作的性质、特点，决定了他自己要说和写，同时要领导、组织别人说和写。

萧向荣的笔是犀利的，由他组织起来的千千万万支笔，更是无比的犀利。在硝烟弥漫、血与火的战争年代，离不开枪，但同样离不开笔。笔也是取得革命胜利的必不可少的武器。正因为这样，萧向荣热爱“笔”，着重“笔”，从未错过以笔作枪来对付敌人的机会。

从1945 年到1946 年6月，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援助下，大量增兵东北，妄图抢占这个重要的战略基地。在以美械装备的蒋介石军队的疯狂进攻面前，对能不能打败敌人的问题，必须使我军指战员有明确的认识，这是关系着士气，关系着这场战争胜负的问题。为此，按照萧向荣的建议，我军在东北各部队普遍进行了革命战争教育。他为此起草了《战争教育提纲》作为这次教育的基本教材。他还撰写了《自卫战争》和《人民军队》两篇文章，作为补充教材。在这些教材中，他详细论述了革命战争的性质，尖锐揭露了蒋介石汉好卖国贼的丑恶嘴脸，深刻分析了敌我双方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力量对比，指明了革命战争必然取得最后胜利的历史前景。与此同时，他还组织编写了《党员课本》、《新战士课本》、《干部教育丛书》、《战士教育丛书》等多种材料，供部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使用。在部队中普遍进行的革命教育，提高了指战员对革命战争和战争前途的认识，坚定了胜利的信心。

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曾制定过一个很有影响的条例——《部队战时立功条例》，它是由萧向荣起草，经反复讨论、修改后颁布执行的。这个条例激发了部队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使战斗情绪更加旺盛。对部队中大量涌现的战斗英雄及英雄事迹，萧向荣主持编印了几集《保卫东北的英雄》的小册子，广为宣传。

在我军进行解放战争的同时，党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这个运动意义重大，它进行的好坏，关系着革命战争的胜利，关系着能否建立一个新中国。在部队中进行土地改革教育，帮助指战员弄清楚革命战争和土地改革的关系，是当时部队政治教育中最根本的一课。

还在土改运动初期，萧向荣就为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起草了《拥护实行土地法的训令》，教育部队拥护土地改革，开展部队土改教育时，萧向荣又起草了《土改教育意见》，指导这项工作。1947年9月，萧向荣收到第3纵队的一份《关于土改教育情况的报告》，引起了他的重视。报告介绍了这个纵队第7师第20团以第9连战士房天静、机枪连班长任纪贞受苦的事实作教材，开展诉苦运动，进行阶级教育，极大地提高了指战员的阶级觉悟，使部队空前团结，战斗情绪极为高涨，涌现出许多英雄、模范事迹的情况。萧向荣立即指示《自卫报》社对此报告加以整理，并写了一篇短评同时发表，《东北日报》很快也转载了此材料。9月28日，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将《三纵队学习土地政策经验（诉苦）介绍之二》，上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毛泽东主席亲自向全国批发了这个报告，使诉苦运动在全军各部队热烈开展起来，取得了很大成效。毛泽东在1948年3月写的《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一文对诉苦运动的意义和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

在诉苦和新式整军运动中，萧向荣亲自深入连队调查研究，总结出一套土地改革教育的经验，为部队政治建设提供了有益的教材。

在东北工作期间，萧向荣成功地领导了东北民主联军的文艺工作，使之全面、健康地蓬勃开展起来。他的关于部队文艺工作如何“面向连队，为兵服务”的一整套思想、理论和做法，也是在这期间臻于完善并得到进一步发展的。

归结起来，这期间他对部队文艺工作的开展主要办了5件大事：

——在佳木斯组建了部队艺术学校，又在哈尔滨举办青年训练队，为各部队培训了一批具有“面向连队，为兵服务”思想的文艺骨干。

——在哈尔滨创办《部队文艺》刊物，共出版了5期。1947年4月1日《部队文艺》创刊号以“演唱专号”出版时，萧向荣亲自撰写了《部队的文艺工作应该为兵服务——代发刊词》。《部队文艺》为部队和宣传队提供了一批演出材料，也很好地宣传了部队文艺工作要“为兵服务”的思想。

——指导文艺工作者创作了一大批歌舞剧、演唱和歌曲。有的歌剧，如《杨勇立功》、《好班长》、《张裁之死》，演唱如《兄弟参军》、《唱坚守排》，歌曲如《说打就打》、《我为人民扛起枪》、《歼灭战》等，在部队和人民群众中广为流行。

——创建了一支专业舞蹈队伍。 1947年，在他的指示和关怀下，从哈尔滨青年训练队挑选了三四十个能跳舞、懂音乐的学员，建立了我军第一个专业舞蹈队。经过一年半努力，舞蹈队创作了反映革命战争和军队生活的大型舞蹈《进军舞》，第一次在刚解放的北平演出时，以新鲜、刚健、丰富、优美的格调，引起了当时新老区和军内外文艺工作者的震动和注意。

——开展连队演唱运动。对于“演唱”这种艺术形式，萧向荣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他认为“演唱”就是小型的歌舞剧，它有化妆、有动作，有表情，演员最少在两人以上，又演又唱，又唱又演，能够表现比较丰富的内容，也能够用更适合的音乐表达感情，通过演唱可以简捷地把人物和事件过程反映出来，给人的印象深刻、强烈，适合战时的环境和连队的特点。1948年春天，部队进行整训的时候，萧向荣指示宣传队组成3 个文艺工作组，分别到第6、7、8三个纵队去开展连队群众性的演唱运动，他自己还亲自带一个大组到第10纵队指导开展“学英雄、唱英雄”的演唱运动。经过一个多月的活动，不仅带动了这4个纵队的各级宣传队，发现和培养了一批连队文艺骨干，使这几个纵队的连队群众性文艺活动普遍开展起来，而且经过事后总结，并写成文章在报纸上发表，有力地推动了东北各部队连队文艺活动的蓬勃开展。

1947 年1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布署了对敌宣传工作。萧向荣认真组织贯彻这次会议精神，做了大量工作。他先后亲自起草和组织了一大批对敌宣传的传单和小册子，如《国民党卖国事实》、《蒋军官兵的凄惨下场》、《告国民党军官书》等。还为《自卫报》写了《争取蒋军工作》和《对敌政治攻势》等社论。当我军研制出对敌宣传弹（用六○炮把宣传品送到敌人阵地上）时，他通过报纸宣传这一创造，既引起了部队各级领导对对敌宣传工作的重视，也启发了指战员对对敌宣传多样化的认识。前线指战员由开始的战场喊话，发展到节日给敌军士兵送礼品，或进行战场联欢等活动。

如何教育俘虏，是对敌宣传的一个重要内容。萧向荣主张对俘虏教育要分步骤进行。一是个别谈话或漫谈，二是有组织地座谈，三是开展诉苦运动，四是进行革命思想教育。他还组织编写了解放战士读物一、二、三集，出版了《解放军官的谈话》、《走入人民的行列》等小册子。这些做法，在解放战争中曾发挥了巨大威力，有效地分化瓦解了国民党军队。

辽沈战役是我军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的第一个大战役。发起辽沈战役的当天，萧向荣为东北野战军总部起草了《关于战役口号的指示电》。次日，又为该军政治部起草了《战时政治纲要》，发到野战军各部队。此外，《关于新区政策的指示》、《关于二线兵团参加战役行动的政治动员》等文件，也都是由他起草完成的。

1948 年11月初，萧向荣和野战军政治部的干部进入沈阳后，多次召集新华分社和报社的同志开会，研究对新区的宣传报导工作。他还要求各部队宣传队抓紧时间组织为新区群众演出，以此让群众了解党的新区政策，了解我军的宗旨。

刚刚解放的沈阳，市内国民党的散兵游勇有七八万人，对社会治安影响很大。为了将这些人收容起来，萧向荣确定由驻沈阳的几个纵队的宣传队担负收容任务。在各宣传队的努力下，只用了几天时间，就将这些散兵游勇全部收容了。1948年12月，东北野战军奉命入关作战，野战军总部关于部队入关作战的动员讲话，是萧向荣起草完成的。他还在政治部机关召开的动员会上作了入关作战的动员报告。在向关内进发的火车上，萧向荣把两个椅子并起来当办公桌，几块小木板架起来当小凳子，起草了对新闻报导工作的指示和入关后部队对群众的宣传口号。

1949年元旦，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发表。他向国内外庄严宣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将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这是一篇战斗檄文，敲响了蒋家王朝的丧钟，昭示了新中国的诞生。这是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萧向荣深知这篇文章意义重大，所以元旦一过，他首先在野战军直属机关、部队的干部会上对这篇文章做了详细他讲解，对如何学习这篇文章做了具体指示和安排。同时，他又编写了学习教材，在野战军中开展广泛深入的学习《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的热潮。

在平津战役中，东北野战军政治部曾有几天住在通县师姑庄。这期间，萧向荣得知北平郊区的双桥有国民党中央社广播电台的一个发射基地，他马上从部队调了一个营长带着一个连队去保护这个基地，以便北平解放后供我方广播电台使用。由于他采取的措施得力，这个发射基地被完好地保存下来，北平一解放，就派上了用场，我方立即用它进行广播宣传。

《自卫报》作为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机关报，是在蒋军大举进攻我东北解放区，东北我军处于战略防御的情况下创办的。而在我第四野战军即将向中南挺进，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胜利在望的时候，“自卫”显然已不适应形势继续用作报纸的名字。于是，萧向荣按照四野总部的决定，在北平期间，主持了将《自卫报》改为《前进报》及更换版面的工作。萧向荣亲自起草了更名改版启事和《前进报》的报导提要，并重新对工作人员作了分工，提出了办报的具体要求。萧向荣指出，报纸应当成为部队工作成绩大小、任务完成好坏的评判员，成为帮助部队发现问题，改进工作的医生。

1949 年，萧向荣接受第四野战军总部派遣，出任第15兵团政治部主任。在离开武汉的时候，他收集了部队开展演唱运动的优秀节目，汇编成《演唱选集》，并编辑了《前进报社论选集》。他还向总部提出两项建议：由野政宣传部创办综合性刊物《部队生活》；由野政文工团抽调部分同志创办一个部队艺术学院，均获批准并实现了。这所部队艺术学院是我军建军史上第一个比较正规的培养文艺人才的学院，毕业的学员不仅分配到第四野战军，也分配给其他野战军，对全军文艺工作的建设起了良好的作用。

萧向荣主持第15兵团政治部工作后，对兵团政治部干部提出的工作要求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有勇于负责，不怕困难，不怕麻烦，勤勤恳恳地为部队服务的工作态度。他要求，对部队提出和反映的问题，一定要出主意、想办法解决，绝不能消极、冷淡和漠不关心。兵团政治部下属机构有组织部、宣传部、保卫部、民运部、秘书处等部门，萧向荣深入到一个一个部门，体研究各部门如何开展工作。他专门同宣传部研究了出版兵团机关报《连队生活》的有关事宜，并为《连队生活》报创刊号撰写了发刊词。

1949年盛夏，长江以南的江西地区酷热多雨，不仅给兵团行军带来极大困难，也暴露出指战员的一些新的思想问题。兵团各部队的指战员大多数是北方人，初到南方，生活上不习惯。有些干部、战士对行军爬山、过河蹚水、连阴多雨、蚊虫叮咬、疾病不断等，产生了厌烦和畏惧心理。有人甚至提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底”在哪里的问题，以及到了“底”以后怎么办？个人的问题怎么解决等等。针对如此等等的思想问题，萧向荣组织在部队中进行“将革命进行到底，争取立解放战争最后一功”的思想教育。他在自己起草的政治工作文件中，在为《连队生活》报撰写的社论、文章中，在各种会议的讲话中，都注意阐述这个问题，明确回答这个问题。他指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底”，就是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在到“底”之前，我们必须打到广东、海南岛去，还要走两千多里路，还要打几个大仗。这是困难，但要克服。如果不能坚持到底，对个人、对革命事业的损失就太大了：个人会失去过去的光荣，革命已取得的胜利不能保持、巩固和发展，甚至可能前功尽弃。他一再要求全兵团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克服前进中的各种困难，更好地树立“为兵服务”的思想，关心战士，爱护伤病员，反对官僚主义习气。与此同时，他还编写了《关于我国南方夏秋季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广东情况介绍提纲》等材料，帮助指战员解决生活不习惯、不适应的困难，提供防病治病的方法。

在1949 年9 月11日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召开的著名“干州会议”上，萧向荣受命兼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长。因此，萧向荣参与了进军广东的军事、政治、组织等多方面的准备工作，参加了广东、广西省军区领导干部的配备、两广所属军分区的划分及军分区干部配备等问题的讨论，并主持召开了进军广东的宣传报导工作会议。这期间，许多文件、电报诸如《关于纪律问题的十个要求》、《广州入城守则》、《关于解放广州后的警备任务》等，都是由他动手完成的。

1949 年10 月，广东解放。1951 年4 月，萧向荣任华南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参加了第15兵团党委和华南军区党委的工作。除在军队任职外，萧向荣还兼任了地方各界的多项头衔。严肃、认真的他，把这许多职务都看作是党和人民赋予自己的责任，一丝不苟、竭尽全力地去服务、去完成。他每天几乎连续工作十四五个小时，有时甚至几天连轴转。他毕竟不是钢打铁铸之躯，即使是，也需要间歇。一次，他突然病倒了，很吓人。医生紧急赶来，却查不出什么病症。当了解了他的工作情况后，医生下了诊断：疲劳过度！处方：好好休息。而他，只休息了一天，便又投入紧张的工作——这就是萧向荣，多年如一日的萧向荣。

广东解放较晚，广东省，特别是广州市，是全国反革命势力比较集中的地区。因此，在广东解放初期，剿灭土匪、镇压反革命，是我党我军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萧向荣受命总负责。1950年4月，华南分局召开常委会，讨论毛泽东关于镇反工作的指示，萧向荣发言说：华南“镇反”开展较晚，要做好这项工作，运动结束的时间也应相应推迟，不能急于求成。作为当时兼任第15兵团军法处长的他，对反革命案件的审理，从党的政策出发，极好地把握了严宽分明，区别对待的原则。作恶多端、罪大恶极者镇压不贷；可杀可不杀者，视其认罪态度，能宽则宽。一次，他接到一份处决一批反革命分子的报告，其中有一人只有十六七岁，工作人员建议，这个人年纪还轻，罪恶也不很大，能否考虑不杀。萧向荣仔细审阅了案卷，接受了工作人员的建议，把这个人宽赦了。

由于对党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执行得好，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广东全省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安定局面。萧向荣曾在《南方日报》上发表了他1950年4月在广州市召开的第二届人民代表会议上作为军队代表的发言——《我们一定要在短期内解放海南岛和肃清全省土匪》，对稳定人心，打击蒋介石残余匪特的破坏活动，起了很好的作用，广东人民为之振奋。

提起《南方日报》，人们都不会忘记萧向荣的一份功劳。萧向荣一到广州，就把创办《南方日报》这份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机关报的工作，作为大事抓得十分紧，十分认真。到广州的第二天，他就召开该报出版工作会议。第三天，他又找调往《南方日报》帮助工作的有关同志谈话，要求他们迅速赶赴岗位工作，抓紧筹备出版事宜。结果，只用了一周，《南方日报》就正式出版了。从1949年10 月27 日报纸出版之日起，直到12 月末，萧向荣每天凌晨2 时到5时，都要看报纸大样，进行最后审定，他没有睡过几天踏实的觉。

华南解放初期，各方面都需要干部。毛泽东指示，要在南方办好一个大学。萧向荣是南方大学的筹备委员会成员，也是三人校务委员会的委员之一。南方大学的开学典礼和第一期学员的毕业典礼，他都出席并讲话。在第一期学员毕业典礼上，他针对学员即将奔赴各自工作岗位的实际，发表的题为《彻底清除官僚习气和官僚作风》的报告，列举了官僚习气和作风的“八条罪状”，进行深入的分析、批判，给了学员深刻印象和很好的教育启迪。他的讲话后来在《南方日报》发表，为党的干部队伍的思想建设，提供了宝贵的教材。并且，萧向荣清廉自律，公正处事，不以职权地位询私，以实际行动做出了反对官僚习气和官僚作风的榜样。萧向荣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回到广州后，一些亲戚朋友都来找他帮助安排工作、解决问题。他以一个共产党人大公无私的态度，坚持原则，不徇私情，很好地处理了亲情和工作原则之间的关系。他说，国民党盛行的那种“裙带风”，在我们革命队伍中应该绝迹。他有个亲弟弟，曾找他要求在部队中安排工作，萧向荣耐心地对弟弟进行了说服教育，终于说服他回到家乡梅县，在石扇乡供销合作社当了售货员，直到逝世。萧向荣不给弟弟安排工作的事一直在梅县群众中传为佳话。

1952 年1月，萧向荣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他要求办公厅的各级干部都不要把自己看成是什么主任、局长、处长、科长，而要把自己看成是承上启下、传达军委指示、反映部队情况、做具体工作的秘书和管理员。必须树立全心全意为全军部队服务的思想。他还强调说，“我自己就是军委的大秘书、大管理员。”在实际工作中，萧向荣的的确确是这样做的。

刚到军委办公厅工作不久，萧向荣就感到各总部、各大军区给军委报送的大量工作报告大都文字冗长，工作繁忙的军委领导难以全部看完，只好把报告压下。于是，萧向荣就采取自己先仔细审阅报告的办法，然后从中摘取要点，再以最简明的文字写成报告，上报毛泽东主席和军委其他领导。后来，毛主席曾赞许地说，“我对军队情况的了解，很多是从萧向荣送来的报告中得到的。”

自从任军委办公厅主任之后，军委的许多重要文件、报告、电文，都是萧向荣亲自动手起草写作的。他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负责态度和严肃认真的工作精神和工作成就，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军委其他领导同志的充分肯定。他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为我军的建设和发展壮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