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上的秋收暴动按时间先后顺序包括鄂南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江西莲花起义、海陆丰起义、琼崖起义、黄麻起义及其他一系列工农暴动。狭义上的秋收起义特指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概述

湘赣边界秋收暴动

西江月·秋收起义

秋收暴动纪念日的有关趣闻

湖北秋收起义概述及其特点

一、湖北秋收起义的历史背景

二、湖北秋收起义暴发和持续的条件

三、湖北秋收起义概述

四、湖北秋收起义的特点

结论

Autumn Harvest Uprising秋收起义的别称。

概述

从8月3日以后至12月11日之前，湘鄂赣粤境内由各省省委和各地特委、县委领导的有一定规模和影响的秋收起义，湖北计17次，湖南计16次，江西计8次，广东计10次，总计共有51次；其中鄂南暴动打响了秋收起义第一枪；江西永新暴动虽不属于秋收暴动系列，但和莲花暴动一起为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军上井冈山铺了路、准备了立足点；海陆丰暴动先后三次，创立了海陆丰苏区，为南昌起义军失利后的去向预备了落脚点；琼崖暴动为创建琼崖游击根据地、坚持23年孤岛斗争拉开了序幕；黄麻暴动为开辟大别山苏区探了路。

湘赣边界秋收暴动

湘赣边界的秋收暴动，是紧接八一起义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伟大的工农武装暴动。“八七会议”决定在湘、鄂、赣、粤四省发动秋收暴动，会后中共中央派毛泽东为中央特派员和彭公达到湖南，负责改组湖南省委并领导秋收暴动。民国16年（1927年）8月中旬，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特派员、湖南省委常委的毛泽东，和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根据中共湖南省委决定，将中共安源特别区委改组为市，组织行动委员会，为秋收暴动作准备。8月下旬，毛泽东赴安源途中被国民党右派控制的团防局逮捕，靠贿赂团丁才得以逃脱虎口；31日晚或9月1日，毛泽东到达安源讨论暴动军事问题并布置安源、萍乡、醴陵、济阳、平江工农暴动。安源会议中决定，将驻安源、修水、铜鼓之外的警卫团、安源矿警队和各县工农武装合编为中国工家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卢德铭任第一军总指挥，余洒度任第一师师长，下辖三个团，并成立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各团负责人为委员。会议又确定，军队作战和民众武装暴动相互配合，夺取平江、浏阳、萍乡、醴陵和株洲，分3路合攻长沙：第二团为第一路，以安源工人及矿警队为主力，首先控制安源矿区，然后攻占萍乡县城和醴陵县城，会合醴陵、株洲工农群众，向长沙取包围形势；第三团为第二路，以平江农军为主力，由修水向平江进军，鼓动平江农民在各地暴动，夺取平江，再向长沙进发；第一团和第四团为第三路，以浏阳农军及卢德铭所部警卫团为主力，由铜鼓向浏阳进攻，鼓动浏阳农民在四乡暴动，夺取浏阳后，再与其他两路合攻长沙。会议还决定，以萍乡、安源为退路，无论如何也不能放弃萍、安，以防敌人断了起义的退路。关于暴动日期，会议决定，关于暴动日期，11日安源、修水、铜鼓一齐发动，18日进攻长沙。按照湖南省委发布的暴动命令，9月9日，株萍铁路工人和粤汉铁路工人开始破坏铁路，断截敌人交通。第一团从江西修水出发，向长寿街进攻，9月10日占领了平江县龙门厂；这时混入起义部队的第四团邱国轩部乘机叛变；当第一团路过金坪攻打长寿街时，邱部突然袭击，致使该团腹背受敌，损失200多人，步枪200多支，团长钟文璋失踪，被迫向浏阳转移。11日凌晨，工农革命军第二团从安源出发攻打萍乡县城，但是由于敌人早有察觉，加强防守，革命军的攻城计划受阻。为了不延误省委所定16日合攻长沙的计划，于是决定放弃萍乡县城，一部分回安源留守，大部分转攻醴陵县城。在攻打醴陵的的战斗中，取得了极大的胜利。当第二团11日攻打萍乡县城时，按计划当地工农武装开始暴动，以期夺取武器，组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四团，并配合第二团攻打醴陵县城。12日凌晨暴动队伍占领株洲火车站，同时攻打团防局，夺取步枪12支，占领株洲镇 。当即召集数百人的群众大会，宣布暴动胜利。13日，第二团决定决定避敌锐气，放弃原定经株洲攻长沙的计划，改为北上攻取浏阳县城，以期取得浏阳农民的帮助，并与第一、三团会合。14日凌晨，第二团撤出醴陵县城，少部分回安源增援，其余的七、八百人则下经老关北上浏阳。16日上午一举攻克浏阳城。17日下午，敌军重兵包围突袭，第二团因为连克两城而产生轻敌思想，所以仓促应战而被打散。起义受挫后，在9月19日的文家市前委会议上，毛泽东主张放弃攻打长沙，把起义军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罗霄山脉中段；毛泽东科学地分析革命形势，提出把革命工作的重心由城市转移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去，在农村深入土地革命，发动农民群众，坚持武装斗争，保护和发展革命力量。卢德铭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对于会议统一思想，起了重要作用。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最后通过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21日，毛泽东率领部队向萍乡退却，当天在萍乡桐木宿营。第二团战士、桐木籍安源矿工彭昌萍奉命留在桐木开展革命工作，他很快就组织起一支游击队，进行游击战争。22日，部队到达上栗市，得知萍乡县城和安源驻有敌军重兵，不能通过，遂绕道萍乡宜春边境南下，23日宿营小枧，24日傍晚到达芦溪宿营。次日清晨刚开往莲花县方向行进时，遭到敌靖卫团突然袭击，损失步枪200余支，死伤数十人，卢德铭为掩护部队转移而阵亡。9月29日，部队到达永新三湾村，在这里进行改编，由1个师缩编为1个团，在安源组建的第二团官兵分散编入各连队，将中共党支部建在连上，连以上各级设党委、党代表和士兵委员会，实行政治民主、军事民主和经济民主，建立中共对革命军队的绝对领导，史称“三湾改编”。10月初，部队到达宁冈县，通过当地党组织，和永新起义的农军首领、中共党员袁文才取得联系；经过何长工的工作，工农革命军在茅坪设置后方留守处和医院，安置伤病员。27日，毛泽东率领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队伍，艰苦转战一个多月，行程四千多里，终于上了井冈山，从此开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工作。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发展，正确反映了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为中国革命的发展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是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点。“工农武装割据”成为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主要内容。从此，中国革命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式苏维埃道路，翻开了土地革命划时代的一页，中国革命战争进入了开辟苏区的岁月。

西江月·秋收起义

1927年毛泽东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原作“修铜一带不停留，要向平浏直进”；后改为今词。）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秋收暴动纪念日的有关趣闻

文革初期，红卫兵造反派要求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由南昌暴动的8月1日改为湘赣边界秋收暴动的9月9日，至少将陆军建军节定为9月9日，遭到毛泽东拒绝。只要看看八一南昌起义中涌现了多少位共和国元帅以及解放军陆海空军大将、上将和中将，就可以知道“八一”的伟大历史意义。

湖北秋收起义概述及其特点

摘 要 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历史结论，也是中国革命获得胜利的主要特点。1927年国民党背叛革命，攫取国民革命成果，疯狂屠杀中共党人之际，中共中央及时地在武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旋即在鄂湘等省境内发动了秋收暴动。湖北秋收起义是中央确定的湘鄂赣粤四省秋收起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长期处于湘赣边秋收起义的掩映之下，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本文在阐明湖北秋收起义基本史实的基础上，将湖北秋收起义与湘赣粤三省秋收起义进行比较，尤其是对比湘鄂两省的秋收起义，挖掘湖北秋收起义的特点，加深对湖北秋收起义的认识。【关键词】 湖北 秋收起义 概况 特点绪论党史，在这里专指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具体说来，就是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起来，领导全国人民胜利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对它的研究和编写，只能以全党的重大活动为中心线索。但是，建国以来逐渐形成的党史研究惯例则突出了毛泽东的个人形象，毛泽东的活动和著作逐渐成为党史的中心。尽管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种情况有所改变，但随着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形成的“毛泽东热”一直持续到现在，党史的研究出现了以毛泽东个人活动史和个人著作史为中心的回潮。这种党史研究的惯例给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党史研究带来了一种倾向：就是重毛泽东而轻党中央，重视毛泽东个的人活动和著作的研究而忽视党的会议和文件的宣传和研究。比如，秋收起义，这种倾向就表现为：重湖南而轻湖北。这种党史编写和宣传的倾向给人造成一种秋收起义就是湘赣边秋收起义的印象。事实上，中共中央机关在1927年春迁到武汉，10月迁往上海之前，包括秋收起义在内的所有重大决策均在武汉形成，并直接领导和指导了湖北的秋收起义。此时的毛泽东并不是中央主要负责人，也不是中央决策的制定者，而只是执行者。其个人活动只在有限的范围内起着积极作用，并不能代替党中央的活动而成为党史研究的中心。这么说并不是有意贬低毛泽东个人的历史作用，而是强调要充分认识党中央和其他地方其他革命者的历史作用。当前，在各类革命史、党史著作和资料中，湖北秋收起义属于一笔带过或简要叙述的性质，即使是简要叙述除了黄麻起义以外，也并不是每次起义都能在党史上占一席之地，湖北秋收起义在整个秋收起义研究中有被“边缘化”倾向。在地方党史和地方志研究中，对湖北各次起义的时间、地点、人物的考证已相当精准，值得借鉴和学习。但是，不足之处在于各地方史研究很少联系大的历史背景将湖北秋收起义纳入湘鄂赣粤四省乃至全国秋收起义的大潮中去考量。当前及以后一个阶段，关于秋收起义的党史研究和湖北地方史研究的融合还有一段路要走。目前，这个课题上做出重大突破的是军史研究，已经在考证、分析和评述的基础上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融合。本文力图将地方党史、地方志研究和秋收起义研究结合起来，全面统计和总结湖北省内的秋收起义，着力弄清湖北秋收起义中最重要的起义的地域分布、社会背景、爆发过程、成果、作用及经验教训。在此基础上，从中央领导湘鄂赣粤四省秋收起义的全局认识湖北省内的秋收起义，将湖北秋收起义与湘赣粤三省秋收起义进行比较，阐明湖北秋收起义自身的特点，借以澄清秋收起义就是湘赣边秋收起义的错误印象。

一、湖北秋收起义的历史背景

湖北秋收起义的暴发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一）国共党内合作推动大革命发展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国共两党以“党内合作”的形式正式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共同推动全国革命形势向前发展。国共“党内合作”的特殊组织形式是共产国际推行马林在印尼从事革命活动的经验而采用的，其既定战略目标是在国共“党内合作”的条件下改造国民党。国共“党内合作”条件下改造国民党这个战略决策本身是不科学的。尽管这一战略决策是建立在对当时客观历史条件和各种社会因素正确分析基础上的，但是，改造国民党为工农民主联合政党的战略目标缺乏对国共双方的正确分析和深刻认识，既体现在对中共的认识不足上，又体现在对国民党改组的实质认识不深刻，尤其是对国民党的历史渊源和现状缺乏深刻分析上。因此，也就没有制定出改造国民党的具体策略。这就导致共产国际在国共合作的最关键时刻错误指示频频，即便是对“党内合作”这一战略决策有决定性影响的事件发生后，也不能及时做出正确反应和调整。这种不科学的战略决策导致国共“党内合作”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不可避免的斗争，埋下了日后统一战线破裂，国共内斗的伏笔。到1926年反共限共的“三二〇事件”（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发生时，国共统一战线破裂的危险已初露端倪。然而此时，国共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显然比不上共同的敌人——北洋军阀带来的危险大，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也是为了宏伟的革命前景，国共两党不得不为现实的矛盾做出妥协，共同推动国民大革命风潮继续高涨。1926年7月，在苏联的援助和共产党的农工运动支援下，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连战连捷。随着国民革命的兴起和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国共两党的力量都有了空前大发展。但由于中共对旧有军事体制认识不清，对革命的武装力量在国民大革命中的作用并不重视，没有独立地大胆地直接建立和掌握军队，而是以进行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的方式从事军事活动，这种仅仅依靠政治工作改造和掌握军队的方式在旧有军事体制中只能是军队将领的附属品。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尽管缩小了差距，但武装起来的国民党却占据了绝对主动的位置，随时可以采取共产党为鱼肉而国民党为刀俎的行动。（二）国民党背叛革命，共产党确定新的革命方针1927年4月，北伐全胜和全国统一的前景已经是可望而又可及了。国共两党对国民大革命的前途和中国未来的命运产生了分歧，这一分歧是带有根本性的，以至于无法在“党内合作”的组织形式中加以调和和解决。已经产生明显分化的国民党的主要分子和中坚力量为了谋求对国民大革命前途和未来中国的命运的主宰，也是为了自身利益得以保全和巩固，开始有计划有目的的集中起来并酝酿以非常手段解决这一分歧。与此同时，度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危机而处于相对稳定时期的各帝国主义国家已经从国民革命军势如破竹的兵锋中看出了未来主宰中国命运的关键所在。能否在关键的时刻和关键的力量结合成为各帝国主义国家能否保有并扩大在华利益的关键。为此，国民党的主要分子和中坚力量以及各帝国主义国家共同选择了关键时刻掌握关键力量并正在谋求更大发展的关键人物——蒋介石，国际国内的反动势力形成了以蒋介石为中心的集合，并推动其对中国共产党——有潜力决定国民大革命前途和未来中国命运的另一力量采取了非常手段——大屠杀。这场大屠杀是以“清党”的名义进行的，使用流氓帮派做打手，获取了帝国主义和国内大资本家大地主的财政援助，得到国民党内各种势力（武汉国民政府控制区域暂时除外）的支持和配合。大屠杀政策在极短时间内沉重打击了共产党的力量，获得了大地主大资本家和帝国主义对以蒋介石为中心的国民党主要力量的认同。然而，处于初创阶段尚还幼稚的中国共产党此时并没有认识到国共分歧的不可调和性，也没有认识到自己现在已有潜力顺势为国民大革命和中国的未来创造出另外一个前途，更重要的是，此时遥制中国共产党的共产国际没有完全认识到中共的力量并提出正确方针，出于维护苏联利益的考虑仍旧一味追求国共“党内合作”。在莫斯科的指使下，在其驻华代表的具体操作下，已经处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境况下的中国共产党不仅没有全面反击，反而和“三十年老店”国民党的武汉分铺进行了更为顺从的合作。孰料一着不慎，步步被动，满盘皆输。三个月之后，国民党这座老房子的旧房东完全翻脸的时候，作为新房客的中国共产党就只有被完全扫地出门了。“三十年老店”国民党此时有武汉、南京两个分铺，二者的心思和盘算各不相同，惟有在“清共”一事上取得了共识和一致，甚至一度成为两个分铺的“主营业务”。显然，武汉方面受到了南京的影响和启发，喊出了“宁可错杀三千市民，不可漏掉一个C.P.”的口号。中国共产党在轻信和被迫中又一次遭受沉痛打击。当从噩梦中惊醒的中国共产党开始进行全面反击时，却发现武器全在对方手里，自己有些力不从心。在决定革命前途和未来中国命运的第一回合较量中，国民党先下手为强取得了胜利。然而，这一胜利并不是全面的彻底的胜利，大彻大悟的中国共产党抛弃了对国民党的幻想，旋即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英雄的中国共产党人从躺满尸首的地上爬起来，掩埋好同伴的尸首，擦干身上的血迹，再次踏上血与火的革命征程。第一回合较量的结果，与其说是国民党的胜利，毋宁说是国民党逼迫共产党必须用新的斗争形式——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来进行第二回合的较量。湖北作为深受共产党影响的一个省，作为接受过大革命洗礼农工运动蓬勃发展的一个地区，理所当然的成为新的斗争形式的发源地之一。

二、湖北秋收起义暴发和持续的条件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斗争形式肇始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领导和发动的各地武装起义、武装暴动。湖北正是由于较早投入到武装暴动中而成为新斗争形式的发源地之一，中国共产党领导湖北武装斗争源流的渊源则是湖北秋收起义。湖北秋收起义的暴发和持续因其特殊省情而有几个有利条件。（一）国民大革命为湖北秋收起义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国民大革命引发湖北农工运动的高潮，到1927年5月，全省计有产业工会59个，分部38个，支部1797个；职业工会63个，分部55个，支部593个；各县市工会62个。会员人数总计512 727人，大约占全省80万工人总数的63%，占全国280万会员总数的1∕6，成为全国工会会员人数最多的省份之一。湖北农民协会在全省69个县中已发展到54个，会员300万人，总人数仅次于湖南而居全国第二。尽管稍后在大革命失败的白色恐怖中“国民党一反动，武汉三镇几十万工人、赫赫的工会通通的倒台没有了，农民协会亦是同样的现象”。但是“至少我们可以从他们中抓得积极的分子”，“并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开始恢复、重建和整顿党的组织，建立党的秘密工作机关，组织全国的秘密交通网，出版党内刊物，向党的阶级敌人展开了新的斗争”。（二）党的上级领导机构健全，尤其是省委健全1927年9月10日，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在中共中央常委会上做《中共湖北省委政治报告》中即指出：“省委不健全，是工作不好的原因，因为湖北的工作需要一个好而健全的省委。比如……这一礼拜的工作非常之好，各地都接起头来……由此即可证明省委健全与否之重要”。在整个湖北秋收起义的酝酿、计划、准备、发动、持续的过程中，湖北有个一个好而健全的省委。1927年5月，中共中央委员张太雷任湖北省委书记，7月12日，张太雷调任临时中央政治局五人常委成员；17日，中央委员罗亦农接替张太雷任湖北省委书记，八七紧急会议罗亦农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其任期自7月中旬至10月上旬，整个湖北秋收起义的计划、部署、准备和发动都在此期间；10月10日，罗亦农调任长江局书记，陈乔年接任湖北省委书记，三个星期后因工作病倒；旋即，长江局委员任旭代理省委书记；11月下旬，任旭外任，林育南代理省委书记；12月4日，中央调郭亮任湖北省委书记。除了以上诸同志外，在整个湖北秋收起义期间任职湖北省委的负责同志还有：董必武、陈潭秋、陆沉、袁浦之、黄五一、李耘生、马峻山、李震瀛、贺昌、刘昌群、韩光汉、关向应、王一飞、汪泽楷、任曙、华林等，“党在武汉地区的干部阵容很强，远远超过其他省份的党组织”。中央在汉期间，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中央和湖北省委人员交互使用，工作交叉安排，中央返沪之后，长江局和湖北省委亦如此。由于以上同志在当时或是党的优秀分子或是杰出领导，湖北秋收起义因此得到了党的上级机构，尤其是省委强劲而有力的全程领导。（三）新旧军阀、新兴军阀之间斗争不断是湖北秋收起义的外部条件随着北伐胜利进军，北洋军阀被打倒的同时，国民党新军阀逐渐强大起来。1927年初，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尽管此时旧军阀尚未被完全打倒，但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矛盾已显山露水。4月，新军阀之间的矛盾就遮不住，完全暴露出来。当此之时，北洋政府、武汉国民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呈现“三国鼎立”的局面。北洋、武汉、南京三方均没有运用“敌人的敌人是我们的朋友”的策略，任何一方都必须同时面对另外两方面的压力，两两矛盾使关系错综复杂，也因此生出许多间隙而有机可乘。4月19日，武汉国民政府第进行二次北伐，宣称此次北伐的目的是“打倒帝国主义最后的雇佣工具奉系军阀，……打倒国民党的内奸蒋介石”。6月，武汉方面合组东征军，三路威胁南京；南京方面警戒长江，威胁南昌，大战一触即发。8月1日，南昌起义以后，南京和武汉斗争趋缓。8月13日，南京方面蒋介石辞职；9月13日，武汉方面汪精卫下野；宁汉合流。9月21日，汪精卫偕唐生智返回武汉，宣布成立武汉政治分会与南京分庭抗礼；10月20日，南京方面西征讨唐，武汉方面针锋相对，宁汉战争爆发；11月11日，唐生智下野，宁汉战争结束。至此，南京国民政府实现对湖北的全面控管，湖北秋收起义的外部条件趋于恶化。

三、湖北秋收起义概述

要全面认识湖北秋收起义，首先是要根据重大历史事件确定湖北秋收起义的时限，在此基础上，确定一个判断暴动是否能够称之为秋收起义的标准。（一）湖北秋收起义的时限问题和判断标准要全面认识湖北秋收起义并和湘赣粤三省加以比较，首要问题即是为秋收起义划定时间上限和下限。从中央确定的湘鄂赣粤四省秋收起义的全局来看，1927年8月3日，中央通过《关于湘鄂赣粤四省农民暴动大纲》，可视为秋收起义计划的正式确定。秋收起义的命名，渊源于“两湖的农民暴动必须开始于九月十号”。1927年9月10日“是旧历的中秋，同时又是两湖暴动的总发动日”，亦是农民秋收的时间。循着这一命名思路，11月15日中央发出《中央致两湖省委信》，提出了新的暴动安排，“指示湘、鄂两省利用年关时节阶级矛盾尖锐的时候，发动新的暴动”。在紧随其后的中央多次指示中，明确提出了一个新的时间代号“年关”。这就预示着，自此以后的暴动计划已经由秋收暴动开始向年关暴动过度了。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四省秋收起义始于1927年8月3日，止于1927年11月15日。但由于秋收起义本身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况且四省的省情大不相同，以这两个时间点划分上下限不尽科学。笔者认为：在综合考虑中央部署、各省省情和当时环境的基础上将秋收起义的上限确定为1927年7月12日，该日，陈独秀停职，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做出四省秋收暴动的决定；下限确定为1927年12月11日，该日爆发了与秋收暴动性质完全不同的广州起义。这两个时间点的确定，上限容易理解也容易接受，下限尚有值得商榷之处。中央的四省秋收暴动计划本意是指九月秋收时节发动的暴动，九月以后到广州起义之前的历次起义能否当做秋收起义呢？当时的长江局书记罗亦农在10月份代湖北省委起草的《中共湖北省委工作计划决议案》指出：“全省总的暴动时期已经暂时过去，目前的工作是准备最近的将来全省有组织的暴动……，省委应当派大批同志前往工作，恢复旧有局面，完成暴动”。以此来看，当时“代行中央职权”的长江局对九月以后暴动的认识仍然是“完成暴动”。因此，九月以后到广州起义以前的起义应该视为秋收起义。另外，1927年的旧历年关已经是1928年1月22日，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新问题：自1927年12月11日到1928年1月22日当如何划分时间段？笔者以为：该时间段应该作为年关暴动的准备阶段，已经不是秋收起义时间段。从1927年7月13日到12月11日的整个秋收起义时间段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7月13日至8月3日是酝酿阶段，在此时间段爆发的起义不应被视为秋收起义，因为这个时间段内举行秋收起义的文件还未向各地传达；8月3日至11月15日是暴发阶段，这个时间段内暴发的起义依据其是否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判断其是否为秋收起义；11月15日至12月11日是收尾阶段，亦是过度阶段，这个时间段暴发的起义应被视为秋收起义，因为这个时间段举行的起义其计划或是原秋收起义计划或是脱胎于原秋收起义计划。（二）湖北秋收起义的概况湖北秋收起义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策划筹备阶段，时间跨度从7月16日到8月20日，该阶段首先是中央酝酿并决定四省秋收暴动计划；其次，省委根据中央的决定和计划制定了本省秋收起义计划，并向各地调配干部，进行起义领导工作；再次，各地在党组织领导下积极筹备秋收起义。第二个阶段为起义发动和持续阶段，时间跨度从8月20日到12月5日左右，该阶段湖北省内各区相继爆发起义，形成九月和十一月两个暴动相对集中的时期。鄂南区：8月20日暴发通城起义，8月30日暴发通山起义，9月9日暴发鄂南起义，11月12日武汉工农暴动；鄂东区：9月8日暴发黄梅起义，11月13日暴发黄麻起义；鄂中区：9月10日暴发沔阳戴家场起义、监利起义，中旬暴发汉川起义，9月18日暴发天门起义，11月12日暴发天汉起义，12月4日暴发沔城起义；鄂北区：9月中旬暴发鄂北起义，12月5日暴发云梦起义；鄂西区：9月14日爆发瓦仓起义，中旬暴发石首起义，9月19日暴发公安江陵弥陀寺起义。该阶段一定规模和影响的起义总计17次。第三个阶段为秋收起义的收尾阶段，也可视为秋收暴动向年关暴动过度的阶段，时间跨度自12月5日后到12月11日。该阶段围绕秋收起义计划所安排的各地起义先后停息，中央向各地通报广州起义并安排各地响应，新的“年关暴动“开始在各地酝酿。

四、湖北秋收起义的特点

吸取了国共两党关于革命前途和中国未来命运第一回合较量惨败的教训，第二回合较量中共中央从一开始就制定了武装反抗的总方针。在此总方针的指导下，中央制定了《关于湘鄂赣粤四省农民暴动大纲》，并遵照大纲命令以上四省省委部署实施。湖北秋收起义是四省秋收暴动计划的一部分，由于其特殊的省情，在起义过程中显现出一些不同于湘、赣、粤的特点。（一）发动最早、结束最晚、次数最多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已经在三天前成立并正式主持中央工作的中共中央临时常委会在汉口召开会议，决定了土地革命和“民众暴动的新政策”，提出了南昌起义和湘鄂赣粤四省农民暴动计划。由于1927年4月中共中央已迁至武汉，在武汉领导全党工作近半年时间，9月底10月初才迁回上海。整个秋收起义的酝酿、部署以及前期行动均在此期间，借地利之便，湖北党的各级组织和负责人能够最快获得中央指示并向中央反馈信息。8月3日，中央通过《关于湘鄂赣粤四省农民暴动大纲》的同时就讨论通过了《湖北行动大纲》。八七会议之前，省委书记罗亦农又和任弼时拟订出《湖北省秋收暴动计划》。八七会议只开了一天，按照中央安排，会后各地与会的负责同志回工作地向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湘鄂赣粤四省在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和发动秋收起义的时间上有个先后顺序。八七会议文件《小引》提到：“因为时局紧张，交通异常不便，不但北方上海广东等地代表来不及召集，就是江西代表虽经召集，也不能到会，等到八月七日，到会的之后湖南代表及尚未赴上海之新书记邓中夏同志。不得已只能尽在武汉的中央执监委员，青年团中央委员及湖北、湖南、上海的负责同志开会。”当时湖北的负责同志是省委书记罗亦农。8月9日罗亦农出席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次日召集湖北各地负责同志开会传达八七会议精神。8月中旬，根据中央两湖暴动以湖南为中心的决定重新修订湖北秋收起义计划并两次赴鄂南检查工作。8月20日，鄂南的通城爆发秋收起义。8月9日《中央给湖南省委信》指定“彭公达为新省委书记”，“由泽东、公达负责湘省新省委”，毛泽东、彭公达即是八七会议以后湖南的负责同志。8月16日，彭公达到长沙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并改组湖南省委，开始组织湖南秋收起义。9月9日，湘赣边秋收起义爆发。8月11日《中央给广东广西省委及闽南临时委员会信》决定“以张太雷为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即为八七会议后广东的负责同志。8月19日，张太雷到达香港，20日，召开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开始组织广东秋收暴动。8月31日，广东潮阳，潮安爆发秋收起义。江西既无代表参加会议，会后也没指定负责同志，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在送走南昌起义队伍之后，八月中旬才到武汉向中央汇报工作并从武汉带会八七会议文件，开始传达会议精神并部署江西秋收起义。由于南昌起义之后，反动势力云集江西围追堵截，江西九月发动秋收起义的条件十分不利，直到9月18日才爆发由江西党组织领导的莲花起义。以上史实表明，在四省秋收起义中，毫无疑问，湖北秋收起义发动最早。中央迁回上海之后，湖北与中央的联系尽失地利之便，反而成为四省中交通线最长最复杂的。但由于代行中央职权的长江局设在武汉，湖北秋收起义的计划在长江局的指导和监督之下执行的更为有力和严密。整个秋收起义的时间段内，湖北省境内最后一次起义是12月5日暴发的鄂北云梦“四维”起义。湖南境内最后一次起义是11月中旬的雪峰山起义。江西境内最后一次起义是11月28日暴发的珠湖起义。广东境内最后一次起义是12月3日暴发的清远起义。显然，在整个秋收起义的时间段内，湖北秋收起义结束的最晚。从8月3日以后至12月11日之前，湘鄂赣粤境内由各省省委和各地特委、县委领导的有一定规模和影响的秋收起义湖北总计17次；湖南总计16次；江西总计8次。广东总计10次。显而易见，四省秋收起义中，湖北暴发起义的次数最多。（二）形成中央、省、区一以贯之的完整计划体系在四省秋收起义过程中，惟有湖北形成了中央、省、区一以贯之的完整计划体系。1927年7月中旬，中央临时常委会决定发动湘鄂赣粤四省秋收暴动。根据这一决定，7月20日，《中央农字通告第九号》明确提出“用种种方法夺取地主阶级和一切反革命派的武装”。24日，《中央对于武汉发动时局之通告》提出“在国民政府领土内今年秋收时，积极做广大的减租抗租运动以鼓励农民悉起夺取乡村政权”。在这些文件精神的指导下，“中央在八月三日以前就草拟好了《最近农民斗争决议案》草案。随后中央农民部还根据《最近农民斗争决议案》草案，为中央草拟了《中共中央关于湘鄂赣粤四省农民暴动大纲》”。8月3日，中央临时常委会通过了该大纲。同日，同一会议讨论通过了罗亦农提出的《湖北行动大纲》，提出“必须派大批同志至乡村中工作”。8月4日，罗亦农同任弼时、任旭拟订《湖北省秋收暴动计划》。8月5日，湖北省委制定《鄂南农民暴动计划》，提出鄂南的起义以蒲圻、咸宁为中心。8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两湖暴动以湖南为中心，先取武长铁路、岳州和长沙，断绝两湖关系，完成湘南暴动，在联广东取湖北。据此，湖北省委修订《湖北省秋收暴动计划》，决定以鄂南区为中心，一方面援助湖南，一方面引起湖北全省普遍的暴动。8月2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修改通过了罗亦农提出的《两湖暴动计划》草案。会议决定成立中央鄂北委员会，以中央军事部代部长王一飞为主任，并由中央制定了《鄂北秋收暴动计划》。9月上旬，黄安县委书记郑位三等到省委汇报工作，罗亦农让他们看了《鄂南秋收暴动计划》，并指示他们参照该计划制定黄麻起义计划。9月中旬，黄安县委在“研究和拟订了具体的计划”。从以上各具体文件中，可以清楚的看出湖北秋收起义形成了完整的一以贯之的计划体系。中央、省、区分别以《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湖北省秋收暴动计划》、《鄂南秋收暴动计划》最为典型。湖南秋收起义有中央的计划，省委也于8月18日制定了《关于湖南秋收暴动办法》和《土地纲领草案》。但由于湖南秋收起义“后见来势不可能，便放弃了这个计划”。湖南全省暴动因人力财力有困难，只在以长沙为中心的湘中四周各县组织起义，规模大为缩小。省以下因此也就没有必要另有计划，完整的计划体系因之无法形成。另外，湖南省委执行的计划并非和中央的计划及指示相一致。因此11月14日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政治纪律决议案》决定“彭公达同志应开除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并留党查看半年”，“毛泽东同志应负严重的责任，应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尽管这个《政治纪律决议案》是错误的，但如此严厉的惩罚措施从反面说明湖南秋收起义并非和中央的计划一以贯之。江西由于南昌起义之后环境恶化，直到九月中旬才由省委制定了《秋收煽动大纲》和《秋收暴动计划》，然而，最后“秋收暴动未成”，一以贯之的计划体系就无从谈起了。至于广东方面，8月22日《广东省委信致中央信》提到“此间完全接受紧急会议之决议案，并决定暴动计划（口号等附上）”，9月9日《中央致南方局并转广东省委信》提到“八月二十二日报告收到。中央对你们的暴动计划均大致同意，惟须立即开始，不要等叶、贺军队到来……”。由此可知，广东确实有自己的计划，但在执行中，由于广东省委的中心工作并不在农民暴动，而是专注于广州暴动计划，省以下的暴动计划没有形成。广州暴动计划的执行也断断续续，还被中央叫停两次。因此，广东也没有在秋收起义中形成一以贯之的计划体系。湖北能够形成一以贯之的计划体系有以下原因：1.中国共产党自建党开始就遵循列宁的建党原则，努力实现布尔什维克化，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方针得到贯彻。这是湖北能够形成中央、省、区一以贯之的完整计划体系的根本原因。2. 由于秋收起义计划拟订时期，中共中央一直在武汉，湖北得地利之便能够及时和中央沟通。特别是张太雷、罗亦农两人在整个秋收起义的酝酿、计划、部署和发动过程中先后任湖北省委书记，先后参与中央工作。1927年5月“五大”中央委员张太雷任湖北省委书记，7月12日调任临时中央常委，参与主持中央工作和筹备八七会议。7月17日“五大”中央委员罗亦农接任湖北省委书记，八七紧急会议当选临时政治局正式委员。8月9日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推选常委，蔡和森、王荷波、毛泽东、李维汉均力主罗亦农加入常委。后因湖北工作的特殊重要，“鄂省在此严重时期换书记是非常错误的……亦离鄂省委为不可能”，决定罗亦农仍任湖北省委书记，但“事实上仍可参加常委”。9月底中央返沪，罗亦农调任长江局书记，“长江局所辖范围为湖北、湖南……江西……长江局不是中央在上列七省的通讯机关，而是代行中央职权，指挥上列七省的革命运动与党务……长江局负责同志须不断的巡行各地，实际指导各地工作……”。省委负责同志一肩二任，在中央和湖北省委交叉工作是形成一以贯之的完整计划体系的重要条件。（三）从南到北，自东到西，分区发动，全省响应根据《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和《湖北省秋收暴动计划》规定：湖北秋收暴动将全省划分为鄂南、鄂中、鄂西、襄枣、京汉路、鄂东，武汉7个区，各区成立特别委员会，分区暴动。其中鄂南区为7个县，鄂中区为7个县，鄂西区为8个县，襄枣区为5个县，京汉路为4个县，鄂东区为7个县，武汉区为三镇，共涉及全省41个县。当时全省共设69个县，上述计划涉及区域占全省县域的60%，计划中就已经显示出全省普遍暴动的势头。实际执行起来，成立特委的为鄂南、鄂中、鄂西、襄枣（后改设鄂北）、鄂东五个区。省委将咸宁、蒲圻、嘉鱼、通城、崇阳、通山及武昌共7 个县划为鄂南起义区，鄂南区的起义遍及全区和鄂东的大冶、阳新等3个县。省委将大冶、阳新、黄梅、蕲春，广济、黄安、麻城共7个县划为鄂东起义区，鄂东区的起义遍及全区并影响了黄冈、黄陂，罗田等3个县。省委将沔阳、监利、潜江、天门、汉川、京山、应城、新堤共8个县划为鄂中起义区，鄂中区的起义遍及全区和鄂西的江陵。省委将江陵、公安、石首、荆门、当阳、宜昌、宜都、松滋共8个县划为鄂西起义区，鄂西区的起义遍及全区并影响到远安、南漳、监利3县和湖南的华容、安乡、南县。省委将襄阳、枣阳、随县、安陆、孝感、应山、云梦、宜城、光化、谷县、南漳等15个县划为鄂北起义区，鄂北区的起义遍及全区。上述湖北秋收起义计划执行区域涉及全省49个县，占全省69个县县域总额的70%有余。因此，毫不夸张的说，湖北秋收起义是东西南北中，全省普遍暴动。湖北秋收起义第一炮在鄂南的通城打响，鄂南之后鄂东的黄梅也暴发起义。鄂南、鄂东本地起义势头不断高涨的同时，其影响也开始向北、向西蔓延。随后，鄂中、鄂北、鄂西或同时或相继暴发起义。从地理空间上看，湖北秋收起义呈现出从南到北，由西到东的趋势。湖南秋收起义限于湘西、湘南、湘中；江西的秋收起义拘于赣西、赣北；广东的秋收起义集中在东江、琼崖。湘赣粤三省的起义或拘于一隅或位于两省交界，均没有出现广空间、大跨度、全省普遍响应的局面。（四）派遣农运干部最多，农民是起义的绝对主力湖北秋收起义的准备阶段，省委以兵运、工运、农运三管齐下做准备。在初期工作中“许多负责同志都表现畏缩不坚决，甚至不相信农民已经走入到暴动实行土地革命时期”，因此，只专注于兵运、工运而忽视农运。其中，兵运集中在鄂北襄枣区，因在襄樊驻有张兆丰（共产党员）为师长的国民军第二集团军第三师，一开始，中央和省委据此以为鄂北的局面是最有利的。为此，中央和省委两次改组鄂北特委，先后有中央候补委员陆沉和中央军事部代部长王一飞到鄂北进行兵运。不幸，鄂北兵运两度失败，局势恶化。工运集中在武汉三镇，然而，“武汉三镇的工作，可以说是用力最多而成效绝少”。这种专注兵运，工运而忽视农运的做法，以至于“鄂南负责同志来，他第一个问题即提出，武汉我们的队伍有多少？如鄂南暴动是否从武汉派兵即时可以消灭？”。兵运、工运失败的教训使中央和省委认识到农运的绝对重要性，“即对他们这种看轻群众力量而重视军事的倾向极力改正”。于是，“秋收暴动省委在七月底决定之后，即派出大批同志至乡村工作，从七月底至九月十号共派出三百六十个到七十个同志，后来又派出五六十人，共分为鄂南、鄂北、鄂东、鄂中、沿京汉路及襄枣六区，各区都建立特别委员会”。其中，鄂南特委由吴德峰、黄赤光、符向一组成；鄂中特委由王平章、萧仁谷、唐方九组成；鄂中特委由曹壮父、张计储、张善孚组成；鄂东特委由刘镇一、王志仁组成。尽管“派出去的许多同志虽然有许多不得力，甚至没有下乡就逃跑，但必须公正说一句，湖北秋暴的工作与现在各乡骚扰的局面，纯全是这一批同志创造出来的”。农运工作起来以后，湖北秋收起义的局面为之一变，“鄂南工作，过去是认为最莫有变法的，现在反变成了最有办法的，农民群众的行动，确是一种暴动的局面”。“湖北农民运动的新局面……比较算是鄂南最好，鄂西次之，鄂东现在无办法，襄枣情形尚不大清楚”。以可知数据为例，参加鄂南起义的农民革命军和农民群众达10万之众多，参加黄麻起义的农民约有3万余人。农民是湖北秋收起义的绝对主力。湖南秋收起义，“全省只派了六十人下乡”，其境内每次起义几乎都有策反军阀部队参与。所以，“布置农民暴动的方法，很象湖南省委毛泽东的合拍主义，就是死板地预计军队攻守的地域与时间，以规定工农发动的程序”。江西省由于南昌起义带走的干部太多，省委没有足够的干部派遣，因次“赣西北兴起的农民暴动……有自发行动的特点”。广东秋收起义限于东江（海陆丰）一隅和琼崖地区，其秋收暴动实际上是第一次东江起义的延续以及琼崖各县乡起义，各级干部大多都是原班人马，省委除了派遣巡视员外再没有派遣其他干部。9月下旬，南昌起义的部队进入广东，并和海陆丰农军结合，从正规军参加农军的实际人数上看，与当地农军相比占有优势，自此以后广东秋收起义军的主力实际是改编之后的正规军。湖北秋收起义中能够派遣如此之多的干部，有其特殊条件，一个是“四一二政变”之后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清党”，党在各地的干部向武汉集中，中央和省委就地分配；二是毛泽东同志在武昌主持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一届，培养了800多农运干部，湖北籍干部的比例比较大。因此，湖北各地既有派遣干部的需求，中央和省委又有人可派。（五）起义分为两个阶段，出现两次高潮湖北各地的秋收起义形成了明显的两个阶段。前一阶段集中在九月，东西南北中，全省普遍暴动，广泛参与。各地起义之后引起敌顽反扑，十月各地先后停息下来。十月下下旬，宁汉战争爆发，再次起义的条件趋好。十一月，鄂东、鄂中、鄂北各地又先后暴发起义。因此，湖北秋收起义出现了“九月暴动”和“十一月暴动”两个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中暴发的起义大大小小有17次之多，也因此出现了两个高潮。九月普遍暴动以9月9日暴发的鄂南起义为高潮，鄂南起义的准备受到中央和省委的高度重视，省委书记罗亦农先后两次奔赴鄂南检查指导工作，9月9日以前的历次暴动均是为鄂南暴动做准备，9月9日以后的历次暴动均是为配合鄂南暴动，在省内其他地方牵制敌顽势力。从鄂南暴动本身来说，其在九月普遍暴动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十一月暴动以黄麻起义为高潮，这主要是因为在十一月暴动中黄麻起义准备周期最长，规模最大，影响最深。湖南在整个秋收起义的时间段大大小小的起义也有16次之多，但仅仅形成了九月湘赣边秋收起义一次高潮。尽管11月17日湖南省委发布《湖南省委暴动政纲》和《湖南省委暴动计划》，指示各地准备发动全省的第二次起义，但从起义暴发的时间来看，其实质已经是执行的“年关暴动”计划了。江西的秋收暴动因情况恶化，发动的较晚，规模和影响都不大，即使能分阶段也不能用暴动高潮来形容。广东的秋收暴动实际上只有东江（海陆丰）第二、第三次起义稍具规模，除了这两次之外，其他各地的起义都是乡村起义，范围不过一乡或者一村，参加人数往往也就二、三十个，所以，高潮也就无从谈起了。（六）立足本省，就近上山各地秋收起义暴发之后遭到军阀反动势力的围剿追击，仓促而起的秋收起义武装自然无法和优势的敌人相抗衡。一个个倒下的同志用血的教训警示仍战斗着的同志，必须以适当的方式弥补和消除敌我之间在武器装备上的差距，变劣势为优势，变抵抗为出击。于是，各地的秋收起义幸存者在敌人的逼迫下选择了“上山、下水”。湖北的地理环境既有下水的便利也有上山的优势。湖北地处江汉平原，水网纵横，其四周却又被山区包围。东部有巨大的大别山脉，向北延伸至安徽、河南，湖北有6个县处于大别山区，这6个县都是湖北秋收起义的主力县，尤其是黄安、麻城暴发了以两县县名命名的黄麻起义。起义幸存的队伍以木兰山为中心开展游击战争，并和安徽、河南的同志合作开辟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南部是幕阜山，向南延伸至湖南，湖北有5个县位于幕阜山区，这5个县的农民都积极参与到鄂南起义中，起义后遭到国民军“进剿”，幸存者组成游击队，进入沉水山、九宫山、消水山坚持游击战，和湖南、江西的同志合作开辟出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湖北西南部是宽广的武陵山脉，本省有11个县处于武陵山区，这11个县大部分都投入到了鄂西、湘西秋收起义中，起义后的幸存者和湘西的同志结合，为后来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做出了贡献。湖北的北部、西北部是广袤的秦巴山脉，本省有15个县处于秦巴山区，这15个县大多都参与到了鄂西、鄂北的秋收起义中，起义的幸存者转战秦巴山区，为后来的川鄂西革命根据地开创了基础。湖北秋收起义的主力军是各山区的农民，起义失败之后就近上山是明智的选择，无意之中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湖北秋收起义能够立足本省，就近上山，一方面是由于湖北山脉广袤，山区广大，另一个原因是“自民国初年黎元洪离鄂之后，鄂人长期在北洋军阀蹂躏之下，……”，再也没有形成实力强大的鄂系军阀，即使靠北伐兴起的桂系鄂籍军人，也没有能够长期立足本省。然而，湖北是物产丰饶的地区，九省通衢的武汉又是全国交通的枢纽，川、桂、湘系军阀觊觎不已，争夺不休，却又没有哪一派那一系军阀将湖北当做“老家”经营。故而湖北的秋收起义部队和党的组织便能够在夹缝中生存。湖南的秋收起义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唐生智、何键相继主持湘政，二人同为湘系军阀，严密经营湖南，以至于革命形势最好的湖南秋收起义之后部队竟然无法在湖南立足，只得转战江西、福建。为此，何键还得了个“剿匪模范省”的荣誉。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结论

在弄清湖北秋收起义基本史实，并将其与湘赣粤三省秋收起义进行对比，挖掘出其自身特点之后，有必要判定湖北秋收起义的历史地位。为此，须首先从整体上认识秋收起义的历史地位。国民大革命失败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先后暴发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这是中共兵运、农运、工运工作成果的结晶，也是国民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整体实力的一次大展示，不仅回应了国民党的大屠杀政策，也向全国人民显示了共产党的独立存在，更表明了共产党准备为革命前途和中国未来命运创造出另一个前途的的决心。尽管起义均归于失败，但共产党独立干革命的火种就此播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南昌起义发动之际，中央明确指出“其目的在以军事力量帮助四省暴动的实现和成功”。广州起义发动之前，中央一再要求“技术上并可参照两湖暴动计划”。相比较于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来说，秋收起义是烧起“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把大火最重要的火种。秋收起义时间段内，湘鄂赣粤四省暴动，中共中央曾有过评论和定位。这些评论和定位不仅针对起义本身，也涉及到了对秋收起义过程中四省地位的评价。1928年1月22日，《中央关于中国政治现状和最近各省工作方针的决议案》指出：“因此湖南湖北江西应成为一革命的中心区域……广东虽经广州暴动失败的摧残，仍是革命的中心区域”。3月6日，《中央通告第三十六号》有提到：“从一般形势看，现在有两个革命中心区域，第一是广东，第二是湘鄂赣及豫南，后一区域的布置应暂时以湖南为中心”。3月10日，《中央致湘鄂赣三省委信》专门辟出一段论述中心区域问题：“在三省暴动这个区域与广东暴动相联系这点上应以湖南为三省暴动布置的中心……中央以湖南为中心并不是看轻鄂赣的工作，也不是以湖南为中心就是湖北江西不能先湖南而发动，在布置上三省有同样的重要，要同样的加紧工作”。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维汉在接到《中央关于中国政治现状与最近各省工作方针决议案》后得出“第一是把广东和湘、鄂、赣当作全国革命发展中心；第二，湘、鄂、赣三省则以湖南为中心”的结论。广州起义之后年关暴动之前，李维汉作为中央巡视员巡视两湖，却又新的认识“在中央来信之后，我于一月二十五日晚上给中央写信。信的主要意思是说，湖北农村的斗争比湖南深入，湖南乡村豪绅的统治相当的稳定，同时湖北还有其他的条件，如政治经济意义和工人区域等等，因此两湖暴动应以湖北为中心。中央收到我的信并听了其他同志的口头汇报后，在二月三日给我和两湖省委写了封信，答复湘鄂赣三省举行暴动，仍应以湖南为中心”。当事人对湖北秋收起义的地位提同了不同看法为我们重新认识湖北秋收起义提供了一手资料。笔者认为：“秦失其鹿，天下共追逐之”，但其结果只能是“先入关中者王之”。在国共两党为革命前途和未来中国命运的多次较量中，正是兴起于湘赣边秋收起义的湖南人毛泽东和湖南秋收暴动保留下来的武装力量艰苦探索出井冈山道路，开辟了国共斗争的新纪元。因此，其他各省秋收起义的作用和地位显然不能与湖南争锋，湖北自然不能例外。在革命历史长河中，短短的1927年下半年，就先后有江西南昌起义，湖南秋收起义，广东广州起义，三省三段光辉的革命史。可能是由于江西暴动发动的太早，而广东又发动的太晚，仅就秋收起义这一段来看，除了湖南秋收起义之外，湖北秋收起义是这段历史最动人、最壮阔的一幕。